我搖搖晃晃走進寒風裡，大口呼吸，吐出的氣息變成一團白霧，瞬間被吹散。我能感到一股清新的空氣流向全身，腦袋也清醒了一些。哥哥想利用這個機會和我討論治療方法，問我需要他做什麼。我卻急於向他交代後事，語氣雖然從容，話題卻不輕鬆。
「我真的覺得死到臨頭了。」我對他說，「我對家裡的一切都不擔心。兒子已經長大了，不再需要我操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曉東。」想到這可能就是我們兄弟二人最後一次相聚，不禁鼻子有點酸。我忍著，盡力用一種平靜的語氣接著說：「如果我不在了……」
哥哥打斷了我的話。他不想讓我陷在絕望的情緒中。他告訴我，回國前，他在美國訪問了幾個身患癌症的人，打聽到一些治療方法。他甚至還和其中一位女性癌症患者有過一次長談。她在八年前被查出患了癌症，至今仍然快樂地活著。他看到她的時候，感覺到癌症其實並不是那麼可怕，當然她也經過了一個艱難痛苦的治療時期，包括手術和化療。
我呢？我該怎麼辦？要不要讓醫生鋸開我的腦袋？這真是迄今為止我生命中最困難的決定。我們似乎別無選擇。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醫生提出的治療方案，周圍的朋友也一再催我們當機立斷。醫生還在督促，說是「不要耽誤最佳的治療時機」。所謂「最佳治療時機」，就是不能再等那腫瘤滋長哪怕一分一毫，因為它隨時可能壓迫腦幹神經，讓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們仍然不能完全相信醫生的預見。因為我們意外地發現，腦瘤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迅速長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檢查報告上面寫著，我的顱內腫物「約2.2釐米×1.9釐米」，而前一次檢查的結果是「2.5釐米×2.3釐米」。
兩次檢查間隔17天，從「2.5釐米」到「2.2釐米」，這變化相當細微，我卻近乎偏執地相信它意義重大。我對自己說，也許我的死期沒有那樣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並非沒有轉圜之機。
「能不能證明它正在縮小？」我指著那一沓膠片小心地問醫生。
「不能！」醫生的回答很乾脆，看著我的眼神明顯表示這是一個外行的問題。他們從專業的角度來看，認為這種變化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至少不具有任何醫學意義。他們解釋說，核磁共振儀器是依據斷層掃描的規則工作，每一斷層間隔為0.5毫米。每一次掃描不可能在絕對相同的斷層上。由於病灶本身是個不規則的球狀體，所以不同的斷面完全可能讓影像直徑出現幾毫米的差別。
醫生把這種現象解釋為儀器的技術誤差。這在科學上講無懈可擊，也讓我又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諱疾忌醫。
就在這左右兩難的糾結中，我朦朦朧朧地感到其中有些東西被忽視了。
「但是，」我頑固地尋找著問題的焦點，「能不能證明它在過去兩週沒有長大？」
「應該是沒有長大！」醫生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暈的大腦忽然更快地運轉起來，裡面浮現出一個外行的邏輯：如果醫生的預言不差——顱內腫瘤屬於惡性並將迅速長大，不可逆轉，三個月內威脅腦幹神經，導致死亡，那麼，17天之後的這次跟蹤檢查應當顯示它更大了呀！
可現在，它竟「沒有長大」！
既然它沒有長大，那麼，根據同樣的邏輯，也就有可能不是惡性腫瘤了？！
我知道這不足以成為推翻醫生診斷的根據，但我覺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說，它給了我一點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隱約閃爍的一顆星辰。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
我的身體正在發出微弱卻清晰的訊號。與兩週前相比，目前我的種種不適——頭痛、眩暈、視覺模糊、眼球震顫、重影、畏光、失去平衡，總之，所有與顱內病變相關的症狀，並沒有更嚴重。這與最新一次檢查結果互相吻合。
醫生們可以解釋為醫療器械的「技術誤差」。他們行醫憑藉的是專業技能、機器和經驗，可是他們不會比我更瞭解我自己的身體。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人的生理狀況千差萬別，疾病也是五花八門。即使是同一種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癌細胞發生在千差萬別的人身上，結果必定是千差萬別的。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更沒有任何一臺機器，能夠精確地分辨出每一種情況。真正能夠最準確、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體變化的，不是機器，不是醫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當醫生們看到的膠片影像和病人敘述不能吻合時，他們寧願相信機器也不相信人。所以，當疾病猝然而至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啟康復之門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裡。迷信醫生的滔滔不絕，比身陷疾病的折磨還要糟。很多癌症病人醫治無效，不是治療方法不好，而是從一開始就選錯了治療方向。
這種想法開始佔據我的頭腦，讓我更加不願匆忙地做出決定。
我從床上爬起來，來到客廳，和家人一起圍坐在沙發上。我一直都擁有他們的關愛，但現在，我還特別需要他們的智慧。我知道他們都有足夠的智慧，能幫我避免錯誤的選擇。
日光從窗戶射進來，刺激著我的眼睛，淚水不停地流下來。這是顱內視覺神經受到腫物壓迫而出現的典型症狀。我不得不拉上窗簾，讓室內更暗些，然後又戴了一副墨鏡。哥哥和妹妹的到來讓家裡的氣氛緩和不少。曉東也顯得平靜了一些，開始詳細敘述過去兩週從專家們那裡得到的資訊，還有她尋找到的許多病例。接著，我們開始直截了當地討論要不要立即手術。
這問題讓曉東的情緒再次壞到極點，終於抑制不住，當場爆發出一陣痛哭。這些天她白天焦躁不安，晚上輾轉反側，徹夜難眠，一刻不停想著的就是這件事。迄今為止她手上的病例都在顯示，走上手術、化療、放療這條路的大部分病人，在經過短暫的好轉之後就會迅速惡化，然後悲慘地死去。這在她的腦子裡勾畫出一幅幅黑暗的圖畫，而她不由自主地把它們和自己丈夫的治療前景聯絡在一起。有一夜她實在不能排解心中焦慮，撥通了在上海新結識的一位專家的電話，詢問我的開顱手術的種種細節。這位專家不久前親自看過我的膠片和所有檢查報告，所以能夠相當精確地解釋曉東的所有問題。他花費了很長時間，既溫和又有耐心，不料他所描述的手術前景讓人更加沮喪。他坦率地說，這個手術即使在最成功的情況下，術後狀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好。那些糾纏著病人的症狀——眼球震顫、肢體不能協調等，還有可能更嚴重些。這樣看來，我的手術還沒開始，就已註定不會成功。或者更準確地說，醫生千辛萬苦切開我的腦殼，並不準備治癒我的病，只不過是設法延長我的生命。這讓曉東重新墮入一片黑暗中。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腦瘤已經造成的神經損傷，是不能修復和逆轉的。」她在日記裡這樣寫道，「由於頭天晚上的電話，情緒又壞到極點，信心一落千丈。想掩飾也掩飾不住。」
現在，壞訊息塞滿了整個房間。曉東不喜歡「立即手術」的想法，對中醫寄託著極大希望。妹妹卻怎麼也不相信中醫。有一段時間，我們的討論似乎無法繼續。每個人都對國內的手術治療前景增加了疑慮，可是誰也找不出理由拒絕手術。
在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哥哥說，如果一個機器還能運轉，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拆散了呢？他這是在開導我們，不要急於使用破壞性的手段。接著他又說：「如果你們決定手術，是不是認真考慮一下到美國去做？」他在美國生活多年，稟性之中已經融入很濃的美國色彩，說話直來直去，從不拐彎抹角，也從來不說假話——哪怕是善意的謊言。在疾病這個問題上，他和我們一樣，都主張不能對病人有任何隱瞞，而且最終要由病人自己決定應當怎麼辦。同時，他悄悄地為我做好了一切準備。在回到北京之前，他就在電子郵件中和妹妹詳細討論把我弄到美國去治療的可能性，還詢問在美國做這種手術需要多少錢。在妹妹給了他一個大致的預算之後，他說，他還能付得起。所以，他現在提出這個建議並不是心血來潮。
然而多日來和醫生打交道的經歷，已經讓我產生一種直覺，也可以說是一種信念：我必須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希望能夠證明這一點是對的。我並不排斥西醫的手術、化療，或者放療；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醫生的結論——惡性腦瘤並且迅速長大，不可能自我修復或者逆轉；但是，我已經聽見自己的身體發出不同的聲音。過去兩週，無論是儀器檢查結果還是我自己的感覺，都沒有證據表明腦袋裡的腫瘤在繼續惡化。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匆匆忙忙切開腦袋呢？
這樣的討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氣氛逐漸變得冷靜從容。我們逐漸抓住了問題的焦點：現在不能確定手術是否不可避免，但可以確定手術並非迫在眉睫。我們還有時間等待和觀察！
為了證明這個想法是出於冷靜和理性，而不是諱疾忌醫，我同意三週後再做一次檢查，以確保對身體變化的最密切的跟蹤。曉東本來就對外科手術和化療抱著敵視情緒，好像允許別人切開丈夫的腦殼就是謀害親夫，所以她堅決地和我站在一起。在以後的日子裡，每逢我們要做出什麼決定的時候，她就會說：「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我都支援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決定：暫時擱置醫生的「立即實施顱內腫瘤切除手術」的建議，繼續觀察至少三週，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掃描的結果，當然也包括細緻入微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
西醫好還是中醫好
這一行人一陣風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氣息包圍著我們：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過三個月，我還用得著他那神奇的「祖傳秘藥」嗎？
朋友們接踵而來。我們不斷地接受各種各樣的鮮花、祝福、同情和關切，很快習慣了那些故作輕鬆的目光，習慣了在一種莊嚴的氣氛籠罩下一遍遍敘述疾病的來龍去脈，傾聽各種各樣的鼓勵、開導和勸慰。在親友們絮絮叨叨的細語中，我睡過去，又醒過來，心裡感謝上帝待我不薄，讓我在最艱難的時刻有那麼多溫情相伴。可是理智告訴我，朋友們只是在為我做精神按摩。他們本能地躲避著事實最殘酷、最令人絕望的部分，盡力讓我心情好些。看到他們深情肅穆地把鮮花從起居室一直襬放到床邊時，我不禁想到，他們也許正在潛意識裡和我告別。當他們一邊說著輕鬆逗趣的故事一邊笑起來時，我聽到了勉強、哀痛和憂傷。
直到有一天，一個朋友打來電話，聲音中帶著喜悅。這一回，我聽出他的興奮發自內心，而不是專門做給我看的。
「劉太醫要來給你看病。」他在電話那一頭宣告。
我對醫學界的人物知之甚少，但是對於「劉太醫」這個名號並不生疏。他依靠「祖傳秘方」治療腫瘤的諸多病例，好幾個月以來都是這個圈子裡最神奇、最膾炙人口的故事，也讓他從一個籍籍無名的「江湖郎中」一下子變成當紅的「中醫世家」。多年以後他被公安機關逮捕調查，又以「製售偽劣產品」的罪名被檢察院公訴，但還是不斷地有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打來電話，向我們詢問他的「治癌秘方」。
他的原名叫劉弘章，其「太醫」的稱謂，受惠於他的一位顯赫的祖先。在風行一時的《劉太醫談養生》一書中，劉弘章自稱，劉家源遠流長的族譜中，有一位專為皇帝和皇后治病的御醫，名叫劉純。這位光彩奪目的劉氏先人生活在14世紀的明王朝，與明朝永樂皇后徐儀華有著表姐弟的親緣。劉純曾因未能治好徐皇后的乳腺癌而痛心不已，因此以畢生精力專攻腫瘤治療。似乎是為了證明這一段歷史的確鑿無誤，他在書中講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這位御醫弄來大批在押死囚，飼以劇毒物質，催生體內腫瘤，再以形形色色的藥物配合起來給予治療。在皇家的支援下，這一試驗規模巨大，牽涉數以百計的活人，歷時66年，直到15世紀中葉，最終形成一套治療腫瘤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劉純本人被明清兩朝太醫院尊為「太醫保護神」，得享126歲高齡，死後將這治癌秘方留於後人。劉家因此成為代代相傳的「治瘤世家」。
劉弘章諸如此類的敘述為他贏得了無數病人的信任。不過，沒有人能夠證實六百多年前這一試驗的科學性，甚至沒人能夠證實它是否真的存在過，因為沒有人能夠從文獻古籍中找到關於這個故事的隻言片語。他們說，如此規模巨大且耗時悠久的一個事件，又是在皇家一手操持下進行，倘若真的發生過，不會不留下記錄。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相信這個故事，進而暗示劉弘章是在撒謊。有些人進而指出，所謂「御醫」之說也大可懷疑。他們說，儘管歷史上確有劉純其人，但他根本不是什麼御醫。幾年後公安機關經過一番調查，果然認定劉的所謂「太醫傳人」的身世，都是子虛烏有。
然而我的這位朋友當時虔誠地相信劉弘章的故事。他口口聲聲都是「劉太醫」，這不僅因為他相信劉的家傳淵源，而且也因為他相信劉的醫術。他對我眉飛色舞地述說「劉太醫」別出心裁的治療法術，還列舉若干病例證明，經過「劉太醫」妙手回春的癌症患者是如何感激涕零。好多病人慕名求醫，踏破他家門檻。而現在，這位「神醫」居然答應從天津跑到北京來為我治病。作為「劉太醫」的忠實信徒，我的朋友認定，有這位「治瘤世家」的傳人親自登門，我的前途充滿光明。
治療腫瘤究竟是中醫好還是西醫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是我們的兩難選擇。老實說，我自己一點數都沒有。這兩大門派的相互排斥，早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幾乎所有中醫都會尖銳批評西醫治療腫瘤的種種方法，而大多數西醫則乾脆否認中醫治療腫瘤的作用。一位聲望很高的西醫專家甚至乾脆對我們說，中醫所謂的控制病情惡化和減輕症狀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藥不可能真正控制和縮小腫瘤。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對中醫抱有希望，在西醫對手術前景的預期如此糟糕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如今竟有一位「太醫」從天而降，我當然樂得聽從他的意見。
第二天下午，「劉太醫」在朋友的引領下如約前來。曉東滿懷虔誠，把他們一行人迎進門來。我也掙扎著起身相見。在我和家人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此人頂著寒風，驅車趕路一百多公里，直奔我家而來，僅僅這個情節便令我感動不已。我對這次治療充滿期待，摘下墨鏡，努力睜開眼睛，把自己最真實的樣子展現在「太醫」面前，也希望能夠一睹真人容顏。
在一片模糊重疊的人影之中，我很快感覺到面前這個人渾身洋溢著一種粗率的江湖氣。他的身形既不高也不矮，薄薄的頭髮襯托著一張長臉。衣著鬆垮邋遢，不修邊幅，喜歡高談闊論。幾句話之後，他便顯露出自己最明顯的特點：談論自己的熱情甚於談論病人。他在說話時不斷地將眼光在我臉上掃過，對我的反應非常留意，卻並不急於詢問我的病情。我知道中醫診斷下藥講究的是「望、聞、問、切」，想象中他也會如此這般，現在看來「太醫」自有一套。他不像其他中醫那樣張大鼻孔嗅出病人味道，對病人自述的症狀似乎也不關心，他甚至既不為我把脈，也不讓我張開嘴巴露出舌苔。這讓我不免生出幾分疑惑。
他的書表明他是一個研究過西醫理論的人，所以我特別希望他能對我的腦部核磁共振檢查結果提出看法。看來曉東也抱著同樣的希望，遞上了那一大堆膠片，打斷他的話頭，請他檢視，卻被他擋了回來。就這樣你來我往好幾個回合，「太醫」終於從那堆膠片中揀出一張，對著燈光草草掃了一眼，又放到一邊。
「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著，就聽見他說：「哦，還不止一個。」
什麼意思？莫非我的腦子裡面不止一個瘤子？
我急切地等著下文，不料他把話頭一轉，顧左右而言他。看樣子「太醫」對膠片不感興趣，又好像在躲閃什麼。我不由得在心裡冒出一個念頭：他真的會看片子嗎？
這個念頭讓我有點不自在。我這人一向「多疑」，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先打個問號。我擔心自己「懷疑一切」的毛病又在作祟，不禁隱隱有一種內疚。也許人家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願意當著病人的面說得太過直白。
曉東仍然鍥而不捨地尋找自己的希望：有沒有可能不是腫瘤呢？有沒有可能是結核？有沒有可能是腦血栓？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奇怪的腦炎？就算是腫瘤，有沒有可能是良性的呢？
「太醫」對這一切問題都不給予正面回答。
「在我們中醫看來，這些都是一樣的。」他說，「腫瘤和結核是一樣的東西。良性腫瘤和惡性腫瘤也是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一樣呢？」我們全都大惑不解。
「對！一樣。」「太醫」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體內經脈不通，毒素淤積。西醫叫腫瘤，我們叫淤積。腫瘤和結核都是淤積，所以我們對付腫瘤和對付結核的辦法也是一樣的。」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劉太醫」的辦法就是「任爾東西南北風，我以不變應萬變」。無論你是什麼病，只要到他這裡來，都是一個辦法。但在當時，我對這種理論聞所未聞，不免為自己的無知覺得慚愧，還有點將信將疑。
曉東開始介紹西醫專家們提到的那些辦法，穿刺？伽馬刀？化療？放療？開顱手術？還把專家的預測告訴他：如果不手術，恐怕挺不過三個月了。
「不要手術！千萬不要手術！」「太醫」幾乎跳將起來，操著一口浸透天津味兒的普通話斷然喝道，「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手術。」
「劉太醫」是西醫的激烈反對者。他排斥手術，排斥所有的西醫治療方法，排斥所有流行的「特效藥」和「營養保健藥」。在敘述這些看法時，他不假思索地使用一些最極端的貶義詞，情緒激烈，器宇軒昂，聲如洪鐘，震得房頂嗡嗡響。按照他的說法，「pet的檢查是有錢沒處花」「化療是把殺人刀」「穿刺會促使癌細胞轉移」……儘管我已經在他的書中領教了所有這些教導，現在當面聆聽，仍然為他那些激烈的言辭震驚。
然而還有讓我更加驚訝的事呢。他甚至也排斥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中醫。他認定，靈芝孢子沒有用處，花旗參反而會讓腫瘤細胞更快生長，冬蟲夏草沒害處也沒什麼好處……
西醫不行，中醫也不行。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喝我的牛筋湯和開胃湯。」他說，「先喝三個月。」
這是「太醫」的兩大法寶，他就是用它們來醫治所有腫瘤病人的。瞭解這一點後，我們不禁如飢似渴地聆聽「太醫」講述其中奧妙，雖聽得吃力，但總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尤其對他的信心十足印象深刻。
「牛筋湯」顧名思義，是用牛筋經過長時間文火熬製而成。「牛筋，」他抬起手來做出牛蹄子的樣子，進一步解釋，「是牛蹄上的筋脈，不是超市裡的那種牛筋。」他反覆告誡我們，超市裡賣的那種牛筋不是牛蹄筋，是牛腿大筋，取自牛大腿部分，經過漂洗增白，樣子好看，也好吃，但是已經失去藥用價值。真正具有療效的牛筋集中在牛的四蹄以及腳踝部位。此種蹄筋富含膠原蛋白。說到這裡，他再次提高聲音，闡述了自己獨特的「太醫理論」。與其他動物蛋白比較起來，他說，膠原蛋白有個好處，它進入人體之後可以把癌細胞團團包裹，不使擴張和轉移。
「開胃湯」以四味藥煎成。「劉太醫」一面說，一面順手拿過一張白紙，鋪在茶几上，大筆一揮，寫下藥方，動作異常熟練瀟灑。按照他的解釋，這「開胃湯」功效神奇，不僅能增加病人食慾，通便利尿，而且還能激發病人體內吞噬細胞的活力，促使它們更積極地躍馬揚鞭，殺向癌細胞。
「劉太醫」循循善誘，不厭其詳，花了半個多小時為我們掃盲，他的這一大堂啟蒙課讓我明白了，這世界只有他的辦法才是救命良方！
末了，他為我們勾畫出一派光明前景：「喝它三個月，瘤子應當不會進一步長大，還能縮小一些。」
「縮小多少？」曉東追問。
「縮小10%左右。」
「然後呢？」
「然後……」他笑了，帶著幾分神秘，「然後，我視情況開給你‘控巖散’。」
他終於說到了「控巖散」，讓曉東的精神為之一振。她讀過「劉太醫」的書，知道這是劉家獨門秘籍，專門用來殺死癌細胞的，所以趕忙請教「控巖散」的療效。
「前半年能讓瘤子縮小30%。這以後就會慢一些。」他回答。
「整個療程要多長時間？」
「四年！」
「四年？！」
儘管這時間長得讓人難以忍耐，但還是在我們面前亮起一縷希望之光。我心裡有點激動，覺得生命重新回到體內。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要問「太醫」：
「為什麼不是現在就用‘控巖散’呢？」
「現在？」「劉太醫」看看我，臉上再次綻開一片笑容，「急嘛！現在病人體質太弱。這‘控巖散’裡含有鯊魚膽，有毒的。猛然上了藥，病人一下子受不了，還會把瘤子箍得更結實、更堅硬，以後就更不容易縮小啦。」
我們迫不及待的樣子一定讓「太醫」特別滿意，他又開始滔滔不絕，語氣更加權威和熱烈。他告訴我們到哪裡去買那些牛蹄筋和中草藥，還特別關照要用經過改裝的電鍋小火慢燉。這種電鍋容量巨大，至少有12升，耗電功率卻只有350瓦，只及通常電鍋的1/8，所以從加熱到開鍋需要兩個小時。他一再強調，若不是這樣慢慢煮開，就會把牛筋煮硬，以至營養和藥用成分不能充分溶解在湯中。
我正在發愁到哪裡去買那特製電鍋，他順手一指：「我已經給你帶來了。這是我自己改裝過的。」
這時我才發現，牆角處多了一個大紙箱。對他這雪中送炭之舉，我們不禁心生無限感激。
他又把熬湯的方法說了幾遍，直到確定我們不會犯下愚蠢的錯誤，就與我們告別，不收分文出診費，連熬藥電鍋的錢也不肯要。這一行人一陣風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氣息包圍著我們：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過三個月，我還用得著他那神奇的「祖傳秘藥」嗎？
曉東看著我，眼睛裡同樣有一種焦慮和猶疑。我知道她在想同一個問題。
「三個月」！這個時間表裡潛伏著一個邏輯上的矛盾：按照西醫專家的預測，如果我不立即實施手術切除腫瘤，這就是我的死期！如果我不經手術治療還能活著，那它就不是惡性腫瘤！
這樣看來，三個月後，我無論是死是活，都用不著「太醫」的靈丹妙藥了！
開胃湯和牛筋湯
很多癌症患者問，是不是「牛筋湯」和「開胃湯」真的具有神奇功效？對我來說，這種「療法」的效果似乎主要體現在精神方面。至於其他，那就不能僅憑直覺下斷言。因為我不能確定，如果當初沒有喝這兩味湯是不是就會命歸西天，所以也無從證明它們是否有起死回生之效。
不管怎樣，我們開始全心全意地執行「劉太醫」的方法。曉東第二遍閱讀「劉太醫」的書，看到能讓她產生共鳴的段落就讀給我聽。在我們以往的知識體系中，癌症是個空白，現在，我們都急於學到一些對付疾病的知識。劉的誇張和極端的表述方式讓我不舒服。他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形形色色的疾病，甚至把結核和惡性腫瘤當作一回事，也讓我疑惑不解。他聲稱牛蹄筋中的膠原蛋白可以「把癌塊緊緊地包裹住」，再用他的「家傳秘藥」殺滅癌瘤，就能實現「關門打狗」之效。這些話在我看來，如同給一個小孩子講故事，或者說更像一種江湖術。
不過，拋開這些細節，他極力弘揚的一些道理，還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應當說，我的治療癌症的基本理念，有一些是從他那裡來的——也許他不是第一個闡述這些觀點的人，但我的確是第一次從他那裡知道的。其中有些理念，在此後幾年我的康復之路上，一直髮揮著不小的影響。比如他說：
——疾病本來是不可怕的，之所以可怕，是因為病人放棄了自救能力，而聽任醫生的擺佈。被醫生嚇死了。
——與癌細胞和平共處，而不是你死我活。
——不是依靠外來的藥物殺死癌細胞，而是依靠自己肌體的力量和癌細胞抗衡。
——三分治，七分養。
很難搞清楚這些思想是不是「劉太醫」的創造，不過，他所推崇的「開胃湯」和「牛筋湯」，卻是別出心裁的治癌之道。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抵禦癌症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在我度過最初的危機之後，很多癌症患者和他們的親友都來詢問，是不是「牛筋湯」和「開胃湯」真的具有神奇功效？這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我只能憑藉直觀感受告訴那些想要嘗試這種療法的人，這是一種最奇特最廉價也最極端的方法。它絕對說不上是什麼令人愉快的體驗，實行起來相當煩瑣、累贅、千篇一律。但它的確沒有給我帶來痛苦，甚至沒有任何可以感覺到的副作用。
對我來說，這種「療法」的效果似乎主要體現在精神方面。至於其他，那就不能僅憑直覺下斷言。因為我不能確定，如果當初沒有喝這兩味湯是不是就會命歸西天，所以也無從證明它們是否有起死回生之效。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量喝下這兩味湯的那些日子，我滿面紅潤光亮，曉東曾笑說「就像塗了豬板油似的」，並且很自豪地認為她對我的辛勤照料有了回報。那時我們都相信這是「開胃湯」和「牛筋湯」的效果，可是，當我後來不再喝這些湯的時候，依然面不改色。
「開胃湯」在我看來是一種很普通的湯劑。煎制方法如同尋常中草藥，其藥物成分簡單到只有四味——北山楂、廣木香、決明子、菊花。你在任何一家普通的中藥店裡都能買到，而且價錢不貴。新鮮出鍋的濃湯具有醇厚的焦褐色和強烈的酸苦味。以我過去的中藥體驗，這並不意外，然而它還是給我帶來強烈的新奇感和迷惑不解。
「開胃湯」的靈魂在於它的規模巨大和永恆不變。按照「劉太醫」開的處方，其用量為每味50克——大約是通常中醫處方用量的10倍甚至20倍！這些草藥集中起來，有很大一堆，不用說，尋常煎藥鍋根本無法容納，所以曉東不得不去買來一口巨大的玻璃鍋。每日清晨，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一大口袋草藥置入鍋中，倒滿清水，放在爐上。草藥的味道迅速飄散出來，那是一種混合著中醫精華的特有氣息，特別濃郁。煎餘的藥湯名為「開胃湯」，湯量巨大，足可灌滿一個大號暖水壺。我從早飯之後便與這一暖壺湯為伴，必須在晚上睡覺前全部喝完。日復一日，如此這般。僅僅一週，我便意識到，如果不能保持一種宗教儀式般的狂熱、從容和神聖的精神狀態，任何人都無法持之以恆、一絲不苟地完成這件事。
然而最為奇特的是，根據「劉太醫」一再向我們宣示的道理，不論你得了什麼病，不論你的病情如何演變，也不論你的治療時間持續一個月、一年，還是十年，這「開胃湯」都必須堅持不懈，其成分和用量全都一成不變。後來我讀了「劉太醫」的書，才知道原來這「開胃湯」是劉家祖傳，其一成不變的歷史至少已有六百年。
「牛筋湯」是一種棕黃色的黏稠液體，放入冰箱經過冷藏，形成膠狀物，晶瑩剔透，富有彈性，回鍋加熱又能化凍為湯。它的製作有著更多講究。其難處不在煎熬過程，而在原料選購。牛筋並非奇珍異寶，卻很難購得，因為它不同於超級市場裡的尋常牛腿筋，而是取自牛蹄部分，每隻牛蹄只能切出半斤左右，並且必須保持未經任何加工漂洗的原始形態。在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只要你有錢，要什麼有什麼，就是沒有「原始形態」。所以這種牛筋在我竟是聞所未聞，也讓我們犯愁。
所幸我們有個朋友，自告奮勇操辦此事。他沿著「劉太醫」指引的路線，驅車幾十公里，經過無數大型超市而不入，一路尋覓，直到在京郊一個肉牛屠宰場找到一個屠夫。看來早有不少和我同樣命運的人來過這裡，所以此人很容易就明白了我們的需要。他將牛蹄筋按我們的要求備好，分裝於若干黑色塑膠口袋，每包重達10公斤。每公斤只收16元。我們暗自驚喜，與超市裡的牛筋比起來，這簡直就像白送的一樣。
這個屠夫提供給我們的牛筋，看上去是經過剝皮剔骨後的剩餘部分，從外觀上仍能辨出牛蹄形狀。由於嚴格遵循不做任何加工的要求，所以帶著強烈的原始氣息，張牙舞爪，色澤黑黃，散發著刺鼻的臊臭。這是一種牛糞、腐肉和汙水的混合味道，讓我想起久未清掃的牛圈和充滿血腥氣息的舊式屠宰場。
我恭恭敬敬地把這堆臭烘烘的口袋迎進家門，就像迎接拯救生命的奇珍異寶。曉東對於異味一向敏感，這一回卻是充鼻不聞的樣子。她把牛筋精心分成小包珍藏在冰櫃之中，一邊放一邊唸叨「全靠它啦」。
晚飯後她取出一塊牛筋，重約一斤半，切成小塊，洗淨焯水，放進電鍋，再將一斤瘦牛肉末和一斤淡水魚投入其中，不加蔥薑蒜，也不加任何調味品，灌滿清水，慢慢煲制。直到次日清晨，已過12小時，大部分筋肉化入湯中，用濾網將剩餘雜質全部去掉，只留清湯，分為6份，每次喝下一大碗，12小時內全部喝完。到了晚上，又將這全部過程重來一回。
我們每天懷著一種既好奇又莊嚴的心情，注視著鍋中的湯水由清澈漸漸變成粉紅，又漸漸變成棕黃。湯麵泛出細細的泡沫，一股強烈的臊臭味隨之盪漾開來，鑽出廚房，穿過客廳，直透臥室，瀰漫在整個房間，越來越濃。這種感覺在我喝湯時達到了頂點。由於沒有任何調味品，這湯淡而無味，卻保留著一切最原始的氣息，粗獷、醇厚、充滿活力，很霸道地殺進嘴裡，進入腸胃，接著就在裡面翻江倒海。
「我們該不是把整個屠宰場都帶回家來了吧！」我對曉東笑道，同時暗自慶幸「腦瘤」還沒有破壞我的味覺神經，又想到既然牛筋能夠對付癌細胞，那麼這牛筋的臊臭味說不定還能把癌細胞燻死。這種想入非非的境界，促使我更貪婪地吮吸這股難聞的味道。
多年以後我讀到「蘋果之父」喬布斯的一篇傳記，寫他在身患癌症之後曾經吃馬糞治療。和朋友們談及此事，大家連連嘆息，都無法想象把馬糞塞進嘴裡的情景，可是我太能理解喬布斯了。我給朋友們描述我喝的牛筋湯，最後我說：「人到了那時候，只要他相信有用，別說馬糞，就是人糞，也能吃下去。」
在那些最困難的日子裡，「牛筋湯」和「開胃湯」佔據了我們的廚房和餐桌，佔據了我們的時間，也佔據了我們的精神空間。它寄託著我們戰勝癌症的希望。曉東每天用大量時間採購原料，熬湯煎藥，為此忙得不可開交。她請了長假，不再上班，因為擔心阿姨會在某個環節上出錯，她一頭紮在廚房，一切親力親為。結婚25年，我深知她最討厭家務瑣事，尤其不喜歡做廚房裡的事，可現在她心甘情願，並且保持著心無旁騖的虔誠狀態。她一絲不苟地執行每日計劃，同時還四處打電話託親拜友，希望建立一兩處長久穩定的牛筋購買渠道。因為按照「劉太醫」的說法，即使在癌症痊癒之後，我也必須終生服用這種臊臭黏稠的液體。不過，我並沒這份毅力和耐心。事實上我喝「牛筋湯」的時間不到一年。至於「開胃湯」，我在服用四個月後便逐漸減少，半年後就完全停止了，因為有人告訴我，長期大量地服用決明子會傷及腎臟。
大多數人在遭遇癌症襲擊時都會迫不及待地做點什麼。那種以逸待勞、「隨它去吧」的情形，會讓病人心裡不安，也讓病人的親友們難以接受。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已經決定至少在幾周內靜觀變化，但是，「什麼也不做」的狀態還是讓我們很糾結。現在有了「開胃湯」和「牛筋湯」，儘管不能確定它們到底能不能對付癌細胞，我相信它們至少沒有壞處。然而還有最重要的，它們讓我們感覺到自己在死神面前沒有束手就擒。它們讓我們心安，讓我們樂觀，讓我們有了精神依託。
預知死期的一個好處
想明白這些，讓我的心情好了許多。由於體驗到生命的另一個領域而感到天澄地澈，所有不愉快的經歷也都隨風散去。
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空氣中飄浮著萬物競發的氣息，春天悄悄來到身邊。最初的打擊過去之後，家裡的氣氛逐漸緩和，不再那麼緊張、壓抑和脆弱，笑聲也越來越多。我可以奢侈地睡到日上三竿，醒來後靜靜地躺在床上，聽曉東朗讀手機上留下的朋友們的祝福。我們沒有顧忌地談論我的病情，談論腦子裡面瘤子的大小，談論醫生那些令人絕望的診斷和建議。我們還可以安慰自己，在經過十年分居兩地的生活之後，終於可以朝夕相處。我的心境漸漸沉靜，感到自己雖然失去活力，卻獲得了過去幾十年夢寐以求而不能得到的東西：時間和空間。
是的，現在終於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思考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了。
在我的生命中，迄今為止，我把全部身心投入寫作。這行當在本質上說是寂寞的。在埋頭寫作的漫長的日日夜夜，我沉浸在這種寂寞裡，同時期待著眾多讀者的共鳴。可是每次真的出現熱鬧的場面時，我又感到格外厭煩。就本性而言，我喜歡獨處，不喜歡呼朋喚友；喜歡清靜，不喜歡喧囂，尤其討厭不真不假的客套和不鹹不淡的應酬。我選擇寫作這個行當，最初的動力其實不是心憂天下，也不是為稻粱謀，而是覺得，只有順應天性才能讓自己更加快樂。
預知死期將至的一個好處是，我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回望自己走過的生命旅程。想到過去歲月中自己的種種經歷，覺得很知足。家庭和美，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守住了自己的職業信念，還有那麼多志同道合的夥伴、情真意篤的朋友。未求得應，未富得福。假如明天離開人世，我可以說，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抱怨，沒有什麼遺憾，也沒有什麼牽掛。因為對自己的一生很知足，我內心有一種很深的感恩之念。我感謝上帝給了我那麼多快樂，同時想象上帝是公平的。他老人家對每個人一定都是平等相待，所以在給予一個人生命時，不是衡以時間，而是衡以快樂。你擁有的權勢越多，你擁有的真誠就越少；你擁有的錢越多，你擁有的情就越少；你擁有的名聲越大，你的隱私就越少；你周圍簇擁的諂媚者越多，你擁有的朋友就越少。同樣，死亡遲早會來的。既然我的生命中已經擁有那麼多快樂，那麼我和死神的握手來得早些也就沒什麼奇怪的。
想明白這些，我的心情好了許多。柳傳志來看我的那天，我剛剛想明白這些事，由於體驗到生命的另一個領域而感到天澄地澈，所有不愉快的經歷也都隨風散去。
我以一種輕鬆快樂的心情迎他進門。在昏暗的燈光下，兩人相顧無言。他目不轉睛地看我一會兒，忽然笑了，說我的氣色好得讓他感到意外，而我的精神狀態更加不像一個癌症患者。
我也笑了。我知道大多數人探視病人都會說些好聽的，例如「氣色不錯」之類，但我能從柳傳志的眼睛裡讀到他的真誠。這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人，可是我對他的尊重並不是由於他的功名，而是他的為人。我由於職業的關係和他相識，以後交往漸多，但並不密切，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和他保持著距離。現在他坐在我面前，很像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讓我禁不住把自己生命旅程上的最後一點感悟對他說出來。
我告訴他，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抱怨，沒有什麼遺憾。我對自己的今生感到快樂和滿足。我感覺到自己雖然剛過五十，可是擁有的快樂比那些百歲老人還要多！所以，我的內心有一種很深的感恩之念。只不過想到已經走到生命盡頭，再也不能繼續寫作，不能繼續回覆讀者的來信，還是有些傷感。
幸運的是，沒過幾天，出版界的兩個朋友讓我有了彌補的機會。我們在十年前因《交鋒》的出版而相識，當時只不過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合作，後來漸漸發展成為一種真摯的友誼，每次見面都能帶來歡快的笑聲。這一回他們告訴我，《中國的新革命》已經出版，還帶來幾本樣書。新書有個鮮紅的封面，裡面飄出一縷淡淡的墨香，混合著銅版紙的味道，環繞在我周圍，綿綿不絕。它是我在疾病襲來前一天完稿的那本書。迄今為止的寫作生涯中，我為它傾注心血最多，寫得也最累。幾周前我交付書稿時，對他們說：「要是我真的不行了，你們可以在書的署名上加個黑框。」現在想來，他們一定是擔心我來不及看到書的出版，才如此神速地編輯付印。
朋友們要為這本書開個新聞釋出會，小心翼翼地問我能不能出席。他們說，看我虛弱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好意思提這要求。我笑了，一口答應下來。我說：「我正期待有這麼一次機會。」
以往每一次新書出版，就意味著一陣子千篇一律和過度的應酬。那些無法推辭的記者採訪、公式般的回答、演講、簽名售書以及接受別人的祝賀，對我來說，都不是什麼快樂的體驗。現在，在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之後，我終於可以離開所有掌聲、鮮花和善惡褒貶，但我真的不想離開我的讀者們，他們一直都是我的精神寄託。沒有他們，我無法沿著自己的寫作之路走到今天。過去這些天，他們不知從何處聽說了我的訊息，想方設法把他們的祝福傳遞過來。有一位說，他「燒了一炷香，含淚祈禱」！另一位說：「願好人有好報，我們期待著您的佳音。」又一位說：「我們敬佩您的才華和人品，還想看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從他們那裡感受到溫暖和力量，暗自慶幸自己選擇了這條人生之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如今只剩最後一個心願還未了結：我想向他們表達我內心的感恩之情，向他們說再見。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堅持到釋出會召開的那天。
向讀者告別
我對於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再那麼敏感，對於善惡褒貶也是如此，但是眼前這種美妙的感覺是如此奇特。我意識到我獲得了最重要的啟示，不禁精神大振，就像在沙漠中見到綠洲。癌症也許真的不是那麼可怕！
新書釋出會通常流於形式，夾雜著商業目的。但對我來說，這次有點不同：它不是「釋出會」，而是「感恩會」。
午後，人們從四面八方聚來，男女老少都有，一些是從京郊來的，一些是從外地來的。大約兩點鐘，這個歐洲古典風格的高屋頂的會議廳已經坐滿了人。我一進門就感覺到一種非同尋常的氣氛。沒有喧囂，沒有說笑，在一種格外肅穆凝重的氣氛中，大家都朝我這邊望。
我依靠手裡的柺杖，儘量讓腳下顯得平穩。離家之前，我把蓬亂的頭髮梳理整齊，穿了一件白色高領毛衣，在外面罩上黑色的便裝，希望這樣能幫助我掩蓋病態。可恨腦袋承受不了嘈雜的聲音，所以我在耳朵裡塞進一對耳塞；又因為眼睛還是畏光，淚流不止，我不得不戴著一副深色墨鏡。這樣子一定有些狼狽，至少令人擔憂，讓大家覺得實際情形比想象的還要糟。
他們的身影排列在我眼前，光線從高大的窗戶射進來，照亮了他們，形成一幅恍惚模糊而又美妙和諧的畫面。我辨認出一些人的面孔，很多是我敬重的人，還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更有很多人素不相識。這裡著實有一些現在叱吒風雲和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有一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想到這是今生最後一次對他們說話，我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悲傷和堅定。
「各位下午好。」我剛一開口就感到自己聲音微弱，氣若游絲，麥克風裡話音變成了淒厲的金屬撞擊聲，刺激著我的腦袋，嗡嗡震盪。但是我已打定主意，一定要讓自己表現得好一些，於是繼續說：
很抱歉我不能以一個很好的狀態和大家說話。我會盡量……儘量提高我的聲音。
今天大家到這裡來，是為了這本書。應該說，這本書的主角不是我，而是中關村過去3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創業者、建設者和管理者，也包括在座的很多人。如果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中關村，不會有這一段歷史。
中關村造就了這一段歷史，事實上，它也改變了我。在過去這些年，正是因為認識了你們，瞭解了你們，描述了你們，才使我的生命變得更富有激情，更富有智慧，也更有價值。
最近這幾天，我和我的家人度過了一段很困難的時光，但是我仍然非常快樂。那是因為，我有一種感恩的想法。我感謝上帝給了我機會，讓我來認識你們。如果沒有你們給我講述的那麼多故事和思想，就沒有我的書。
我要感謝……感謝我的讀者們！感謝你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支援我！
我說完了。因為完成了最後的心願，我長舒一口氣。會議主持者側過身來，悄聲問我要不要離開。他們擔心我的身體，要我去休息室躺一會兒，等大家的發言結束後再來告別。但我回答還能堅持。對我來說，這不是為了禮貌，而是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們在一起。
大家開始發言，在我聽來都是讚美的樂章。這種場合的發言大都有著固定模式，很快就變得可以預測。起先是誇獎我的書，然後是誇獎我這個人。每一個人都在向我表達真誠的鼓勵，小心翼翼地希望我「注意身體」、祝福我「身體健康」，同時都謹慎地避擴音到「癌症」二字。
在迄今為止的職業生涯中，我參加過無數會議，很少見到發言者如此發自肺腑、如此真誠。我對於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再那麼敏感，對於善惡褒貶也是如此，但是眼前這種美妙的感覺是如此奇特，以至於我不知道該如何去描述。我坐在那裡靜靜傾聽，讓笑容停留在臉上，希望這樣能使會場氣氛稍感輕鬆。
這種小心翼翼的會場氣氛，突然被一個人激昂的聲音打破了。他叫紀世瀛，是中關村早期的創業者之一，身上直到今天還洋溢著那種不容置疑的信念。他說，這本書「激起了過去二十多年風雨同舟、生死與共的那些回憶」，讓他「幾乎流下眼淚」。他的嗓門很高，說話衝擊力特別強。他的激動還不僅僅是因為這本書。從他的談話中，我第一次知道他也是腫瘤患者，而且是那種最為惡性頑劣的腫瘤。過去的大半年中，他用一種頑強的精神對抗著疾病，如同過去二十多年他百折不撓的創業歷程。現在，他正用一種最強烈的方式把他的精神傳遞給我，並且由於他自己的身體力行而將這種信念展現得淋漓盡致。
「要堅強。」他話鋒一轉，直截了當地說出眾人迴避的那個詞，「得了腫瘤也好。要堅強。我不瞞你說，我去年7月28日被診斷為胰頭癌。醫生說我只有八個月的生命，可今天我還活著……」
掌聲驟然響起，打破了會場的沉悶。所有人都望著他，目光炯炯。這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情緒，他把嗓門又提高一些，震得屋子裡的空氣嗡嗡直響：
「得這種病的人，70%是被嚇死的；20%是被治死的，因為亂治；只有10%是病死的。所以，第一，不要自己嚇自己；第二，不要亂治。我希望你健康長壽！」
他的聲音戛然而止，掌聲再次響起。我卻還在發呆：「70%是被嚇死的！」這數字我居然從來沒聽說過！
我決定回家之後做些功課，以便弄清楚它有沒有根據。從純粹技術的角度看，就算把這數字降低一半，也足以叫人回味無窮。我猜想不論最後結果如何，都不會抹去他這番話留給我的強烈印象。與其說我對他的「數字」深信不疑，不如說我對他的精神力量深信不疑。我意識到自己獲得了最重要的啟示，不禁精神大振，就像在沙漠中見到綠洲。
紀世瀛的大膽發言，捅破了人們心中的那層窗戶紙，謹小慎微的空氣一掃而空。大家紛紛把話題轉到這邊來，直截了當，再也沒有顧忌。雷頤說，他「從來也不去做什麼身體檢查」。這位歷史學家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告訴我，不要輕信醫生的話，「因為現在的醫學，檢查手段越來越先進，治療手段卻越來越滯後」。另一位朋友，微軟全球副總裁張亞勤接著發言，說起不久前我們的一次相聚。那一天張亞勤夫婦來探望我，一同來的還有微軟中國工程院院長張宏江夫婦。他們帶來很多故事，帶來一陣接一陣的笑聲，還帶來一本《聖經》，以及一位大洋彼岸身患癌症的美國人對我的祝福。我們在一起說了很多話，水靜心閒，海闊天空，一時間我竟忘了自己是個垂死之人。現在，亞勤告訴大家，他親眼看到我和我的家人在疾病面前的豁達：「超脫的心，樂觀的精神，超人的毅力，都使我十分感動、十分崇敬……」
我感覺到坐在我旁邊的曉東情緒激動，眼淚正順著她的面頰流淌下來。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新書釋出會，這時候展現出它的風采。它還是功名加身的舞臺嗎？還是商業利益的承載嗎？還是不鹹不淡的應酬嗎？還是不真不假的捧場嗎？不！都不是！它已經成了凝聚人間溫情的大家庭。有一個瞬間，我覺得他們來這裡不是為了我這本書，而是為了看望我這個人的。
會開得比預定時間要長。我一直坐在那裡，直到主持人以她柔和舒緩的嗓音結束整個樂章。與會眾人堅定地站在一起，不約而同向我伸出手來。在我走紅的這些年裡，這些人中沒有誰說過要來看我，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和我素不相識，現在卻都對我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心，這讓我感覺到一種特別的溫暖。我知道，他們對我戰勝癌症有著巨大的期待，就像他們這些年裡一直期待我戰勝寫作中的困難一樣。
紀世瀛從桌子最遠端的那個座位走過來，微笑著站在離我很近的地方。他被陽光曬成黑紅色的臉上掛著自信。按照醫生的「判決」，這位胰臟癌患者早該「醫治無效」了，可他現在還在我面前慷慨激昂，眉飛色舞。其他人在旁邊不斷插話打趣，引起陣陣笑聲。今天，他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看得出，老先生過得其樂融融，根本沒有什麼陰影干擾他的幸福生活。我忽然覺得，到這裡來真是一個英明的決定。對於一個深陷絕望的病人來說，這情景讓你覺得：你不是獨自面對艱難時刻！
我們懷著這樣一種心情回到家裡，如同在黑夜中看到一縷陽光：癌症也許真的不是那麼可怕！
選擇治療方向比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
我們慶幸迄今為止沒犯錯誤，同時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臨之時，不恐懼、不驚慌、不盲目跟從醫生的指揮棒到處亂撞，比任何靈丹妙藥都重要。
如果沒有見識過醫生之間的見仁見智和爭執不下，你永遠不會理解，所謂「癌症診斷」是多麼不牢靠。儘管如此，我們從沒有這麼強烈地意識到：不聽醫生勸告，會讓你承擔更大的精神負擔。
當初我們共同做出「暫緩手術，密切觀察」的決定，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擔憂「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正是來自醫生最嚇人的警告。
曉東依然鍥而不捨地追蹤會診結果，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暫日子再為我做些事。她倆每天早出晚歸，分秒必爭地拜訪京城名醫，去了城東的北京胸部腫瘤結核病醫院、城西的宣武醫院和海軍總醫院、城南的天壇醫院和腫瘤醫院、城北的中日友好醫院，還有城市中心的協和醫院和北京醫院。我獨自躺在床上，閉目養神，想象著哪一天她們能夠帶回一個驚喜，表明所有這些原來都是一場虛驚。
可惜沒有！沒有一個讓人樂觀的訊息！
和上海的專家一樣，北京的專家堅持著「一邊倒」的預言——「肺癌，腦轉移」。他們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當，都包含著最明確的資訊：死亡離我越來越近，觸手可及。當然沒有醫生會把「100%」這樣的詞說出來。他們總喜歡給自己留些餘地，所以通常會使用「基本上」「99%」這樣一些詞語，有些人會在自己的結論後面畫個問號，有的人會把「傾向於」「不排除」「可能性大」之類的字眼寫在他們令人絕望的診斷前面。
這天晚上我們忽然得到訊息，上海華山醫院的周良輔大夫來到北京，下榻在東郊的二十一世紀飯店。曉東立即把電話打過去。這些天她已經走投無路，就像一個垂死的溺水者，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所以根本顧不得已是深夜。好在周良輔大夫並不介意，正月初四的上海會診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還記得他當時的診斷意見。他知道我們已按他的建議完成「波譜掃描」後，立即同意次日為我再做一次會診。
這是我們最後的希望，至少曉東和妹妹是懷著這樣的念頭出門的。我獨自一人在家等待，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膠片上面指指點點的樣子。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後，我已不再相信會有奇蹟發生，只希望她們能夠早點回家。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我唯一的念頭就是有更多時間和家人在一起。
窗外天色漸暗，屋裡一片混沌。小分隊終於回來了，踏著一陣異常急促的腳步聲。我用力直起上身，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衝進門來，朝我張開雙臂。
「好訊息……」她緊緊抱住了我，激動得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在我從小到大的全部記憶裡，妹妹還從來沒有和我擁抱過。
曉東在妹妹身後，滿臉泛著紅光。多少天來，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臉上。
兩人爭先恐後敘述事情經過，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周良輔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為是「腦轉移瘤」的診斷。他在仔細分析了「波譜掃描」膠片之後，居然有了一個新結論：顱內病灶不像是腫瘤，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症！
「當然，一切仍是判斷。」他對她們說。也許是想盡量減少自己結論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釋「波譜」（mrs）在「鑑別惡性腫瘤」方面的獨特功能。在確認她們已經完全理解了他的話之後，他繼續說：「這個檢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們在北京看的醫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曉東說。
「那就到上海來檢查。」周笑著解釋，這是種新技術，的確還沒有被廣泛使用。最後，他非常肯定地說：「現在不必做任何治療。再觀察一個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繼續為我解釋周良輔的話，眼睛裡面放射出異彩。我聽懂了，意識到這是西醫專家第一次傳達給我們一個樂觀資訊，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暫緩手術、繼續觀察——第一次獲得醫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為終於聽到了自己願意聽的話，而是因為周良輔這個人！資歷、經驗和名望並沒有妨礙這位醫學權威緊跟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他在事實面前敢於修正自己的結論！
「整個病案出現難以置信的轉機。」曉東在當天的日記裡如此寫道。的確是個轉機。同時我想到妹妹該有多麼開心，她在此前用了僅僅一夜工夫得出的結論，居然和一個頂級專家不謀而合。
「你看，」我有點得意地對曉東說，「我當初說，如果她和專家有分歧，我肯定相信她。現在證明我沒錯吧！」
我們都大鬆一口氣。儘管如此，我還是告訴自己，千萬不可過分樂觀，尤其不能認為自己已經轉危為安。我們只能慶幸迄今為止沒犯錯誤，同時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臨之時，不恐懼、不驚慌、不盲目跟從醫生的指揮棒到處亂撞，比任何靈丹妙藥都重要。
才過了20個小時，周良輔大夫的樂觀判斷就遇到挑戰。
「波譜檢查在惡性腫瘤確診方面的意義沒有那麼大。」黃峰平大夫針對周良輔的診斷，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黃大夫是個既溫和又耐心的中年人，同時還是上海華山醫院副院長。單就行政序列來說，他是周的上級。那幾天他攜帶著一個密集的會議日程來到北京，把對我的診察安插在午飯後90分鐘的休息時間。如周良輔大夫一樣，這也是我們第二次向他問診。他態度友善，對待病人不厭其詳，說出話來既專業又嚴謹，還總是淺顯易懂、條理分明，所以他的看法同樣重要。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腦袋裡的病灶是「炎症」的說法。那個促使周良輔大夫改變看法的波譜檢查結果，在他看來，不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新證據，也不能改變他幾周前在上海會診時的結論——惡性腫瘤。
不過，考慮到幾周來我的病情進展緩慢，他又補充說：「惡性程度較低，在2～3度之間。」
在這一點上，他和大多數專家不謀而合。與眾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左肺上葉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醫生都把注意力集中於我的腦部病灶，只有他對我的左肺表現出強烈的擔憂。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當有預見性的擔憂。可在當時，我對肺部病變沒有任何感覺，而顱內病灶帶來的全身不適時刻困擾著我。我們內心的緊張和焦慮全指向腦袋。
黃峰平大夫用一句話結束了那次午間診察：「最終確診還是要靠活檢。」
事實上，目前醫學界也只有這一點能夠統一。我們終於明白，迄今為止我們所做的所有血液化驗和影像檢測——x光透視、ct掃描、核磁共振掃描、波譜掃描、pet掃描，都只是個參照。如果不讓醫生弄破我的腦殼，把腦仁取出一塊，就永遠不會知道里面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於是我們開始詳細討論醫生的一項建議——實施腦穿刺手術，取出活體檢驗。不過，很快就放棄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腦袋上鑽個洞，還要把一個鉤子插進腦漿裡去，曉東就不能忍受：破壞了正常的腦組織怎麼辦？弄斷了腦神經怎麼辦？會不會帶來永久性的後遺症？會不會刺激癌細胞的生長？又會不會把癌細胞牽扯到別處，留下轉移的禍根？就算你知道了腦子裡的東西是什麼，又能怎麼辦？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讓醫生把腦殼開啟，他們還是有可能爭論不休。
我們曾這樣問醫生：「做活檢就肯定能百分之百確診嗎？」
「不能肯定。」醫生很肯定地說，「即使是活檢，也不是沒有誤診的可能。」
有一句話在癌症病人中間相當流行：西醫是讓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醫是讓人稀裡糊塗地活著。可現在我發現，西醫要是讓病人稀裡糊塗，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們繼續奔波，恨不得遍訪天下所有名醫。有一天我們聽說一個故事。香港鳳凰電視臺有位節目主持人，在英國慘遭車禍，當地醫生都認為這女人沒救了。就在這時，有位中國醫生從北京飛到倫敦，試圖讓這個昏迷不醒的「植物人」甦醒過來。她的不少中國同行都認為，這是一個瘋狂的行為，然而她成功了。這成為神經介入治療領域的一個奇特案例，也在我們心裡燃起希望。我們決心找到那位創造奇蹟的醫生。
一番周折之後，妹妹見到了她。她叫凌鋒，是北京宣武醫院神經介入中心的主任。看上去，她並不在意那個讓她成名的故事。她說：「大家都認為我是神經介入的專家，其實我對腦瘤也是很有研究的。」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凌鋒大夫證明自己所言不虛。她態度和藹，神情專注，臉上掛著從容和善解人意的神情，這使她面對病人時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也許是為了儘量避免先入為主的成見，她在我的那些膠片上花的時間特別長。她有時會瞥一眼面前的人，但大部分時間盯著膠片，彷彿一頭鑽進了那個如夢如幻的黑白世界。當她開始陳述自己的意見時，聲音輕柔而又堅定，條分縷析，聽不出一絲專橫和居高臨下的味道。她有本事抓住膠片明暗之間傳遞出來的哪怕最細微的資訊，為那些截然對立的可能性尋找證據，卻並不自以為是。
這是她的與眾不同之處。儘管我已病入膏肓，耳不聰，目不明，但在幾周的來往奔波之後，也能感到這類品質在那些成名的醫生身上極為少見。說實話，有才華的醫生當然可敬可佩，但我更相信富有同情心、敢於擔當而又不那麼自以為是的人。
在一陣漫長的沉默之後，她的目光終於從膠片上移過來。她說，在「波譜掃描」的所有膠片中，只有兩張可以和早先的膠片加以對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還是有細小差異。所以，不能據此判斷病灶部分縮小了，「但至少可以說沒有長大」。
好了，我們得到了第一個結論。清晰，而且有說服力。
然後她開始討論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不像是佔位性病變。」她單刀直入，一點也不含糊。
她試圖用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代替「佔位性病變」這個醫學術語。「如果是腫瘤，不管是原發的，還是轉移的，它都會把別人的位置佔據了，把正常的腦組織擠壓到一邊去。但是……」她停下來，用手指點膠片，「這裡，這裡，還有這裡。小腦的紋路正常。擠壓不明顯。這是不像‘佔位性病變’的理由。」
然後，她把注意力轉向病人，開始仔細詢問頭部和全身的症狀，當她知道這些症狀在過去幾周沒有更加嚴重，其中有一些甚至還明顯減輕了，就顯示出一種特別的關注。這些情況我們曾對見到的每一個醫生敘述過，但他們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計。只有她，把這些作為診斷的重要參照。
「如果是‘佔位性病變’，不會不經治療就越來越好轉。」她總結道，「從片子和本人症狀來看，不支援‘佔位性病變’。」
她說完了！
就這麼簡單？
這一番話清晰和精確，而且證據確鑿。然而好訊息來得過於突然，叫人有些難以置信。我們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謹慎。這是一個可以讓我死而復生的轉折點嗎？可是所有那些悲觀主義者的結論，不也是斬釘截鐵嗎？膠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個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麼解釋呢？
凌鋒大夫又開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著那個「乒乓球」，就像看穿了病人的疑慮。不過，更可能是職業天性驅使她在為對立觀點尋找理由。我完全可以想象，這時候她的腦子裡一定有一大群威嚴的專家，指著她的鼻子大加批駁，所以，她轉而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繼續分析。她說：從形態上看，病灶部位比較圓，特別規則；經過增強掃描之後，邊緣有增強反應；這些都可以成為判定「腫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腫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樣，我很在乎診斷結論，但是，在聽了那麼多完全對立而又不由分說的結論之後，我現在更感興趣的是導致結論的理由。凌鋒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確有讓人很難質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期待的那樣，她還能為不同的觀點尋找依據，這反而讓我對她的為人更加信任。
最後，她建議我們把觀察時間延長至三個月。
「觀察。觀察很重要。」她說。
這時候，她的樣子看上去更像個善解人意的醫療顧問。她考慮到我們的所有顧慮，也考慮到病情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她說，病人的症狀有好轉，至少沒有證據證明是在惡化，所以，觀察不會帶來新的風險。老風險當然還存在。惡性腫瘤的特點是長得特別快。如果是這樣，提前三個月手術也沒有意義。做了手術都有後遺症，還來不及恢復又轉移了。「所以，觀察幾周。如果症狀加重，可以隨時做手術。如果症狀不加重，或者好轉，就等三個月再做一輪檢查。」
儘管我們仍然不能肯定腦袋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我們還是從這次會診中得到了一些相當確定的資訊：
1.樂觀的診斷結論是有根據的，就像所有最絕望的診斷也有根據一樣。
2.所有醫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惡性腫瘤，將迅速惡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經治療的情況下好轉。
3.沒有證據顯示我的病情在過去六週裡迅速惡化。
我們繼續觀察。因為支援我們的醫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過得更有信心。就這樣又挺了兩週，國外幾位專家第二次會診的結果傳到北京。他們把最新的「波譜掃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膠片加以對照，結論如下：
1.腦病灶是原發腫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為50%。
2.在臨床中，酷似腫瘤而實際上是炎症的病例，可能性低於2%。
然而，比影像診斷更重要的是他們傳遞過來的專業經驗。他們說：
看片子是重要參考，但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狀。炎症往往是突然發作，又漸漸好轉。而腫瘤的症狀是身體漸進式地出現不適，並且越來越厲害，不會自行好轉。
我忽然明白，在這條漫長曲折的診斷之路上，所有醫生在起點上並無明顯差別——都認定我的機會低於2%。差別發生在幾周之後，大部分中國醫生不在乎我的症狀演變，只把膠片奉為金科玉律；而少數中國醫生和所有外國醫生會認真傾聽病人的陳述。他們肯把「良性」的機率從「低於2%」提高到「50%」，不僅僅是依據影像，還充分考慮了病人的症狀。
奇怪的是，我本人從沒有出國就診，也沒見過那些外國醫生。我整天都在中國醫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講述我的病情！可是為什麼在那麼多的中國醫生那裡都不能得到回應？我苦思數日，終於有了答案。原來醫生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醫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種醫生也相信病人；一種醫生只把病人當病例，另外一種醫生把病人當人。
能夠找到凌鋒大夫，真是一種幸運——幾周來我們費盡心機地尋訪名醫，但是隻有很少幾位讓我有這種感覺。我明白了，我並不需要鋸開腦殼確定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因為我知道了各種可能的前途，知道了所有診斷的理由，知道了醫生的邏輯。在這種情形下躺到手術檯上任人宰割，不能不說是一種貌似勇敢無畏實則魯莽無謀的舉動。我們迄今為止的按兵不動，不僅不是諱疾忌醫，而且被證明是最明智的選擇。
最後，也是最要緊的，我更全面地理解了「觀察」的含義。根據凌鋒大夫的說法，不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覺，還要依靠醫生的臨床檢查。不久之後，我便意識到這個建議的價值：這不是簡單的治療方法，而是為我們選擇治療方向。
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對於一個癌症患者來說，選擇治療方向要比選擇治療方法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