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自己應當做什麼，那麼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麼。「不做什麼」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最好的靈丹妙藥
曉東笑，我也笑。笑聲感染了全家，讓這間遭受沉重打擊的小屋再次充滿歡樂的氣息，絕望悲痛的氣氛一掃而光。我們學會了調整自己的心情，學會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
我研究生時期的一位同學，讓快遞公司給我送來一個巨大的紙箱，裡面裝滿禮物。他身上保留了很濃的簡單質樸的文人氣質，經過二十多年的世事變遷之後，精神狀態好像還停留在上個世紀。看到我病入膏肓，深居不出，他就想起自己十幾年前身患肝炎居家養病的那段時光，將心比心，對我的處境抱有一種特別的理解和默契。
這會兒，他在電話裡撫今追昔，熱情地介紹他的禮物的妙處：當初，他就是靠著它們度過了那段倒霉的日子。
「幸虧有它，要不我非瘋了不可。如果你實在悶得慌……」他不往下說了，但我已經明白，他送來的是精神食糧，專為我在心情煩躁之時排憂解悶。
於是我們迫不及待地拆開包裝。紙箱裡塞滿了各種形狀的小型盒子，花花綠綠，煞是耀眼，原來都是光碟。我不禁又驚又喜。我每天在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著沙發，嘴不能說，眼不能看，腿腳不能行動，大腦不能思考。從早到晚，百無聊賴。這兩天忽然想到還有一對基本正常的耳朵能聽，於是計劃弄一些相聲光碟來打發時間。虧他想得周到！這對我來說正是雪中送炭。
曉東一盒一盒把它們拿出來，攤在桌上，同時高聲宣告：「這是《中外散文》，這是《現代詩歌》，這是《文化苦旅》……」
我滿懷希望盯著紙箱，卻始終沒看到我期待的東西。
「有侯寶林的相聲嗎？馬季的也行。」我終於忍不住把頭探過去尋找。
曉東把胳膊伸到箱底，掏出最後一盒，瞥了一眼，遞過來，用一種誇張的口氣宣佈：「《活著》。」
我接過來，還真是餘華那本書的朗讀版。
我倆哈哈大笑。這小說的內容既悲慘又沉悶，讓人不忍卒讀，可它的名字倒是正對了我現在的情形。
我不知怎麼想起少年時代父母給我選擇的那些讀物，猜想，這些東西一定是商家給那些望子成龍的父母準備的。做父母的會把它們當作生日禮物送給正在讀小學的兒子，然後兒子就隨手扔到抽屜裡，再也不會看一眼。
曉東好像知道我在想什麼，她說：「應該再配送一本《小學生字典》來啊。」
這叫我再次笑出聲來。
這一天剩下的時間裡，我們不斷回顧這件事，樂不可支。晚飯後，我重新埋頭在這一大堆光碟裡，挑來揀去，翻到最後，終於拿起一盤，對曉東說：「還是先聽《妻妾成群》吧。」
曉東撲哧又樂了。她嘲笑我：「都這樣啦，還做美夢呢！」
我們再次爆發出大笑。
不管怎麼說，自從生病以來，家裡還從來沒有過這麼開心的笑聲。我這位同學一定想象不到，他的禮物以這樣一種方式給我們帶來了快樂。
笑過之後，我開始聽《妻妾成群》。蘇童的這部小說相當有味道，可惜對我來說太過晦暗壓抑，加上朗讀者刻意表達的悲愴之情，更添了幾分憂傷，這讓我本就疼痛不已的腦袋愈加沉重，才聽了幾分鐘，就沒法再聽下去。
接下來聽什麼呢？《活著》？這故事太慘，我估摸自己眼前的境況，料想重溫這個悲劇有害無益。《文化苦旅》？這本書文字優雅，音韻也美，可是多少有點矯揉造作和無病呻吟，我這輩子來日無多，用來把玩這種東西實在不值。最後，我只不過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恭恭敬敬聽了一遍，藉機回憶一下自己的小學時代。然後，望著那一大堆五顏六色做工考究的盒子，我再也沒有聽下去的慾望了。
兒子知道我的心思。他看我如此欲罷不能，欲聽還休，就跑到街上，轉了半天，抱回一大堆相聲光碟。有侯寶林的，有馬季的……還有現在最火的郭德綱。他幾乎把這世上所有的相聲都買來了。
「給。」他把一堆花花綠綠的盒子放到我面前，「夠你樂一陣的啦！」
於是我開始充當一個最淺薄通俗的聽眾。不求高雅，只求輕鬆；不求境界，只求快樂。充當聽眾的我，一時忘了自己是個病人。自己操作遙控器，自己更換光碟。那些妙趣橫生的相聲都是已經聽了很多次的，現在聽來仍然讓我開懷大笑。兒子每天下班回家也坐在我身邊，和我一同把那些光碟一段一段聽過來。父親和兒子到底是兩代人，有著不同的偏愛。相比之下，我更喜歡侯寶林，而他更喜歡郭德綱，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一同哈哈大笑。
曉東對相聲本無特別偏好，現在也坐在我們身邊，寸步不離。與其說是相聲讓她開心，倒不如說是我們父子倆的笑聲讓她開心。我們被相聲吸引，她被我們的笑聲吸引。笑聲中，全家人忘記了所有煩惱和焦慮，甚至短時間忘記了我正身處絕境。
有一天曉東忽然對我說，她要開始執行「養豬計劃」，「就是讓你一天到晚傻吃悶睡，再加上傻笑。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問——就像一頭豬」。
我大笑。
正是在這樣的笑聲中，我漸漸體會到，面對癌症時，一個悲觀主義家庭和一個樂觀主義家庭之間有著很大區別。
悲觀的家庭在這種時候是不會有笑聲的。遺憾的是，大部分癌症患者的家庭都會脫離正常軌道。每天被一種奇異的氣氛包圍著，緊張、壓抑、小心翼翼，加上躲躲閃閃，給人一種天塌地陷、如臨深淵的感覺。生活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氣氛中，任何人都難免陷入一種絕望的心境。
把大部分家庭歸於悲觀的猜想，似乎和我們通常感覺到的情形不大相符。是的，在正常情形中，我們會看到更多樂觀豁達的人，可是在癌症患者的範圍裡，這樣的人卻並不多見。那是因為，很少有人能夠在預知死期將至的時候還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就算他能，他的家人也不能。我們的一個朋友，丈夫患了胰臟癌。她告訴我們，聽到這個訊息時，她幾乎要崩潰了。這時候，她昔日的上級，一個樂觀開朗的男人，來開導她，說了好多讓她寬心的話。他用一種豁達精神的感染力，加上循循善誘，幫助一個陷入絕望的病人家屬渡過難關。可是沒過多久，他本人被查出患了肝癌。他的那些讓人寬心的話一下子全失去效用了。見到熟人，他除了哭訴再也說不出別的。不到一個月，他就去世了。他的家人從醫生那裡得到的最後訊息是，他並非死於肝癌，而是死於腎衰竭。很顯然，作為一個旁觀者，他有一種清醒的判斷能力和樂觀的精神狀態，但是當有一天疾病竟可怕地落到自己頭上時，他的理智迅速瓦解，精神崩潰。
但是，樂觀主義家庭就不同了。他們快樂，不是因為遇到了什麼值得快樂的事，不是因為升官，不是因為發財，不是因為功成名就，也不是因為一路順風、萬事如意。對他們來說，快樂不是來自種種身外之物，甚至不是因為身體健康。他們的快樂來源於內心深藏的寧靜、滿足和感恩——無論富貴還是貧賤，無論身體健康還是病入膏肓。絕症猝然而至，他們可能會緊張，會痛苦，但他們有能力擺脫種種消極情緒的糾纏。他們不會絕望，不會對病情躲躲閃閃，更不會相互隱瞞。他們不會讓心中的憂慮擠走幽默和笑聲。即使死到臨頭，他們也不會破壞這種精神狀態。
不少腫瘤專家論述了恐懼對於癌症患者的毀滅性力量。其中有一位名叫何裕民，是上海中醫藥大學的教授。他說：「我們很多腫瘤患者不是死於腫瘤，而是死於對腫瘤的高度恐懼以及恐懼本身帶來的盲目應對。」
我不知道這觀點是他的首創，還是他在轉述別人的觀點，反正這話對我產生了巨大影響。讀者也可看出，本書開篇第一句，就是從這句話演變而來。對我們來說，笑聲總是有一種超越肉體的震撼力。我真希望有人能研究一下微笑對於人類肌體的影響，甚至有些相信，對於癌症這樣的疾病，最好的治療不是能用金錢買來的。因為它不是任何新奇的藥物、技術，或者高超的手術刀，而是笑聲。
如果我們能夠用笑聲面對癌細胞，癌細胞便不能埋葬我們。所以，我總是對自己說：「放鬆，再放鬆。」我還對自己說：「去想那些能讓你快樂的故事，去聽那些能讓你快樂的聲音，去說那些能讓你快樂的話。」這樣做，通常能讓自己的心情奇蹟般地平靜下來，還常常獨自一人面對天花板笑出聲來。
有一天，我一邊聽著相聲一邊嘿嘿傻樂，忽然一陣嗡嗡聲侵入我的耳朵。接著，我看到一隻小飛蛾在我眼前盤旋。我下意識地揮掌拍出，居然一擊而中。這叫我非常得意。這種手疾眼快的事在以前是稀鬆平常的，但對現在的我來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我發現自己的視覺不知不覺好轉了，便對曉東使勁炫耀我的「戰績」。
曉東笑道：「估計那隻飛蛾也生腦瘤了，所以動作遲緩。」
我說：「好，看我什麼時候再給你擊落一隻。」
第二天我又一次發現飛蛾，當即決定再次顯示我的機敏和迅捷。可惜連續四掌打去，那飛蛾總能從我指尖逃脫，揚長而去。
「這回有什麼說的？」曉東笑問。
「不是沒有好獵手，是狐狸太狡猾了。」我回答。
曉東笑，笑得很開心。我也笑。笑聲感染了全家，讓這間遭受沉重打擊的小屋再次充滿歡樂的氣息，絕望悲痛的氣氛一掃而光。我們學會了調整自己的心情，學會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我們在一起聽相聲，說笑話，不失時機地插科打諢，或者來個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節無限誇張，把一切壞的跡象倒過來解釋，以此造成種種愉快的景象。曉東似乎特別珍惜這樣的時刻，總是把我們之間的對話和笑聲寫在日記中。
下面是她日記裡的三段，記錄了我們的對話和笑聲：
（一）
「黃院長關注肺上的病變是有道理的。如果肺上是惡性的，腦子裡就有很大可能是轉移瘤。但現在肺上的病變並不典型。」
「你這個人，長腫瘤也和別人不一樣。怎麼都不典型呀？」
「咳，就像咱寫書一樣。有人想抓我‘反黨反社會主義’，也不典型。」
（兩人大笑）
（二）
「你說你這個人，這一個月會診，引出多少爭論。中醫、西醫之間，西醫和西醫之間，到現在也沒個定論。」
「我這個人本來不就是個有爭議的人嘛。」
（兩人大笑）
（三）
「上次血化驗，有一項指標高，當時我沒告訴你。其實馬老師很緊張，說那有可能表明肺部是小細胞癌。」
「醫生不是說血化驗那玩意兒沒什麼參考價值嗎！（想想又說）不過，這次化驗，指標降低了，這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兩人大笑）
傾聽自己的身體
每天清晨醒來，我靜靜地躺在床上，緩緩移動四肢，深深吸氣，感覺到氣流經過喉嚨進入胸腔、大腦和腹部，流向全身。隨著空氣的流動，仔細體會頭顱的疼痛沉悶是輕了還是更重了，身上有沒有出現新的不適。我能看到眼前物體的旋轉移動變得緩慢，雙影逐漸合一，儘管仍然頭昏腦漲，但已經變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暈，也不再嘔吐。我漸漸感覺到睡夢和清醒之間的界限。
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項內容：我把自己的感覺詳細描述出來，曉東在日記中一一記錄。我們一絲不苟地執行著凌鋒大夫所說的「觀察」，也就是國外專家提醒我們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狀」，態度虔誠，甚至有些愚笨。如今翻看這些日記，對照前因後果，我才發現，它對我們沒有誤入所謂「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所以，如果有哪一天醫生突然宣佈你得了癌症，我會強烈建議你也像我一樣，不僅傾聽醫生的話，也仔細傾聽自己的身體在說什麼。
我們對自己的瞭解總是太少，所以就算你已過了「知天命之年」，也還是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傾聽自己的身體發出的每一個細微聲音，正是我在疾病猝然降臨之後學習的第一件事。
每天清晨醒來，我靜靜地躺在床上，緩緩移動四肢，深深吸氣，感覺到氣流經過喉嚨進入胸腔、大腦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體內的空氣吐淨。如此反覆數次，隨著空氣的流動，仔細體會頭顱的疼痛沉悶是輕了還是更重了，身上有沒有出現新的不適。然後仰面向著天花板，睜開雙眼，辨別屋頂燈的圓形輪廓，又以兩邊牆壁懸掛的鏡框作為參照，依次側目斜視左右，這樣可以清晰地辨別影像重疊和視覺眩暈有沒有變化。我發現，當我將今天和昨天比較時，似乎感覺不到任何變化，但我若將這一週和上一週比較，竟有症狀減輕的跡象，至少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日益惡化。我能看到眼前物體的旋轉移動變得緩慢，雙影逐漸合一，儘管仍然頭昏腦漲，但已經變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暈，也不再嘔吐。我漸漸地感覺到睡夢和清醒之間的界限。
我為此高興，似乎看到了希望。不過，每當我對醫生述說這種種跡象時，他們看著我的眼睛就會條件反射般投射出一種懷疑和不屑。他們不關心我的敘述，也不相信。看我遲遲不肯接受手術，還沒完沒了地要求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解釋，他們就理所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個諱疾忌醫而又自作聰明的人。
「你也是個有文化的人哪。」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一位醫生說這話的時候，看著我的眼神怪怪的。他們的目光這麼包圍著我，帶著嘲諷和輕蔑，就算在我逃離醫院回到家裡時，還是不肯散去。真見鬼！有一段時間，這讓我對自己的絮絮叨叨產生了疑問：也許真像那些醫生說的，病人常常因為適應了身體的病態而感覺麻木，就誤以為是疾病減輕？或者，是他們那個不願說出口來的念頭：這個人所說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個病人在心理恐懼和情緒失常狀態中的幻覺？
可是我的身體深處仍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微弱而又清晰可鑑，沒有任何懷疑的目光可以淹沒。我不是醫生，對於癌症的來龍去脈，完全不懂。對於那個被現代檢測儀器造就出來的如夢如幻的黑白世界，我也一竅不通。不過，說到身體裡面細緻入微的演變，我相信，無論醫生還是他們手中的現代儀器，都不會比我更有發言權了，因為他們不會比我更瞭解我自己的身體，他們也不會像我的妻子那樣，為我記下一點一滴的情節，悉心對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頭的輕鬆感沒有那麼明顯，但還不錯。上午感覺沒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來差不多，腳底的感覺比原來穩了。轉身時原來有旋轉眩暈感覺，今天有好轉。
——今天的感覺比較好。沒有任何比前一天明顯不好的感覺。
——今天的感覺沒有那麼好。他說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來看天花板燈，第一眼又出現重影，但很快又是一個影。左右斜視，前幾天往右邊斜視覺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邊斜視一直不好。
——今晨醒來視覺和昨天差不多。但頭部感覺比較輕鬆。頭重的感覺有緩解。
——今早起來全身感覺比昨天好。腦子比較輕鬆。上午感覺也比較好。視覺沒變化。仍畏光。開始戴墨鏡，覺得舒服些。食慾很好，早中晚飯前飢餓感強烈。
——昨天和今天的感覺比以前又好了一些。腦子輕鬆了一點。走路到後來還是有些暈。食慾很好。
——今天感覺和昨天一樣。食慾很好。精神不錯。有一個新現象，他現在很怕高頻率的聲音。和他說話要比較低聲。他自己說話聲音也很低。說話聲過高讓他的腦子裡感覺不舒服。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他走路的姿態已經接近於他的正常姿態了。除了速度慢一點。人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現在他恢復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點點地好轉，雖然離正常還差得很遠。
——近來他的耳朵越來越敏感，害怕人大聲說笑。害怕公共場所的嘈雜。我擔心，這是不是腦瘤有新發展侵害了他的聽力？
——情況穩定。沒有任何新的不適的症狀。他的臉色很好，紅潤。我覺得比他過去沒病的時候還好。皮膚有光澤。但是好轉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緩慢。我們有足夠的耐心。
——他今天說，眼睛斜視時的感覺有好轉。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個人下樓散步。感覺有些累。他說，像走了很長的路，但回來坐下後很快恢復了體力。
能夠成功地獨自行走，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標誌性的進步。它似乎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我的症狀正在好轉。那一天我乘坐電梯來到樓下，走進院子裡，手裡拄著一根柺杖，依靠一副墨鏡遮擋強烈的日光。我在磚石小徑上挪步，小而碎，身體搖搖擺擺，腳下踉踉蹌蹌，像個蹣跚學步的嬰兒，也像個半身不遂的老人。眼前還有陣陣眩暈，腦子裡面那種鉛一樣的沉重感也還存在。不過，我能聞到周圍春天的氣息，白天變長了，陽光被染上一層柔和的暖色調，花草樹木爭奇鬥豔，微風拂在臉上，溫馨可人。一切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我感覺死神已經被我甩在身後，漸行漸遠。
回到家的時候臉色蒼白，但我的樣子顯然有些得意。
「走了40分鐘，」我對曉東說，「一個人！」
她把我那戴著墨鏡、拄著柺杖的樣子上下打量一番，笑說：「像個‘黑老大’。」
我自豪地宣佈：「從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別人攙扶了。」
我們坐在桌前，喝蘋果汁，談論除了反覆咀嚼醫生宣佈的壞訊息之外我們還能做點什麼，也說起我這第一次「放單飛」的感覺。「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認，「就像走了很長很長的路。」
我想表現得積極一點兒，於是慢慢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又開始搜尋身體裡逐漸冒出的細微跡象，依次排列起來，營造出一種樂觀的氣氛。
「你看，我每個星期都在進步。」我說，「開始兩週只能臥床不起；接著的兩週，可以靠著衣櫃站起來；然後呢，可以扶著牆壁挪動腳步；然後又可以被人攙扶著走到院子裡去；現在，我居然能夠獨自行走了。也許……也許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場呢。」
這些都是事實。醫生也許不以為然。他們會說，這不過是感覺，不科學，也不嚴謹。但是無論如何，它們給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曉東。她在當天的日記中再次流露出快樂的情緒。她說，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收穫」。
改變了對癌症的看法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來最輕鬆愉快的一天。」曉東在那天的日記裡寫道，「並不是因為腫瘤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事實上，醫生根本沒有改變診斷。我們不敢奢望腦子裡面那麼大的一個東西真的不是腫瘤。可是我們改變了對癌症的看法。我們對腫瘤的恐懼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腫瘤又何妨！我們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與它和平共處。」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醫生們說的「三個月大限」越來越近，奇怪的是，我沒有聞到一點死神的氣息。
為了印證我的「感覺」是否準確，我們決定來一次「臨床檢查」。於是我們再次去看李金大夫。讀者一定還記得，她是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的老主任，也是我生病以後看的第一位醫生。那一次她跟著我跑到核磁共振掃描室，在顯示器上親眼觀察我的頭部造影時，我就感到此人是個你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人。我們很快就發現，請這位有經驗的神經內科專家來驗證我們的「觀察」，的確能夠讓我們在做出任何決定時避免出錯。所以，在我患病的最初幾個月裡，這種「驗證」每一個月做一次，以後又把間隔時間延長至三個月。
「你可把我們嚇壞了。」當我朝她走過去的時候，她用一種輕快的口吻對我說。我注意到她兩眼直視我。時隔兩月未見，現在，她因為我的步態穩健而滿臉驚訝。
「昨天我走在路上還在想，」她說，「我那個病人現在怎麼樣啦。」
我自豪地宣佈：「我的症狀減輕了。」
我們都笑了。看到她的笑容裡流露出明顯的不相信，我趕緊把身體變化的諸多細節說出來。她耐心地傾聽，同時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在問了我幾個問題之後，她開啟病例，翻到兩個月前的那一頁，重讀她當時寫下的診斷記錄。
她看得很仔細，沒有一項遺漏，直到看完最後一行，她抬起頭來看著我說：「好吧，咱們再重新檢查一遍。」
她說話時，我從她的眼睛裡而不是從她的話語裡感覺到，我們兩個月來的「自我觀察」將會接受一次嚴格挑戰。
也許我的感覺神經欺騙了我，我的那些所謂「逐漸好轉」的跡象，只不過是久病不愈造成的麻木不仁？
也許我的心理狀態正在左右我的判斷力，因為內心深處那種對於樂觀結論的期待，的確會誤導病人產生生理方面的種種錯覺？
或者，更令人沮喪的是，我自己的感覺不管怎樣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已註定無可救藥？
不管怎樣，我已經學會站在醫生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已經明白，所謂「症狀」就是疾病給人體造成的種種生理反應，所以不能指望僅憑病人的感覺和陳述就能形成結論，還要依靠專業精通而又無微不至的醫生親自驗證，也就是所謂「臨床檢查」。他們首先會把你身體的某些器官作為檢測的重要物件，要求你做出各種動作，通常還會藉助於形形色色的檢測工具，觸動你身體的各個部位，逐一觀察你的反應。對於腦神經損傷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應會出現在眼球、面部神經、伸展四肢時的平衡機能，以及身體表皮對於異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這種反應的正常與否，被醫生以「-」或者「+」的方式記錄在案，將若干次檢查結果聯絡起來加以比照，就能判斷病人的症狀究竟是惡化了還是在好轉。換句話說，如果我自己的感覺不能被這一檢查程式證實，那麼一切都是白搭。
對於醫生來說，這是一套嚴格精準的程式，具有相當大的確定性，然而它並不複雜，也不需要病人額外的花費。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裝置和技術，而是專注、耐心、無微不至、見微知著，以及願意把更多時間用在病人身上卻不能多掙錢的職業精神。可惜的是，大多數醫生都有過分依賴現代掃描器器和黑白影像膠片的傾向，漠視病人的直覺和陳述。那些有名望的、精於計算自己門診的每一分鐘值多少錢的專家，就更是如此。他們受到自己專業經驗的限制，又被架在以往的功名之上，難免有點自以為是。根據我的經歷，他們甚至吝於往病人身上多看一眼。我猜想，那一定是因為注視病人會花費他們更多時間。只要想想他們收取的門診掛號費是兩三百元一位，而門口還有一大堆病人在焦急地等待，我對他們的冷漠、不耐煩和匆匆忙忙便立刻釋然了。
當然，醫生和醫生還是不一樣的。這取決於他們的職業精神和道德水準，也同各自所處的位置和環境有關。單就大腦疾病來說，我總覺得神經內科的醫生通常能夠更耐心地面對病人。他們不比那些外科醫生，不能鋸開你的腦殼，卻又要判斷你的疾病，所以除了用更多的精力來檢查你的生理症狀，別無他法。
我們很幸運，一開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她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總是帶著讓人輕鬆的笑容，當她眯起眼睛看你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強烈的憐憫和關切。雖然門外等候她看病的人排成長隊，她卻不會急著打發眼前的病人。她的「特需門診」屬於很高階別的專家收費標準，不過，當病人只花九元錢去看她的「普通門診」時，她用在病人身上的時間和精力也不會少一點。她總是很認真地傾聽我們的陳述，還會對一些關鍵細節提幾個問題。當我們的陳述和她的專業經驗不能吻合時，她的眼睛裡也會流露出懷疑，但她沒有某些醫生潛意識裡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不會當病人是白痴，不會把一句硬邦邦的甚至是冷嘲熱諷的話迎面扔過來。她會微笑著說：「好吧，讓咱們再重新檢查一遍。」——就像她現在所做的一樣。
李金大夫把手中的筆直立在我眼前，讓我將眼球跟著她的筆左右移動。她把臉湊過來，在距離我很近的地方，全神貫注地盯著我的眼睛。
周圍很靜，我甚至能感覺到她屏住了呼吸。我想我不再需要說什麼了，我的眼睛也許能說出我心裡認定的話。
就這樣過了幾分鐘，她忽然撲哧一聲，樂了。
「眼睛還真有好轉！」她說，聲音中透著明顯的驚喜，「正面已經沒有震顫了。左側還有震顫。右側基本沒有，在最邊緣還有一點。」
這項檢查的名目，醫學術語叫作「眼震」。它是指腦神經損傷導致患者無法控制的眼球顫抖，通常在斜視時更加明顯，由此造成視物移動、重影和眩暈。
這是腦瘤的典型症狀之一。所以，它的好轉很自然地讓李金大夫感到意外和驚喜。
接著我們比照著病例上記載的檢查專案，依次重新開始。有了前次的經驗，我已駕輕就熟，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首先，兩臂向前平伸，單腿獨立，兩腳在一條直線上交替行走。然後，脫去鞋襪躺在病床上……
她注視著我獨自做完這一切，走過來，拿出她那探尋人體的「神秘武器」，試探著觸碰我的身體，一邊刺探一邊觀察我的肌膚反應。我能感到有個鋼針一般的東西刺在皮膚上，臉、脖子、胳膊、腿、手、腳……我驚訝地意識到，那種又疼又癢的感覺是那麼精確清晰。
我猜想，李金大夫一定比我更加驚訝。在我回到她的桌前坐定之後，她再次把筆舉到我的面前，沒有什麼新名堂了，只不過是再次驗證我的「眼震」。
「原來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狀，現在減輕了。」她驚歎，「原來沒有的不好的症狀，現在還是沒有。」
這是具有專業水準的檢測！它有前次的檢測結果作比照！毫無疑問，我的身體發出的聲音沒有欺騙我！它被「臨床檢查」證實了！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來，事情仍然讓人難以置信。她試圖尋找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局面。
「你有沒有用激素？」她問，接著又解釋，「激素具有消腫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內減緩病人的症狀。」
「沒有！」
「有沒有用消炎藥？」
「沒有！」
「有沒有吃過任何抗癌藥？」
「沒有！」
我老實卻有點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時候，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您現在還堅持原來的診斷嗎？」
她再次打量了我一番，收起臉上的驚喜，職業的語調重新回到她的聲音裡。
「你們要準備接受各種可能。」她不無謹慎地說，「不過，即使是腫瘤，現在這種情況也是好的。說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醫院時，我們渾身輕鬆。儘管醫生沒有給我們任何一句可以扭轉乾坤的話，我們仍然感覺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們甚至開始討論「癌症究竟是不是絕症」。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來最輕鬆愉快的一天。」曉東在那天的日記裡寫道，「並不是因為腫瘤的可能性排除了，事實上，醫生根本沒有改變診斷。我們不敢奢望腦子裡面那麼大的一個東西真的不是腫瘤。可是我們改變了對癌症的看法，由最初的恐懼到現在可以從容樂觀地面對。我們對腫瘤的恐懼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腫瘤又何妨！我們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與它和平共處。」
水靜心閒
多年來我夢想著，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風中慢慢醒來，傍晚在柔和溫暖的斜陽裡淺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識到，我每天在這公園的圍牆外面匆匆而過，竟從未進過這座大門。如今，一場疾病的降臨，讓我終於放下功名利祿，走進自己夢中的境界。
由視覺的美好印象開始的一天，一定是讓人開心的。可是，當眼前的東西全都莫名其妙地旋轉、重疊、飄忽不定的時候，我開始變得沮喪。我知道長壽的癌症患者無一不是樂觀豁達之人，卻根本不能消除自己的灰暗萎靡。
好在這種情緒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一次石破天驚般的頓悟之後，我真正明白了，悲喜之間的轉換，其實只是在生命旅途上的心靈一閃念。
轉變來得很慢，也很快，可以說是期盼已久，也可以說是一時衝動。這中間的主要緣由是那座公園。我和曉東在清晨的薄霧中第一次走進去，不過幾分鐘之後，我心裡的陰霾已經被它驅散。
公園不大，坐落在鬧市中心偏北一點的地方。大門外一條綠蔭濃郁的道路，連線著京城的中軸路和一座部隊大院。柳樹、杉樹、桃樹、楓樹、銀杏樹，依湖水而生。春天來了，大地開始返青，散發出一種最原始、最純真的味道，是今天都市人久違了的氣息。
清晨是公園裡人最多的時候。在這裡，你著實可以看到京城裡的「公園一族」。這些人都是此地常客，個個有把子年紀，衣著過時，行動遲緩，一旦進入這片天地，立刻融入一種悠閒自在、心無旁騖的狀態。除了足夠的閒暇之外，他們所擁有的最大「財富」，就是對生活的恬淡從容。公園的門票只要一元。如果買月票，那麼花上三元錢就可以在這裡泡上一個月。我猜想，這片鬧市中心的土地正在用某種方式告訴世人，它拒絕融入這個充滿慾望、充滿爭奪的世界。
這是我生病之後的第一次遠足。說是「遠足」，其實離我家也只有三里地。那一天曉東看我精神不錯，就把我拉到這裡來散步。我知道適當活動對身體有好處，但當時想得更多的是，也許我的時間真的已經不多，與其躺在床上悲悲慼慼，不如出來享受一下大好春光。
我們走在鬆軟的草地上。這不是如今城市裡那種依靠人力和金錢鋪設的草坪，而是一片自然生長的綠茵。在春日的和風中，層層疊疊的綠色已是生機盎然，又被參差飄舞的柳絮覆蓋了一片淡淡的雪白。清晨的斜陽穿過樹蔭，灑下斑斑點點的金黃色，其間點綴著一些說不上名字的野花，輕盈明快，不經意間為公園增添了不可抗拒的魅力。湖岸的曲線從腳下蜿蜒伸展出去，串串柳葉出入水中，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有個姑娘朝樹林深處款款走來，在一塊巨石前站定。片刻間，面前已多了一架古箏。她坐下來，橫琴依石，閉目凝神，好像一下子就進入了一種化外之境。隨著她的兩手輕撫在絲絃之上，琴聲飄起，環繞在樹冠中間。這時候，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這幅畫面吸引了。這畫面是屬於塵世之外的。它有一種優雅、不屑一顧的色彩，似乎要把世俗的功名利祿都融化掉。
我這時看到的景色，後來總是在我眼前重現。它不是京城的古蹟名勝，也不是什麼著名的旅遊景點，只不過是一處老園子，被一堵灰磚砌成的老牆和一道濃郁的柳蔭圍繞著。都市的喧囂和慾望每一天都從四面八方擠壓過來，它卻頑強地保留著自己的寧靜。
這些年來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祿、燈紅酒綠簇擁著，很難想象咫尺之外竟有這樣一個從容恬靜、無物無我的清涼世界。我也曾極力為自己騰出一些假期，每逢這時，我和曉東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安排遠足。我們以觀光客的身份遊覽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如飢似渴地享受一年一度的閒暇、浪漫和異國風情。每次回到家裡，都以無限嚮往的目光反覆欣賞異國他鄉的照片，同時發誓，一定要讓自己的工作節奏放慢下來。我夢想著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風中慢慢醒來，傍晚在柔和溫暖的斜陽裡淺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識到，過去這麼多年裡，我每天在這公園的圍牆外面匆匆而過，竟從未進過這座大門。如今，一場疾病的降臨，讓我終於放下功名利祿，放下七情六慾，走進自己夢中的境界。
我們坐在湖畔的休閒椅上，看著被風吹皺的一池春水。風輕雲淡，水靜心閒。耳邊悠悠飄來一陣哨音，忽高忽低，錯落有致。隔著寂靜的樹林，能夠分辨出那是空竹的呼嘯。循聲望去，遠遠看見一個身影，瘦削、輕盈、矯健。我本以為是個年輕人，直到離得近了，才看出那人年紀不輕，甚至應該說是個老人了。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他練就一身抖空竹的絕技，能夠在樹林之間的狹窄空間穿梭往來，上下翻飛。
當他偶爾停下來的時候，我忍不住上去搭訕。
「怎麼——」他的問話剛剛出口，又戛然而止。他很機敏，見我不算老邁，卻手裡拄著柺杖，行動遲緩，腳下蹣跚，說出話來氣若游絲，立刻意識到我是個病人。
我迎接他的滿臉疑問：「身體不太好……」
「咳！」他打斷我，「不愉快的事情，誰沒有啊？」
看我還想接著說下去，他擺擺手，不讓我繼續。和那些專注、同情地傾聽我講述自己病情的朋友不同，這個人在刻意地阻止那些不愉快的景象出現在我心裡。
「窮人有窮人的難處，富人有富人的難處。病人有病人的難處，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難處。只有一種人沒難處……」他望著我，停下，故意賣個關子，然後突然爆發出一陣大笑，「就是不拿難處當難處的人哪！」
他是個北京人，而且是居住在老胡同里的那種地道的北京人。
聽一位口才好的老北京人說話，如同欣賞一位脫口秀大師的表演。為了強調自己說過的話，或是為了看我是不是注意在聽，他有時會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時間他是盯著空竹。他的雙臂上下揮舞，即使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他也不會讓飛翔的空竹落到地上，就像是讓那呼嘯不止的哨音來為他的生命伴奏。
他的故事很平淡，卻飽含人生哲理。許多年前，故事剛開始時，他是一個退伍軍人。在經過一番沒有結果的求職過程後，他走進一家小工廠，接替年邁多病的父親做了一個工人。父親一生沉悶抑鬱，不愛說話。這讓這個家庭的氣氛總是特別沉重。不過，到了兒子成家時，家裡不知不覺發生了變化，笑聲漸漸充滿了這個家。兒子天性快樂灑脫，從來不會因為不如意的事情而怨氣沖天。他並沒有讓這個貧窮的家庭發財致富，還是那座狹小的房子，還是那些陳舊的傢俱，可是他讓全家人的心情徹底改觀。走進這個家庭的人都說，你只要聽聽他們說話，看看他們的笑容，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但是這種平靜的生活忽然有一天被打斷了。工廠不景氣，他下崗了。在這個城市裡，這其實就是失業的代名詞。那一年他還不到50歲，指靠政府救濟金和微薄的儲蓄度日。家境越發艱難，每一分錢都要計劃好花還是不花，可是家裡笑聲依然不斷。他開始到這片樹林裡來揮霍他的時間。他的快樂變得更加簡單，僅是這空竹就讓他心滿意足了。空竹是他下崗後花幾元錢從廠甸廟會買來的。
當他提到「廠甸廟會」時，我心裡忽然一震，某個遙遠的情景來到眼前。我想起小時候，父親也在「廠甸廟會」給我買過一隻空竹，可我從來沒有學會過。那空竹早已不知丟到哪裡了。從那以後，我被一連串的「人生目標」所吸引，天天奮鬥，年年奮鬥，直到如今一病不起。要不是眼前這位「空竹老人」，也許我今生再也不會想起，自己也曾有過一隻空竹。
眼前那隻夢幻般的空竹仍在翻飛跳躍。哨音不絕，劃破晨曦，就像一首輕盈動人的圓舞曲，帶著一種在生命歷程中沉澱下來的灑脫和練達。他簡單破舊的衣服下是男人的體魄、寬闊的肩膀，胳膊泛著古銅色，青筋凸起，還有整齊勻稱的牙齒。當他完成一個高難度的動作時，臉上溢位的笑容燦若朝陽。
離開樹林時他已是一身大汗，鞋子上沾滿泥土。他們真有享受平淡生活的天賦，即使生活在物質世界的底層，仍然擁有保持快樂的秘訣。如此清貧單純的快樂生活，在這座城市裡正迅速消失，就像古老的城牆和破舊的院落一樣。若不是邂逅這位「空竹老人」，它在我的心裡只不過是失去的記憶罷了。
路上的風景
現在，我終於可以停下來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賞「路上的風景」。我甚至相信，眼前這種自由、寧靜、純淨的時光，還能持續一陣子。這讓我滿足。感謝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種最激烈的方式讓我找回生命的真諦。
離開公園回到家裡，接到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員打來的電話，說他們的總經理莫昭平已從臺北來到北京，希望找個時間過來探望。莫昭平是位典型的職業女性，精幹、執著、充滿激情，熱愛圖書。她會為得到一部好書稿興奮得手舞足蹈，也會為沒能出版一本期待中的書失聲痛哭，這很容易地讓我們找到了共同點。她管理的公司以繁體中文出版過我的幾本書，每一次合作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番愉快的經歷。以往我們每年總能見面，可是除了我的寫作和她的出版之外，似乎很少涉及別的話題。我知道她每次約見我都帶著一個目的，那就是打探我有沒有新作將要出手。
第二天下午，她如約來到我家。我開門見山地說：「很抱歉，恐怕今生不會再有新作了。」
她聽了，臉上露出傷感，不過只是一閃而過。「不，不，不！」她連連說，她這次不是來討書稿的，也不談寫作和出版。
這話讓我輕鬆不少，正想著找個什麼話題來談，她卻先開口了。她告訴我，她的前任總經理如何患了大腸癌，如何樂觀對待，又如何讓自己奇蹟般地挺了下來。可是禍不單行，兒子又被查出肝癌晚期。這母子倆攜手並肩，開始了新的抗癌歷程。母親的精神鼓舞著兒子，再次創造了絕處逢生的奇蹟。
莫昭平顯然已經瞭解我的病情，也知道我不能多說話，所以自己說個不停。作為一個出版商，她在過去很多年眼看著我為寫作殫精竭慮，所以斷言我是累壞了。不過，她現在似乎更擔心我的精神垮掉。像她這樣的女性一定能夠想象，事業的順逆對於今天人們的影響是多麼大。人們總是期待著自己能夠從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絕症降臨，意味著事業之路被一刀斬斷，這對他們來說必定是一個晴天霹靂。
她很想給我幫助，而且敏銳地認定我現在最需要精神方面的激勵。在為我樹立了一個戰勝癌症的榜樣之後，她又開始講自己的故事。這一回不是因為疾病，事實上她的身體一直不錯，她談起自己，只是想告訴我她多年以來揮之不去的一個遺憾。
「很多人，也許是每個人，或者就說我自己吧，」她說，「總是忙忙碌碌，向著自己嚮往的目標，不肯停歇，就好像一個登山者，不登上頂峰不肯罷休。常常感覺很累，想要停下來歇歇，歇一歇還是為了更快地往上爬，心裡面永遠只想著頂峰的無限風光，卻從來沒有停一停，看看路上的風景。其實，路上有好多好看的風景，要比頂峰還漂亮呢！」
她收起慣常使用的手勢，聲音忽然變得和緩，目光從書架上移開，越過我的肩膀望過去，彷彿看到那個遙遠的自己：「所以，試著放下自己的目標，停下來，看看路上的風景，也許是好事。」
分手時，她送給我一本書。書名是《0.0001的機會——絕處逢生的抗癌奇蹟》，正是她給我講述的那對母子的真實故事。封面上有一句話：「不管面對多少人生的病痛與苦難，只要還有0.0001的機會，就不要輕言放棄！」
我明白了，她從臺灣來到北京，這麼急著來看我，原來就是想要鼓勵我渡過難關。我也聽懂了她的話中含意：一個癌症患者，首先須在精神上從容平和，豁達通透，立於不敗之地。這比任何靈丹妙藥都重要。
那天晚上，我開始翻看她留下的那本書，也回味她留下的那些話。夜晚在我心裡變得安詳寧靜。我逐漸沉醉於「路上的風景」：柳蔭覆蓋的山坡，一線環繞的水岸，樹林裡的「古箏女子」，草地上的「空竹老人」，還有我曾擁有又失去了的那隻空竹……
小時候，父親還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也是早已遺忘了的，這時候竟也飄然來到眼前：
有個和尚，是個智者。一位當朝大官不喜歡他，總想為難他一下。
有一天，二人在長江邊上不期而遇。
江中百船競發，千帆爭流。
官員用手一指，問和尚：「你說，江裡有幾條船？」
和尚微笑道：「兩條。」
官員大怒：「明明數不勝數，為何只有兩條？」
和尚道：「對，兩條！一條為名，一條為利。」
芸芸眾生，來來往往，不是為名，就是為利。自古以來，無盡無休。如今這世界更是無節制地激勵著慾望的膨脹。人們焦慮不安，是因為沒有滿足慾望。滿足了慾望之後還是焦慮不安，是因為人的成就越大，慾望也就越收不住。可是名利之路迢迢，哪裡是個盡頭呢？
現在，我終於可以停下來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賞「路上的風景」。我甚至相信，眼前這種自由、寧靜、純淨的時光，還能持續一陣子。這讓我滿足。感謝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種最激烈的方式讓我找回生命的真諦，不再被世俗的華麗和喧囂包圍，也不再被功名利祿束縛。
我和曉東慢慢品著一杯茶，談論過去幾十年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我們有好多想去的地方還沒有去，有好多期待中的事情還沒有做。我們一直設想把這座城市的特色菜館走上一遍，這樣的菜館正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在各個角落，不知道我們的腳步什麼時候才能趕得上一個美食時代的膨脹速度；還有書架上的那些書，一直沒讀；還有我最喜歡玩的相機，一直閒著；還有滑雪和游泳，總是一推再推；還有京城每年的一萬場文藝演出，不知怎麼我也全都錯過了。其他出現在睡夢中的，還有青藏高原的三江源頭、新疆的喀納斯湖、雲南的香格里拉、阿爾卑斯山的滑雪聖地。這一輩子，我太注重工作，太在乎成就，這讓我疲倦萬分，也給我帶來無窮的快樂。重要的是，我所向往的事情還有很多。
在我剛剛病倒的時候，哥哥有一次提醒我，寫下自己最想做卻總因太忙而沒做的事，然後一件一件去實現。當時，這種閒情逸致我一點也沒有。現在我決定：不論生命還有三個月還是三年，我都不會再讓自己留下遺憾。
我被這個想法激勵著，興奮起來。於是，我開啟筆記型電腦。這電腦已經伴隨我多年，鍵盤已被指尖磨光，裡面記載著我生命歷程中的無限風光。但是這一次，我希望它能讓我記得，還有更好的風景在電腦之外。
眼前模糊不清，不過，手指依然靈活。我摸索著鍵盤，寫下「最想做的10件事」。
還寫了一句話：「能活一天算一天，能做一件是一件。」
最想做的10件事
1再吃一次「蘇浙匯」的清蒸鰣魚。
2再為兒子做一頓飯。
3再陪曉東一次出國遊。
4再到大海里遊一次泳。
5買個好相機玩一玩。
6恢復「清晨起床後喝一杯咖啡」的習慣。
7離開鬧市中心，到鄉下找個小房子住幾周。
8重返滑雪場，從雪山頂峰速滑下山。
9回江南和朋友同事再見一面。
10告訴所有癌症患者和他們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醫療領地上的「割據」與「門戶」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一個高牆林立、壁壘森嚴、充斥著門戶之見、連最基本的資訊共享都做不到的醫療環境，與醫生的誤診率、病人的治癒率之間，有沒有關係？
每天拎著一口袋膠片，滿世界東奔西跑，同時還能感到膠片數量迅速增加，袋子也越來越沉。這時候你自然會奇怪，如今這世界電子技術無孔不入——從電腦到電視，從手機到錄音筆，從數碼相機到網路傳輸，而且計算機裡儲存著每一次電子掃描的數碼文本，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要把它製成膠片拎來拎去呢？
這些膠片形體巨大，上面擠滿了黑白交錯的影像，如夢如幻。我每做一次腦部核磁共振，就會得到5張這樣的膠片，做一次肺部ct，至少有4張。如果我遵照醫囑再加上「增強掃描」，那就會使膠片數量再增加一倍。在我長期就醫的那家腫瘤醫院，每天做ct掃描檢查的患者大約200人。照這樣算來，每年從這一家醫院的ct室裡出來的膠片恐怕有幾十萬張，全國所有醫院出來的膠片數以億計。如此數量龐大的膠片都彙集到病人手上，滿大街拎來拎去。相形之下，我手上的那點東西只不過是滄海一粟。
以膠片的形態來演繹人類身體器官的病變，可能已經有超過100年的歷史了。我的爺爺就是拎著膠片去看病的，父親也是。而現在，我，還有我的兒子，也在經歷同樣的事。我每次看病都會牢牢記住醫生的提醒，不僅帶上最新的膠片，還要把以前的膠片都帶在身邊。我能理解，醫生這樣要求是為了便於他們在新舊對比中發現問題所在，所以我以一種虔誠的心情把那些膠片隨身攜帶。不僅如此，我還為每張膠片貼上標籤，以儘量明顯的方式註明日期。這是因為，我看到膠片已經多得連醫生也難以應付。當它們橫七豎八地平攤在診臺上時，醫生為了找到他們想要的那一張，總是顯得頗為吃力。
這情形看上去既笨拙又好笑，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似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它的合理性，包括我。
直到有一天，妹妹打電話來，要求我送給她一套資料，以便她能在歐洲請專家會診。於是我請醫院複製一套膠片，又通過國際特快專遞公司送往歐洲。快遞公司收取郵資800多元，然後以一個專用的硬紙筒將膠片妥善包裝，航空傳遞，大約花了兩天時間終於送達。
這在我看來已算相當快捷，可是妹妹再次來電，表達她的疑惑不解。她說，醫院的計算機裡應該有電子數碼文本啊！為什麼要製成膠片郵寄呢？通過網際網路傳輸，她在一秒鐘之內就能收到，還不用花一分錢。更重要的是，電腦螢幕上顯示的影像，可以調節黑白反差和色調，還能區域性放大，能夠比膠片更清晰、更精確地反映細節變化。
她還告訴我，在歐洲，你隨便在哪一家醫院做了透視掃描，醫生都會把電子文本備份儲存在電腦裡，此後你到別的醫院會診——任何一家，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調取過來供你使用，這叫資源共享。鑑於電子文本的好處是如此多，所以她收到我寄去的膠片後，又不得不把它們一張一張在電腦上重新掃描儲存。可惜的是，經此掃描複製得到的電子文本，比起原始資料已損失了一些細節。
國外醫生們對待膠片的方式，讓我第一次對自己手裡的大袋子感到困惑。
我們再次去醫院，詢問是否有原始的電子文本存在計算機裡。不錯，還真有！但是醫院從來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極少索求。幸運的是，醫院工作人員通情達理，懂得變通，最終同意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在交了200元錢之後，終於如願得到兩張光碟，上面儲存著我的核磁共振和ct掃描結果。我按照妹妹的要求，通過網際網路將這電子文本傳到歐洲。至於膠片，我們每次求醫問診時還得照樣拎在手裡，因為國內的醫生一律要看實實在在的膠片，而不是什麼電腦顯示屏上的影像。
由於平生第一次給自己的體內器官拍下這麼多膠片，並且經歷了那麼多的會診，我開始對醫生們的一個怪癖感到驚異，驚異於他們對一堆堆膠片的忠誠。儘管電腦螢幕能夠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世界展示出來，儘管醫生們都會熟練地使用電腦，但他們還是要把電腦裡的數字文本製作成膠片，而且一再叮囑病人帶齊所有膠片。即使是年輕一些的醫生也不例外。他們可以對你談論世界醫學的最新成果，可以告訴你他們在國外是如何求學如何行醫的，可以告訴你他們日程中的某一天將在某個國家講學，而他們講學時一定會熟練地使用手提電腦來顯示演講提要，他們下班之後會在電腦上打發很多閒暇時間，甚至他們行醫的診臺上就放著一臺電腦，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頑強地依靠面前那個古老的燈箱來閱讀膠片。
然而醫生們還不只是忠實於膠片。我們沮喪地發現，他們其實只忠實於自己醫院裡掃描的膠片。倘若你拎著一家醫院的膠片到另一家醫院會診，通常會遭到冷遇。當然醫生的口氣很委婉，理由也很充分。他們會告訴你，這片子拍得不好，所以你還得在這家醫院裡重新來過，結果你很快又得到一大堆新膠片。我一直都搞不明白，這種局面究竟是不是出於治病救人的真誠追求？
我自信自己不是一個懶人，尤其不是一個怕麻煩的人，我並不介意花費更多的精力、體力和時間，也不心疼那些額外支出，我願意把現代科學帶給我們的電子技術和資訊共享原則忘得一乾二淨，讓那個沉甸甸的膠片口袋永不離身。可是，當我心甘情願地做著這一切的時候，我並不是沒有麻煩，事實正相反，還有更大的麻煩潛藏在我的康復之路上。那就是，我有可能找不到一個能夠拯救我於死亡線上的醫生。
起初，我努力克服內心深處的焦慮，試圖在我們遇到的醫生中發現一個可以把性命相托的人，因為在我眼裡，醫生都是救星，能夠對我身體的所有問題應付自如。可是，我不久便沮喪地注意到，這種期望如同望梅止渴。值得信賴的醫生不是沒有，但是他們都恪守自己的專業範圍，決不會逾越哪怕很小的一步。就像中國民間一句俗語說的：敲鑼賣糖，各管一行。
醫生們總是告誡我，癌症本是一種全身性的疾病。人體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嚴謹也最沒有一定之規的系統。同樣都是人，每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都是不同的；同樣一種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程式和結局。因此，我經常猜測，一個醫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資訊，調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經驗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