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現代醫學不是按照這種邏輯設計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類的概念，顯然也不太可能由一個醫生來實現。事情也許正相反，在醫學體系裡，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每個系統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統裡的胃、肝、膽、胰……你走進任何一家醫院，又會看到無數的「科」，比如內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由於這種疊加起來的劃分數不勝數，一個醫生即使擁有高超醫術和高尚醫德，也只是專注於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當我的顱內和左肺同時發現病變，甚至腹部也出現值得懷疑的跡象時，卻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為我的所有問題提供幫助——神經科的問題、胸科的問題、肝膽科的問題、外科的問題、內科的問題、西醫的問題、中醫的問題。一個最優秀的胸科醫生也不會管我的腦袋。他會說：「我只管你的肺，不解決你腦子裡的病變。」反過來，一個神經科的醫生也是如此。在內科醫生面前，我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是：「這問題你應該去看外科。」當我在外科醫生那裡完成手術之後，又會聽到醫生說：「出院一個月後到內科去會診。」
就這樣，我們除了像只沒頭蒼蠅一樣在醫院的所有科室裡到處亂闖，別無他法。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適應這種局面。老實說，出現這局面還不算太糟，因為醫生們儘管各自為政，畢竟還在相互配合。對我來說，最糟糕的莫過於醫療領域裡盛行的互相貶損之風。你去看內科，他們會嘲笑外科醫生「就知道動刀子」。你去看外科，他們會用一種不屑的口吻談論內科的「放療」和「化療」。在我的印象裡，大多數癌症病人對西醫和中醫並無成見，如果可能，他們很願意兩種療法都試試。可是你去看西醫，他們會告訴你，中醫根本不能消除腫瘤。你去看中醫，他們會或明或暗地提醒你，西醫如何草菅人命。
每次我們離開一位醫生時，總會想：嗯，他說得有道理，的確應當如何如何。可是當我們走進另外一間診室時，剛剛形成的治療計劃立即就被新的醫囑顛覆了。有一次我們問一位西醫，中藥有沒有可能治療腫瘤？他斷然說：「不可能。你就是泡在中藥裡，也不會讓腫瘤縮小。」又有一次曉東詢問一位中醫，能不能去做開顱手術？他當即喝道：「去吧，去吧。你要是想當寡婦，就去吧。」最後我們發現，大多數醫生——不論西醫還是中醫——除了讓你感到他們自己無所不能，以及別人什麼都不能之外，幾乎不能給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戰的意見。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一個高牆林立、壁壘森嚴、充斥著門戶之見、連最基本的資訊共享都做不到的醫療環境，與醫生的誤診率、病人的治癒率之間，有沒有關係？
我猜想也許是有關係的。設想一下，如果醫生們能夠共享那些最簡單的資訊——不僅共享膠片，而且共享所有電子資料；如果醫院能夠避免「敲鑼賣糖，各管一行」；如果醫生之間能夠共享彼此的經驗，取長補短，而不是互相貶損，揭短拆臺；最後，如果醫生和他選擇的治療方案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指望醫生在面對癌症時少犯一些錯誤？
醫生也會犯錯誤
你的醫生所犯的錯誤，可能讓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讓你更快地喪命。
要說醫生會犯錯誤，甚至犯低階錯誤，也許會讓一些醫生不以為然。
在我求醫問藥的日子裡，很多醫生都會告訴我幾個妙手回春的故事，給我留下神醫良藥的強烈印象，卻很少有哪位醫生對我講述他的「醫治無效」的記錄。至於「誤診」「誤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從醫生的嘴裡聽到。
可是讓人疑惑的是，癌症治療中「誤診」「誤治」和「醫治無效」大量存在。「治癒率」保持著一個很低的紀錄，而且很多年來一直沒有明顯提高。
我不懂醫，也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長時間裡不能解開這個疑問，只能憑藉常識和邏輯來推斷。沒有一個醫生會只有「治癒率」而沒有「醫治無效率」，也沒有一個醫生會永遠正確沒有失誤。
事實上，你的醫生所犯的錯誤，可能讓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讓你更快地喪命。
問題在於，除了少數明顯的醫療事故，醫生的大多數錯誤，要麼不會造成可以明確界定的後果，要麼可以用「醫治無效」來掩蓋。
醫生為什麼會犯錯誤呢？
除了我們已經感受到的「門戶」與「割據」（嚴格說來，這不是哪一位醫生造成的），還有一些，和醫生自身修養有關。
我想，我沒有資格評價醫生的專業水準。不過，我總擔心，有一些非醫學的因素，可能導致醫生不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現在我就嘗試著列舉幾個：
b受制於人性方面的弱點/b
醫行天下者說到底不光憑藉科學，還須有一份愛；不光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所以，決定醫生高下的不僅僅是醫術，還有操守。
請記住，醫生不等於醫學。
醫生=醫學+人。
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醫生在和病人相處的時候，不僅受制於自身的專業水平和經驗多寡，也受制於他們作為人的長處和短處。從醫學的立場上看，醫生是權威。從人性的角度來度量，醫生和他們面前的病人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獨立地思考過這件事，尤其不會想到醫生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醫生的專業和經驗也會受制於人性方面的弱點，甚至會因此走樣。
b在病人面前的職業優越感/b
擁有一份好的職業，很容易讓人產生優越感。
醫生喜歡危言聳聽，有意無意地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或者叫作「職業優越感」。
大多數病人沒有醫學常識，精神萎靡，反應遲鈍，看上去像個弱智者。這又助長了醫生的優越感。
在通常情況下，醫生的職業優越感只是給病人帶來心理上的不舒服，不會造成更壞的結果，我們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個醫生因此便以為自己無所不知，文過飾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東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裝懂，那就註定會有更大的犯錯誤的機率。
b醫患之間嚴重的供不應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厭煩/b
在我們國家，醫院絕非一個清靜宜人的去處。病人蜂擁而入，嘈雜，喧鬧，混亂，充斥著令人作嘔的味道，還有無助絕望的目光。
醫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薩。每天面對這一切，見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厭倦。
久而久之，他們難免把門診當作例行公事，而不是救死扶傷；把病人當作一個病例，而不是一個人。所以，他們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時間和技能，而不是感情。
b利益的糾葛/b
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告訴你只有手術和化療能夠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術和化療為生的醫生。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宣揚各種各樣的「抗腫瘤特效藥」？是那些以這些藥物謀取利潤的製藥廠和經銷商。
在今天的中國，求醫問藥已經成了一種極富誘惑力的市場需求。
對一些人來說，疾病是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是傾家蕩產的危機，是死亡的威脅。但是在另一些人眼裡，它是名利場上的一個良機。對他們來說，你的出現只不過為他們增加了一個病例，或者是一棵極具潛力的搖錢樹。
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我們的腰包救命
這一類考題，我們每天面對，幾百次地捫心自問。這簡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試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題。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只不過判官最終給予你的裁決將不是「對」或「錯」，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我們做對了一些事情，同時我們還面臨著更多的難題。其中有一些不妨拋諸腦後，但還有很多是我們無法迴避的。我們不得不沒完沒了地刨根問底，如履薄冰，以便不會犯下致命的錯誤。
現在，我們必須儘快決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劉太醫」的靈丹妙藥——「控巖散」。
關於「控巖散」，我們已知道一大堆神奇的故事。根據「劉太醫」本人的描述，這「控巖散」乃他的祖傳，也是劉家之所以成為「治瘤世家」的獨門秘籍。在他出版的一本風行一時的書中，千言萬語，說來說去，其實最引人入勝的就是一碗湯和一味藥。不管什麼人，也不管什麼腫瘤，統統給予「一湯一藥」。湯是「牛筋湯」，藥是「控巖散」。在他筆下，「控巖散」由「劉家藥行」以進口鯊魚膽為主料，配合其他種種秘而不宣的中藥製成。他來給我診治開方的那天，曾詳細地解釋了這味奇藥的服用方法。我還記得那一番話，並且已經把幾百斤牛蹄筋喝進肚子。假如他不是忽悠，那麼我體內的膠原蛋白應當把腦袋裡的腫瘤團團包裹起來了。腫瘤已被軟化，甚至還會略微縮小。按照「劉太醫」的治療計劃，這時候「控巖散」殺將上去，不間斷地吃它四年，即可徹底消滅腫瘤。
可是我還在猶疑不定：到底要不要吃這靈丹妙藥呢？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大堆問題，等待著一個明確的答案：
要不要儘快實施開顱手術，切除顱內腫瘤？
——這是神經外科專家的一個建議。
要不要實施顱內探查手術，以便直接取得病變活體進行病理檢驗？
——這是神經外科醫生的又一個建議。
或者先服用一段時間的抗生素，以這種診斷性治療的辦法幫助確定顱內病變是炎症還是腫瘤？
——這是神經內科專家的一個建議。
要不要為出國做好準備，以便到美國或者歐洲的醫院去做腦瘤切除手術？
——這是親友們的建議。
還是什麼都不做，靜觀其變？
——這是另一位神經科醫生的建議。
要不要立即實施開胸手術，切除發生病變且被高度懷疑為惡性腫瘤的左肺上葉？
——這是一位胸科專家的建議。
要不要實施抗結核治療，因為左肺的病變可能是結核而非腫瘤？
——這是另外一位胸科專家的建議。
要不要去看中醫？
該不該相信廣告上說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藥？
要不要吃那些據說具有防癌功效的營養藥品？比如靈芝孢子，或者冬蟲夏草？
這一類考題，我們每天面對，不下幾百次地捫心自問。
這簡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試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題。你可以回答「是」或「否」——聽從醫生的勸告，或者追隨自己的意願。只不過判官最終給予你的裁決將不是「對」或「錯」，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作為癌症患者，要想不犯錯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打擊襲來時，我們都會惶惑不安，還會無所適從。這很正常。我們受到的威脅和壓力太大，面對的蠱惑和煽動太多，即使是最具大智大勇和獨立精神的人，也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看清什麼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我們的第一個念頭是到醫生那裡去尋求救命之道。這也很正常。我們每天接受各種各樣的診斷，聽到形形色色的治療方案。聽從醫生的話顯得很自然，而拒絕醫生的話則顯得既無理又無知。
醫生有許多話很權威，也很有意義。不過，我還注意到，醫生也有很多話並沒有真正的價值。這些話裡傳達的資訊常常引起我們的過分依賴，甚至誤導了我們的注意力，以至朝著一個錯誤方向走去，我們卻還以為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到頭來，如果你完蛋了，你會認定是自己倒霉，絕症纏身，命該如此。你根本不會想到，如果沒有這些治療，是否也會命喪黃泉？或者說，是否會這麼快、這麼痛苦地命喪黃泉？
如果你起死回生，你會歸功於醫生。你不會想到，如果沒有這樣一番治療，是不是也能渡過危機？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你聽了醫生的勸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腫瘤，於是努力打探最好的醫院，尋覓最好的外科醫生。為了確保手術成功，你輾轉聯絡熟人，牽線搭橋，甚至不惜額外花費數額龐大的金錢。終於，一切安排妥當，你被推進手術室，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門外。然後，醫生宣佈手術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歡喜，都說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許從來沒有想過，你是不是真的應當做這次手術呢？如果沒有這次手術，結局究竟是更好還是更糟呢？
1985年，我的父親被查出患有肝癌。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找到最好的醫生。一番調查之後，我認定全國最優秀的肝膽外科專家當數上海長海醫院的吳孟超大夫，他以外科手術有效治療肝癌而享有盛名。於是我趕到上海，問他是否可以為父親做手術。我滿懷期待地等他說話，可是他既不急著回答我的問題，也不像今天很多有名的醫生那樣把自己以往的成功病例掛在嘴上。他靜靜地聽我陳述，間或問我幾個問題，又仔細檢視病人的所有影像資料和化驗結果，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然後，他對我說，可以做手術，而且還能保證手術成功，但他還是勸我不要手術。他用一種坦率和值得信賴的口吻告訴我，手術將給病人帶來極大痛苦，從延長病人生命和提高生存質量的意義上說，即使是最好的手術結果，也不如不做手術。
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次成功的外科手術雖然可以切除腫瘤，並且讓病人傷口痊癒回家，但是不一定能延長病人壽命，而一定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痛苦。
聽了這一番話，我們只好放棄為父親手術的想法，轉而採取保守治療方法。10個月後，父親去世。我當時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沒有因治療遭受痛苦，平靜地度過了自己最後的日子。與此同時，我又留下一個疑團：如果堅持完成一次腫瘤切除手術，父親的結果會不會更好些呢？這件事雖已過去多年，可是疑團始終在我心裡糾結著，揮之不去。
2005年，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我的家族之中。這一回，我的一個親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親當年的情況如出一轍——兩人都是在例行體檢中發現腫瘤，當時渾身上下沒有任何症狀，能吃能睡，精力充沛，仍在以健康良好的身體狀態工作著。不同的是，我的這位親戚以最快速度進了手術室。他找到當地最好的醫院，請來最好的醫生操刀。醫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佈手術成功，肝部腫瘤已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個過程不到三個月。噩耗傳來的那天，我在悲傷中前前後後仔細回想，最後得出結論：這位醫生的所謂「手術成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手術除了給病人帶來痛苦，還有極大可能縮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沒有延長病人的生命。
這天夜裡，我在睡夢中醒來，病中的父親再次來到眼前。我第一次確信，當年聽從吳孟超大夫的勸告不為父親手術，不是一個錯誤。那個積鬱心中20年的疑問，終於釋然！
現在，同樣的難題輪到我自己了。
在經過一番求醫問診的經歷之後，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數醫生面對病人時，已經不會像當年吳孟超大夫那樣客觀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他們傾向於把自己說得無所不能，並且有意無意中給病人造成一個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錢和生命交給他們，就將是死路一條。當然他們是用另一句話來表達這個意思的：「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對病人和病人家屬來說，幾乎是個「撒手鐧」。
「最佳治療時機」當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確的治療方向」更重要——也許比選擇一個具體的治療時機還重要。
我回想當初在「要不要手術」的問題上進退兩難的情形，如果聽從醫生建議，就是立即切除顱內腫瘤，那麼即使在最好的醫院裡，由最好的醫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術，結果也只能是：
1.惡性腫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腦損傷。
2.惡性腫瘤。部分切除。沒有損傷正常腦組織，但剩餘病灶仍會迅速長大。
3.良性腫瘤。全切除。沒有損傷正常腦組織，或者造成部分腦損傷。
無論哪一種結果，我都將慶幸自己經歷了一次成功的手術。我會對醫生千恩萬謝。我會說：「是手術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許還會以此鼓勵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術檯。即使留下後遺症——眼斜嘴歪，吃飯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個健康人那樣腿腳利索，我也不會產生任何懷疑。
因為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如果不做手術，我的生命將會怎樣。
但是，由於我沒有聽從醫生勸告立即手術，所以有機會看到另一種結果。我已經跨過醫生所謂的「死亡預告期」，不僅什麼都沒有發生，而且我還能清晰地感到頭部病灶帶來的不適減輕了。不能說這是痊癒的跡象，但它已經證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謂不立即鋸開腦袋就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的說法，其實只是醫生的錯誤判斷。
我並不一律地排斥手術（我很快就會提到，當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沒有必要實施開胸手術時，我堅決地選擇以手術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堅信，病人千差萬別，腫瘤的性質更是大相徑庭，一律選擇某些治療方式，或者一律拒絕，都有可能導致你走向錯誤的方向。
由於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幾個癌症病人，也由於身邊很多類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體驗，我漸漸意識到一件事：與癌症的較量是沒有後悔藥的，一著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因此每一個決定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都必須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不是衝動和盲從。
請記住，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我們的腰包救命。
現在讓我們回到「劉太醫」和他的「控巖散」上來。
「劉太醫」給我診治開方那天，說對了兩件事：其一，絕對不能去開刀；其二，也是一個更加了不起的預言，他認定，三個月後，我的腦瘤將會略微縮小。
現在設身處地回想當時情形，我能體會到，說對這兩件事相當不易。對比那時候那麼多名揚全國的醫學專家說過的話，我在心裡對這位「江湖醫生」有著很強的感佩之心。他有很大可能是瞎蒙的，沒有科學依據，可是這對我來說並不重要。事實上，當那些彼此對立、莫衷一是的「診斷」堆在我面前時，我就有了一個直覺：在癌症治療領域，所謂「科學」和「瞎蒙」之間的界限，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清楚。
不過，由於「控巖散」的故事過於離奇，我們抱著很深的疑慮。「劉太醫」的「只給精英治病」「只給有影響的人物用藥」的說法，更讓我們不能接受。在得知他公開發表的個人簡歷中有一些不實內容時，我們開始懷疑此人的誠信，於是開始調查「控巖散」的來龍去脈。這一調查藉助了人民日報社駐海外記者的力量，也委託了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結果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控巖散」如「劉太醫」所說是在香港製成後在內地銷售，所謂遍佈美國的「劉家診所」和「會員」，也是無處尋覓。
我對醫生本人是否合法行醫並不介意，對於藥品成分不會刻意糾纏，至於有沒有政府批文，有沒有合法生產手續，我也不太在乎。不管合法非法，能治病就是好法。對於任何一個癌症患者來說，如果名門正派的醫院通通宣佈為「不治」，那又為什麼不去依靠旁門左道呢？但是，如果你選擇了一個渾身江湖氣、大話連篇、隨心所欲、未經合法註冊的醫生，再加上一堆沒有生產許可證、也不知道成分的藥品，你就必須有一種遊刃有餘的分辨真假的能力。
我的一些朋友認為，既然「劉太醫計劃」的第一階段目標——連續三個月服用牛筋湯和開胃湯，控制腦瘤繼續生長——已經實現，那麼，按照他的方法儘快上「控巖散」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說，在商業圈裡的爭名奪利之人，虛張聲勢甚至無中生有，都是不足為奇的，所以不必過分在意所謂「誠信」。
然而我不這樣想。我對誠信本來就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追求。過去很多年裡，如果我發現一個人說了一句假話，那麼我會認定這個人的所有言行都不可信。在求醫問診的道路上也是一樣。我不會在乎旁門左道，但是我特別在乎醫生的誠信。在沒有任何手段控制藥品真偽的時候，醫生的誠信就成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判斷依據。更何況這對我來說是件性命攸關的事！
我拒絕了「控巖散」，這在當時讓好多朋友不解。有人覺得我多慮了。曉東知道我的想法，也支援我，可是總覺得在道義上有點虧欠「劉太醫」。她在自己的日記裡，記錄了那時候我倆的一次對話：
我問他：「你從一開始就對‘控巖散’心存疑慮，我記得你從來就沒有同意過吃‘控巖散’，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始終就不太相信‘劉太醫’這個人。」
我說：「咱們這樣懷疑人家，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他說：「這和厚道不厚道是兩回事，他有好的東西我們就接受，但不意味著全盤接受。」
我聽從了「劉太醫」的一些話，卻不肯聽從他的另外一些話；接受了他的「牛筋湯」和「開胃湯」，卻不肯接受他的「控巖散」。「劉太醫」那時候相當走紅，並且對我抱以很大的善意，我卻對他始終存有戒備之心。這看上去的確有點怪，也不合情理。現在我就來解釋一下其中的緣由，希望能夠讓我的病友們有所比照。
「劉太醫」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幫助。儘管他的一些說法聽上去太不靠譜，無法讓我信服，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的那些所謂「秘方」真有治癌功效，但是他的另一些說法開啟了我對癌症的新認識，這些新認識直到今天還在指引著我的康復之路。對於這一切，我始終心存感激。然而這一切都不能掩蓋他在誠信方面的問題。我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合法行醫執照的人，還有一種未經生產許可的藥，對這種藥的成分我也完全不知。我在前邊已經說過，在這種情形下，我讓自己不犯錯誤的最後一道保障線，就是了解制作和使用它的人。當有明顯跡象表明這個人在說謊的時候，他的所謂「特效藥」當然是不值得信任的。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這理由不是醫學的，而是邏輯的。我不懂醫學，但是我懂邏輯，所以它在我這個醫學外行來看，分外有力。
「既然沒吃‘控巖散’我的腦瘤也縮小了，」我對朋友說，「那我為什麼要吃‘控巖散’呢？」
正因此，我謝絕了「劉太醫」的「控巖散」，如同謝絕了西醫專家們的「手術刀」。
從那時到今天，已經過去九年多了，我還好好地活著。顱內病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縮小到連專家都很難找到，我的絕大部分不適症狀也已經消除。
現在回想當初選擇，如果服用了「控巖散」，那麼我一定會相信，「控巖散」果真具有奇效。「劉太醫」的預言——「四年消除腫瘤」，也就神奇地「實現」了。對於其他腫瘤病人來說，我會成為「控巖散」的一個有力的廣告牌。可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永遠不會知道，我的「腦瘤」終究會消失的，不吃「控巖散」也會消失，就像根本不必讓外科醫生鋸開腦袋一樣。
少犯錯誤的10條原則
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自己應當做什麼，那麼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麼。「不做什麼」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一位在美國生活的朋友來看我，我對他說起對醫生的種種期望和失望。他告訴我，在他們那裡，癌症患者通常都有一個專門醫生，有人叫作「私人醫生」，有人叫作「家庭醫生」，有人叫作「醫療顧問」，其性質和作用都是類似的。這些醫生通常並不直接對病人採取治療措施，與任何醫院、醫生、治療方案以及藥物營銷也沒有利害關係。他們為病人彙集各種資訊，推薦醫院和醫生，對來自醫生的所有診斷和建議做出評判，然後幫助病人制訂一個儘可能全面、詳細和可以持續的治療計劃。
我受到啟發，覺得自己也非常需要這樣一個醫生。幾個月來，我充分體驗了看病之難。花錢費力費時忍受煎熬，這些還在其次，最難的是，病人還必須調動全部智慧去辨別五花八門的資訊，去偽存真，選擇正確的治療措施。而我面對的資訊總是不能相互印證，甚至完全對立，叫人左右為難。在數不勝數的腫瘤治療專家當中，我也很難弄清楚究竟誰最適合我。如果我們的醫療體系中擁有一個角色——醫療顧問，我的求醫之路也許會容易得多。
不僅是我，恐怕每個癌症患者都需要這樣一個人。此人不僅醫術精湛，經驗豐富，而且還具有很高的做人水準。善解人意，對病人有足夠的耐心，可以回答病人遇到的所有問題，幫助病人選擇最好的治療方向。他並不直接為病人治病，但知道哪裡有最好的醫生，哪裡可以提供最好的治療。在他心裡，「最好的」不是「最昂貴的」，而是「最合適的」；不是「最有名的」，而是「最有效的」。最重要的是，他與任何醫療機構和醫學門派都沒有瓜葛，因此在向病人提供建議時絕不夾雜任何功利動機。
我一直期待這樣的「醫療顧問」出現，卻一再失望。有一天，我向一位醫生提起這事。他笑了，好像我是痴人說夢。
在中國，如果你的親友中間碰巧有位醫生，他很有可能為你到處蒐集醫學資訊，幫助你去聯絡醫院和尋找專家，還會給你很多建議。這是緣於親情和友情，與職業無關。單單從職業立場來說，我怎麼也找不到這麼一種角色。最後，我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由於我們醫學領域的那些縱橫交錯的高牆深壑，即使是那些精通醫術、善解人意、超越功利去救死扶傷的醫生，也不會對自己專業範圍之外的事情發表意見。
儘管沒有「醫療顧問」，我們卻不能對面前的問題有絲毫怠慢。所幸記者職業的閱歷讓我養成觀察和辨識人的習慣。這幫助我認識了醫生的職業特點，以及他們作為人的長處和短處。所謂「觀察和辨識」，包括察言觀色，也包括問詢和傾聽——不僅聽人家說什麼，也看人家怎麼說。肢體語言，尤其是那些一閃而過的細節，常常會暴露一個人最真實的一面。如果一個醫生在你的ct片上看了不到兩分鐘就開始誇誇其談，那麼他極有可能是個自以為是和草率行事的人。如果一個醫生在你敘述病情時表現出心不在焉，不肯向你提出一個問題，甚至急於結束的話，那麼你可以設想，他心裡不是在考慮你的病，而是在嫌你浪費他的時間。如果一個醫生拐彎抹角地詢問你的收入和職業，那麼他多半具有過度治療和看人下菜碟的傾向。我們都知道沒有人是全能的，醫生也一樣，但是很少有醫生在病人面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事情。如果一個醫生在回答你的問題時露出一絲猶豫，說了半天總是在問題的外圍兜圈子，眼神還會出現瞬間的游移，下意識地躲閃你的目光，這時候你可以相信，他是在談論一件他自己並不瞭解的事。
此前我們曾經提到，癌症患者的關鍵問題是，不要讓治療走上錯誤的道路。同時我們又不能指望哪一個醫生永遠正確，不犯錯誤。然而在我看來，最遺憾、最叫人失望的還不是普遍存在著的誤診和誤治，而是那些我們千辛萬苦尋找、畢恭畢敬求教，並且寄予無限希望的醫生，卻很容易地成了誘使我們犯錯誤的最重要原因。
我和曉東開始互相告誡，從現在起，再也不要被診斷結論牽著鼻子東奔西跑了。我生命的天平，不應該隨著醫生的話搖擺不定。
於是，我只好嘗試著給自己做「顧問」。
如果你理解為「別聽醫生的」，那就錯了。我想說的是，對於醫生的話，一定要搞清楚什麼是該聽的，什麼是不該聽的。我希望能從醫生那裡學到儘可能多的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同時排除那些會誘使自己犯錯誤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能迅速準確地確定自己應當做什麼，那麼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麼。
「不做什麼」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
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憑什麼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呢？憑我給自己規定的10條原則。
少犯錯誤的10條原則
1不讓醫生的話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論是樂觀的話還是悲觀的話。
2儘可能仔細、客觀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有沒有新的不良感覺？老症狀是更嚴重了，還是減輕了？通過醫生的臨床檢查來驗證自己的感覺是否準確，並把自己的感覺與醫生的診斷加以對照。
3記住每個醫生都有犯錯誤的可能，也會有失敗的病例。瞭解他犯錯誤的機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機率同樣重要。通過直接觀察和間接調查，對其醫術和醫德做出評估，以確定醫生的可信度。
4儘可能全面地收集與自己疾病有關的資訊。
5把所有資訊綜合在一起，判斷哪些是無關緊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錯誤的，哪些是正確的。哪些事應當儘快去做，哪些事應當暫緩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對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卻很大的治療措施，特別慎重。
7對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卻肯定會帶來副作用的治療措施，更要慎重。
8對那些有明顯或潛在利害關聯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保持警惕。
9對那些特別關心你的身份和錢包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冷靜面對。
10對那些名氣雖大卻過於自信輕率的醫生，切不可盲目追隨。
前三個月裡最容易犯的錯誤
小錯誤集合起來，常會導致可怕的結果。所以，擺脫這些錯誤，是我們康復之路的真正起點。
在疾病襲來的最初一段時間，癌症患者和他們的親屬很容易犯下一些錯誤。我由於自己的親身體驗，明白這些錯誤是很難避免的，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其中有很多看上去也不是什麼嚴重問題。然而我們仍須時時提醒自己，小錯誤集合起來，常會導致可怕的結果。擺脫這些錯誤，是我們康復之路的真正起點。
b恐懼，以至於驚慌失措/b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這輩子就這樣完了！」「為什麼是我？」「我怎麼這麼倒霉？」「我不想死。」……
癌症患者難免產生諸如此類的念頭。我們看到了死亡的陰影，感覺到死神的召喚。應該承認，恐懼以及驚慌失措都是很難避免的。有些研究者指出，死於癌症的人中，其實有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我不敢相信這個數字準確無誤，但我相信，導致死亡的絕不僅僅是癌細胞的泛濫，還有我們自己的恐懼。
復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來自希望和信心，而非來自恐懼。
恐懼是傷害的力量。勇氣是康復的力量。
b向病人隱瞞實情/b
美國有位挺有名的心理學家，名叫馬丁·加德納（martingardner）。他在一番研究之後認定：「在美國630萬死於癌症的病人當中，80%是被嚇死的。」此人原本是位醫生，由於目睹太多的癌症患者被恐懼壓倒，又以心理學家的背景來理解這一現象，他竭力反對把實情告訴癌症患者。（引自美國休斯敦《美南新聞》）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種恐懼，所以能夠理解馬丁·加德納的建議。但同時我也知道，有無數病例證明，對病人隱瞞實情有著巨大的弊端。
我有個朋友患了結腸癌。他的妻子為了給他治病煞費苦心，傾家蕩產，可惜收效甚微，一年後他去世了。彌留之際，他說出對妻子最大的抱怨，就是妻子始終對他隱瞞實情。他說，如果從一開始就告訴他，他就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安排生命中最後的這段時光。他的話後來一直銘刻在妻子心上，很多年後提起來，她仍然覺得對不起自己的丈夫。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隱瞞病情會讓你的家庭充塞著神秘、詭異、壓抑、躲躲閃閃的氣氛。你就沒有辦法與患者開誠佈公地討論疾病和治療，更不可能齊心協力對抗疾病。
b讓家裡充滿悲傷和絕望的氣氛/b
癌症患者的家裡是很難有笑聲的，在疾病暴發的最初幾周尤其如此。我們的周圍充滿了悲傷和絕望，還不免怨天尤人。可是，我們必須明白，快樂和充滿溫情的生活環境是癌症患者走上康復之途最重要的保障。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不是用金錢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樂的心情來救命。
b醫生說什麼信什麼/b
不知道為什麼，在和醫生面對面的時候，我們總是謹小慎微，就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我們告訴自己，只能聽醫生的，醫生比我們高明，不能對醫生的任何一個建議提出疑問。
而醫生總是神氣活現。他們會信誓旦旦地宣佈，你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且癌細胞正在瘋狂地擴張，每拖延一分鐘都會讓治療更加困難。
他們會說：「發現得太晚了！」「為什麼不早點來看？」……
他們也會提出治療措施：「必須手術！」「手術？當然有危險。」「不手術？拖不過一年了！」「手術已經不行，太晚了！」「必須放療！」「必須化療！」「全身化療！」「療效？這因人而異。」……
當然，他們還會告訴你種種後果：「有的人效果不錯啊，有的人對化療不敏感。」「副作用？任何藥都有副作用！」……
在有意無意地營造出一派恐怖氣氛之後，醫生會讓你自己決定該做什麼。他們會拿出一大堆檔案來，讓你簽名，同意他們這樣做或者那樣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後果，而且不會追究醫生的責任。
你的家人哆哆嗦嗦地簽了名，然後把錢交給醫院。好了，從法律上來說，這是你自己的決定。可是，想象一下實際的情形，當一個醫學權威甚至一群醫學權威異口同聲地宣佈，如果不採取什麼措施就會怎樣怎樣的時候，已經驚慌失措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除了亦步亦趨地走上醫生為他們指引的道路，又能怎樣？
然而我們站在醫生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卻又不能責怪醫生在製造恐怖氣氛。醫生只是在儘自己的職責。不管他們說什麼，決定是由你自己做出的。
所以，無論醫生勾畫出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都不要失去自己的理智。否則，你在同癌症抗爭的起點上，就已經註定了失敗。
b過度反應：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治/b
幾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們的親屬都會這樣想：「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治病」「請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
其實，過度治療正是目前癌症治療領域裡最嚴重的弊端之一。有無數證據證明，過度治療會破壞人的基本生理平衡，顛覆人體的免疫系統，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一點我在後面還要詳細說明）。
過度治療是建立在患者過度反應的基礎之上的。它不僅讓你傾家蕩產，還讓你減少了康復的機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過度治療正隨著所謂現代醫學的進步和商業邏輯的拓展而日益嚴重。
很多病人會對醫生說：「我有錢。請給我最好的治療、最好的藥。」可惜的是，對於癌症患者來說，不是有錢就能救命。
我相信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療最後歸於失敗，不是具體的治療措施失當，不是藥效不靈，不是醫生不盡心盡力，甚至也不是「貽誤了最佳治療時機」，而是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不正確的藥物。
在選擇醫生、藥品和治療手段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不惜一切代價」的衝動常常誘使我們犯錯誤，而冷靜和理智是我們不犯錯誤的前提。
同時我們還必須記住，最激進、最先進、最昂貴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母親患胃癌後，醫生曾悲觀地預估她活不過一年。她在手術後又服用一種化療藥物，竟奇蹟般痊癒了，到現在已經11年了，還好好地活著。母親長時間服用這種藥，幾乎沒有任何副作用，每天照吃照睡。我一度對此藥大為歎服，每遇有人患了胃癌，便極力推薦。直到一位朋友的父親也患了胃癌，我才看到這種藥可怕的另一面。他父親服藥後，立刻出現強烈反應，嘔吐不止，滴水難進，只好停用。
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有些藥，用在這個人身上是良藥，換一個人也許就是毒藥。
幾年來，我面前聚集著各種各樣的「特效藥」。有熟人推薦的，有醫生建議的，有廣告上極力宣揚的。有些來自國外，價格昂貴，也有些可以免費試用。有一次，我得到這樣一種新藥，據說治療腫瘤有奇效，而且不用我花一分錢就能長期使用。可是我們考慮再三，還是謝絕了。還有一次更加富有戲劇性。那是在肺癌切除手術之後，我連續兩天高燒不退。一位年輕的值班醫生說，這是術後的正常反應。可是我很快發現情況不對頭，因為只要護士把一種藥滴滴答答地輸入靜脈，我就燒得特別難以忍受。我問醫生，給我弄了什麼藥？他說是一種抗癌新藥，還讓我「別緊張」。我問，發高燒和這藥有沒有關係？他含糊其詞。我就說，不管它抗癌不抗癌，我要求立即把藥停掉。
結果呢？藥停了，燒退了，我也很快恢復了。
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軌道
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我又能讀書，能下廚房，能把玉米麵和黃豆麵混合起來蒸出一鍋窩窩頭，能開動榨汁機為老婆兒子榨鮮葡萄汁，還能獨自開車到公園去散步。在曉東的日記裡，我當時的情況是「滿面紅光，體重增加兩公斤」。
2007年4月27日，還差一週就到了醫生所謂「三個月」的大限。我們再次來到北京醫院，對我的頭部和胸部做新一輪複查。
我們得到了好訊息：ct影像顯示左肺病灶基本沒有變化；血液化驗的各項指標已從高峰值降下來，接近正常；最意外的事出現在腦部核磁共振影像檢查報告中：顱內那個乒乓球似的病灶，雖然還頑固地堅守在那裡，但它的直徑較前次檢查居然「略有縮小」。
懂點醫術的朋友曾對我們說過，癌細胞的特點是持續迅速地生長，如果不經人為干預，這種趨勢不會逆轉。所以，「如果沒有壞訊息，就是好訊息」。歐洲的幾位神經科專家也曾提到，如果顱內病灶一個月沒有變化，就表明是惡性腫瘤的可能性大大減少。我們也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只要病情沒有繼續惡化，那就是我康復之路的最好開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會想到，結果竟大大超出我們的期待。
我們最後確認病情正在好轉——至少沒有惡化——的標誌，是李金大夫的表情。
「你看你看，你倒是挺大義凜然地朝上帝那兒去了，」看到我的影像檢查報告的那一刻，她對我笑道，「可人家還不歡迎你呢！」
李金大夫再次為我做了全身檢查。她已經第三次重複這套程式，仍然一絲不苟。
她的眼睛裡不再有那種躲閃和無奈的神色，早先掛在臉上的憐憫和同情變成了驚喜和迷惑不解。
「情況比上次又好了。」在完成所有檢查後，她看著我一字一字地說。
分手時，她要我把所有影像膠片留下來，說她打算下班後請另一位神經內科的專家會診。
「我要好好想想，」她指點著膠片上那片陰影，「這究竟是什麼。」
我想象著神經內科和神經外科的分野，隱約感到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變。
「這是她第一次沒有建議我們去找外科大夫。」我對曉東說，「看來她終於接受我作為她的病人啦。」以我最近幾周得到的最淺薄的醫學常識來度量，如果一個神經內科醫生願意為我治療，那就表明我已有很大可能不會被鋸開腦袋了。
這對我們來說，真是個意外驚喜！
回家的路上我們不斷說笑，車內氣氛輕鬆。我們很幸運，能夠得到高人免費為我們開展心理安慰，此君就是正在為我們開車的小賈。他是我的老同學林榮強的司機。因為我的病，老同學把自己的轎車連同小賈派來，專門接送我求醫問診。小賈其實年齡並不小，有五十出頭了，閱歷豐富，樣樣精通，又厚道又勤快，還有著京城百姓階層特有的那種幽默、豁達和機智。有一段時間，他成了曉東的傾訴物件，總是一邊開車一邊耐心傾聽曉東訴說求醫的經歷，還不失時機地給我們講述對待疾病的正確態度。
說到做一個癌症病人家屬，小賈的體會相當具體深刻，這是由於他的天性，也因為同病相憐。他告訴我們，他的岳母得了和我同樣的病。「完全一樣，肺癌腦轉移。醫生也說不行了。」他說，「我們想，既然沒治了，就回家好好養著吧。也沒什麼治療，就是想吃什麼吃什麼。嘿！到現在一年多了，還活得好好的！」他踩了一腳剎車，把車停在一個紅燈前，眼睛透過風擋玻璃看著前方，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繼續說：「所以，不要輕信醫生的結論！」
小賈的故事是我們聽到的很多這類故事的又一個。實際上，自從我們遭遇癌症，周圍的人就不斷給我們講述這樣一些故事。故事的主角一律被醫生宣佈為「癌症」，其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價走上醫生指點的治療之路，結果卻以異乎尋常的速度萎靡、崩潰、死亡。可是還有另外一些人奇蹟般地活下來，就好像醫生所謂的「死亡大限」對他們完全不起作用。
「至少，醫生的第一個兇險的警告——不進行手術和化療，病人就只有三個月，」曉東說，「已經被我們闖過來了。」
「我們看了那麼多醫生，幾乎只有李金大夫關注我本人的症狀，別的醫生只知道看片子，對我這個病人甚至連看都不多看一眼。他們能不犯低階錯誤嗎！」我受到好訊息的鼓勵，覺得精神不錯，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說著說著越發來了精神，我說，如果我能起死回生，要為所有被醫生宣佈為「不治」的癌症病人寫一本書，書名就叫《別讓醫生嚇死你》。
小賈樂了：「別忘了把我寫進去，我的診斷比專家都強。」
我明白他是在說笑，也許是在利用眼前的機會鼓舞我們的信心。事實上，無論是小賈還是我，都不會狂妄到認為自己比專家英明。我們能夠慶幸的，只不過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犯下明顯的錯誤。
看看已是午飯時間，我們決定吃完飯再回家，於是來到「金豐華」。這是我家附近的一家飯館，坐落在一幢高層建築底層臨街的一面，裝潢簡單，色彩老舊暗淡，門臉又矮。店家顯然不打算把個吃飯的去處弄成紙醉金迷的宮殿，只想博得一般工薪階層的好感，所以菜品屬於大眾系列，色澤味道都不錯，又便宜又實惠。幾年來我們經常光顧，更由於我被醫生「宣判死刑」那天在這裡吃了頓午飯，所以它對我們來說已經是那段艱難時期的見證。
我們叫了清蒸鱸魚和豌豆粒，再次點了疙瘩湯。疙瘩湯是一種摻了主食的湯品，以麵粉為主料製成。這種北方的常見吃食與南方的菜稀飯有異曲同工之妙。烹製疙瘩湯在每家餐廳都有自己的獨門秘籍，這裡的與眾不同，是用大量西紅柿將湯色調變成玫瑰紅，表面漂浮著幾縷淡黃色的雞蛋絲，色濃意淡，每一口都能牽動我們回想起那一天的情形。曉東後來說起來，一直把它叫作「最黑暗的一天」。我得知自己「癌細胞全身轉移」後狼吞虎嚥的情形，就像烙印一樣刻在她的心上。
「那天，」她問我，「那個‘死亡判決’，你怎麼那麼鎮定自若呀？」
「可是我沒覺得自己要死了呀！」我一邊說，一邊把一勺疙瘩湯送到嘴裡，「你還以為我視死如歸呀！」
她大笑。
「你那天一氣喝了六碗疙瘩湯，我可根本就吃不下去。」
「那是因為你覺得我快死了吧！」
她又笑。
我們心情不錯，既快樂又輕鬆。我們經歷了從天而降的打擊，經歷了迢迢漫漫的求醫問藥，經歷了死亡的恐懼，經歷了艱難的抉擇……然而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我又能讀書，能下廚房，能把玉米麵和黃豆麵混合起來蒸出一鍋窩窩頭，能開動榨汁機為老婆兒子榨鮮葡萄汁，還能獨自開車到公園去散步。在曉東的日記裡，我當時的情況是「滿面紅光，體重增加兩公斤」。
父親節那天，兒子為我祝福，用他的工資請我們吃飯。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如同劫後重生。兒子不像今天很多孩子那樣，依靠父母掏錢支撐自己的學業，又仰仗父母的關係開啟職業之門。他喜歡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還喜歡以他自己的方式幫助老爸渡過難關，那就是在我們毫無心理準備時送給我們一個又一個驚喜。這個晚上，他談起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談到他正在戀愛，談到他已決定不到英國去陪伴熱戀中的女友，他要留在這裡陪我們。那女孩子說，在他一家人最困難的日子，她要在他身邊。於是她也返回國內，一邊陪他，一邊完成自己曼徹斯特大學的碩士學業。她後來成了他的妻子。我親眼看到他們攜手走進婚禮的殿堂，才進了手術室。那一刻我的內心平靜如水，實在是因為事事如意，了無牽掛。
感謝上帝，今生今世我已不可能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