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積極治療」不等於「過度治療」。對於我們這些癌症患者來說，僅僅憑藉「堅強」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是一個堅強的患者，同時也應當是一個聰明的患者。在很多情況下，智慧比堅強更重要。
新的威脅悄然降臨
沒有寒暄，也不再費口舌斥責我的漫不經心。她全神貫注於影像的黑白世界中。當我們忍不住要問一句話時，她就搖頭，以這種不容置疑的方式制止我們打斷她的工作。然後，她開始在會診記錄單上描述她看到的東西。清晰精確，不容置疑。我意識到，自己找到了一個真正的醫生。
我已經有了一些對待疾病的經驗，還體驗到生命的重建和精神的昇華。我明白距離真正的康復還很遙遠，但我相信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一個新的危險正潛伏在我的胸腔。
第一次讓我意識到新一輪威脅已經降臨的人，是腫瘤醫院的石木蘭大夫。在她看來，我左肺上葉的病灶，正在發生細微變化，並且已經侵蝕肺膜。她斷定，它是惡性腫瘤的機率在90%以上，所以建議我儘快請胸外科專家實施手術。
這一天是2008年5月23日，距我顱內病發並且查出肺部病變，已經一年有餘。
我們看到石木蘭大夫時，她正在端詳一個病人的胸片，一隻手拿著一個放大鏡，另一隻手抓著一張膠片，穿著白大褂，背對著我們。我們柔聲向她問好，她只不過「哼」了一聲作為回應，頭也不抬一下。
這個70多歲已經退休的老醫生，是京城最傑出的胸科影像學診斷專家。她擁有極強的專業精神和獨立品格，以畢生所學專攻肺癌的影像鑑別和診斷。靠著這套獨門功夫，她幫助了無數病人。她的故事在中科院腫瘤醫院診斷大樓裡是個小小的傳奇。所有人都知道，這位影像診斷科的老主任僅僅通過ct膠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體內的早期肺癌，然後又給自己選擇了一位主刀醫生，乾脆利落地完成腫瘤全切除手術。直到這時候，她甚至沒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訴丈夫和女兒。她獨自承受了這一切。出院之後沒過多久，她就跑到西班牙，轉了一大圈，然後回到自己的診室，在伴隨了大半生的讀片燈箱前，重新啟動自己的工作。預約她的門診病人立即在門外排成長龍。
她的古怪脾氣和她的專業水平一樣有名，這一點我們在還沒見到她時就有所耳聞。我們是通過一個共同的熟人牽線搭橋才知道她的，被告知這老太太的稟性異於常人，脾氣不好，說話很衝，所以在走進她的診室之前，我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儘管如此，她的「怪癖」還是讓我感到意外。
我原本以為，她會按照約定時間安排我們看病，還會提一提我們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對「誰誰誰介紹我們來的」這樣的話沒有一點反應。我們必須排隊掛號，然後坐在候診廳裡，耐心等待護士依次叫號，就像所有病人一樣。整個過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副精力專注於膠片上，耗費了好多時間，臉上一直掛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直到一年以後，我們第四次去看她的門診，她忽然談到自己正在讀的一本新書，我才知道她喜歡讀書，而她早已知道這是我們共同的愛好。她用一種不經意的口氣提到，「我知道你是記者」，「我看過你的書」，「我還買過你的書」。這是她第一次在看病之餘說起題外話，也是第一次在話語中流露出一種親切和悠閒。我有些意外，於是提議送給她一本我寫的書，卻被她當即拒絕。
「我自己買了。」她說，臉上的笑容在一瞬間便無影無蹤。
在我求醫問診的經驗中，大多數醫生不是這樣的。如果他們不認識你，他們會用幾分鐘就打發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牽線搭橋，他們就會對你格外熱情。他們不會讓你花時間等候，卻會在你身上花更多的時間。他們關心你的來頭，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響力。在你敘述病情時，他們會不失時機地插幾句問話，不是問你的病，而是問你的來歷。你是做什麼的，你是怎麼認識誰誰誰的，直到婉轉地打聽你的財力和頭銜。他們會用很多話來談論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們自己的履歷，或者他們的醫術如何高明，治癒了多少病人，還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診斷。
眼前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社會流行風氣的一點影響。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我們自然也不能指望從她那裡得到哪怕一丁點的特殊照顧。
耐心排隊等待兩小時之後，終於輪到我們進入石木蘭大夫的診室。
她抬頭看我一眼，冷冷地說：「你終於又來啦。」
她顯然還記得八個月前曉東曾有一次來請她會診。那一天，也是在這間屋子裡，她把「不排除肺癌」幾個字給了我們。當時她認為，「是與不是的可能性各佔50%」。當曉東問「要不要做手術」時，她立即表示反對。她說：「現在就下決心動那麼大的手術，為時過早。」她顯然感到，這個模稜兩可的「診斷」並不能讓我們滿意。實際上，她自己也不滿意。她批評北京醫院做的ct掃描膠片質量不好，所以沒有辦法做出準確的診斷。然後，她要求我們三個月後再來，重做胸部ct掃描，而且必須在腫瘤醫院做，還必須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還說了一個奇怪的名詞，叫作什麼「結節三維成像」。
當時我從曉東嘴裡聽到這一過程，並沒有領會其中的意味，對這位醫生貶低其他醫院的膠片也有些不以為然，覺得那不過是她為自己的醫院兜攬生意，就像很多醫生做的一樣。我甚至沒有把這次診斷放在心上。那些天「腦瘤」的威脅似乎正在離我遠去，讓我沉浸在樂觀的情緒中。我仔細閱讀石木蘭大夫在病歷上留下的文字，除了留下一個印象——「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過的大夫中寫病歷最認真詳細的」，也沒有感到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高明之處。所以，我很輕易地把她的建議棄置一旁，沒有按照她的囑咐去做什麼「三維成像」。
「他們不給我來一刀是不罷休啊。」那個晚上，我對曉東笑道，「看看鋸開我的腦袋沒指望了，就惦記著扒開我的胸。」
現在，當我們再次走進她的診室時，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而我們手上提著的還是在北京醫院拍的普通ct平掃膠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結節三維成像」。
「你不是不在乎嗎？」她朝我瞥了一眼，帶著幾分譏諷的口吻說，「怎麼還來呢？」
儘管我的怠慢讓這老太太不滿，她卻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草率地應付我們。她一如既往地專注於她認為拍得很糟的那些膠片。
在一番仔細對比之後，她在病歷上寫道：「左上肺結節，與一年前比較略有增大」「輪廓欠清楚」。她說，這些都不是好兆頭。但她仍然認定，僅憑這些就把開胸這樣一個大手術搬上來，還是「證據不足」。
她再次回到一年前的話題，要求我們重新掃描拍片。這一回不是「三個月後」，而是「立即」。她甚至苛刻地指令我們把門診醫生開具的ct掃描檢查單拿回來，經她過目才算數。我心中有幾分疑惑，但還是老老實實地把那張檢查單帶回來給她看。她果然不滿意，又在上面寫了幾行字。我看看，不懂，估計那是一些很特殊的要求。
我隱約感到她在心裡已經有了傾向性意見，而且凶多吉少，只是在找到確鑿證據之前，不能斷言。於是我們拿著她「批准」的檢查單匆匆去ct室拍片。如此在醫院大樓上下奔波往復，不厭其煩，再也不敢自作聰明地把她的怪異要求不當一回事。
幾天後，我們帶著新片以及最後一點僥倖心理，再次來到石木蘭大夫的診室。就在膠片掛上燈箱的一剎那，我明白了她為什麼會那麼苛刻地要求那個所謂「三維成像」。我的左肺病灶以更加巨大、更加清晰、更加細膩的形態呈現在我們面前。
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同樣都是ct掃描膠片，影像效果真的會有天壤之別。
「還是應該動手術！」她只看了一眼就脫口而出。
仍然沒有寒暄，也不再費口舌斥責我的漫不經心。她全神貫注於影像的黑白世界中，用紅鉛筆在膠片表面圈出可疑之處，藉助於放大鏡和卡尺比較其中每一個細節。當我們忍不住要問一句話時，她就搖頭，以這種不容置疑的方式制止我們打斷她的工作。然後，她開始在影像會診記錄單上描述她看到的東西。清晰精確，不容置疑：
左肺尖可見一不規則的結節。可見毛刺。
可見胸膜凹陷，周圍有磨玻璃密度。
與2007年3月ct片比較有增大，毛刺增多，形態不規則。
首先考慮肺癌。
我們問她，惡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她很乾脆地說：「90%以上。」
我對這樣的判決已有預感。這是個壞訊息，不是我想要的。但老實說，她贏得了我的尊重和信任。我已兩次目睹她的工作和為人。她工作時的那種專注和執著讓我欽佩。然而還有更重要的，她古怪和不近人情的稟性，更加叫我放心。因為她未被窗戶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風氣汙染。她從來不管對面的病人是什麼來頭，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也不問親疏。沒有人可以從她那裡得到哪怕一丁點的特殊照顧，也沒有人會真的被她怠慢。在對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時，她不會讓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狀——比如腦瘤——干擾了自己的判斷，而且她從不使用「基本上」「待確定」「待除外」一類含糊不清的詞語，也不會用個問號來敷衍病人和規避責任。她從不標榜自己解決了多少疑難病例，也不貶低自己的同行。她不會對一件自己沒有把握的事裝作很有把握，也不會被任何權威的意見牽著走。在我接觸的所有醫生中，她幾乎是唯一不會受到外來因素干擾、只是就影像論影像的醫生。
我意識到自己的幸運。我找到了一個真正的醫生，一個可以將性命相托的醫生。
感覺不到的「敵人」才是最危險的
回望康復之路上的每一個腳印，我意識到，我當時犯了一個嚴重錯誤。腦瘤的危機很長時間裡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對於左肺上葉的那片陰影，我完全沒有放在心上。我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我從來就不曾想到，最危險的「敵人」，其實藏在自己感覺不到的地方。這讓我錯失了在第一時間確診肺癌的機會。
在石木蘭大夫之前，我們也曾經歷過一連串同樣的「影像學診斷」，而大多數專家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追隨觀察我的肺部病灶差不多一年了，診斷結果全都傾向於「良性病變」，比如是個結核，或者是炎症之類的東西。
所謂「影像學診斷」，就是僅僅憑藉膠片影像鑑別病人到底得了什麼病。在獲得活體組織進行病理檢驗之前，這通常是醫生看病下藥的重要依據。
不過，在求醫問診的過程中，我總有一種感覺：醫生們辨別膠片時，難免會被膠片之外的因素干擾。
比如，他們診斷我的肺部病灶時，如果知道我的腦袋裡有個「腫瘤」，就會把心裡的天平向「惡性」一邊傾斜過去。
反過來，他們在看我的腦片時，如果知道我的肺上還有一處病灶，又會堅決地認定「腦瘤」是由肺上轉移過來的，因而傾向於做出「肺癌晚期」的診斷。
一旦他們發現顱內「腫瘤」正在縮小，就會認為那東西原本不屬於「惡性」，當然也就不會是從肺上轉移來的，進而又會樂觀地認定肺部陰影也只是個良性病變。
這中間的邏輯，自有通行的醫學理論加以支撐。「人體是一元化的。」一位醫生曾對我這樣解釋，「各部分有機地聯絡在一起。所以，當醫生在一個人體內的不同部位同時發現病灶時，他們首先必須考慮，它們是有關聯的。」
我的左肺上葉病灶，其實只是一片直徑約1.3釐米的不規則陰影。這在大多數人身上只不過是炎症或者結核，所以通常並不會被當作嚴重問題。在例行體檢中通常採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會有任何不良感覺。老實說，如果不是因為腦袋出了問題，順藤摸瓜，根本不會有人想到要看看我的肺上有什麼東西。即使發現了，也不會在意。
我還記得上海專家首次會診的情形。儘管腦部和胸部兩組膠片全擺到桌面上，可是他們討論的焦點自始至終集中於顱內病變的性質，只有在涉及是不是「轉移瘤」時，才會想到肺上還有個東西。
一位胸科專家的話很明顯地代表了這種傾向。「腦子裡面到底是不是‘轉移瘤’？」他直截了當地問那些神經科專家，「如果不是，肺上的問題就非常好處理。我現在甚至都不用管它。」
我們都期望癌症的早期發現，醫生們也在不斷地向我們傳達類似觀念。可是且不說「早期發現」很不容易，即使發現了也很難引起足夠注意。我就曾對曉東說：「我肺上這麼小一片陰影，要真是腫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啦。」我是指多年前她患結核病，痊癒後肺上始終留著一大片陰影——比我那個「1.3釐米」要大很多。
可她對我的比較不以為然。她把我肺上這片小小的陰影看得很重，耿耿於懷，寢食難安。她的邏輯與醫生的邏輯正相反：如果那是惡性腫瘤，那麼腦子裡的東西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腦子裡的所謂「轉移瘤」之說也就不攻自破。
這推理我當時也很贊成，不料其中隱含著一個錯誤，那就是：所有人——包括醫生和病人——都認定腦袋和肺的兩處病灶緊密關聯。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即使顱內病變痊癒，肺部病灶仍有可能為惡性腫瘤。也就是說，這兩者是沒有關聯的。
我們固守著一個並不正確的邏輯。好在我們能夠追蹤觀察肺部病灶，每隔幾個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掃描。曉東拎著這些膠片在這個城市裡東奔西跑，尋求專家會診。這段體驗對我們來說算是極具教育意義。
我們很幸運地找到幾位高人來審看我的胸部膠片，迫切希望得到一個確切診斷，可是很快發現，無論多麼權威、多麼高明的專家，也會意見不一。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腦瘤」的診斷過程中已著實領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診斷中又不可避免地再現。結核病專家信誓旦旦地說那是肺結核；腫瘤專家則認定「不能排除」惡性腫瘤；既非結核病也非腫瘤的專家則認為它還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
實際上，「診斷」在醫生那裡是個極富彈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們外行想象的那樣，具有非此即彼的含義。如果你在自己的病歷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幾個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惡性腫瘤，但也可能意味著那東西什麼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結核可能性大」，那也並不意味著就不是惡性腫瘤。所以我們必須學會聽懂醫生的言外之意，同時也要看懂他們的肢體語言。當一個內科醫生避開你的目光，同時建議你去看外科時，就意味著他心裡已經在設想你患了惡性腫瘤。如果一個外科醫生大筆一揮，在你的病歷上寫下「開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點也不比你多。因為除非把你開膛破肚、撕心裂肺，他也不會知道那是個什麼東西。他手上的動作很重要，通常能夠傳達更準確的資訊。若是緩慢、收斂、從容，那麼他就有可能已經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張揚、擺動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內心其實猶豫不定，只是在掩飾什麼，或者急切地想打發你走人。
有時候在肢體語言之外還會增加一些奇妙的專業術語，比如「診斷性治療」。這在醫生口中應用得極為頻繁，值得為他們申報個什麼發明獎。那是說，醫生其實並不知道你得了什麼病，卻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術。在腫瘤治療領域裡，這好像成了相當普遍的應對疑難問題的妙方。可我對這個詞產生了無限疑惑。
雖然常常模稜兩可，醫生卻本能地讓病人感到他們無所不能。我們總是不會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對絕症的失望，而是對醫生的失望——持續太久，因為他們是那麼神聖，臉上透出威嚴，說出話來頭頭是道。而且，說老實話，你病了，病入膏肓，不聽醫生的話又聽誰的呢？所以，我還是把期望傾注在醫生身上，並且努力學會使用醫生的行為方式。我告訴自己，不要苛求醫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從每次會診中得到一星半點有用的資訊，就該知足。
癌症這種疾病，不僅在摧殘病人的肉體，而且對於病人的智慧、修養、品格和心理來說，也是一場真正的挑戰。發病的最初幾個月，應該說是最危險，也是精神上最緊張絕望的階段，很多人在這時便崩潰了。即使度過這段時間，病人的情緒也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病情平穩的患者會沾沾自喜起來，放鬆警惕；病情惡化的人會更加絕望，對很多資訊的反應變得麻木和遲鈍。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狀況已經漸漸好轉，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掃描複查全都證明，頭部病灶正在縮小，左肺上葉的陰影沒有給我帶來任何不適。這讓我潛意識裡多了一些樂觀的情緒，以為危機正在離我而去。
事實上，不僅是我和我的家人，當時樂觀的情緒也出現在醫生中間。
每次會診之後，我們總是把各路意見加以歸納，認真對照，結果發現醫生們儘管結論不同，卻在一個問題上是不約而同的，他們都認定我的肺部病灶沒有長大。在長達一年的不間斷觀察中，每一次影像學檢查報告單上都寫著「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為縝密慎言的醫生，也承認「基本沒有變化」。
鑑於癌細胞的新陳代謝和生長速度遠遠超過正常細胞，所以通過影像來診斷惡性腫瘤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觀察病灶在一段時間內是否發生變化。所謂「基本同前」，也就是說，它沒有長大和蔓延。事實上，大多數醫生就是憑藉這個理由認定，我可以「不用考慮」它是惡性腫瘤。
如今回望康復之路上的每一個腳印，我意識到，我當時犯了一個嚴重錯誤。腦瘤的危機在很長時間裡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對於左肺上葉的那片陰影，我完全沒有放在心上。當初醫生正是因為在我顱內和肺葉同時發現腫物，才會有「肺癌腦轉移」之說，這一點也被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身體的所有難以忍受的症狀，都是來自腦部病變，而肺部病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不適。老實說，我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我從來就不曾想到，最危險的「敵人」，其實藏在自己感覺不到的地方。所以，當石木蘭大夫第一次向我發出警告時，我很輕易地把她的建議棄置一旁，沒有按照她的囑咐及時去做「三維成像」。
這讓我錯失了在第一時間確診肺癌的機會。換句話說，我也許應當在好幾個月前就走上手術檯的！
現在，石木蘭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態不規則」「毛刺增多」。這都是惡性腫瘤的典型表現，也在根本上顛覆了所有樂觀主義的診斷基礎——「沒有變化」。在我看過的所有醫生中，她是「少數派」。事實上，她是唯一持有悲觀結論並且提出確鑿根據的醫生，但我相信她的意見比我見過的所有醫學專家的更具可信度。
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潛伏著更大的威脅。
當天晚上，我和曉東開始討論開胸手術的問題。我告訴她，我打算儘快手術。
這話題讓她焦躁不已，茶飯不思。因為她知道這條路的前邊有什麼在等著我們。對於把自己丈夫送到手術檯上這件事，她在內心深處始終抱著強烈的牴觸情緒。由於我那麼快地改變了對手術的態度，她有一種強烈的不安。
「這件事說到底是你自己決定。」她不斷地重複，「說到底是你自己決定。不過，你可要想好了。你別忘了大多數專家都說你肺上的東西不是惡性腫瘤，至少還可以再觀察。」
「醫生都會犯錯誤。」我說。
「那些人也都是權威啊！」曉東說。
「就算是最好的專家也免不了。」我說。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會誤診嗎？」曉東問。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錯誤的機率一定比那些醫生低。」
我們相信什麼樣的醫生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賴的良醫是一種幸運。你最好能有這種幸運，尤其是當你被宣佈為「癌症患者」時，這是你的希望之源。相反，如果你相信了一個不值得信賴的醫生，那麼你從一開始就種下了失敗的種子。
我們這一路走過來，遇到的醫學權威真是不少。當初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我的顱內病灶屬於「惡性」，必須立即手術切除，否則定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我卻執意「繼續觀察」。如今大多數醫生都說，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繼續觀察」，我卻只相信石木蘭大夫的「最悲觀的」判斷，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術檯上去。現在看來，那一次我是對的。可這一次，我還能不犯錯誤嗎？
我對曉東說：「我不懂醫，但我懂人。我知道該相信誰。」
我對醫生始終有著強烈的選擇性。我會沒有保留地相信一些醫生，同時對另外一些醫生抱有強烈牴觸的心理。不過，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醫生，聽從他的一些建議，卻又放棄他的另一些建議。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賴的良醫是一種幸運。你最好能有這種幸運，尤其是當你被宣佈為「癌症患者」時，這是你的希望之源。相反，如果你相信了一個不值得信賴的醫生，那麼你從一開始就種下了失敗的種子。
我們到底憑什麼相信或者不相信一個醫生呢？當我逐漸康復後，很多人都這樣問我。現在我就來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當我看到一個誇誇其談的醫生、一個自以為是的醫生、一個不懂裝懂的醫生、一個自吹自擂的醫生、一個時不時地貶低同行的醫生、一個不尊重病人的醫生、一個對患者病情漠不關心卻去關心人家身份地位的醫生，我都會本能地生出排斥之心。我並不認為這樣的醫生在專業上會很糟糕。事實上，他們有時候的確能夠表現得非常聰明和機敏，也能對你的病情做出正確推斷，但總是過於輕率、武斷和自以為是，而且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這讓你感到即便他是對的，也只是一時聰明，沒有牢靠的根基。所以，我還是不能無保留地信任他們。因為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會犯錯誤，醫生也是一樣，而具有這些毛病的醫生，犯錯誤的機率一定會更大，只是他們從來不會對病人提起他們的誤診、誤治罷了。
我很慶幸，多年的記者生涯促使我學習怎樣由表及裡地體察人的內心，因而有了一些「讀人」的經驗。對人的瞭解和辨別，幫助我認識了醫生的職業特點，以及他們作為人的長處和短處。
我一直很偏執地相信，決定一個醫生是否可以信賴的首要因素，不是他的醫術，而是他的醫德，越是高水平的醫生越是如此。舉個例子：棋手的勝負，在九段之內者，棋術的高下更多地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在那些進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來看去，最終決定勝負的不是棋術的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有位很優秀也很誠實的外科醫生曾告訴我，一臺手術實際上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責任活」。病人的腫瘤在什麼部位，必須準確地找到它，剝離、切除、縫合，這是主刀醫生的責任，做好了就是「手術成功」，做不好就是失職，所以每個醫生都會全力以赴。另外一個部分，叫作「良心活」。腫瘤是否轉移了？轉移到什麼地方？什麼程度？近程轉移還是遠端轉移？這是更加困難的部分。它需要醫生的專業水準和臨床經驗，更需要醫生的良心。因為，這是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的部分。多做，需要醫生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冒更大的風險；少做或者不做，仍然會是一臺成功的手術。可是，對於病人來說，結果大不一樣。這是因為，醫生能不能把手術的這一部分做得乾淨徹底，關係著腫瘤的鑑別和分期，也決定著病人術後治療的成敗。
我之所以特別看重醫生的道德水準，是因為這關係到我的生命。有時候，我面前的醫生地位很高、頭銜很多、名聲響徹四方，而且的確醫術精湛，還可以隨口說出好多成功病例，但如果我感到此人說話行事格調不高，做人的水準值得懷疑，我便不會再去看他第二次。我一直認定，一個醫術高超、名氣很大的醫生，一定也要擁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醫生的道德水準。否則，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為他犯錯誤的原因。
有些醫生是讓我真正信服的，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權威，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大牌，不是因為他們對我有一番特殊關照，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們說的話特別中我的意。而是因為，他們同時擁有以下九個特點：
b1.不自吹自擂。/b
我們總會遇到一些醫生，他們沒完沒了地告訴你，哪一個病人如何無可救藥，遇到自己便如何起死回生。他們從來不會提到自己沒有治好，甚至誤診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腫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醫生坦率地告訴我，他有哪一次錯誤地估計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訴我，他沒有治好的病人佔有多大比例，那麼我對他的信任就會大大增加。
b2.不貶低同行。/b
我一直認為這一點是做人的本分。可惜醫療領域裡的確存在明顯的互相貶損之風，如我在前面已經描述過的。當我對面的醫生在說同行怎麼怎麼不行的時候，事實上，我已經在心裡降低了對他的評價。
b3.不僅關注儀器檢查結果，而且關注病人。/b
一個好醫生每天都會被無數病人包圍著。每個病人都會表現出孱弱、無知和喋喋不休。醫生每天面對同樣的面孔，回答同樣的問題，經年累月，一成不變。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腸的人，才能始終不變地保持對病人的耐心和熱情。
b4.只關心你的病，不關心你是多大的官，不問你有沒有名、有沒有錢。/b
當一個醫生直接或者間接地打探我的職業和我的支付能力時，我通常選擇轉身走開。
b5.對求醫者一視同仁。/b
記住，你依靠熟人關係，依靠權勢名望，或者依靠塞紅包尋找到的醫生，並不一定是值得信賴的。一個真正可以信賴的醫生，不會怠慢一個普通病人，也不會厚待一個有權有勢有錢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來頭，他也不會給你特殊照顧，比如讓你加塞兒，或者在你身上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不管別的病人正在門外等待。
b6.不自以為是，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b
你有時候會感到，醫生在用一些模稜兩可的詞語，繞著圈子回答你的問題。這時候，你從他的猶豫閃爍和含混不清中，從他的肢體動作的細節，比如眼睛的轉動和嘴巴的嚅動，能夠很容易分辨出他是在談論一個自己並不真正瞭解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醫生對我說，「很抱歉這個問題我不太瞭解，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位這方面的專家」，我不會認為他無能，因為沒有一個醫生能夠回答所有的問題。正相反，我會認為他是一個誠實可信的人。
b7.不模稜兩可。/b
不能確診時，不會在病歷上畫個問號打發患者走人，也不會用「要麼手術，要麼觀察」這樣的方式把難題交給病人，而是提出辦法，搜尋那些有助於確診的依據。
b8.言之有據。/b
能夠確診時，不僅告訴病人結論，而且告訴病人做出這個結論的根據。
b9.即使已經做出結論，也會特別注意那些不支援自己結論的證據，並且根據新的證據迅速校正自己的診斷。/b
如果特別有名望的專家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周良輔和石木蘭，我就會特別相信他們。這兩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個是神經科，一個是胸科，差別何其大！可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僅不迴避不忽視那些不利於自己的證據，甚至還能主動地利用最新醫學技術去搜尋它們。由於新證據的出現，前者立即改變了自己的結論，後者當即把一個模稜兩可的診斷變得確鑿無疑。
「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環矇蔽了」
他的口氣很衝，臉上冷冰冰的，好像掛著霜。可是不知怎麼回事，我心裡感覺到踏實和溫暖。我懂了，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病人的關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誤診的病例，讓我這個外行了解這種疾病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決定去做開胸手術後，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手術醫生。
像所有病人一樣，我們在這種時候，也免不了受到醫生名望、地位和資歷的誘惑。幾個月來，我藉助各種渠道到處打聽，手上早就有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可是對我來說，這些名字個個都很陌生，更別提還要鑑別其中的優劣賢愚。
我決定把對石木蘭大夫的信任進行到底，於是請她推薦一位手術醫生。
「劉向陽。」她沒有任何猶豫地說出一個名字。
我在腦海中急速搜尋，竟是沒有此人。看我一臉茫然，她又告訴我，劉是腫瘤醫院胸外科的醫生，手術很紮實，而且細緻入微。她提議我去看一次劉的門診，討論一下手術的可行性。
我嘴上答應，腦袋裡飛快旋轉的還是我那個專家名單。其中有一位，名氣更大，又有很高職位，而且已經允諾親自動手給我開刀。
也許我能聽聽她對這件事的看法呢！
沒想到她哼了一聲：「別人我不評價。你讓我推薦，我就推薦劉向陽。」
停了一會兒，她把目光從膠片上移過來，盯著我又說：「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環矇蔽了。」
這話不太好聽，卻與我的經驗不謀而合。於是，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去約劉向陽大夫的門診。
見到劉向陽還不到一分鐘，我就想到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古訓，不禁在心裡笑出聲來。這個寬肩圓臉、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有著相當怪異的脾氣，不通人情，不問世故，說話就像吃了槍藥似的。簡直和石木蘭大夫如出一轍！
他冷漠的臉色令人生畏，但是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姿態。面對這樣一個人，你的第一感覺不是親切，不是熱情，甚至也沒有絲毫客套，卻很真實。真實得讓人覺得牢靠。當你小心翼翼地對他提出一個要求時，通常會被他戧回來。可是用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他為你做的居然超過了你的期望。而且，不論他為你做出怎樣細緻周到的安排，都不會像一般人那樣不失時機地表白和炫耀。等我有更多時間瞭解他之後，就進一步發現，他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於職業的操守和為人處世的本性，而不是帶著什麼別的動機。
我們對他的瞭解是從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開始的。
「怎麼回事？」他問，同時用一隻手把膠片舉在眼前，像一堵牆把他的臉隔在我們的視線之外。
我們說了石木蘭大夫的診斷意見，大概是提到了「惡性腫瘤」，他冒出第二個冷冰冰的問號：「那你們找我來做什麼？」
「想做手術。」
「手術？」他把膠片放下，說出的話越來越戧人，「那就說手術。不要說什麼惡性的、良性的。」
我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或者是在和誰賭氣，只好說是石木蘭大夫建議我們做手術。
沒想到，他的話頭兒更硬：「不要說別人說什麼，做不做手術是你們自己決定的事。」
看我們張口結舌的樣子，他開始解釋他的看法，語氣也緩和了一些：「一般手術的術前鑑別是準確的。」他說，「你這個，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只是有傾向性。」
顯然，他尊重石木蘭，但並不認為石木蘭的話就一定正確。
也許是為了讓我們更慎重地考慮自己的決定，他接著告訴我一個「誤診」的病例：他曾經有一個病人，手術前大家都認定是惡性腫瘤，他自己也這樣以為；於是開啟胸腔，先切下一小塊去做病理檢驗，結果還真的不是惡性腫瘤。
「你看看，百分之百認定是惡性的，結果開啟一看還真不是。你怎麼就說自己是惡性的呢？」
他的口氣很衝，臉上冷冰冰的，好像掛著霜。可是不知怎麼回事，我心裡感覺到踏實和溫暖。我懂了，他是在和我溝通，對我解釋。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病人的關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誤診的病例，讓我這個外行了解這種疾病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我還能指望什麼呢？在那種情形下，難道我還在指望有位高人「排除」我的腫瘤嫌疑嗎？或者能夠妙手回春，能夠一勞永逸地掃除我的腫瘤之患？不是的。我沒有那種奢望！我只不過是在期待一個能夠對病人多些耐心、理解和善意的醫生，一個能夠真誠坦率地和病人對話的醫生。
我告訴他，醫生們的確有不同意見，針鋒相對。大多數人都認為那是良性的，但是我對石木蘭大夫有一種特別的信任。我還是相信她的判斷。我甚至擔心肺上的癌細胞正在急速擴張，就要突破胸膜的束縛蔓延到其他地方，所以才急著做手術。
看到他在認真傾聽，臉色也越來越溫和，我的膽子大起來，進一步表達我的急切心情：「如果普通病房沒床位，vip（貴賓）病房也行！」這句話剛出口我就後悔不迭，因為我猜想，他這樣的人大概不喜歡vip病房裡的那些人。
「vip？」他那怪脾氣果然再次冒出來，「你是來治病的還是來享福的？」那口氣讓我感到他豈止是「不喜歡」，簡直就是「討厭」。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盡快手術！」我趕忙解釋，又虔誠地問他什麼時候才能入住普通病房。
他蹦出幾個字來：「要等。排隊。」
我在腦子裡急速地盤算這種局面：該不該請這個人給我做手術呢？
他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但我已經有了一種預感：他是個值得信任的人。
我決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劉向陽！
走上手術檯的前夜
我躺在病床上冥想靜思，看著窗前雲聚雲散，目睹身邊的病友在垂死中掙扎，一分一秒地爭奪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將經歷完全一樣的過程，忐忑不安而又滿懷期待。整個天地彷彿與世隔絕，又好像把靈魂拋在地獄中修煉，對於穿門而入的嘈雜、叫嚷和呻吟，充耳不聞。
能夠約到劉向陽做手術，叫我既安心又焦心。我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可是他毫不通融地叫我排隊等著。那一天我回到家裡，還在不住估算他那個等候手術的隊伍有多長。要等一週？也許更長？
誰知第二天早上醫院便把電話打到我家，要我立即帶上住院用品去辦入院手續。
我們來不及吃早飯，匆匆趕到醫院，隔著一面高高的櫃檯把住院單遞進去。一個護士坐在裡面，頭也不抬，只把她年輕卻毫無生氣的聲音丟擲來。於是我們知道，那位出院病人還在病床上躺著呢，要到下午才能離開，我們此番趕個大早，只為填表簽名、預付押金之類，然後還要再等上幾個小時。這讓我心裡有點不快：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讓我們下午再來呢？
不料護士還沒說話，旁邊一人已經對我表示不屑。「別不知足啦。」他說，「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住進來呢？」
這時候我才發現，周圍有不少病人也在排隊辦理入院手續。大家都是接到緊急通知匆匆趕來，數一數共有八人，可是當天出院的病人只有四個。
我忍不住向那護士打聽，多出來的四位怎麼辦。
「掛床。」她從嘴裡蹦出兩個字。
我一下子沒弄明白，心裡琢磨：莫非要搭上下鋪嗎？
那護士抬起頭來，看我一臉茫然，撇嘴一樂，開始用一種「你就知足吧」的口吻給我解釋「掛床」的來龍去脈。「掛床」者屬於住院病人，卻又沒有病床，只是按照住院的時間表，先完成手術前的各項檢查。他們每天早晨6點以前趕到醫院，完成當日檢查之後便回家去，直到有病人出院騰出床位，才能住進來。由於病人的術前體檢通常要花好幾天，所以這辦法既能提高醫院病床的週轉率，又能讓病人更快地完成手術。
我費了好大勁兒，終於弄清「掛床」的妙處，心中不快頓時煙消雲散，同時還為自己沒有被「掛」起來感到慶幸不已。
我們離開醫院，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園裡去消磨時間。臨近中午，飢腸轆轆，在公園門口找個飯館坐下。
曉東問：「說吧，想吃什麼？」
「涮羊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她一聽這話，笑了，二話不說點了一大盤羊肉。老實說，這東西並不適合我。醫生無論中西，大都認為羊肉屬於「發物」，對腫瘤病人不利。所以，這一年多來，曉東始終禁止我吃羊肉。可現在我們彼此心照不宣：這是我住院前的最後一頓飯。當然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我埋頭碗裡，狼吞虎嚥，眼皮也不抬，全然一副慷慨就義之前最後一頓的樣子。曉東看著我，自己卻不動筷子。
因始終為即將到來的手術而糾結，她終於忍不住問：「你說，到底是不是惡性的？」
我說：「不管‘是’還是‘不是’，我都會很高興。」
「為什麼？」
「如果不是，我會為我逃過一劫而高興。如果是，我會為我做出一個正確決定而高興。」
我的病房在醫院外科大樓二層東側。這是一座嶄新的建築，擁有高大的前廳和寬敞的走廊。我在這家醫院裡往來奔波已有數月，滿眼都是混亂、汙穢和垃圾，充斥在院子內外各個角落。可這大樓裡卻是光線充足，乾淨整潔，也沒有一般醫院裡那種叫人噁心的汙濁氣味。醫生大都擁有寬敞的辦公室，與病人的居住區比鄰而處。牆上掛著醫護人員的工作守則，上面記載了「不許接受病人紅包」之類的規定。
我住在一間帶衛生間的雙人病房，房門對著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靠窗的床上有個病人，躺在那裡，渾身上下纏著粗一根細一根的膠皮管子。管子的一頭分別插在他身體的不同部位，另一頭不是連在形形色色的儀器上，就是吊著只大塑膠瓶，一股暗紅色的血水順管子淌下來，滴滴答答的，沒完沒了。床邊那個呼吸機顯示，他的危險期還沒過去。
他看上去和我年紀相仿，臉色慘白，掛滿痛楚，嘴唇緊閉，氣若游絲。看得出來，他正強忍著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是在實在忍不住的時候，才把嘴唇鬆開一下，吐出一聲輕輕的呻吟。他的家人圍在病床邊，滿臉的焦慮和無奈。
我在自己的床邊坐下來，小心問候他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他和我有著同樣的遭遇！他患的是肺癌，剛剛完成切除手術。我們之間也許只有一個區別：他的腫瘤在「右肺上葉」，我的「腫瘤」在「左肺上葉」。
我當即想到，這就是我的一個活生生的榜樣——他所經歷的一切我都將經歷。
腫瘤醫院的病房有一種奇異的氣氛，陰鬱，孤寂，加上絕望，難免造成一種虛幻無助的心境，讓你從心底體會到人類的渺小和脆弱。我在這病房裡靜靜地度過了四天，每天除了遵照醫生吩咐完成一兩項例行檢查，其餘時間就是躺在病床上冥想靜思，看著窗前雲聚雲散，目睹身邊的病友在垂死中掙扎，一分一秒地爭奪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將經歷完全一樣的過程，忐忑不安而又滿懷期待。整個天地彷彿與世隔絕，又好像把靈魂拋在地獄中修煉，對於穿門而入的嘈雜、叫嚷和呻吟，充耳不聞。
這天下午，我的寂靜突然被打破。醫生護士接踵而至，喚醒了我的胡思亂想。
麻醉醫師楊萍站在病床前問東問西的時候，我意識到手術如期而至。這個不高不矮、略微發福的中年女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個說話爽快、行事幹練的人。她詳細詢問我的身體狀況，多少體重、多少血壓、有沒有什麼慢性病、是否曾經做過手術。她的一隻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裡，另一隻手伸出來，隨著說話的節奏輕微擺動。臨走時她告訴我，她是受劉向陽之託來看我的。我的手術將由劉向陽主刀，而她將負責整個過程的麻醉。對，我想起來了，劉向陽向我介紹過她，說她是這家醫院最好的麻醉師。
麻醉醫師剛剛離去，一位年輕醫生跟著進來，要「病人家屬」去完成手術前的簽字手續。我說，我自己簽好了，起身跟著他來到醫生辦公室。他先向我申明，這次手術只管肺，不管腦，接著就列舉種種可能出現的危險情形，總之是叫我授權醫生採取任何他們認為必要的辦法去應付意外，而所有的結果必須由我自己承擔。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我有可能死在手術檯上——可他就是不肯把這句話說出來。我知道，這是所有外科醫生在手術前的必要步驟，也不多問，當即簽名了事。
然後，真正的主角來了，是劉向陽大夫。讓我意外的是，他不再像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那樣滿臉冰霜，說話時也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了。他告訴我，手術時間已經確定在週一上午，又對我詳細描述了手術方案。也許是考慮到我就要上手術檯了，不想讓我過分緊張，所以他的態度友善，語調和緩。他再次提醒我，我的病不是百分之百地確診，所以他不會把整個肺葉一刀切去了事。他計劃把手術分成兩步，先取區域性組織做病理檢驗，再來決定是否實行根治術。這讓我想起住院第一天，兩位年輕醫生看著我的胸片竊竊私語，大約並不認為我的那小小陰影是個多大的威脅。我猜這也許是這個病區裡醫生們的傾向性看法，所以便說，我明白這個辦法很周全，但是如果真的證明石木蘭大夫的判斷是對的，請選擇一種最徹底的手術方案。
「我不擔心你多切，」我說，「就擔心切不乾淨。」
他笑了，叫我放心。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臉。大約是我對石木蘭大夫執著的信任讓他有些感動，這位鐵面醫生的口氣越發溫和起來。他告訴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過個週末」。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讓自己從這一連串的醫生會面中擺脫出來，重新檢討自己在整個的選擇過程中是否犯了錯誤。還好，沒有發現什麼疏漏。
於是我打道回府，在心裡暗自慶幸：不管下週一會發生什麼，我至少暫時擺脫了醫院裡緊張壓抑的氣氛。
假如這是我的「最後一天」
天邊的彩霞由橘紅而橙黃，轉瞬又變成濃郁的藍灰。暮色蒼茫，萬物悠悠。這漫長的夏日終於落下帷幕。我回到家裡，由於獵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間，內心充滿陽光，耳邊一個聲音忽然響起：「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躺在手術檯上，仰面朝天，正對著一盞碩大的無影燈。在眼角的餘光裡，麻醉師楊萍出現了。緊接著，一個罩子從腦袋的右上方伸過來，停在臉前。罩子形狀如碗，由一根管子連線著我看不見的地方。
我心裡一緊：這是麻醉劑！只要往我口鼻上一扣，我便立時人事不省。等到再醒過來時，也許只不過經歷一場虛驚；當然更可能是石木蘭大夫的預料成真，我的左肺已經不知去向，胸腔裡面空空蕩蕩如同一間閒置房；或者還有第三種可能，眼下就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後一刻——我永遠醒不過來了。
這麼一想，耳邊隱約響起「這是最後的時刻」的歌聲，不由得問楊大夫：「什麼時候我能醒過來啊？」
她笑了：「你想什麼時候醒，我就讓你什麼時候醒。」
我也笑了，本想讓自己看上去大無畏一點，不料問出一個最傻的問題。
也許是感覺到我的緊張，楊大夫停下手裡的工作，對我說：「石木蘭就是在這裡做的手術，也是我們這幫子人。」
她的口氣似乎很是以此為榮，還證實了這醫院裡的一個傳聞：幾年前石木蘭大夫通過膠片影像斷定自己患了肺癌之後，當即為自己挑選一位醫生做了手術。那人正是劉向陽。
最妙的是，我現在正躺在同一間手術室裡。
我點點頭，心裡感激楊大夫用這種方式舒緩我的情緒。一不留神，罩子已經落在臉上，覆蓋了嘴巴和鼻子。我使勁睜了一下眼睛，想要再看一眼這個世界。就在這時，我看到了劉向陽。他穿著墨綠色的手術服，一個碩大的口罩遮蓋著整張臉，露在外面的一對眼睛看著我，無話，可我似乎感覺到有一種力量源源而來，注入我的身體。
我昏睡過去。失去知覺前腦子裡的最後一個畫面，竟又是那個金光四射充滿靈性的瞬間。
……
手術前的那個週末，我從劉向陽大夫那裡獲准一天假期回家，不免喜出望外。
我很希望拋開所有的緊張、焦慮和恐懼，從容不迫地走上手術檯，就如同電影裡英雄豪傑的慷慨就義。可是在手術單上簽名時，那位年輕醫生描述的可能發生的種種可怕後果，在我腦子裡留下一幅幅恐怖畫面。突然，我彷彿又有了死到臨頭的感覺。既然醫生說了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那麼這也許真的就是我今生的最後一天！
該如何度過這「最後一天」呢？
我當即想起有一次朋友聚會，席間一人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明天就把你拉出去斃了，那你今天最想做什麼？當時這不過是個佐餐的玩笑，只為了調動眾人情緒，所以大家只是哈哈一笑了事。
沒想到，現在竟真的輪到我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我最想做什麼？
「扛上相機！」我對自己說，「去拍片子！」
我差不多整個下午都待在都市中心的一個公園裡。這是6月的第一天。老天有眼，天氣真是不錯。夕陽徐徐落下，給整個城市灑下一片金色的光輝。只有最乾淨通透的大氣層，才能把陽光渲染成這種色調。
柳枝已經濃綠，馬尾松也抽出翠綠色的長絲，一場夏雨洗去了春天的風塵，空氣裡飄散著野草的味道。我讓自己的雙腳自由自在地朝前邁去，只管欣賞湖畔風光。水面蒼茫柔順，有如一塊碩大的翡翠，從腳下伸展出去，鋪向天邊。一群野鴨掠過樹梢，翅膀拍打著金色的陽光，發出呼呼聲響，引導我在一叢叢的蘆葦中穿過。
這比醫院的病房更幽靜，更有趣，也比盤算手術的成敗更愉快。
傍晚我坐在湖畔，享受著「最後一天」的慵懶和疲倦，同時把相機架好，開啟鏡頭，對著湖心島上鬱鬱蔥蔥的蘆葦蕩。那是野鴨、鷺鷥和天鵝的棲息地。每逢夕陽西下，它們就會出來嬉戲覓食。這是野禽世界中最為靈動的瞬間，也是湖面上最燦爛的時刻。
在落日的最後一縷光輝中，湖心島忽然動起來。鳴聲大作，野鳥紛紛飛出，像是田徑場上發令槍響，熱血男兒奔騰向前。動物世界的狩獵時刻開始了。
接著，我看到了一個大家庭，由一隻母鴨和至少15只剛出生不久的小鴨組成。母鴨率先撲入水中，她顯然是想跨越整個湖面，把她的孩子們帶到對岸的荷塘深處。那裡食物充足，又很安全。
孩子們爭先恐後，緊隨其後，漸漸組成「一」字縱隊。母與子相依相隨，緩慢而堅決地移動著它們的親情和渴望，在這片如畫的水面上組成一道風景。由近而遠，我的視野全部由不同層次的綠色統率著，乾淨而不單調，寧靜而又跳躍著生機。野鴨的佇列與荷葉的背景交相輝映，是線條與色塊的組合。線條構成的輪廓為高調的亮光，色塊為低調的暗影。明暗分佈恰到好處，時空渾然天成，恰如大自然的淡筆濃墨，揮灑出一幅以生靈為主題的田園畫卷。我不禁驚呆了，由衷感謝上帝賜予我這幅充滿聖靈的圖畫。
天邊的彩霞由橘紅而橙黃，轉瞬又變成濃郁的藍灰。暮色蒼茫，萬物悠悠。這漫長的夏日終於落下帷幕。
我回到家裡，由於獵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間，內心充滿陽光，耳邊一個聲音忽然響起：「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聖經·路加福音》）
即使這真的就是今生最後一日，我也已經感到心滿意足！
我懷著這種滿足和感恩之情回到醫院。護士小姐尾隨而來，先是令我不得吃晚飯，然後又給我一瓶「開塞露」，叫我清晨起床後自己塞進肛門，排空大小便，因為人在麻醉狀態中將會出現大小便失禁。最後，她安慰我不必緊張，夜裡如果睡不著覺可去護士辦公室領取安眠藥一片。我想到有可能把人家的手術檯弄得一片狼藉，不免有點緊張，就說：「安眠藥不必了，‘開塞露’倒是必需的。」
我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了好一會兒，最後決定什麼也不想了。不過還有一事，委實放心不下，不得不做，於是拿出手機給兒子發出簡訊一則：
「我相信明天手術會成功。但萬一發生意外，你一定要照顧好媽媽！你和王恬搬回家住一段時間。有你們在她身邊，她會好過些。——爸」
今生今世真的可以無牽無掛了！
我在心裡默默想象另一個世界的模樣，不知不覺竟又編出一首打油詩來：
他鄉尋故友
迷途拜大師
夢裡攜天使
世外遇相知
了猶未了日
不了也了之
念著念著睡了過去，醒來天已大亮——果然不需安眠藥。
打起精神，滴水不進，一絲不苟地執行了護士昨晚的命令，然後仰面躺到手術推車上。護士準時來到，一襲淡藍色的工作服，一望而知來自手術室。
我被推出去，穿過長長的走廊，家人全被擋在身後。視線中除了護士毫無表情的臉之外，別無他物。
忽然間，載著我的推車停下來，眼前豁然開朗，原來已經進入一個長條形狀的大廳。我微微抬頭，左右一看，不禁一樂。我看到手術推車正依次開進來，靠牆一字排列，應該有十幾輛吧。每輛車上都有一人橫臥，身上蓋著一樣的墨綠色被單，十幾個腦袋一起伸在外面左右張望。看來這些人都面臨著和我同樣的命運。不知怎麼，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採訪屠宰場時，看到的那一排排待宰的豬。
經過一番等待之後，推車再次起程。我猜測這是到達手術檯的最後一段旅程。心底一片寧靜安詳，口中再次吟出那幾句打油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