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時我已經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了手術室，那些身穿手術服的醫生護士也都蹤影全無。視線裡面模模糊糊的一片人影，像是親人和朋友，又像陌生人。我試圖動一動胳膊，可是麻醉藥的作用仍然強大。
我周身麻木，動彈不得，腦子裡面一片空白，沒有任何意識能夠進入。這種感覺好像曾經在睡夢中出現過。
我又睡過去。
陽光從窗戶那邊照過來，有點晃眼，讓我再次醒過來。接著我看到了曉東。她的臉離我很近，幾乎貼到了我的臉上。我隱約覺得自己又回到人間了。是的。我又看到她了。我使勁動了動嘴。我後來始終不記得當時說了什麼。下面的話是她在我完全清醒之後告訴我的：
我問：「那是什麼？」
她俯身在我耳邊：「是惡性的。已經全切除了。」
癌症病房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經驗，我想來想去，覺得除了打針輸液，其他那些本該是護士做的工作，幾乎全由我的家人和這位護工做了。所以，儘管我已支付醫院若干「特級護理費」，還是心甘情願每天另付一筆錢給她。可惜這錢必須交給居中推介的「服務公司」，至於這位可敬可嘆的護工能夠從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手術留存「左肺上葉等五個標本」的檢驗結果——正規說法叫「病理診斷報告」，很快送到我們手裡。它確鑿無疑地證實了石木蘭大夫的診斷：
腺癌。
腫瘤侵及髒層胸膜。
我很慶幸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立即手術，同時慶幸手術過程沒有出現意外。然而，儘管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自以為足夠樂觀豁達，可手術帶來的痛苦還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臨床那位病人的景象，現在在我身上如出一轍地重現。我周身上下插滿膠皮管子，連連扯扯，頭頂上的血壓儀嗡嗡作響，供氧器噝噝吐泡，呼吸機的熒光屏上跳躍著綠色的熒光，使這間已經充滿緊張氣氛的病房更加緊張。
麻醉劑的作用迅速消失，痛苦每一分鐘都在加劇，還伴隨著高燒帶來的昏沉。強烈的創痛並不是發生在沿肋骨切開的那條30釐米長的刀口，而是在胸腔裡面，以至於撕扯全身的神經。
最要命的是，我必須按醫生的要求不間斷地大聲咳嗽，讓氣流衝進胸腔深處，再爆發出來。醫生告訴我，這是每一個完成胸科手術的病人必經的步驟。人體原本擁有五個肺葉，左二右三。肺葉本來是個充滿氣泡的膨脹體，在經過這樣一次手術後，我的左肺已被切除一葉，另一葉的空氣也全被擠壓出來，扁平如紙。所以只有拼命咳嗽，強令氣流進出，將保留下來的肺葉充氣膨脹，填補空洞的胸腔，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補償已經失去的呼吸功能。咳嗽本來不是難事，但現在，由於胸腔內部那些新鮮未愈的創傷，這輕而易舉的過程變成反覆施加的酷刑。我可以聽到呼吸裡帶著沉重的擠壓聲，每次吸氣都要使足全身力氣，而每一次咳嗽都好像有無數尖刀從裡到外割開我的胸膛，又好像有一塊灼熱的頑石在五臟六腑肆意碾壓。我想今後我再也不會隨便使用「撕心裂肺」這個詞了——要不是經歷了眼前這一切，我怎麼也不會懂得什麼叫作「撕心裂肺」。
我已經連續48小時不能入睡。樓裡樓外的所有聲音，都在我的聽覺中被無限放大，彙整合攪擾人的噪聲。走廊裡的消毒水味順著門縫鑽進來，變得更加難以忍受。到了第三天夜裡，疼痛終於擊垮了我的意志。我不得不要求醫生給我注射一支嗎啡。一針下去，果然疼痛大緩，渾身舒適，居然能夠小睡一會兒。醒來後第一個念頭就是擔心「吸毒成癮」，所以再也不敢索要嗎啡，寧可睜著眼睛，忍著劇痛，捱過漫漫長夜。
曉東晝夜守候在我身邊，悉心伺候。兒子也是寸步不離，表現出從未有過的耐心和體貼。有一陣子我覺得自己實在是脆弱不堪，幸好有他們在！否則我恐怕真的熬不過去了。
這裡是京城規模最大的腫瘤專科醫院，醫療技術和裝置都令我放心，儘管十分陌生，卻非常容易適應。可惜與陌生人之間的相處就不是那麼容易。醫生和病人彼此彬彬有禮，按部就班，護士們也能做到招之即來，有求必應，但總像隔著一層紙，永遠不能形成默契和共鳴，也不帶任何情感。
其實情感這東西不僅難以言傳，就連意會也很不容易。每天的查房時間，醫生都會魚貫而入，依次站在你的病床前，噓寒問暖。可是你會覺得這一切都是在完成既定程式，就像數學家在解開一道數學難題，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精準無誤而又冷漠無情。沒有人會琢磨你的心情好壞。他們關注的只是你的呼吸和脈搏。
醫院通常要為這種手術的病人安排「特級護理」，我也不能例外。這在醫院的護理級別中算是最高等級。不過，我很快就發現，所謂「特級護理」並不意味著無微不至。護士們個個年輕漂亮，衣著光鮮。無論高矮胖瘦，臉上表情都是一樣的莊重，聲音也是一樣的乾燥平穩，回答你的問題時不會停下腳步，頭也不會抬。她們通常坐在叫作「護士站」的高高櫃檯後面，或者是在病人看不到的其他什麼地方，和病人的聯絡紐帶，是一個對講機和高音喇叭。喇叭懸在我的腦袋上面，所以，我總是在昏睡中被裡面突然爆出的女高音驚醒——不是呼叫病人去護士站「取藥」，就是催促病人家屬去「繳費」。
在接受了連續幾天的「特級護理」之後，我驚訝地發現：這裡的護士都不會笑。值班護士每日例行的工作就是兩次測量體溫，另有若干次扎針輸液。不過，她們永遠不會在病床邊坐下來。當她們出現在我眼前時，總是匆匆忙忙，同時還會伴隨一聲高叫。要麼是一聲「量體溫」，伸手遞過一支體溫計，轉身便走，剩下的事情就全是我自己的了。要麼是一聲「輸液」，然後抬起一根纖纖玉指，在我蒼白松弛的皮膚上摸索一番，於是便有一陣針刺的疼痛從我的手背上傳導過來。接下來，我就只能自己盯著吊瓶裡的藥水滴滴答答，隨時準備衝著對講機呼喚一聲「藥沒了」。護士倒是招之即來，也不廢話，唰的一下拔出針頭，飄然而去。
我對護士的職責完全不懂，只不過在30年前曾有一次住院經歷。記憶中的護士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醫院設施相當陳舊，牆壁斑駁，地下裸著水泥，沒有落地窗，也沒有電視機。病房很大，裡面放著八張病床，卻沒有衛生間。護士們沒有那麼玲瓏嬌俏，可是個個親切可人，說話細聲軟語，笑容總在臉上，從早到晚圍著病人轉，送藥送飯，噓寒問暖，教輕病人做康復鍛鍊，又為重病人洗臉擦身、接屎接尿。我還記得臨床一位病人便秘，好幾天不能正常大便，那個小護士急得下手去摳……
現在，這種種畫面不知怎麼竟又全回到眼前。30年來世道變化不小，我曾寫過一本書描述這種種變化，所以對於變化早有刻骨體會，可是我怎麼也想不到，這世道變來變去，怎麼把個護士變得不會笑了呢！
其實會不會笑並不重要。護士不論多麼和藹可親，畢竟不是親人，不能奢望太多。想來醫院也知道自己的護士不能滿足護理需求，所以弄了個服務公司，為病人提供臨床護理的專門服務，那叫作「護工」，說是代替家屬照顧病人的。
我們請來的這位「護工」，是個來自安徽鄉下的中年婦女。短髮圓臉，身強體壯，殷勤周到，又能吃苦耐勞，笑臉迎接年輕護士們居高臨下的眼光和呵斥。她每天工作24小時，白天守著我的病床，寸步不離，夜裡就在床腳下鋪塊紙板，和衣而臥。我這裡一翻身一咳嗽，她便立刻跳起來，問我有何需要。最難得的是她雖無大學文憑，也沒讀過護校，卻懂得護士的全套功夫。取藥、餵飯、翻身、擦澡、接屎尿、吸氧氣、讀體溫、觀察血壓高低和脈搏快慢，教給我怎樣呼吸、怎樣咳痰、怎樣恢復胸肺活力、怎樣在床上舒展四肢，還能精確地預測什麼時候我的疼痛可以緩解，什麼時候可以下床走動。等到我如期下床後，又能指導我做一些簡單的康復鍛鍊。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經驗，我想來想去，覺得除了打針輸液，其他那些本來是護士做的工作，幾乎全由我的家人和這位護工做了。所以，儘管我已支付給醫院若干「特級護理費」，還是心甘情願每天另付一筆錢給她。可惜這錢必須交給居中推介的「服務公司」，至於這位可敬可嘆的護工能夠從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但是，對我這個病人來說，有了這位護工，這家醫院才有所謂的「特級護理」。
家人和友人
對一個癌症病人來說，僅僅依靠現代醫療裝置、技術和藥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運地遇到一個妙手回春的醫生，也不能代替一切。這是因為，治療的過程既是物質的，也是情感的。醫學說到底不光是科學，還是一份愛；不光是器物，還是心。
如果沒有看到我在自己家裡悠閒自在的樣子，你就很難想象，一間真正有利於癌症病人康復的病房，與那種醫學意義上的病房之間有多大區別。
每天晚飯後，窗外天光漸暗，暮色覆蓋了都市的喧囂，音樂就在屋裡升起來，其中伴隨著木魚有節奏的敲打聲，悠遠飄逸，從容淡定。那是一曲吟詠佛陀的頌歌，出自我為自己選定的一套特別節目。我斜靠在屋子正中的長沙發上。這位置距離電視螢幕不遠不近，又是環繞音響的中間。
我讓自己沉浸在純淨柔和的韻律中，品味其中細節。有時我會站起來，走上幾步，享受一下光著腳走在木質地板上的溫潤感覺。如果覺得體內有一點不適，比如胸悶了——這是肺切除手術後的後遺症，或者頭痛了——這是顱內病變的症狀，我可以隨時躺下來，頭枕沙發扶手，舒展四肢，無拘無束，閉目凝神，讓意念隨著呼吸在自己身體裡上下游走。音樂緩緩流動，絲絲入耳，彷彿來自天外的撫慰。這時候，我能體驗到一種人與神之間的聯絡與溝通。心靜如水，物我兩忘。
就這樣過了半小時，也許一小時，身體內的不適感竟奇蹟般地漸漸緩解。我重新換張光碟，聽一段侯寶林的相聲，傻笑一會兒，又開啟電視，看一段《動物世界》，閉目養神片刻，睜開眼睛回到現實世界，滿足於世俗的安逸和快慰。那些故事庸俗節奏緩慢沒有懸念的電視劇，也能讓我看到結束。曉東笑我看電視的品味越來越低。我回答，我要感謝電視劇的導演們，他們弄出來的這些東西，挺適合我這種病入膏肓、反應遲鈍的人。
我是迫不及待地離開醫院回到家裡的，甚至沒有等到拆去縫合傷口的那一排金屬釘。說老實話，我不喜歡醫院。醫院是救命的地方，卻不是養病的地方。病房是個公共場所，不是私宅。醫生護士不論多麼和藹可親，也不是親人，所以我在醫生護士面前多少需要注意一點禮儀，也難免會有男女有別的顧慮。一想到薄薄被單下面的自己赤身裸體，就會心跳加快，完全不像在家裡時可以隨心所欲。
病房設有一個帶洗澡裝置的衛生間，這讓我感到社會的進步。記得很多年前生病住院，病人都是使用公共浴室，一層樓也只有一處，我就算深更半夜想要小便，也必須沿著走廊走上很長一段路才能到達。眼前這病房讓我不必再有這樣的麻煩，可是每次使用還是會被「鎖門還是不鎖」這問題困擾一陣。鎖，要是出了緊急情況怎麼辦呢？不鎖，這屋裡至少有一半人不是你的家人，人家要是闖進來又該如何？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空調要不要使用？窗戶要不要開啟？房門要不要關上，以便把噪聲和消毒水的味道隔在外面？被子要不要掀開，以便讓自己透透新鮮空氣？要是在自己家裡，這些事都可以由著性子來，完全不是問題。可惜這裡不是我的家！電視機就掛在頭頂上，螢幕裡的光芒永無休止地跳動，似乎是這間屋子裡唯一能讓我轉移注意力和放鬆情緒的東西了。可我要是真的想看，就只能扭著脖子，斜著眼睛，讓身體保持一種極不舒服的姿勢。如果我不喜歡，也不能關閉電視，不能更換頻道，不能調節音量，因為旁邊那位病友正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呢，我無法判定他是不是有和我一樣的好惡。
鄰床病友好幾天來總是苦著個臉，一言不發，我甚至一度懷疑他是啞巴。有一天他忽然衝我開了口。我猜想一定是同病相憐的緣故，所以他開門見山，直抒胸臆。他告訴我，他很鬱悶。不是因為得了這種病，也不是因為手術後的身體疼痛，而是因為「這地方太沒人情味，住了這麼多天，還處處陌生」。
手術後的第九天終於傳來好訊息。醫生拔去我身上所有的管子和瓶子，還告訴我傷口癒合得不錯，我可以等到拆線後出院，也可以現在就走。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與醫生約好回來拆線的時間後，迅速逃離。
一路上，汽車每一次輕微顛簸都會牽出胸腔深處一陣疼痛，我卻義無反顧，頭也不回，心裡唸叨著脫離病房有如脫離苦海。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有點過河拆橋，進而想到醫院的種種好處，不禁罵自己比醫生護士還要無情無義。說到底，人家除了沒有衝你微笑之外，也實在挑不出別的什麼毛病。
但不知為什麼，總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頭：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正確；經歷了一次成功的手術，卻感覺自己更像是一個被現代醫學的冷漠包圍著的孤獨無助的人。這好像一點都不合邏輯。
一進家門我才明白，我是在為失去家裡那種溫馨、純粹、從容不迫和自由自在的感覺而不安。
對一個癌症病人來說，僅僅依靠現代醫療裝置、技術和藥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運地遇到一個妙手回春的醫生，也不能代替一切。這是因為，治療的過程既是物質的，也是情感的。醫學說到底不光是科學，還是一份愛；不光是器物，還是心。
所以，沒有哪個病房能比一個家更適於我們康復。
我的家坐落在京城一條交通幹線的北側。門前一條雙向十車道的馬路，連線著東西兩邊最繁榮的商務區。確切地說，這只是一棟普通的居民樓，是這座城市裡最常見的那種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由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要召開，而這條路又是民眾去往奧體中心的必經之路，所以樓房外牆剛剛被塗上新鮮塗料，整個牆體都被染成淡黃色調，亮麗可人。
八年前我們把家搬進來時，對房子精心做了一番裝修。窗戶加裝了三層玻璃，為的是隔絕外面馬路上呼嘯而過的汽車噪聲。屋內覆以大面積的木料，邊角全部以柚木包飾，每個細節都十分精心，還刻意強化了木材紋理的本色，為的是避免華麗浮躁之氣，保持天然和內斂的風格。半開半合的白熾燈飾，調低了屋內的光線，在不經意間渲染著一種溫馨和柔情。我和曉東都非常喜歡這房間裝修的品位，它融合了我們共同的喜好和默契，也符合我的本性。但是從那以後，我因為在上海工作的緣故，很少在這裡住，只有妻子和兒子在這裡朝夕共處，相依為命。如今，我終於可以棲息在自己的小屋裡了。
兒子把自己的房間騰出來，成了我的臨時病房。事實上，除了床頭那臺製氧機顯示出主人是個病人，這裡更像一間書房。這是一間朝南的房間，擁有充足的陽光和一個男孩子雜亂無章的堆積物品。我刻意要求屋內一切東西全都按照原樣擺設，因為這房間帶著我對兒子成長過程的全部記憶。我一生中值得珍惜的東西並不太多，這些記憶便是其中最動人的部分。這記憶曾伴隨我度過了別妻離子的寂寞，現在，它也將幫助我度過生命中最困難的時光。
感謝上帝賜予我這「康復病房」。雖然沒有了跑前跑後的醫生，沒有了那種被稱作「特級護理」的醫療服務，沒有了細心周到的護工，沒有了救死扶傷氣息十足的呼吸機、氧氣瓶和輸液吊針，但是這個「病房」絲毫不缺少助我戰勝疾病的力量。
我很幸運，在那些最困難的日子裡，有家人陪伴。曉東不僅伺候我的日常起居，還分擔著我的精神壓力。她原本是個樂天、率性的人，胸無城府，肚裡永遠藏不住話，無論喜怒，總是明白無誤地掛在臉上。她從來不喜歡在壓力之下生活，稍不順心，情緒就會勃然爆發。可是，在我被醫生宣佈「死期」時，她似乎在一夜間學會了承受壓力，學會了隱忍和控制自己的情緒。有很多次她實在壓抑不住，躲到我看不見的地方大哭一場，然後擦乾眼淚，回到我的面前，故作一副沒事人的樣子。只有一次，她也許是悲痛欲絕，壓抑不住，突然爆發出來。她痛不欲生的樣子在我面前暴露無遺，於是我明白了，她承受的精神壓力比我還要大。也正是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一身繫著兩條性命。我不能放棄，我必須好起來。
這時我們結婚已經26年，彼此相知很深。她從小嬌生慣養，又很任性，有時候，她的壞脾氣真是讓我驚訝。可是在經歷了最初的悲痛折磨之後，她逐漸變得堅強，開始表現出一種理性和從容。過去很多年裡，她說話總能逗得我哈哈大笑，現在，她的樂觀天性重新主導了家中的氣氛，幽默的稟賦也回來了。這帶給我無盡的快樂，讓我常常忘記自己的病入膏肓之軀。
肺癌切除是我此生經歷過的最嚴重的肉體傷痛。曉東則因我的惡性腫瘤終於被證實無疑，在精神上備感沉重。她承擔著巨大壓力，還要晝夜服侍我，助我很快形成新的作息習慣——早睡晚起，一日五餐，準時開飯，午飯後再踏踏實實地睡上一會兒。遵循一種穩定的、沒有任何不確定因素的規律度過每一天，會讓我有一種舒服安定的感覺。
今天回想起那些困難的日子，我能感覺到，在我的情感世界裡起著支撐作用的，既不是來自醫生的好言安慰，也不是自己的堅強意志，而是來自家人的關愛。
然而這並不是唯一的。
我們又開始迎接久違的友人。說是「久違」，其實只不過是隔了剛剛過去的這幾個星期。他們從我的新一輪壞訊息中解脫出來，估摸我又恢復了人樣，就一個接一個地登門探望。我注意到他們進門時不再手捧鮮花，臉上卻多了輕鬆的笑。
這是一個細微的變化。過去18個月裡，他們的心情被我的病情左右著，陰晴不定，忽悲忽喜。先是在北京、上海兩個城市晝夜奔波，接著又到香港、美國和歐洲，為我求醫問藥。一邊傳遞振奮人心的訊息，一邊極力掩飾內心的悲傷。進門的時候手捧鮮花綠葉，表情肅穆，讓我想到遺體告別儀式上的那種場面。而現在，沒有了鮮花的環繞，沒有了沉痛的臉。大家說話更隨意，笑聲也更響亮，不用顧忌醫院裡那種肅穆絕望的氣氛，也不用擔心攪擾了同病房的病人，於是就像彼此約好了似的，他們不再勾起哀傷的話題，盡力營造快樂的氣氛。老實說，這讓我輕鬆極了。
我在客廳的沙發上坐定，聽著大家的祝福，體會著每一個人的良苦用心，情真意切。這真是一種上天的恩賜。我知道現在的都市人每天匆匆忙忙，爭分奪秒，很少有人願意把時間無謂地花在別人身上。可是這些朋友肯在我這裡坐上好幾個小時，如此興致勃勃，只不過是為了讓我開心，給我信心！
他們講述的故事大同小異，尤以癌症可以治癒為首要話題。這和他們過去探訪時講的故事不大一樣。那時候，他們蒐集了許多「醫生誤診」的案例，這一回眼見木已成舟，就鼓勵我做個「抗癌英雄」。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年齡各異，性格有別，說話時的情緒要麼沉重，要麼輕鬆，要麼傷感，要麼喜悅。他們講的故事發生在天南海北，內容卻又驚人的相似。我刻意積累，認真領會，不知不覺中已在心裡留下一本「世界抗癌英雄譜」。
我猜想，他們恐怕是一次次地從這些故事中得到鼓舞，開始覺得癌症這東西沒什麼了不起。它不是絕症，只不過是一種慢性病。
瞭解到有那麼多人遭遇癌症還能快樂地活著，我覺得自己已經算是相當幸運。我的身體的確已經元氣大傷，肺癌的帽子也不折不扣地戴在頭上，還有一個「腦轉移瘤」，就像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都有斬落下來的可能。但是，這本「抗癌英雄譜」中的人物，哪一個不是歷經百般病痛折磨之後重獲新生！比起他們，我至少還躲過了化療和放療之苦呢！
我為什麼不化療
我有時候會恍惚產生一種感覺：癌症患者的治療如同博彩。你想想，當贏的機率只有2%，而輸的機率高達98%的時候，你會下注嗎？更何況現在我們不是博彩，而是在選擇拯救生命的道路。
我對化療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只是因為與癌症結緣，才留了一點心。結果發現，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療法能像化療一樣聲名狼藉，卻又如此廣泛地被應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經知道，癌症治療有它獨特的困難之處。你如果得了別的什麼病，手術的成功就意味著已經治癒。你如果得了癌症，手術的成功僅僅意味著治療的開始。此後化療、放療，或者別的什麼「療」，輪番上馬，都是正常的程式。所以，我在忍受著術後創痛的同時，也糾結於一個問題：到底要不要做化療？
出院前，劉向陽大夫曾給我一個忠告，就是「不建議你去做化療」。他說這話時，臉上一點也不掩飾對化療的反感，讓我感到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反對」，僅僅由於醫生的職業戒律，才使用了一種比較委婉的表達方法。我當時就想，我現在這種情況，如果換作他，他恐怕是不會去做化療的。
劉向陽大夫的醫療思想是個多元的複合體。在外科方面，他傾向於積極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練地實施微創手術，卻很少採用。他認為那樣做不利於徹底清除癌細胞。手術的最大難題，不是切去腫瘤，也不是創傷癒合，而是阻止癌細胞的擴散，也叫「根治」。為了達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準，儘可能徹底地清理病人體內的可疑組織。但是，談到其他醫療手段，比如藥物治療，他堅決反對種種「過度行為」。中醫很多抗癌藥，他認為都是「忽悠」；西醫很多昂貴的「特效藥」，他也不以為然。所以，他才會給我這麼一個忠告。
可是石木蘭大夫一聽就樂了。「這可不是他的強項。」她說，「我也不行。」
很顯然，她恪守著職業守則，對於自己專業之外的事絕不妄加評議。禁不住我的一再要求，她才推薦我去看一位內科專家——馮奉儀。
「要不要化療，」石木蘭大夫說，「應該聽她的。」
於是我去尋找馮奉儀大夫。
我對這次門診有一種特別的期待，就像幾周前對劉向陽的期待一樣。就診之前我特別做了一番功課，把自己對化療的瞭解細細梳理一遍，做好與專家對話的準備。對於化療的種種批評之聲，多少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越來越強烈。比如「劉太醫」就堅定地認為，「化療是把殺人刀」。這話的意思是，化療無異於醫生在謀殺病人。
我想，這種評價過於極端，對化療來說也不公平。的確有很多癌症病人在化療之後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對化療生疑。但是，也確實有很多經過化療的病人延續了生命，甚至痊癒，讓人相信是化療之功。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證。她77歲那年得了胃癌，在實施胃切除手術之後輔之以化療藥物。手術大夫當時對我說，她活不過一年了，可是到現在已經過去十多年，她仍好好地活著。我在人民日報社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上級，也有大體類似的經驗。她在十年前患卵巢癌，手術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現轉移，可以說癌細胞在她全身到處亂跑，每一次轉移便進行一輪化療，她經歷著「轉移—化療—再轉移—再化療」的巨大痛苦，但是到現在仍然從容不迫地活著。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腫瘤患者使用了化療。毫無疑問，化療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化療也有很多失敗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優點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過去幾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發現，用化療對付腫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一些正在用於臨床的化療藥物，殺死的正常細胞遠遠超過它們殺死的癌細胞，結果導致病人普遍出現感染、發燒、脫水、嘔吐、厭食和全身衰竭。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3～4倍，而沒有經過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這一結論是在調查了至少3.5萬名經過化療的癌症患者後得出的，所以應當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詳見《研究顯示：乳腺癌化療副作用嚴重程度超出預想》，2006年8月17日搜狐網）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化療或者放療甚至還在導致癌細胞的加速擴散轉移。（詳見2007年4月10日《深圳特區報》，a14版）
在國內，不少醫學專家表達了幾乎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化療在治癌的同時可能導致新的癌症。（詳見《業內人士披露：化療可能誘發新的癌症》，2006年4月27日搜狐網，據《金陵晚報》記者陳豔萍報道）很難在臨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證據支援這一觀點，但是我發現，類似的現象已經出現在湯釗猷教授的實驗室中。湯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癌研究所所長，同時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過去幾十年，他以外科手術加上化療、放療的方式治療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發現，儘管他領導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十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卻沒有明顯提高。於是，他開始檢討自己的治療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湯釗猷教授在醫學前沿論壇上提醒他的同行，手術、化療和放療這類傳統療法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們在治癌的同時「也可能致癌」。
在人的各種特質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資深位重之人，還能從容平和地檢討自己的得失，就更加令我敬重。湯釗猷教授在中國肝癌治療領域裡享有極高聲譽，兼有醫生和科學家的雙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對我來說分量格外重。他連續15年的研究令人驚訝地證實，某些手術，尤其是那些已經錯過根治的最佳時期，只是勉強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發殘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在另一項動物模型研究中，他還發現，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療的兩天內，癌細胞停止生長，可是等到30天后，癌細胞迅速顯示出肺轉移傾向，居然比那些未經放療而休養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躍。（詳見2009年10月15日《健康報》，記者胡德榮報道）
這是小鼠，人會怎樣呢？湯釗猷教授沒有斷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個字。我以自己見到的癌症患者來考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湯釗猷教授實驗室裡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轍。
也許正是由於有了這些研究結果，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才會在2006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須採用化療。（詳見2006年6月14日《科技日報》，記者倪永華據《德國世界報》報道）在臨床治療領域裡，即使是化療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裡，而在於，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蔣介石當初肅清共產黨時有個口號：「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化療」也是這個邏輯。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折騰得吃了就吐，滴水難進，全身衰竭，羸弱不堪。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症不是絕症，只不過是種慢性病（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面還會詳細談到）。我需要的是「持久戰」，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見到馮奉儀大夫時，我腦子裡全是這些想法，既堅定又模糊。
馮是腫瘤醫院胸內科的資深醫生。在腫瘤治療的領域裡，如果說外科醫生「就知道動刀子」，那麼內科醫生就是對「化療」情有獨鍾了。所以，我做好準備聽她大講一番化療的好處。可是很快我就發現，馮奉儀大夫不是這種有偏向的人。她在對病人敘述化療的好處時，不會迴避那些不利的事實，同時還能以相當專業的立場，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實表述得異常清晰。這一切對我做出正確決定至關重要。
她先是閱讀我的肺切除手術病歷，然後聽我敘述發病的全過程。沒想到，這位胸科專家被我的腦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盯著那個乒乓球似的陰影，好一會兒，又抬頭把我打量一番，眼裡滿是疑惑，似乎不相信這個病人現在還能這樣坐在這裡，還能這麼清晰地陳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轉到那堆膠片之後，她很快發現我的顱內病灶已經明顯縮小，忍不住連聲說：「有意思，有意思。」同時把膠片一一攤開，招呼她的幾位學生過來，「你們看，你們看。」
「多長時間了？」她再次確認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做過什麼治療嗎？」她又問。
「你是說在開胸手術前？」我反問。
「對。」
「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對腦子裡的病灶採取過任何治療？」她將信將疑。
「喝‘牛筋湯’算嗎？」我說。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這是用不著回答的問題。讓一個西醫專家說，「牛筋湯」能治腫瘤，那就好比讓一個天文學家說，螞蟻能讓太陽消失。
馮奉儀大夫的專長並非神經科，可是，我的「腦瘤」有如此樂觀的表現，已經足以讓她認定，這是一個孤立現象，不是轉移瘤，進而斷定，我的肺部腫瘤尚未轉移，因而屬於「早期」。
一個胸內科專家如此明確地把我的肺癌和腦瘤分別對待，這是第一次。
我大大鬆了一口氣，看來我基本上可以擺脫「晚期」的困擾了。
我試探著提出那個最迫切的問題：「還需要做化療嗎？」
她回答得很乾脆：「可做可不做。」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
這答案既清晰又精確。然而她還是擔心我不明白，接著解釋，醫生所說的「治癒率」，更專業的說法叫「臨床治癒率」。癌症患者經過治療後，在五年之內沒有再發現可見的轉移或復發病灶，叫「五年存活」，在醫學上就叫「治癒」。早期肺癌患者手術後的「五年存活率」為60%。而手術之後再做化療的病人，可以把這個數字提高到62%。
「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平均統計數。」她儘可能客觀地向我表述化療的作用，然後，用徵詢的眼光看著我，等待我的決定。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麼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馮奉儀大夫所說「60%的五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聽到。可以說，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還聽說，這個資料涵蓋了全世界迄今為止全部的治療成果。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現代醫學的「生死簿」，而非閻王老爺的「生死簿」。
一種藥物的療效如果真正科學可信，它就應該具有足夠多的臨床病例統計，並且加以對照。比如說，我們在一項臨床試驗中，將2萬個完成全切除手術的肺癌患者分為兩組，每組1萬人。其中一組採用化療，而另一組不化療。最後我們可以在「化療組」中得到6200個存活五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療組」裡只有6000人。如此，我們就可以說，「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認為這場試驗的結論到此為止，那就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從理論上說，「62%的五年存活率」，同時意味著還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這是一個平均數，實際的程式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異性。具體到「化療組」的每個病人，都有更多生的希望，也有更多死的危險。醫學所謂把「五年存活率」提高兩個百分點，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現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療組」中那「未能存活五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沒有采用化療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五年以上」呢？換句話說，化療在延長了一些人生命的同時，是否也縮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從60%提高到62%」，這些數字雖然在統計上沒有錯誤，卻極有可能掩蓋了另外一個事實：化療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險。
我曾拿這個問題問過很多醫生，可惜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我對醫學完全是個外行，要想為這樣的疑問找到答案，只能依靠邏輯和常識。
現在，我們可以對上述那次臨床試驗做一個假設：「1萬人的化療組」中有200個人原本是可以存活五年以上的，卻因為化療摧毀了體內的免疫系統，導致併發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類的問題（這是我們在癌症患者臨死之前常見的現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時還有另外200人經過化療把生存期延長到五年以上，那麼，最終結果還是「3800:6200」。
「治癒率從60%到62%」的結論沒有改變。可是具體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機率很低，你只有2%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統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從統計學的角度看，第三種結果和第一種結果的機率應當是正相關的——在平均數「62%」不變的情況下，「延長存活期」的人數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縮短存活期」的人數會相應增加或減少。
我猜想，馮奉儀大夫應當是考慮過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會對我說「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數醫生不是這樣。他們的問題在於，當他們把化療這種治療手段擺在病人面前時，只不過描述了「生的希望」，卻不能表述「死的危險」，也不能讓病人清晰地意識到多種可能性。
換句話說，如果我選擇成為「化療組」中的一員，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為幸運的人——原本活不過五年，結果是延長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錢受罪，卻根本不會改變本來的結果——該活還是活，該死還是死；當然還有可能成為更倒霉的人——原本還能多活幾天，結果弄巧成拙，花錢受罪還找死。
我有時候會恍惚產生一種感覺：癌症患者的治療如同博彩。你想想，當贏的機率只有2%，而輸的機率高達98%的時候，你會下注嗎？
更何況現在我們不是博彩，而是在選擇拯救生命的道路。
所以，當醫生們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療方法的效果時，我們必須徹底弄清他們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麼。
16個月前，醫生們告訴我必須實施開顱手術。那時候他們認定，我的腦袋裡長了腫瘤。「惡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即使有，也不超過2%。我還記得醫生們當時堅決主張立即手術的理由：「作為醫生，我們不可能考慮一個2%的可能性，而放棄98%的可能性。」
現在，在談論化療的時候，醫生告訴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的機率提高2%。我理解這話的潛在含意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這前後兩個2%，如果分開來看，醫生說得都不錯，在病人聽來也是理所當然。可是如果把它們合起來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這裡面有一種頗為奇特的邏輯：同樣是「2%」，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不可能考慮」；在後一種情形中，它卻成了醫生出手下藥的理由。同樣是「98%」，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可以力主採取堅決措施；在後一種情形中，卻又可能完全被漠視。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穿刺，拒絕了「控巖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同時，我並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並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別讓醫生治死你
「積極治療」不等於「過度治療」。對於我們這些癌症患者來說，僅僅憑藉堅強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是堅強的患者，同時也應當是聰明的患者。在很多情況下，智慧比堅強更重要。
癌症患者的治療之路上有很多疑難。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認真，至少不用太過糾纏。不過，有一個問題千萬要警惕，這就是「過度治療」。
一百年來，人類用於癌症研究和治療的花費，增加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癒率幾乎沒有提高（我們在治療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實際上主要得益於檢查手段的日益進步，從而使越來越多的早期發現成為可能）。我們能說癌症治療的所有成就和所有新藥都是騙人的嗎？能說病人的所有期待和所有花費全都白搭了嗎？顯然不能。
事實上，我們的確看到很多癌症病人經由現代醫學的治療長期存活。既然如此，為什麼顯示癌症患者總體治療水準的「平均治癒率」並沒有明顯提高呢？
我猜只能有一個解釋：那些最新最先進的治療手段和藥物所產生的療效，幾乎被它們給病人帶來的摧殘抵消掉了。所以，在一些病人延長存活期的同時，另一些病人也因為「過度治療」縮短了存活期。說白了，就是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我遇到過很多滿臉悲愴、眼裡充滿期待的人。這些人不是癌症患者，就是他們的家人。他們在經歷了最初的打擊之後，能想到的唯一的事，就是去找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療技術和最好的藥。他們也許以為我一定是受益於這些「最好的」，所以不斷地問我：「哪裡的醫院最好，上海的還是北京的？」「你看的是哪個醫生？」「你採用了什麼方法？」「你吃了什麼藥？」……他們用了所有精力去尋找所謂治療癌症的新技術。有「手術」，有「化療」和「多藥聯合化療」，有「放療」和「超大劑量放療」，有「伽馬刀」「氬氦刀」「質子刀」「光子刀」「r刀」「中子刀」，有形形色色的中西醫新藥，甚至還有「燙死療法」「凍死療法」「餓死療法」……
可是大多數患者都忽略了一個問題：這些所謂「癌症患者的福音」，或者所謂「攻克癌症的曙光」，其實潛伏著巨大危險。
我這樣說，是因為身邊發生的一些事引起了我的疑慮。
我的一位同行不幸患了淋巴瘤，那時候他正當壯年，有一個受人尊重的崗位。他恪盡職守，有兢兢業業之心，無譁眾取寵之意，所以在公眾中享有很高聲譽。這樣一個癌症患者，正具備了醫生下重手出狠招的兩個條件：有一副好身板，而且不缺錢。他進了最好的醫院，請了有名望的醫生，享有最新、最周到的醫療條件。於是，他開始接受一輪又一輪的化療，就這樣過了十個月。醫生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他那個時候白細胞降到零，意味著身體無免疫功能了」，同時還說，「實際上還有一些併發症」。2009年夏天，他在最後一次，也是「更大劑量的一次化療」之後不久，撒手西歸。他「化療了九個療程，他是個堅強的男人」，報紙在宣佈他去世的訊息中這樣說。
然而，他的治療被不少人認為是一次失敗的努力。患者的「堅強」毋庸置疑，可是這沒能挽救他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長醫生的「過度治療」。有些人甚至極端地指出，這是「西醫殺人」的典型例證。人們當然不會指望一個身患癌症的人還能長命百歲，但是他們全都認定，這個「醫治無效」的病例更準確地說是「醫治失敗」。有個名叫張明的人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指出，這次失敗的治療「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過度的化療」。
張明不屬於那種疾惡如仇的外行人。他是國家註冊執業醫師，還擁有「主任醫師」的頭銜，所以他的質疑中有很強的專業味道。「就淋巴瘤來說，」他寫道，「目前無論中醫、西醫，治癒率都非常高，五年存活率50%左右，相比肺癌僅10%的存活率，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容易治癒的疾病。」接著他又指出，這種一輪接一輪的化療「太殘忍和太不人道」，「正是這最後一次大劑量化療」給了病人「致命一擊」，「導致全身功能衰竭而亡」。這等於是在暗示，在這一失敗的病例中，醫生是「殺手」，作案工具就是化療。（詳見「39健康網」，張明部落格）
張的批評看上去有些偏激。他「中華中醫藥學會腫瘤專業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顯示了他的專長是中醫，所以有人懷疑，他對化療的攻擊只不過是中西醫的門戶之爭。我對中西醫之間的相互貶損多少抱著一點警覺。不過，由於身邊接二連三地發生差不多同樣的病例，更由於設身處地，同病相憐，我還是很認真地把張明的話琢磨了一番，希望能夠去偽存真，看看那些帶偏激情緒的言論中是否也有幾分真相。
根據張明的描述，這位患者「患病前身體素質非常好」，「可以說就是不治療也能活十個月，而且生活質量也不會這麼差」。這個情節讓我怦然心動，不由得再次想起我那位死於肝癌的親戚。那時候，我的腦子裡也充滿了這個念頭：就算不治療，他也不至於活不過三個月啊。
對待癌症不應麻木不仁，不容諱疾忌醫，醫生主張「積極治療」也是有根據的。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堅定地認為，「積極治療」不等於「過度治療」。
「過度治療」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醫學行家們在描述腫瘤治療現狀時，早就頻繁地使用了這個概念。它意味著醫生使用了超過疾病所需，或者超出患者肌體承受範圍的治療手段。根據美國癌症研究協會2009年釋出的一項報告，健康的免疫系統是預防癌症最重要的部分。而過度治療會破壞患者的正常器官、組織和機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陳代謝。結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現其他併發症，加快了死亡的程式。
要想界定「過度治療」與患者死亡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間接的因果關係，並非沒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體上看到一則新聞，上海一個患者在查出癌症之後僅僅兩個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過度放療」為由提起民事訴訟。兩位精明的律師居然在患者病歷中找到了有利於原告的證據：醫生為病人放療13次。「在已引發極度‘低血小板血癥’的情況下，仍持續不斷地給患者進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療，導致患者全身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而發生死亡」，最後一次放療距離病人去世僅僅11天。這一案件最後以病人家屬獲得9萬元賠償、「醫院當庭承認錯誤」了結。（詳見《過度放療送了她的命》，2006年4月10日新浪網，據《勞動報》報道）
對逝者家屬來說，意識到「過度治療」的惡果為時已晚，然而訴訟結局畢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個幸運。因為要想證明「過度治療」與患者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過度治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很難追究的。患者家屬或者旁觀者即使心存懷疑，也很難拿出確鑿證據來指控醫療中的過失。比如張明對那個病例中「過度治療」的質疑，就僅僅是建立在常識和推理的基礎之上。
儘管如此，這一病例還是促使我去搜尋一些資料，結果讓我著實吃了一驚。原來近幾年有很多人指出「過度治療」給癌症患者帶來巨大傷害，而且，這種傷害相當普遍地存在著。
有一項統計稱，由於過度和不合理的治療，「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個說法，叫作「三個三分之一」：
死於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嚇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過度治療」導致病人無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說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還記得我剛剛發病不久，曾聽到紀世瀛說過類似的話，當時以為這不過是外行人的憤世嫉俗，或者是給予我的好心安慰。如今我卻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三個三分之一」竟是出自腫瘤醫學界的內部，並且相當頻繁地被一些醫學專家闡述，包括陳煥朝和湯鵬。這兩個人，前者是湖北省腫瘤醫院院長、省抗癌協會理事長（詳見《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是被嚇死的》，2010年4月20日漢網，據《楚天都市報》報道）；後者是中華醫學會腫瘤分會委員、海南省抗癌協會副理事長、省醫學會腫瘤分會主任委員（詳見2010年4月13日《海南特區報》）。另外還有幾位，雖然沒有直接說到「三個三分之一」，但也在異口同聲地斥責「過度治療」。其中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150醫院院長高春芳（詳見《道德缺失及經濟利益導致過度治療》，2010年3月7日中國經濟網），南方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南方醫院副院長、廣州抗癌協會理事長羅榮城（詳見《生命不息，化療不止》，2006年9月27日《青島晚報》），以及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後者曾說：「很多藥不是該吃的，卻在吃，很多治療是不需要的，卻在做。」為了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把這個問題提交給所有醫藥衛生界的委員，還向大家推薦德國人尤格·布萊克的著作《無效的醫療》。他說：「在美國，40%的醫療是無效的；在我國，這種現象也已經非常突出。」（詳見2010年3月18日《當代健康報》）
2008年秋天，也即我決定不做化療的幾個月後，適逢上海抗癌協會癌症康復與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召開。上海《新聞晚報》發表的一則訊息說，「過度治療」正在損害患者的肌體，「甚至危及了他們的生命」。這是與會的400位國內外專家對腫瘤的「過度治療」達成的共識。
我很快就看到了這次會議提供的一些調查資料：
——目前我國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著超過疾病治療需要的「過度治療」。
——全球腫瘤患者有1/3死於不合理治療。
——因為「過度治療」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個百分點。
看到這麼多的「圈內人」痛斥「過度治療」，並且使用一些相當具體的數字，我覺得很不尋常，所以想知道這些資料是否精確無誤，是否有根據。
於是我開始到處搜尋，結果看到了一些讓我驚訝不已的事實。它們來自一個美國人的報告。
此人是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腫瘤專家，名叫厄爾。在對1991年至2000年死亡的215488個癌症患者的最後治療狀況進行了一番調查之後，厄爾提出，有超過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臨終前兩週還在接受化療。
根據患者臨終前的一個時間段，厄爾界定了「過度治療」的標準。鑑於化療這種醫療手段的性質，我猜想它不應當被用在一個垂死者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爾標準」在邏輯上的合理性——如果一個病人在化療之後很快死亡，那麼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醫生根本沒有意識到病人已經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這種完全不該使用的手段；要麼是化療導致了病人加速死亡。
厄爾在第42屆美國臨床腫瘤學年會上提出他的報告，時為2006年6月。這個會議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世界各地近3萬名腫瘤專家參加，包括80多位中國腫瘤學專家。根據厄爾的研究，實施在臨終病人身上的化療一直在增加著——1993年這個數字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調查還顯示，臨終前一個月在重症監護室裡接受化療的癌症患者比例從7.8%增加到了11%。（詳見《專家稱15%癌症病人被醫死》，2009年12月21日「39健康網」）
儘管厄爾只是證實了「過度治療」的普遍存在和日益嚴重，我們還是能清晰地看到「實施在臨終病人身上的化療」與「死亡」之間的關係。
所有這些彙集而成的一幅幅圖畫，著實令人震驚。你可不要以為這只是美國癌症患者的危險。實際上，危險離我們很近很近。根據中國抗癌協會腫瘤轉移專業委員會在2009年提供的一項資料，目前，美國腫瘤病人五年存活率達81%，而我國腫瘤病人五年存活率僅10%。（詳見2009年4月15日《法制晚報》，記者王敬霞報道）差距如此之大，應當能夠間接地證明，中國人遭遇的「過度治療」比美國人更甚。
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嚴格說來，無論「15%」「17%」，還是「1/3」，都只是一種未經臨床醫學證明的「治死率」。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治死」的事實普遍存在。所以，這個問題也許應當這樣來問：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約1000萬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萬人是中國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連串艱難痛苦的治療中，「被嚇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數量巨大。可惜的是，我們這個世界每天投入無數人力物力，去證實形形色色的「治癒率」，這給病人帶來巨大的期待，同時卻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認真面對「治死率」的問題，其結果是誤導病人走上「過度治療」的歧途。
我見過不少苟延殘喘的癌症患者：面無人色，口舌潰爛，頭髮脫落，四肢肌肉萎縮，把嚥下的每一口飯、每一滴水都吐出來，慘淡羸弱之狀已無人形。如此大規模存在著的悲慘景象就像電影一樣在眼前閃爍，讓我備感失望，同時加深了我的疑慮，隨之而來的想法也就更理智、更現實。
癌細胞各色各樣，病人的肌體更是千差萬別。治療手段究竟是激進一些好還是保守一些好，每個醫生都會有自己的觀念，每個病人也都會有自己的體驗。同一種治療手段，用在這個人身上恰到好處，用在另一個人身上就可能是「過度治療」。這中間包含了科學性和必然性，也充滿玄機、僥倖和偶然性。即使一個醫術精湛、一心向善、絕無私念的醫生，也難以做到處處周全。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全世界迄今為止對於癌症的臨床治療模式，主要是由「試驗」主導的，一種方法不行就換另外一種。
然而生命是我們自己的，不容我們有一點閃失。
我們當然可以說：「我很堅強。無論多麼痛苦的治療我都能扛。」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堅強意志與疾病做鬥爭的人。可是，我這樣喋喋不休地對自己說個沒完，主要目的不是激勵自己「堅強地面對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贏得更多活的機會。
我想說的是，假如我的「堅強意志」不僅不能遏制癌細胞的擴散，反而成了「過度治療」的慫恿者，進而與癌細胞沆瀣一氣，裡應外合，讓我的羸弱身體更加羸弱呢？
很明顯，對於我們這些癌症患者來說，僅僅憑藉堅強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是堅強的患者，同時也應當是聰明的患者。
在很多情況下，智慧比堅強更重要。
我會接受本該屬於我的治療，並且做好準備承擔這種治療帶給我的所有痛楚。同時我也會盡可能為自己避免「過度治療」。就算我的疾病已經不治，我也希望能夠安靜、從容地走完我的最後一段生命之旅。
說到眼前，僅僅是體內的癌細胞就已經夠我應付的了，我可不希望雪上加霜！即使它是披著「專家」的外衣或者什麼「醫學新成果」的光環，我也不要！
最好的武器是自己的身體
我們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種心理狀態，就是過高地估計醫生的力量和藥物的作用，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力量。
朋友帶來一份禮物，令我又驚又喜。它不是任何靈丹妙藥，而是一個訊息，或者可以說是一個信念。
「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這位朋友說。
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在忽悠，而是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的研究結論。這項研究結果在2006年末公佈，裡面有資料：平均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間，至少有10個人，在不接受任何治療或者僅僅接受少量治療的情況下便能夠痊癒。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把這種現象叫作「自愈」，或者「自然消退」。
在對眾多癌症患者進行了長時間的追蹤觀察之後，他們捕捉到至少176人屬於不治而愈，而且還發現，這些「自愈者」中只有2例轉移、10例復發。由此便得出又一個結論：癌症一經「自然消退」，就很少復發。（詳見《美國癌症協會稱：最好的「抗癌藥」是人體免疫力》，2011年5月16日人民網）
美國人在癌症治療的研究方面總會出現一些出人意料的結果。他們不僅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過度治療」的普遍存在，現在又令人驚訝地證明了「不治而愈」的存在。
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覺得真是一個不期而遇的驚喜，它可能會顛覆一直以來我們對癌症的瞭解。
可我又不敢輕信。過去幾年，我們看慣了國內那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總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招牌「忽悠」患者，從中漁利。我擔心，這幫子美國人會不會也是如此這般，背後有一群行業利益的謀取者呢？
於是我投入浩如煙海的資料中去查詢此事，結果意外地發現，這「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癌症研究機構，已經擁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1907年，這一機構由一群有志於攻克癌症的醫生和科學家創辦，到如今，其會員遍佈世界各個國家。它的癌症研究範圍廣泛，成績卓著。它每年舉辦的年會和專題會議，吸引了全世界癌症研究領域上萬人參加。它出版的五種科技期刊，代表了癌症研究和治療領域公認的最高水準。
看起來，它與那些代表行業利益的「協會」有些不同。這增加了它在我心中的可信度。
當然不能就此斷言他們的「癌症可以自愈」的結論無懈可擊，但我能夠感覺到這項研究是嚴肅的，所憑藉的臨床檢驗樣本數量（大約1760人）雖不夠大，但也不能算小。
一旦確認這一點，我立即意識到，它對所有癌症患者來說意義重大。
我能想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當醫生向像我這樣的病人建議做化療的時候，他們會說，能讓治癒率增加2%。這促使無數病人走上化療之路。可是現在我們忽然發現，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間有10人——也即10%——可以自愈。如果是真的，那麼是否意味著，我們如果選擇不做化療，痊癒的機率是做化療的5倍？同時是否也意味著，如果選擇化療，由此損害健康細胞和免疫機能，將會降低甚至喪失自愈的可能性？
對於大多數癌症患者來說，「10%的自愈率」也許並不算高，可是我覺得這個比例已經相當了不起。我們此前曾提到，中國抗癌協會腫瘤轉移專業委員會的一項調查得出結論，「目前我國腫瘤病人五年存活率僅10%」。現在我們對比美國人的這項研究結果，也可以說，醫學界花費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釋出了那麼多的「新技術」和「特效藥」，給病人帶來那麼多的「曙光」和「福音」，結果呢，所能獲得的「五年存活率」——也即醫生所謂「臨床治癒率」，並不比「不治而愈」的比例更高！
我們是不是可以進而提出一個更極端的問題：如果所有癌症患者全都聽之任之，不去醫院、不看醫生、不手術、不打針、不吃藥、不化療、不放療，最後的結果會不會比現在的「治癒率」更糟呢？
這個疑問一度在我頭腦裡佔據了統治地位，久不能解。我不是醫生，對於癌症是個外行，只不過作為病人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有些癌症患者在不知不覺中自愈，從來沒有經過臨床診斷，所以就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體內曾經生出腫瘤。另外一種情況發生在那些做到「五年存活」的病人中間。癌症患者一經診斷，幾乎全都迫不及待地求醫問藥。一旦真的好轉甚至痊癒，他們就會說是什麼方法或者什麼特效藥物挽救了他們的性命。醫生也會將他們作為自己的成功病例到處宣揚。可是沒有人會想到，他們中間有些人，本來是能夠「不治而愈」的。
那麼，我不治而愈的「腦瘤」到底是不是腦瘤呢？當初醫生告訴我，它不是腦瘤的機率不會超過2%。現在他們又告訴我，如果是腦瘤，它「不治而愈」的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同時又告訴我，這機率只具有統計學的意義，在臨床上誰也沒有見過。看來，除非鋸開我的腦袋，否則誰也不能肯定那究竟是個什麼。
不過，我能相當肯定地說，我們國家腫瘤治療領域是沒人相信「不治而愈」的。醫生們普遍信奉著一個邏輯：惡性腫瘤不經治療不可能逆轉，能夠自愈的腫瘤就不是惡性腫瘤。所以，如果真有哪一位腫瘤病人「不治而愈」，醫生們八成會說，「那就不是惡性的」。你要是問他們當初為什麼那麼肯定地說人家是「惡性的」，他們就會說，那只是一次簡單的「誤診」。
我們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種心理狀態，就是過高地估計醫生的力量和藥物的作用，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力量。
過去很長時間裡，我對這條道路上的情形不能感同身受，儘管知道一些所謂「攻克癌症」的病例，也都是醫生、專家以及江湖郎中的敘述，再經媒體渲染以及口口相傳，構成了我的看法。那時候，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想象癌症患者的實際情形。直到自己也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站在治療之路的十字路口，面臨方向的選擇，這才明白，原來還有許多事實是我從來不知道的。
肺癌切除手術令我元氣大傷，可是這次經歷讓我對人體的力量感到非常驚異。我驚異於它對生命的忠誠，更驚異於它對外來傷害頑強的抵禦能力和修復能力。
手術後的最初三天是一段難熬的時光。劇烈的疼痛，加上艱難的呼吸，還有持續高燒不退。每天大部分時間昏昏沉沉。在短暫的清醒之時，我感覺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不免想到自己就要完蛋了。但是從第四天開始，我不再發燒，所有那些難以忍受的疼痛也開始減輕，在隨後的幾周裡，呼吸逐漸通暢，從腋下到後背那道一尺長的傷口每天都在顯現癒合的徵兆。生命的活力迴歸我的體內，其經過猶如死灰復燃，枯木回春。
這種感覺相當奇妙。我開始回味這次死去活來的體驗，試圖弄清楚身體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
如果能夠看到自己體內的微觀世界，我猜想那裡必定出現過一幅可怕和震撼的圖景——天塌地陷，斷壁殘垣，一會兒像是翻江倒海，一會兒又像沖天而起的熊熊火焰，就像好萊塢電影中展示的世界末日。也許那裡經歷了一場戰爭，如果真是這樣，那場面必定相當殘酷，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手術造成的創傷，正在吸引病菌組成的軍團大舉入侵。但是我的身體裡分明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或者可以說是一支盡忠職守的「衛隊」。來犯之敵越是強大，它們就越是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陣地，前赴後繼，浴血奮戰，直到打敗所有敵人。
這幅圖景越是清晰，也就越讓我相信人體的力量。這可不是痴人說夢。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套自我修復系統，是與生俱來的。大多數人在生理科學方面都是外行，並不瞭解自己體內的這套修復系統，但是許多研究證明，它的確存在。（詳見《別讓不懂營養學的醫生害了你》，中國青年出版社，第40頁）
你的體內有大約100萬億個細胞——每個人都是如此，每個細胞的直徑約為0.05毫米。這些細胞共同組成了人的完整肌體。但是，沒有一個細胞能夠永垂不朽。事實上，人體每分鐘產生大約3億個新細胞，同時又有差不多同樣數量的細胞死去。所以，就單個細胞來說，我們體內每時每刻都在上演死亡與新生的悲喜劇。它們總是不斷地新生又不斷地死去。這就是所謂「新陳代謝」。遍佈全身的血管——這些血管如果連線起來，長達99770公里，可以繞地球兩圈半——把新鮮的營養輸送到身體的每一個角落，又帶走所有廢物，從而推動著有肌體的生生不息。
現代醫學誕生之前，人類已經繁衍、進化、成長了幾十萬年。那時候，人類依靠什麼戰勝疾病呢？我們沒有足夠的根據解開遠古之謎，但至少可以看看眼前。如果你的肌膚受傷，比如被刀子割破，皮開肉綻，血流如注，你在隨後幾天裡可以很直觀地觀察到傷口生長癒合的過程。老的、壞死的組織逐漸結痂脫落，新生的肌膚異常完美。我猜想，這就是自我修復系統在起作用。
然而，人體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於它有一套自我修復系統。
現在讓我們回到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的那個調查結論上來。
為什麼有一部分癌症患者能夠不治而愈呢？醫學科學家們針對這個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研究。結果證明，人體免疫系統的和諧是促使癌細胞自然消退的主要原因。
人體內有一套完整的防衛機構——免疫系統。人體的免疫機能主要依靠白細胞。白細胞有很多種，其中t細胞、b細胞和k細胞具有一種特殊能力：殺滅自身的癌細胞。
正常人體內的細胞日夜不停地進行新陳代謝，每天新生的大量細胞中，可能會出現兩三個異常細胞。這兩三個「不良分子」如果不能被消滅，在外因和內因的配合下，就有可能發展為癌細胞。
在正常情況下，人體免疫系統隨時都在監視這些「不良分子」，一旦發現被致癌物接觸過的細胞要「投敵叛變」，成為癌細胞，就會立即動員「正規部隊」將其殲滅。這在醫學上稱為「免疫監視功能」。
這情形看來很像一場奈米世界裡的戰爭。身體內部的免疫細胞能否協調一致地發揮作用，是制勝的關鍵。對抗過程大致是，發現癌細胞的異常資訊後，t細胞首先出擊，與癌細胞接觸並牢牢地將其粘住，用它的酶迫使癌細胞膜的通透性發生改變，於是癌細胞內部的鉀離子大量流出，同時又有鈉、鈣離子及水分大量注入。如此一來，癌細胞便失去了滲透的平衡，很快就嗚呼哀哉。
b細胞依仗著另一種能力投入這場戰鬥。它能立即合成特異的抗體——免疫球蛋白，分佈到全身體液中，形成「體液免疫」的戰場。b細胞殺滅癌細胞的威力甚大，可惜「壽命」不長，數天即會消失。同時它還能產生一種叫「細胞毒」的物質，也可起到破壞癌細胞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人體的免疫功能被抑制，甚至被破壞，以致免疫系統紊亂、懈怠、虛弱不堪，就會讓癌細胞逃避免疫監視和免疫防禦。（詳見《6招教您提高免疫力》，2010年4月3日新華網）
這樣看來，作為癌症患者，我們和健康人的最大區別，不是我們的身上有癌細胞而人家沒有——事實上，每個人都會產生癌細胞，而是我們的免疫系統不夠強大不夠活躍不夠和諧，因而被癌細胞鑽了空子。
抵禦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而不是什麼新奇的「特效藥」。癌症患者最重要的任務，應當是找到一條正確途徑，促使自身的免疫系統恢復到正常狀態。就像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的預言：人類最終消滅惡性腫瘤不是依賴化學藥物和放射線，而是依靠肌體內的免疫和諧。
但是很可惜，迄今為止治療癌症的許多手段和藥物，有一個先天弊端，就是一邊殺死癌細胞，一邊顛覆患者的免疫系統。這種治療的潛在邏輯，是以藥物或者身體之外的力量來取代體內的免疫系統。
讓我奇怪的是，從來沒有哪位醫生對我說過，癌症患者具有「自愈」的可能性。他們習慣於繪聲繪色地給病人講述諸如此類的病例：誰誰誰「不聽我的話，很快就不行了」，誰誰誰「吃了我的藥，腫瘤就消退了」。他們對於「不治而愈」的漠視和否定，與他們對於「過度治療」的熱衷和追求，恰成鮮明的對照，也在不知不覺中對病人造成了一種精神壓迫——癌症不經治療就沒有好轉的可能，叫作「不可逆轉」。這與美國抗癌研究協會發現的「不治而愈」的諸多病例有著巨大矛盾。
「照你說，我們就不用治療，只要等著自愈就行了？」有位癌症患者這樣問我。
我想這問題還是應當和醫生討論。你要是一定要我回答這個問題，那麼就讓我告訴你：我們既有「不治而愈」的病例，也有「放棄治療」以致死亡的病例；既有「積極治療」最終康復的病例，也有「過度治療」更快死亡的病例。所以，我只會對你說：對於治療，盲目地全盤接受，或者盲目地全盤拒絕，都會鑄成大錯。
作為癌症患者，我們應當——
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你應當接受的治療；
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你不應當接受的治療；
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療是你應當接受的、哪些治療是你不應當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