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癌症患者妻子的心聲
今年三月，志軍按照癌症患者的例行常規做了一次全面複查。讓我們驚喜的是，這次複查結果完全正常，這是他五年來在體檢中第一次沒有留下任何疑點，以至於他的主治醫生對他宣佈：你已經不再是病人了！
我們立即把這個好訊息分享給一直關注志軍健康的所有親朋好友。有朋友問，志軍可以開始寫書了吧？他們所期待的書，不是志軍以往致力於撰寫的時評著作，而是他這五年來在癌症康復之路上的親身經歷。因為這些親人與朋友，在這五年裡一直與我們共同分擔所有的痛苦與歡樂。志軍的「起死回生」，被所有了解事件始終的人視為奇蹟。早在志軍幸運地逃過開顱手術並且度過醫生宣佈的三個月「死期」時，他就半開玩笑地說，等我真的活過來，我就寫一本書，名字就叫《別讓醫生嚇死你》，當時大家都被這話逗笑了，若有所思。因為在病魔突如其來的前期，我們和所有的親人與朋友，的確被醫生的診斷和預言嚇得夠嗆。
作為志軍的妻子和職業編輯，我是他每一本書的第一讀者。這一次當然更不例外，因為我和他一樣，也是這本書所述故事的親歷者。當志軍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的書已經寫好了，我有些驚訝。我只注意到在最近的半年裡，志軍每天下午會在他的電腦前工作一兩個小時。我以為他又恢復了以往寫筆記的習慣，沒想到，他真的默默實踐著自己的諾言，把這五年的經歷與思考寫成了一本書。不過，這本書的內容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當年的題目。
這是第一次，在他讓我作為第一讀者閱讀初稿時，我沒有迫不及待地開始閱讀。過去足足兩週後，我才鼓起勇氣來讀這本書。正如我所擔心的，志軍的書讓我在第一時間開啟淚水的閘門，痛哭不止。我被自己如此激烈的反應嚇了一跳，也由此瞭解到，在陪伴志軍走過的這五年中，我在心理上承受了怎樣的壓力。如果不是親歷，很多人很難了解，癌症患者的家屬在某種情況下，比癌症患者本人承受的精神壓力和痛苦還要大。可以說，在中國有多少癌症病人，就有多少生活在恐懼、惶惑與悲痛中的妻子（丈夫）、兒女，還有他們的父母。作為癌症患者身邊最親近的人，他們能否戰勝種種消極情緒，以積極理性的心態輔助病人的治療與護理，特別是在精神層面給病人以最大的鼓勵與安慰，對癌症患者的康復至關重要。正因此，我萌生了寫下這篇後記的想法，想與所有和我有同樣境遇的癌症患者的家屬，分享我的一些經歷和想法，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癌症」在中國，是一個讓人恐懼的詞。（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公眾意識已經把「癌症」看作一種慢性病。我也是在志軍生病很久以後，才從來自美國的一位英語老師那裡接受這種觀念）。如果一個人被醫生確診為癌症，特別是癌症晚期，幾乎就等於宣判「緩期執行」的死刑——三個月或者半年，是醫生最通常的說法。而這個「死刑判決書」的第一受眾，往往是患者家屬。這就是許多和我一樣的癌症患者家屬面臨的第一道難關：你要不要告訴自己最愛的人這個殘酷的訊息？你自己又能否承受住突如其來的打擊？
許多人選擇隱瞞。隱瞞是出於保護病人的好心，但是它會使未來與病人的精神交流變得非常困難，也更容易讓治療走入誤區，同時讓患者家屬自身的問題和壓力倍增。事實上，在癌症治療過程中，自始至終對病人隱瞞實情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隱瞞病情幾乎不可避免地讓事情複雜化，對病人的治療與康復有極大的副作用。
但是，「癌症」畢竟是帶給病人太大沖擊力的壞訊息。是在第一時間就告訴病人，還是等一段時間？是告訴病人醫生全部的話，還是告訴一半？這都是需要斟酌的。
我是幸運的，因為志軍的理性與冷靜。他從一開始就與我達成默契：不要對他隱瞞任何病情。話雖這樣說，實際做起來卻不那麼容易。在求診的前期，志軍由於腦部的問題行走困難，大部分時間都是我一個人奔走在北京和上海的各大醫院，與會診專家們討論志軍的病情，而專家們最初的結論都非常悲觀。我往往不忍心在第一時間就告訴志軍會診的結果，也儘量在他面前壓抑住悲傷的情緒，強顏歡笑（事實上並不成功，看了志軍的書稿我才知道）。在最初的一個月裡，求診的過程是最折磨人的，我的心情也是最糟糕的。因為希望一個接一個地破滅，北京和上海的專家一致認為志軍是「肺癌腦轉移晚期」，而且如果不對腦子裡的「腫瘤」及時手術，很可能活不過三個月了……
那是2007年的春節，我一個人帶著沉重的病例口袋和絕望的心情從上海乘飛機回北京，一路默默流淚。志軍單位的領導已經為他聯絡了上海最好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生，等待我接他到上海住院。但是住院後的結果如何，誰也無法確定。這個春節假期，志軍和我本來計劃和好友一起去滑雪；這一年的八月，我們準備慶祝25週年的銀婚紀念日。沒想到忽然間所有美好的事情似乎已經與我們無緣，看著周圍的景緻和過往的路人，我甚至有一種奇怪的疏離感覺，好像我們兩個人已經被丟擲了正常生活的軌道。一切彷彿是噩夢，我無法理解，為什麼這種厄運會發生在自己的生活裡？……
但是在我心中，似乎還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不讓我被這種消極悲觀的情緒淹沒。家人與朋友都在給我鼓氣：你要挺住，志軍就靠你了！我知道，這就是自己決不能被悲傷壓垮的唯一理由。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刻，當我帶著所有的壞訊息從上海回到家裡，正是傍晚的掌燈時分。志軍正和兒子坐在餐桌邊聊天。看到我，他眼中滿含期待：「好像情況沒有那麼糟吧？」他期待的眼神和家裡溫馨的情景，與我在上海醫院看到的潔白而又冰冷的病房氣氛形成強烈的反差。我在那一刻下了決心：這個春節我們不去住院，我要讓他在這個溫暖的家裡和親人一起度過。
那一次我們最終決定不去醫院。在那幾天裡，我們認真地討論了志軍的病情，醫生的意見，以及我們該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讓志軍知道所有實情是至關重要的，只是我會選擇比較委婉的方式，而不像醫生對我說話那樣直白。無論怎樣，志軍很明白，我們這一次討論的不僅是手術問題，也是生死問題。關於生命，我們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更重視生命的質量而不是長度。如果生命的延續只意味著無休止的痛苦治療和苟延殘喘，那麼不如丟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折磨，從容迎接死亡。大概正是基於這樣的生命理念，我們能夠在是否做開顱手術的幾乎是生死賭注的問題上，選擇平靜地觀察與等待。
志軍腦子裡的病灶開始奇蹟般地縮小後，很多朋友對我們說，太佩服你們的鎮定自若和明智選擇了，如果當初聽了醫生的話做開顱手術，後果不堪設想！現在想來，我們只能感謝醫生們並沒有給我們太多的生存希望，這反而讓我們有了「背水一戰」的勇氣。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奇妙，如果你能夠達觀地看待與接受死亡，它反而會在特定情況下漸漸離你遠去。在這個過程中，志軍自始至終知道自己的病情，我和他可以在任何層面交流，包括討論生死話題。這樣一種彼此信賴、毫無保留地溝通想法的狀態，幫助我們共同挺過了最困難的時刻。
雖然志軍逃過了開顱一劫，他肺部的陰影卻不讓人樂觀。那個從一開始就被醫生懷疑是「始作俑者」的直徑一釐米的小東西，似乎沒有很快長大，但也不是一成不變。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再加上志軍腦部病灶的逐漸縮小，使大部分原來持「肺癌腦轉移晚期」的專家改變了看法，傾向於定期觀察。那時候，我在北京拿著每兩個月或三個月拍的腦片和胸片，至少跑四家醫院，諮詢不同專家的意見。當時，大部分專家傾向於這個小東西不是惡性腫瘤，只有一位專家給出相反的意見，認為肺癌的可能性很大，建議我們立即手術，以免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是我們經歷的第二個困難選擇。在沒有完全確診的情況下，是否冒險動手術？畢竟開胸手術會使病人大傷元氣，而當時我們剛剛從「腦瘤」的陰影中走出，志軍的體質還很弱，更何況大多數專家不認同肺部陰影是癌症，所以我對立即手術是很牴觸的。但是志軍決定手術，我最終還是尊重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