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和日本的象徵櫻花一樣，也是日本本土開出的一朵花。它不是儲存在我們歷史標本館中的古老美德的乾枯標本，而是我們力與美的鮮活載體。即使它顯現不出可觸控的形態，卻仍能散發出道德氣息，而我們也確實依然處於它的有效法力之下。當初產生並滋養它成長的社會形態早已消失，這就如同那些遙遠的星辰，即使不存在了，我們卻依舊能感覺到它向我們投射來的光芒。武士道產生於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消失後，它依然存活，並且以它的光輝繼續照亮我們的道德之路。在武士道被人遺棄的母體制度的停屍架旁，伯克曾致以著名的動人輓歌。能用伯克使用的語言來講述武士道，我感到高興。
可悲的是，有關遠東的資訊現在很匱乏。這表現在即便是博學者如喬治·米勒博士，也曾毫不猶豫地斷言，騎士精神，或是其他類似的制度，無論在古老國度或者現代東方，都從未存在過。不過，這種偏見是可以得到我們諒解的。因為，畢竟是在這位好心博士的著作第三版面世後，佩裡准將才叩開了我們閉關主義的大門。又過了十多年，在我們的封建制度處於生死存亡時，卡爾·馬克思寫出了《資本論》，提醒讀者研究封建制度的社會及政治機制的優勢，那時，只有日本還保留有這種制度。與此類似，我想告訴學習歷史及倫理學的西方學生：要研究武士道精神，還得關注當今的日本。
對比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及騎士精神，並撰寫成歷史論文，這是件很具誘惑力的事情，但不是本書的目的。在本書中，我要講述的是：第一，我們的武士精神的起源與成因；第二，它的特質與教義；第三，它在民眾中的影響；第四，它的影響的延續性與永久性。以上幾點中，第一點是簡略的，否則我會將讀者帶進日本歷史的曲折小巷中；第二點將用較多篇幅，因為國際倫理學與比較行為學專業的學生很可能對我們的思考、行為方式感興趣；其餘兩點將作為結論處理。
我嘗試把「武士道」這個日語詞譯作英語「騎士道」，以更具表現力。「武士道」字面作「武士之道」解，就是從武的貴族在軍事生涯及日常生活中理應遵從之道。簡言之，就是「武士準則」，武士階層「作為貴族理當行為高尚」。給出這個詞的含義，我再使用它的原詞。使用原詞的可取之處還有：像這種封閉式的、獨特的、產生了一種特殊思維及行為方式的、又這樣富有地域性的定義，必然有其獨特的外部特徵。一些詞語具有民族性，能體現出鮮明的種族性，使得最好的翻譯也不能展示出它們全部的特質，甚至會被扣上不恰當、不合適的帽子。誰能通過翻譯即能完善地表達德語中的「紳士」的意思？這個詞在英語中和在法語中，在文字上是緊密相連的，可誰會感覺不到二者之間仍有區別呢？
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導武士們遵守的道德行為規範。它不是成文的典章，多是一些口耳相傳的箴言，或是一些知名武士、學者留下的手跡。這些不成文的規章，卻對實際行動頗具約束力，就像書寫在武士們心靈中的一部法典。它不是源於某一個人頭腦的創造，無論這個人多麼有才華；也不是源於某一個人的生平，無論這個人多麼顯赫。它是在數十年、數百年中，在武士精神的發展中有機形成的。它在倫理歷史上的地位，和英國憲法在政治歷史上的地位相像。當然，它終究是難以與《大憲章》或《人身保護法》相比較的。17世紀早期的確頒行了《軍事法》，當中包含十三條簡短法令，對婚姻、城堡、聯盟等做出了規制，但對道德僅僅是簡單提及。
因此，我們不能給出武士道起源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並說「這就是源頭」。由於武士道精神帶有封建時代的烙印，在時間上，它的起源或可被認為是封建時代。但是封建時代本身是錯綜複雜的，武士道也同樣具有錯綜複雜的性質。可以說，在英國，封建政治制度始於「諾曼底征服」，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在日本，封建制的崛起與12世紀後期源賴朝的統治大致同步。當然，正如我們可以發現英國遠在威廉時期就有封建制萌芽，我們也會發現日本的封建制萌芽要早於我剛才提到的源賴朝時期。
再者，和歐洲一樣，日本封建制正式建立之時，專職的武士階層隨之嶄露頭角。這些人被稱為武士，就像古英語中的騎士，字面意思是衛兵或侍衛，性質類似於愷撒講述的阿魁塔尼亞的死士，或者接近於塔西佗所說的跟隨日耳曼首領的衛士，抑或再往後做個類比，就像人們從書上讀到的歐洲中世紀計程車兵。日文中也普遍採用漢字「武家」或「武士」來表示。他們是一個特權階層，主要來自以打殺為業的一群下層人。在長期頻繁的戰爭中，這一階層不斷彙集了最具男子氣概、最富有冒險精神的人，當然對這個階層人員的篩選也一直未停，孱弱者被淘汰，就像愛默生所說的，只剩「一群擁有男性氣概的、具有野性力量的、粗魯的人」得以存續下來，進而組成武士家族與階層。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榮譽和特權，也相應地承擔著重大的責任。武士階層總是處於交戰狀態，又隸屬於不同家族，他們需要一種普遍的行為準則，就像醫生以職業道德限制同行之間的競爭，又像律師違反了職業規範就要被質詢，武士們也必須有能對他們的錯誤行為進行最後審判的一種衡量標準、一種標準手段。
搏鬥要公平！在這種野蠻、天真的原始意識中，孕育著豐富的道德理想。它難道不是所有文武之德的根本嗎？我們嘲笑（好像我們已經成人，不屑於此！）英國小孩湯姆·布朗天真的願望，「身後留下既不欺負小孩也不畏懼成人的名聲」。然而，誰不知道這願望就是規模宏大的道德建築賴以崛起的基石？我這麼說並非言過其辭，最溫和、最愛好和平的宗教也支援這個願望。英國之所以偉大，多是因為建立在湯姆這個願望的基礎上，而我們不用多久就會發現，武士道屹立的基石也不小。無論戰爭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戰爭的實質就像貴格派教徒已證實的那樣，它是野蠻的、不正當的；我們還能夠和萊辛一樣認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美德源自我們的缺點」。「卑鄙」、「怯懦」，對健全、單純的人是最惡劣的侮辱之詞。兒童伴隨這些觀念開始人生，武士也是如此。不過，隨著生活的擴充套件，關係變得多樣，早先的信念從更高的權威、更理性的淵源那裡尋求認可，從而獲得自我確認、自我滿足和自我發展。假如只單獨實行軍事體制而沒有更高的道德支援，那麼武士的理想離武士道會有多麼遙遠！在歐洲，基督教被用以解釋騎士制度的合理，併為騎士制度注入了精神性元素。拉馬丁說：「宗教、戰爭和榮譽，是一個完美的基督教騎士的三大靈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幾處淵源，待下文細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