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從佛教說起。佛教賦予人平靜地聽憑命運的意識，對不可避免的一切安然順從，在危險與災難面前堅忍克己，輕生向死。有一位傑出的劍道教師看到學生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絕技時，說：「我對你的教導到此為止，往後能幫你的只有禪宗教義了。」「禪」的日文含義：「表示人類努力擺脫語言，藉助冥想而達到的思想境地。」它的方式就是冥想。在我看來，它的主旨就是確信有一種構成一切現象的根本原因，並且，如果可能，還要確信有一種絕對的「本身」存在，並使自己與這種絕對相和諧。這樣的定義，表明它超出了一個教派的教義。無論是誰，達到對絕對的理解，就使得自身超越世俗事務，悟到「一番新天地」。
佛教未能賦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剛好給予了充分補充。對君主如此忠誠，對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沒有教過這些，而神道教義卻為武士傲慢的性格賦予了順從。神道教沒有「原罪」教義。相反，它相信人類靈魂有與生俱來的善及神性的純潔，並把它敬視為宣示神諭的聖殿密室。人們會注意到，神社毫無可供禮拜的器物。它最基本的設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處，僅是內殿懸掛著一面普普通通的鏡子。這個物件的出現很容易解釋：它代表人心，當人心完全平靜清澄時即顯出神的形象。因此，當你站在神社前朝拜，你看到發光的鏡子表面映出自己的形象，這朝拜的行為等同於古希臘的德爾斐訓諭一一「認識你自己」。不過，古希臘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學或心理物理學方面的，並不意味著對於人的肉身的認識，這種認識是道德類的，是我們道德本質的內省。蒙森在對比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時說，前者禮拜時仰望上天，因為他的祈禱是沉思；而後者則矇住頭，因為他的祈禱是凝視。我們的內省從根本上與古羅馬宗教觀念相同，相比個人道德，更多是對個人的民族意識的重視。對自然的崇拜使國家觀念深入我們的靈魂，而對祖先的崇拜，一個世系一個世系地追溯，最後使皇室成為整個民族的共同祖先。於我們而言，國家不單單是挖掘金礦或收割稻穀的土地和土壤，它是眾神即我們先祖之靈的神聖居所。於我們而言，天皇不單單是法治國家的最高警察，或文明國家的贊助人，他還是上天在人間的肉身代表，身上融合了上天的權力和仁慈。如果布特密先生所言，英國皇室「不僅是權威的形象，還是國家統一的創始人和象徵」是正確的話，我相信對日本皇室而言，這番話可以得到雙倍以至三倍的肯定。
神道教義包含了我們民族情感生活的兩個主導特徵一一愛國主義及忠誠。阿瑟·梅·克奈普所說千真萬確：「希伯來文學裡，我們常常難以分清作者是在表述上帝還是國家，是在表述天堂還是耶路撒冷，是在表述彌賽亞還是這個民族本身。」類似的困惑可以在我們國家對信仰的術語中被注意到。我說困惑，那是因為由於語言含混不清，邏輯性強的人們會如此認為，而作為民族本能和種族情感的一種框架，神道從不偽裝成系統的哲學或一種合理的神學。這種宗教，或許稱之為這種宗教所表現的種族情感更加正確，給武士道徹底灌注了忠君愛國主義。它們所起到的作用，與其說是教條，不如說是動力；因為神道不同於中世紀基督教會，它幾乎不給信徒制定任何信條，卻向他們提供直接簡單的行為準則。
至於嚴格的道德方面的教義，儒家孔子的教導是武士道最為豐富的淵源。他所闡釋的主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及朋友之間的五倫關係，進一步證實了在他的論著從中國傳入之前，我們民族已經本能認可的這些倫理。他的政治倫理，主張平靜、寬厚、處世智慧，非常適用於構成統治階級的武士。孔子貴族式的、保守的格調非常適合這些武士政治家的要求。孔子之後，孟子對武士道施加了權威性影響。他的既強有力又富民主色彩的理論吸引了那些有同情心的人。孟子的理論在當時被認為對現存社會秩序是有危險的、具有顛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長期受禁。雖然如此，這位大師的言論還是在武士們心中紮下了根。
孔孟的論著成為青年的主要教科書、老者討論的至高權威。然而，僅熟悉這兩位聖賢的經典還是不會受到崇高尊敬的。有句諺語譏諷一個只懂孔子理論的人是「一個讀《論語》卻不知《論語》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個文學的博學之士稱做書蟲，另一位則把學識比做散發著臭味的蔬菜，在適合食用之前必須一遍一遍地煮。一個幾乎不讀書的人有點迂腐，一個讀書多的人會更迂腐，兩者都令人不快。其實作者的意思是，只有當知識被吸收進學習者的頭腦並在他性格里顯現出來，才是真正的知識。一個知識方面的專家被看做是一臺機器。知識本身被視為從屬於道德情感，人類和宇宙被認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認為宇宙變化過程是沒有道德因素的。
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識是這樣的，它本身不是作為最終目的，而是作為獲得智慧的手段。因此，沒有達到目的的人不過是被看做只會背出詩歌警句的便利機器，知識的價值體現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上，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教導在中國哲學家王陽明身上最為典型。王陽明毫不厭煩地重複著，要「知行合一」。
在這個話題上，請允許我暫時偏離主題，因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這位先賢教誨的影響。西方讀者很容易在王陽明的著作裡辨認出多處與《新約》的相似之處。要是允許各自運用專門用語，像這段「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它所表達的思想幾乎可以在王陽明著作的任何一頁中找到。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說：「天地萬物之主，寓於人心乃為智；故智有生機，光芒長在。」又說：「本體之靈光純潔，不因人意而變。油然生髮心智，揭示善惡，謂之良知，乃天神所降光明也。」這些話語聽上去和艾薩克·潘寧頓或其他哲學神秘主義者的一些文章何其相似！我認為，神道教以簡潔教義所表達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對接受陽明學說尤其開放。他將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學說發揮到極端先驗主義，認為良知不僅具有感知善惡的能力，還具有感知心理事實與物理現象的特性的能力。在唯心主義方面，他也和伯克利及費希特一樣，否認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甚至比他們走得更遠。即使他的理論體系有唯我論而產生的一切邏輯錯誤，它仍具有一切堅定信仰所具備的作用，而且它在發展獨立性格及沉靜態度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如此看來，無論對於何種淵源，武士道從中吸取並融入自身的基本原則都少而簡。儘管它們少而簡，可即便在我們民族歷史上最動盪危險的時期，它們也足以提供安全的處世之道。我們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淳樸，他們從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徑中，撿拾出一束由平凡、斷片的教導組成的穀穗，由此引生出豐富的精神食糧，並在時代要求的激發下，從中創造出一種嶄新而型別獨特的男子漢氣概。敏銳的法國學者德·拉·馬澤裡埃爾先生這樣總結他對16世紀日本的印象：「16世紀中期以後，政府、社會、寺廟，日本的一切都是混亂的。由於內戰，人們的行為又回覆到野蠻人時代，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公正的化身一一這些形成了能與16世紀那些義大利人相比的日本男子。泰納讚美那些16世紀義大利人身上具有‘強大的獨創力，一旦下定決心就不顧一切去實踐承受的巨大能力’。與義大利一樣，在日本，‘中世紀的粗魯方式’使人成為一種超級動物，‘完全是好鬥的，完全是反抗的’。這就是為什麼16世紀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質、稟性與精神上的極大多樣性。在印度乃至中國，男子的差異看起來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還有性格原創力的不同。現在，個性是優秀民族的標誌，也是發達文明的標誌。如果我們使用尼采的話語來表達，也許可以說，談及亞洲的人，我們首先會想到那裡的平原，而談及日本人時一一卻如同談及歐洲人，首先會想到那裡的山峰。」
至於德·拉·馬澤裡埃爾先生所說的人們普遍存在的一般性格特點，就讓我來向大家講述吧。我將從「正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