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武士行為規範裡最令人信服的準則。對武士來說，沒有什麼比秘密交易和姦詐行事更令人憎惡了。用「正直」這個概念也許是錯誤的，它也許狹隘了。一位著名武士將其定義為下決心的能力：「正直是在某項行動中毫不猶豫地作出決定的能力，該赴死時就赴死，該攻擊時就攻擊。」另一位武士作了如下談論：「正直就是賦予人堅定品格和偉岸身形的骨骼。沒有正直，正如同沒有骨骼，頭不能立於脊柱頂端，手不能動，腳不能站，因此，僅有才能與學識尚不能使人成為武士。有了正直，即使無所成就也沒什麼。」孟子說：「仁，人心也；義（或正直），人路也。」他感嘆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難道我們不能從中，彷彿在一面深暗的鏡子裡，隱約看出300年後一位偉大導師在另一個地方所講的寓言？他稱自己的路為「義路」，通過他，迷路人能夠找到歸路。我是離題了。按照孟子的觀點，義是人要重新獲得所失樂園所必行的筆直而狹窄的道路。
即便是在封建制末期，長久的和平給武士階級帶來閒適的生活，隨之產生各種形式的揮霍與各種成就的文藝，「義士」（一個正直的人）這個詞也依然被認為高於任何表明掌握學識或藝術的稱謂。四十七位忠臣在我們的大眾教育中是如此重要，用民間說法，他們就是四十七義士。
在將狡詐虛偽當做軍事技巧、將徹底的謊言當做戰爭謀略的時代，坦率誠實，這一男子漢美德是熠熠生輝的寶石，受到最高頌揚。正直是另一種武德、勇猛的孿生兄弟。不過，在談論勇猛之前，讓我多花點時間說說「義」的一個派生詞。起初它只是稍稍偏離詞源，然後漸漸遠離，直到在大眾接受的過程中它的意義被改變——我說的是「義理」，字面意思是「正確的道理」，而隨著時間改變，它的意思是公眾輿論期待任職者應完成的一種籠統的責任。它原本、純粹的意義就是單純、簡明的職責。以後，我們談論義理，指的就是我們對雙親、對上級、對下屬乃至對社會等所負的責任。所謂義理，就是職責；除了「正確的道理」要求並命令我們去做的，還會有什麼是職責？難道「正確的道理」不應該成為我們的絕對命令嗎？
義理的根本意思莫過於職責。或許我可以說，它的詞源來自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行為規範中，比如對父母盡的孝，儘管愛應該是唯一的動機，但如果沒有愛，就必須另有一些權威來施孝行；於是可以用「義理」制定這一權威。人們制定義理這個權威很正當，因為如果愛不能很快產生德行，那就必須有訴諸個人智力的素質，並且必須激發他的理智，說服他相信正確行事的必要性。其他道德義務也是同樣道理。一旦「職責」遇到障礙，「正確的道理」就會介入，以防我們逃避責任。從這個意義而言，義理是一位嚴格的任務監督者，手執樺條（準備鞭笞懲罰），驅使懶惰者盡職。它處於道德的第二級力量。作為一種動機，它永遠都次於基督教的愛的教義。愛應該是「律法」。我認為義理是人為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在人為的社會里，出生的偶然及不當的偏袒構成了階級差異，家庭成為社會單位，年長的人比有才的人更優越，而自然的情感必須屈從於專斷的習俗。正因為這種人為性，義理漸漸退化為一種含糊的優先權，隨時被招來解釋這個、批准那個。正如，為什麼母親必要時為救長子而必須犧牲其他孩子，抑或為什麼女兒必須出賣自己的貞操以獲取資金供其父揮霍或還債，諸如此類。在我看來，義理從「正確的道理」出發，最終卻經常墮落為詭辯，甚至墮落到怯懦地害怕聲討。我引用司各特所寫的愛國主義來說明義理，「正因它是最美的情感，所以它經常是最可疑的，成為其他感情的假面具」。用過了頭或達不到「正確的道理」，義理會變成可怕的錯誤名詞，它的羽翼庇護了各類詭辯與虛偽。倘若武士道沒有對勇氣的敏銳而正確的認識，沒有無畏堅忍的精神，義理會輕而易舉地變成滋生懦弱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