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外國遊客都會注意到，舉止彬彬有禮是日本人的一個顯著特徵。禮貌應該是對他人情感報以同情關注的外在體現，如果僅僅是害怕待人不禮貌會有悖自己的良好品位，那麼禮貌充其量是個有名無實的美德。禮貌還意味著對人對事予以恰當的尊重，意味著對其社會地位的相應尊重——因為社會地位的差異不僅是財勢的差異，更是實際業績的差異。
禮的最高形式幾乎近似於愛。我們或許可以虔誠地說，「禮是長久承受，是仁慈；禮不嫉妒，不自誇，不自負；禮不自行非禮，不謀己私，不輕易發作，不思惡」。迪恩教授談到人性六要素時，特別提高了禮的地位，將它視為社交最成熟的果實，這令人驚奇嗎？
不過，即便人們如此讚頌禮，我仍不會將它排在美德的首位。因為我們分析一下，會發現禮是和其他更高地位的美德相互關聯的。何種美德是孤立存在的？禮被頌揚為是特別適合武士生涯的，並且它還被人為抬高得超過了它應有的高度，這難免會出現借禮之名而行非禮之實。孔子曾反覆教導，聲音並非音樂，虛禮並非禮儀。
當禮儀的地位被提升到必要的社交條件的高度時，理應規範並通行一套詳盡的禮儀體系，以培養青年人正確的社交行為，如，該如何鞠躬行禮與人搭話，該如何走路、落座，都應用心學習。
餐桌上的行為舉止變成了一門學問，奉茶和飲茶也被提升為儀式。有教養的人理所當然精通這些，有些人還會有本充滿趣味的書，在那本書中，維布倫先生非常貼切地把禮儀稱為「有閒階級生活的產物和代表」。
我聽過歐洲人對我們繁縟禮節所講的那些輕蔑言論。他們指責它過多地消耗了我們的心思，因而嚴格遵守服從禮法是愚蠢行為。我承認，也許日本人在客套禮節上的細枝末節沒有必要，但是，這是否和西方人所信守著的那種不斷變化的時尚一樣愚蠢，這個問題我想得還不很透徹。我並不認為時尚只意味著虛榮；相反，我把這些看成是人們內心對美的無止境的追求。而我也不認為繁縟的禮儀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它也是長期社會實踐的結果，是取得某種最佳社會效果的恰當方法。如果要完成什麼任務，必然有完成它的最佳方法，而這最佳方法應該既是最經濟的，又是最優雅的。斯賓塞先生將優雅定義為最經濟的動作方式。日本茶道的儀式展現了使用茶碗、茶匙、茶巾等的特定方式。在初學者看來它是枯燥繁縟的。不過，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這套規定好的方式也是最節省時間和體力的；換言之，是對力的最經濟的使用。按斯賓塞的名言，也是最優雅的。
社交舉止得體的內涵，或者借用「衣著的哲學」中的詞彙，我可以說，禮節儀式只是精神制約的外衣，這與它的外表令我們相信的程度完全不對等。我也許該效仿斯賓塞先生，追溯禮法的起源以及使其形成的道德動機，但那不是本書的任務。在此，我要強調的是嚴格遵循禮儀過程中所涉及的道德訓練。
禮儀已詳盡到細枝末節，以致產生了倡導不同禮儀體系的不同派別。不過，他們在最終的本質上是統一的，最著名的禮儀流派的偉大倡導者小笠原曾說：「一切禮儀的終極為涵養內心，當你端坐時，即使最兇狠的暴徒也不敢攻擊你的人身。」換句話說，通過不斷練習正確的禮儀，使身體的所有部位與機能秩序井然，並且使身體與環境達到和諧，乃至實現精神對肉體的主導。法語單詞「端坐」包含了多麼新鮮、深刻的含義啊！
如果優雅同時真的意味著省力，那麼作為它的邏輯結果就是：不斷練習優雅舉止必然帶來力量的儲存和儲備。因此，優美的舉止意味著休憩中蘊含著力量。當野蠻的高盧人洗劫古羅馬時，他們湧進正在開會的元老院，竟把年高德劭的元老們的鬍鬚拔掉。我們覺得這些元老當受指責，他們缺少禮儀的尊嚴和力量。崇高的精神境界真能通過禮儀達到嗎？為什麼不能？一一條條大路通羅馬！
我以茶道為例說明，最簡單的事如何成為一種藝術並進而成為文化。喝茶也是藝術。為什麼不能是藝術呢？孩子在沙上畫畫，或者在岩石上作原始的雕刻，有可能就是一個未來的拉斐爾或米開朗琪羅。飲茶始於印度教隱士的超驗冥想，能為宗教與道德服務，意義豈不深遠？茶道之要義為內心平靜、態度安詳、舉止泰定，這些無疑是正確思想和正確情感的首要條件。斗室一塵不染，隔絕了喧囂人境，本身就引導人的思想脫離塵世。室內毫無裝飾，不像西方客廳裡不可勝數的繪畫與擺設令人分神，掛軸將我們的注意力更多引向構圖的優雅而非色彩的美豔。追求的目標是至高的品位，任何虛飾都被視為有損真理而被撤銷。茶道是一位冥想的隱士在戰亂以及有關戰爭的傳言鼎盛時發明的，這一事實似也表明這種禮儀不只是消遣。在進入茶室安靜的氛圍前，聚在一起的武士要將他們的刀擱置一旁，隨之擱開的還有慘烈戰場、政治憂患，於室內尋求的是和平與友誼。
茶道不只是一種儀式，它還是藝術，是詩，以一招一式的動作為韻律，它是陶冶心靈的好方法，這正是它最大的價值。當然，茶道的許多特點能影響飲茶人的思想，這證明它的本質具有精神性質。
禮賦予舉止以優雅，這已好處多多，但它的社會功能遠不止於此。因為禮儀源於仁慈和謙遜的動機，並受對待他人的溫柔情感所驅動，永遠都表現出優美的同情心。它要求我們，當與哭泣者同哭，與喜悅者同喜。這種說教式的要求被分解為日常生活的細小瑣事時，就表現在那些幾乎不為人注意的細微行為中，抑或即使被人注意到一一正如一位在日本居住了20年的女傳教士曾對我所說，也是「十分可笑」的。烈日炎炎的戶外，你站在沒有樹蔭遮蔽的太陽底下，一位日本熟人走過，你和他打招呼，他立即脫帽致禮，這是十分自然的，不過「十分可笑」的表現在於，他從開始和你交談，就收起太陽傘，陪你站在烈日下。多愚蠢啊！——是，確實愚蠢，要不是他的動機為：「你在日頭下，我同情你。如果我的太陽傘足夠大，或者我們是故交，我很願意讓你到傘下；由於我不能為你遮蔭，我只好以這種方式分擔你的不幸。」類似這樣或更引人發笑的細微舉動不僅僅是一種姿態或習慣，它其實也是在感情上體貼他人的表現。
我們的禮儀標準規定了另一種「十分可笑」的習俗，然而許多描寫日本的膚淺的作家卻將它簡單歸結為這個國家普遍混亂的狀態，對此我持反對意見。每個有經驗的外國人都會承認，對這種情境作出適合反應很尷尬。在美國，當你贈送禮物時，你要對接受者不斷稱讚禮物；而在日本，我們送禮時要貶低或詆譭它。因為，美國思維認為：「這是件精美的禮物：如果它不精美，我不會把它送給你，因為把任何不精美的東西送給你會是一種侮辱。」與此相反，在日本，我們的邏輯變成：「您是個好人，哪有足以配得上您的精美禮物呢！任何禮物都是對您身份的侮辱，我把任何事物放在您腳下，您都不必接受；可我現在僅僅是為了表達我的善意，請您把禮物收下吧，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價值，而是作為我們之間的紀念。」把這兩種思想並排放在一起，我們看到最終理念是一樣的，它們都不是「十分可笑」的。美國人講的是送禮物的物質價值，日本人講的是送禮物的精神價值。
因為我們的禮儀體現在行為舉止的細微處，取其中最微不足道者並作為切入點，然後對禮儀原則本身進行評判，這應該是可取的。吃飯和遵守吃飯的禮儀，哪個更重要？一位中國的聖賢回答說：「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將方寸之木置於岑樓頂端，誰都不會說它比岑樓高。「說真話與有禮貌，哪個更重要？」對於這個問題，據說日本人給出的答案與美國人的截然相反。下面，我將論及誠實與真誠，對此作出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