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誠實與真誠，禮便是場娛樂鬧劇。伊達政宗說：「禮之過則諂。」古代一位詩人給予的勸誡超越了波洛涅斯：「忠實於自己一若內心不偏離真理，不需祈禱，天亦成全。」孔子在《中庸》中道出「誠」的典範，賦予它超驗的力量，將它的作用幾乎等同於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後他還滔滔不絕地闡述了「誠」深遠悠久的性質，不動而產生變化的力量，以及無為而成的存在。從表意的漢字「誠」來看，它是由「言」和「成」組成，不禁引人將它和新柏拉圖主義的邏各斯比較，發覺二者相似。聖人們以其非同尋常的飛行，在這個高度翱翔。
撒謊或者講話含糊其辭被視為怯懦行徑。武士的觀點認為，較高的社會地位要求武士具備高於商人和農夫的誠信標準。武士一言，就是對言語的真實性的充分保證。武士要遵守諾言，甚至不需要書面保證也能履行，書面保證會被認為不夠體面。有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記載了武士因食言而死。
注重誠實達到如此高度，以致最優秀的武士將發誓看做對自己尊嚴的侮辱，這有別於大多數基督徒，他們時常違反主的教導。我們知道，武士們會對不同的神靈或是他們的佩刀起誓，然而他們的誓言從不會墮落為空洞形式或者無關痛癢的感嘆詞。為了強化誓言的遵守，有時還要明確地採用獻血的做法。有關這種做法的細節，讀者可以到歌德的《浮士德》那裡看看。
最近，一位美國作家得對他下面的宣告承擔責任。他說，假如你問一個普通的日本人，說謊和失禮哪個更可取，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謊！」皮裡博士說對了一部分，也說錯了一部分。對，是因為普通的日本人，甚至一些武士也會像他所說的那樣作出回答；而錯是錯在，他用的自己翻譯的詞語「謊言」包含過多的內涵。這個詞用來表示任何「非真實」或「非事實」。洛威爾告訴我們，華茲華斯分辨不清真實與事實，而普通日本人在這點上和華茲華斯一樣。問一個日本人，或是一個有教養的美國人，他是否討厭你或者他是否胃不舒服，他會不加遲疑地說謊，回答說「我很喜歡你」，或者「我沒什麼不舒服，謝謝」。僅僅出於禮貌而犧牲了真實，會被視為「虛禮」、「口是心非」。
我確信我正在談論武士道的誠實觀，如果順便捎帶幾句國民的商業誠信，也不算不妥當。我聽說國外書刊對我們的商業誠信有許多抱怨。鬆散的商業道德確實是我們國家聲譽上的最壞的汙點，不過，在對此表示謾罵或急於為此譴責整個日本民族之前，我們先冷靜地研究一下，這樣我們會對未來稍微安心些。
現實社會中的行業大類中，沒有比商業離武士更遠的了。商人被置於行業階層的最底層，武士、農民、技工、商人。武士從土地獲得收入，如果他有興趣，還能沉浸於業餘農耕之樂，但是，櫃檯和算盤卻受到武士的嫌惡。我們知道社會如此安排是富有智慧的。孟德斯鳩說得明白，禁止貴族從商是一項值得欽佩的社會政策，因為這樣就防止財富聚積在當權者手中。權力和財富的分離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愈趨均衡。作為《西羅馬帝國最後世紀的羅馬社會》的作者，迪爾教授讓我們重新認識，羅馬帝國准許貴族從商，結果導致財富與權力被少數元老家族壟斷，這正是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之一。
商業在日本的封建時代沒有發展到自由秩序下所能達到的高度。這個行業的負面性，使得那些沒有社會名望的群體匯聚進來。「把一個人稱做賊，那他就會行竊。」一個行業被社會貶低，那麼它的從業者會自然而然地調低他們的道德水準。正如休·布萊克所說：「正常的良心能夠上升到對它所要求的高度，也很容易下滑到人們期待的它的底限。」無論商業或是其他行業，沒有一套行業道德準則就不能進行交易，這無須多說。封建時代我們的商人之間也有一套道德準則，如果沒有，處於胚胎狀態的基礎商業機構，如行會、銀行、交易所、保險、支票、匯兌等，就不會得到發展；然而，在和他們行業以外的人們的關係上，商人的表現確實符合人們對他們這一階層的看法。
這種情況下，當國家對外開放貿易時，只有那些最敢於冒險、最不擇手段的商人才奔向港口，而相當一段時間內，那些有名望的商行即使在當局再三要求設立分店時也會拒絕。武士道精神不能制止商業中的這類不光彩行為嗎？我們拭目以待。
熟悉我們歷史的話會記得，我們開放通商口岸進行對外貿易僅僅幾年之後，封建制度就被廢除了，隨之取消了武士的采邑，以發給他們公債作為補償，這時他們才能以公債自由投資商業貿易。現在你也許會問：「為什麼他們沒把自己引以為豪的誠實帶到他們新從事的事業關係中，並以此改革舊有的受譴責的商業關係呢？」許多品德誠實的武士，由於在與狡猾的平民競爭對手打交道時缺心眼兒，在他們還未熟悉的工商領域不可挽回地走向慘敗下場。凡親眼目睹他們遭遇的人，或唏噓不巳，或滿懷同情地感嘆。當我們得知在美國這樣工業化的國家，80%的企業仍會虧困，那麼100名從商的武士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在新行業取得成功，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嗎？為了將武士道的道德應用於商業行為，不知招致多少財產毀滅，要弄清這筆賬目得用掉很長時間；不過，明眼人很快就明白，財富之路不是榮譽之路。那麼，它們的差別在哪裡呢？
萊基列舉了誠實的三個動機：工業的、政治的和哲學的。其中，第一個正是武士道最為缺乏的。至於第二個，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團體中也沒有得到發展。只有在哲學這一塊，如同萊基說的，在這個最高的領域，誠實被提升到我們的美德範疇中最為嚴肅的高度。我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所具有的高度商業道德滿懷敬意，當我探尋這種商業誠信的根本基礎是什麼時，得到的回答為「誠實是最好的策略」、「誠實是最有益的」。那麼，這種美德本身不就是它的回報嗎？假如誠實是因為能比謊言帶來更多的現金才被遵循，那麼，我想武士道寧肯活在謊言中。
如果武士道拒絕這種交換式的回報主義，奸猾的商人卻能夠輕易接受這些。萊基的說法很正確，他認為誠實的發展主要歸功於商業和工廠的發展；如尼采所說，誠實是美德之中最年輕的。換句話，它是現代工業的產物。沒有現代工業這位母親，誠實就像個出身高貴的孤兒，他只能通過富有教養的心靈而得以成長。這樣的心靈在武士中很普遍。不過，如果沒有一位更民主、更實際的奶媽，這個稚弱的孩子是不能健康長大的。隨著工業的發展，誠實被證明為是容易實踐的，或者更正確地說，誠實是種有利可圖的美德。試想，不久之前的1880年11月，俾斯麥向德意志帝國的領事曾發出訓令，警告他們：「德國船載的貨物在質量與數量上顯然缺乏信用，這是非常可悲的。」現在，我們很少會聽到人們批評德國人在商業方面的疏忽和不誠信了。因為20年來，德國商人已認識到，誠實是商業中最為合算的策略。我們國家的商人也已經發現了這一點。除此以外，我向讀者推薦兩位作者，最近他們在這一點上經仔細斟酌後作出了重要判斷。與此相關的有趣現象是，連商人在借債時簽訂書面協議，也以正直和榮譽作為最可知的保證。他們的保證書中，往往會特別註明這樣一句話：「如果逾期未能還款，我將毫無怨言地接受眾人的嘲笑。」或者「如我無法償還借貸，你可以指責我是混蛋」，諸如此類，十分常見。
我經常想，武士道的誠實的動機，是否高於勇氣？由於沒有不作偽證的法令，不能將撒謊視為一項罪名，僅僅是訴為懦弱以及不光彩。事實上，誠實觀念和榮譽感是緊密相聯的，「誠實」的拉丁語及德語詞源和「榮譽」是同一個詞。因此，我該花些時間來討論武士道精神的榮譽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