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父親偶爾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參加訪談活動。作為密蘇里大學的醫學社會學家，他前往的工作地點在我和我的姐妹們看來非同尋常：監獄、精神病院、鄉村診所。有一次，他去見居住在馬克·吐溫國家森林園區裡一個大家族的後代子孫，這個家族深居於歐薩克湖區，因對周邊的小村子實行嚴格的管控而聞名。見面的老頭名叫伊萊賈，交談過程中他一直坐在開著的窗戶邊，腿上放著一把點22型來復槍，生怕有松鼠前來打斷他們的談話。那一年他正好八十歲。我父親詢問當地是否有「毒品問題」（drugproblem），伊萊賈很認真地點了點頭。「有的，藥是個問題，」他回答道。「我們這個地方沒有藥店，不管買什麼都得開車到薩萊姆。」
伊萊賈特別提到，他的喉嚨不久前疼得十分厲害，連本地生長的西瓜都咽不下去。後來，他去附近的小鎮找到一位獸醫，獸醫三下五除二做完檢查，診斷結果是咽喉息肉。伊萊賈請他割除贅生物。
「對不起，我不是醫生，」獸醫告訴他。「這個我可不能做。」
「嗯，也許你不能做，」伊萊賈說，「但也許你可以做。」
事情就是這樣——也許誰也沒有直接威脅過誰，可如果不做手術，伊萊賈也許就賴著不走了。
父親總是對於他所約談的那些人抱有極大的興趣。當然他樂意與各種個性鮮明的怪人交談，不過對沉默寡言的人，那些日復一日例行公事、中規中矩的人也抱有濃厚的興趣。在他和我母親看來，密蘇里就像是異國他鄉。他倆從小在洛杉磯長大，從未料到會在中西部度過大半輩子。但他們在此定居，父親花費多年對農村社群的醫療保健開展研究，母親是一位歷史學者，她的學位論文寫的是密蘇里的猶太移民。
父親跟誰都談得來。如果有工人上門服務，等業務做完，父親便早已對其生平經歷瞭若指掌。有一次，一位管子工來我家維修浴室，與父親相談甚歡，直到現在他們還一起去北密蘇里地區獵鹿。在我的童年時期，只要父親和我在什麼地方坐下來無事可做，比如車站、旅館大堂，他就會隨機選中某個人，問我在這個人身上有沒有觀察到什麼。他的穿著有趣嗎？走路的姿勢如何？你覺得他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這種玩法是父親讀研究生時從一個名叫牛康民（peterkong-mingnew）的社會學老師那裡學來的。牛康民生長於上海，來美國唸了大學；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我父親在匹茲堡大學唸書時的老師，後來在位於波士頓的塔夫茨大學與我父親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為我的名字peter取自於他，儘管這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兒——我父母有很多親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們確實也沒有想過要打消他的這種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記憶裡他叫人難忘。他身高超過一米八，肩寬肚圓，腦袋碩大，臉龐圓如月餅。除了喜歡觀察人，他還發明瞭一種所謂的「創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麼東西時，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擁擠的餐館找座位，他就會立馬變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國人，而人們無一例外會盡量安撫這位滿臉惶惑、詞不達意的中國人，以免節外生枝。牛康民嗓門洪亮，很喜歡講故事；跟我父親一樣，他也是個愛說話、愛觀察的人。即便遠離故土，他也能四處為家。那是我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從小我就覺得中國人身材魁梧、無所不能。只要聽到「上海」這個詞，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一個充滿巨人的城市畫面。
多年以後，我來到中國生活，才意識到牛康民是多麼不同尋常。不光是體格，還有他說話的樣子，觀察人的方式。中國人大都對陌生人心懷戒備，社會學和人類學在這裡的根基並不深厚，對不同於自身的群體往往缺乏興趣。以我的經驗來看，中國人生性不適合講故事，他們常常過於謙遜，不願意成為關注的焦點。當上新聞記者之後，我逐漸學會了耐著性子，因為一般要等上數月乃至數年時間，我才能讓一個人無話不談。我記住了父親的方法，如果想對某個人真正有所瞭解，我們就不能沒有耐心，每時每刻這都至關重要，沒有例外。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很多時候你都需要有一點創造性口吃。
儘管很早就有這樣的薰陶，我卻沒有想過成為一個書寫中國的作家。除了牛康民，我跟這個國度沒有別的聯絡，即使大學期間也沒有修讀過跟亞洲主題相關的課程。我的父母不太乾涉孩子們的職業選擇。父親之所以在訪談時帶上我和姐妹們，並不是希望我們繼承他的衣缽，而是因為覺得如果我們能偶爾涉足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生活會有趣得多。我的姐妹們都被鼓勵要尊重自己的興趣。兩個姐妹嫁給了警察；其中一個跟母親一樣教書為生，另一個曾修讀社會學專業，現在成了全職母親。還有一個當上了沉積地質學家。
有很多年，我希望做一個小說家。在我看來，這是一份比新聞記者更高階的事業；我熱愛文學名著中的語言和作家們的敘事口吻。上了大學，我主修創造性寫作，專攻短篇小說，但在大三下學期末參加了由約翰·邁克菲講授的非虛構研討班。他是我遇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師——在我文章的邊角處，密密麻麻的滿是他用左手寫下的批語。「這種東西繡不出錦囊，」他在我寫得很爛的一個句子邊上批註道。我用了幾個形容詞和從句來組織一個短語，他這樣回應道：「吐掉嘴裡的石子兒，把這事說清楚。」在一段人物描寫中，我在兩個句子中四次提到了被描述者的名字，邁克菲寫道：「主人公的名字如馬蹄一樣踢踏作響。換個方式。用用代詞。」他很直接：「這樣的重複叫人吃不消。」另一句評語則簡單明瞭：「弄巧成拙。」
不過也有讚揚——「對」「哦」「不錯」。我意識到，寫作有可能良莠並存，一個好作家不必天資過人，而在於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努力加以提高。在研討班行將結束時，我明白了一點，非虛構寫作跟小說家們的作品一樣，同樣要求很高。隨著時間推移，我逐漸感覺到，小說家的工作對我而言過於內向，尤其我的個性又偏羞澀。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工作；我需要接觸別的生活，別的世界。這樣的衝動激勵我去和平隊報名，並被派往了中國。不過，地點本身幾乎是隨機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為一個作家，我必須遠離家鄉。
這本書裡的故事寫於2000年至2012年。寫第一個故事的時候我三十歲，其後十餘年生活歷經變數。我先是單身多年，隨後結了婚，後來（一下子）又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因為我和妻子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女兒。我在三個國家安了十二個家。有好幾個故事還是在旅館裡寫成的。
不過，這段時期的經歷讓我明白，寫作是一隻錨。不管身在何處，我總能感受到這一點，新聞報道的根本——好奇、耐心、與不同的人交往的意願——我在童年時期已經有所見識。在海外生活了那麼長時間、學習外語也花費了那麼多時間之後，我儘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來者的視角融合在一起。這些故事的素材多來自中國，因為我在這裡生活了十多年，不過也有幾個故事跟美國、日本和尼泊爾相關。其中有一篇「去西部」，探討「半土不洋」這個話題，講的是回到美國的故事。
我總愛描寫那些同樣處於變動之中的人們。我發現，移民、遷徙、探尋者、逃離者之類的字眼總是吸引著我。我喜歡那些感覺有點格格不入的人們。他們有的像變色龍般隨遇而安，有的夢想著迴歸故土；還有一些則致力於不同形式的創造性口吃。不過，他們都樂於交談，因為他們都已學會用外來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處的環境。
這些故事並不按時間順序編排，其中只有少數幾篇論及歷史事件：三峽大壩關閘蓄水、北京奧運會、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第一次實現國家領導人的平穩過渡。我之所以按照現在的順序編排，純粹出於個人原因，因為我就是喜歡把石彬倫同納吉夫·戈亞爾放在一起，同時覺得帕拉多克斯鎮上的人興許對巫山的人有話想說。以上篇章幾乎都在《紐約客》上刊載過，但又都為本書專門做了實質性的改寫。在這段時期，這本雜誌是另一隻錨。有幸的是，在編輯和事實核查方面我得到了出色的支援，但最令我感激的，還是這本雜誌願意發表各種不同的主題和聲音。置身大千世界，來自國外的報道往往狹隘得讓人喪氣，在「9·11事件」之後尤其如此。有時候，可以寫的似乎只剩下兩個話題：我們害怕的人和我們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間，我遇到的人沒有一個屬於這兩種型別。
幸好，《紐約客》允許我以自己的方式描寫他們。駐外記者面臨的挑戰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給涵蓋進去：如果故事過於以自我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記。目前的普遍趨勢是減少作者現身，作者常常是隱而不見的。這就是報紙的標準做法，說是能保持焦點和不偏不倚。不過，這也使主題顯得更為遙遠和陌生。我在寫到人物時，希望描寫我們交流互動的方式，以及讓我們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時候，因為我是個外國人，中國人會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與我交流，讓讀者明白這一點非常重要。不過，最重要的是，我想傳達對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經歷、中國道路上的駕車行駛、搬到科羅拉多的偏僻小鎮。非虛構寫作的樂趣正在於探尋敘事和報道之間的平衡，找到辦法，既愛說話又愛觀察。
不過，那就夠了。現在，中國和科羅拉多已同樣遙遠；我又搬到了一個全新的國家，開始學習一種全新的語言。有時，這感覺令我喘不過氣來，有時，它又讓我如歸故里。
2012年9月
埃及開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