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間，我一直住在北京城中心區域紫禁城以北一英里的地方，所棲身的公寓樓位於一條小巷的盡頭。那條巷子沒有正式的名稱，起於西邊，經過三個九十度的轉彎，止於南邊。從地圖上看，巷子的形狀非常明顯：有點像一個大大的問號，或是半個佛家萬字號。這條小巷還因其處於倖存的北京老城區而聲名鵲起。跟全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的變化非常迅速——本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三個月就要更新一次圖表，以與發展速度保持同步。不過，我所居住的區域已經維持了數百年的原貌。北京最早的詳圖完成於1750年時的乾隆年間，在這份地圖上，這條巷子的形狀跟今天一模一樣。北京的考古學家徐蘋芳告訴我，我所走過的那條巷子完全可以追溯至14世紀，當時的元朝第一次為北京的眾多區域確定了佈局。元朝還給世人留下了「衚衕」一詞，蒙古人所採用的這個詞相當於漢語的「巷子」。當地人把我所走過的巷子叫做「小菊兒」，因為它連線著更寬大的菊兒衚衕。
我住的是現代化的三層樓房，但周圍的房屋全是一層的磚木青瓦結構，這在衚衕區十分典型。建築物矗立在灰牆磚後，前來北京老城參觀的遊客時常對這種層次分明印象深刻：一垛接一垛的牆壁，一塊壘一塊的灰色方磚。然而，衚衕住宅區最顯著的特徵實際上是它的連線與運動。幾十家人共用一個出入口，儘管老宅區安有自來水，但很少有私人衛生間，因此公共廁所在當地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衚衕區，很多東西都是公用的，就連巷子也是如此。即便在冬天，居民們也會找幾個鄰居在路邊扎堆圍坐。街頭小販定期路過，因為衚衕太小，開不了大超市。
汽車很少。像我所居住的小巷大多狹窄，走不了汽車，人們日常所聽到的跟這個七百萬大城市裡其他人所聽到的聲音完全不同。一般而言，天一亮我就會醒來，坐在桌子跟前就能聽到居民們拎著夜壺一邊閒聊一邊去緊挨著我樓房的公用衛生間。一大早，小販們就出動了。他們蹬著三輪車穿行於巷子之間，售賣物品的商標就是各自的吆喝聲。賣啤酒的女人嗓門最大，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著：「賣——啤——酒——！」早上八點就能聽到「賣——啤——酒——！」這樣的吆喝聲的確很分散注意力——但我已經在多年的時光中學會了欣賞這種叫賣聲中蘊含的樂感。賣大米的販子居於高音區，醋販子則把持著低聲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擊樂——幾塊金屬片子碰撞出有規律的叮噹聲。各種聲音叫人氣閒神定，我即便足不出戶也能略知一二，即便偶有失衡之處，生活仍將一如既往。我可以買到一些調和油、醬油、時令蔬菜和水果。到了冬天，我會買回一串大蒜。賣衛生紙的小販每天都會穿巷而過。煤炭永遠不缺。偶爾還能吃到蜜漬的山楂果。
我甚至能從自由經營的廢品回收者身上掙點錢用。每天，隔半小時就有廢品回收者騎著三輪板車穿巷而過。他們收購紙板、紙張、聚苯乙烯泡沫、破舊的家電。他們論公斤回收舊書本，按平方英寸回收舊電視。舊家電既能維修也可以大卸八塊，紙張和塑膠則銷往回收中心，以獲取些微的利潤：這就是垃圾盈利。不久前，我把一些無用的私人物品堆在了樓房的出入口，然後邀請每一位廢品回收者進屋，檢視每樣東西都值什麼價。一堆舊雜誌賣了六十二美分，一根燒焦的計算機電源線賣了五美分。兩個用壞的燈泡價值七美分。一雙穿舊的鞋子十二美分。兩隻壞掉的掌上電腦三十七美分。我把一直在寫的一本書的手稿（佈滿圈劃痕跡）遞給其中一個人，他取出一把秤，稱了稱那堆紙，給了我十五美分。
4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桌子跟前，突然聽到有人高聲叫喊：「長——頭——發——！長——頭——發——！」那是一段全新的音樂，於是我來到巷子裡，有一個人已經停妥了推車。他來自河南省，在一家生產假髮和接發產品的工廠做工。我向他了解業務狀況，他把手伸進一隻蛇皮袋子，取出了一大把黑色髮辮。他說他剛在另一位衚衕居民手裡花了十美元買到手。他之所以來北京是因為天氣正在轉暖——到了理髮的季節——他還希望收齊一百磅優質頭髮再回河南。他說，這些發製品大都會銷往美國或日本。
我們正在交談，旁邊一棟房子裡匆匆走出一個女人，手裡拿著的紫色手絹裹著一件物品。她小心翼翼地鋪展開：兩大綹頭髮。
「是我女兒的，」她說道，還說那是她上一次理髮留下來的。
每根辮子都有二十釐米長。男人提起了一根，髮辮像魚線上的魚一樣晃盪起來。他眯縫著眼打量了一下說道：「太短了。」
「啥意思？」
「我用不上，」他回答道。「要再長一點。」
女人試著討價，但優勢不在她這一邊；末了，她只得拿著髮辮回了屋。男人離開了衚衕，叫聲迴盪著：「長——頭——發——！長——頭——發——！」
我搬到小菊兒沒多久，北京就步入了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戰役之中，奧運的光輝印跡也觸動了這條衚衕。為了提升每一位北京市民的運動天賦和身體素質，政府修建了數百個戶外健身站。噴漆的合金設施用意良好，但顯得十分古怪，設計者彷彿在某個體操館匆匆瞥過，然後便憑著記憶投入了工作。在各大健身站，人們用雙手旋轉巨大的輪盤，推動著沒有任何阻力的大槓桿，像公園裡的孩子一樣在大擺上甩動。就大北京地區而言，這樣的健身站無處不在，連長城邊上的小村寨也概莫能外。這樣的體育設施給這些地方的農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在撿拾了十二個小時的板栗之後，還可以來此一遍遍地轉動大輪盤以增強體質。
不過，對這樣的健身站最為看重的還是衚衕的住戶們。老城區的各個地方都安裝著這樣的體育器材，它們被硬生生地塞進了每一條狹窄的衚衕。清晨和傍晚，這些器材都沒得空——上了年紀的人們聚在一起，一邊閒聊一邊輪流踏上大擺。溫暖的傍晚，男人們坐在器材上，悠閒地抽著香菸。這些健身站非常適合衚衕裡的終極體育運動：跟著鄰居滿大街遛彎。
2000年年底，作為全市改善衛生設施以支援奧運的一項行動，政府對菊兒衚衕口的公共廁所進行了修繕。改變太戲劇化了，彷彿是一道光從奧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這條窄小的巷子，隨後留下了一座宏偉的建築。廁所通了自來水，安上了紅外自動沖水馬桶，還標上了中文、英文和盲文。只有灰瓦屋頂還能讓人回想起傳統的衚衕建築。不鏽鋼上印著幾條細則：「第三條：每一位使用者免費使用一張普通衛生紙（長八十釐米，寬十釐米）。」還有一個狹小的房間裡住了一對夫妻，算是全職的服務員。政府意識到好面子的北京市民不願意在公共廁所做工，專門從內地引入了幾十對夫妻，他們大多來自貧困的安徽省。其邏輯合情合理：丈夫打理男廁，妻子打理女廁。
菊兒衚衕的這對夫妻帶來了年幼的兒子，他在公共廁所的邊上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這樣的場景在首都比比皆是，這些小孩也許會在某一天成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奧運會結束十年後，在公共廁所邊上蹣跚學步的新一代人不久將進入為祖國的衛生事業增光添彩的年紀。與此同時，菊兒衚衕的居民們依然充分地利用著新建廁所前妥善維持的公共空間。老楊是一位修腳踏車的師傅，把那兒當成了維修工具和備車的倉庫，秋天，白菜販子就睡在作為廁所邊界的草坪上。隔壁經營煙攤的王肇新，把撕得稀爛的長沙發擺在廁所的出入口。有人貢獻了一副棋盤。還有摺疊椅，跟著出現的是一隻裝著啤酒杯的木櫃子。
沒過多久，那兒的傢俱很多，每天晚上的人也很多，於是王肇新宣佈「wc俱樂部」正式開張。會員資格全面開放，儘管曾發生過幾次誰當政治局主席或是委員的爭執。我這個外國人的水平是加入少先隊。週末的夜晚，俱樂部時常在廁所前面舉行燒烤晚會。王肇新提供香菸、啤酒和米酒，還跟一位替新華社開車的曹姓駕駛員討論起近幾天報紙刊載的內容。炭火燒烤由一位姓楚的殘疾人擺弄。因為身體不便，楚先生有資格駕駛小型電動推車，這便於他載著烤羊肉串穿行於衚衕之間。2002年夏天，中國男子足球隊歷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了世界盃的第一輪，wc俱樂部找來一臺電視機，插上廁所裡的插座，把整個錦標賽期間一球未進的國家隊無情地奚落了一番。
王肇新謙遜地拒絕了主席這個頭銜，儘管他是明擺著的首選，因為沒有人像他這樣見證了這一片住宅區如此眾多的變化。王肇新的父母於1951年，也就是共產黨執政兩年後搬入菊兒衚衕。那時候，北京早至15世紀初的城市佈局依舊完好無損，在世界各國的首都中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座絲毫沒有受到戰爭或現代化影響的古城。
北京曾有一千多座廟宇，但幾乎全讓共產黨取締或轉作他用了。菊兒衚衕的和尚被趕出了名為圓通寺的喇嘛廟，隨後數十個家庭搬了進來，其中就有王肇新的父母。與此同時，其他無產階級分子受到鼓舞，佔領了富人們的宅院。之前，衚衕裡的私人住宅一般圍著寬大的露天庭院而建，但在1950、1960年代加入了擁擠不堪的臨時性建築。以前的宅院由一個家族居住，現在則可能住了二三十家人，城市人口隨新來者的增加而不斷膨脹。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政府推倒了北京的絕大多數牌樓和雄偉的城牆，有些地段的城牆高達十二米。1966年，王肇新還是個六歲的小學生，也跟著參加兒童志願隊，前去幫忙搗毀距離菊兒衚衕不遠處的一段明代城牆。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附近的安定門被拆毀，騰出地方以修建地鐵站。至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老北京已經被拆除了近五分之一。
1987年，王肇新的弟弟在北京市面條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剛工作沒幾個月，這位十八歲的小夥子讓麵粉攪拌機奪去了右臂。不久前，王肇新正打算從事零售業，以期在新興的市場經濟中大幹一場。可這樣一來，他選擇經營產品時不得不考慮弟弟的殘疾問題。在他看來，水果和蔬菜太重，經營服裝則需要雙手丈量和摺疊。賣香菸輕便，王肇新兩兄弟於是選擇了這個行當。
1990年代及21世紀初，也就是王肇新兩兄弟沿著菊兒衚衕兜售香菸期間，開發商已經轉賣了老北京城的大多數地方。保留下來的地塊不多，其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能從開發中獲利。某條衚衕只要氣數將盡，兩旁的樓房就會被畫上圓圈，再塗上大大的漢字，活像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信手塗鴉：
拆○
拆：「推倒、拆卸。」隨著開發商在全市大行其道，這個漢字成了一道護身符——北京的藝術家們反覆揣摩這個字的形狀，居民們拿「拆」字大開玩笑。wc俱樂部的王肇新經常說：「我住在‘拆’那兒。」「拆那兒」的讀音跟「中國」的英文單詞china的讀音非常相近，只不過所表達的意思相去甚遠。
跟我認識的很多北京人一樣，王肇新務實、幽默、講求理智。他的豪爽盡人皆知——當地人都叫他王老善。他為wc俱樂部燒烤晚會貢獻的物品往往多於其他人，又總是待到最後一個離開。他常說，政府還會拆掉我們周圍更多的房子，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不過他從不操心將來。在「拆那兒」住了四十多年，他早已明白，凡事沒有永遠。
wc俱樂部靠近衚衕的盡頭，再過去就是交道口南大街。這一條林蔭道十分繁忙，小轎車和公交車川流不息；離得最近的十字路口新建了一大片住宅區、兩家超市和一家麥當勞。交道口相當於一條分界線：一腳跨上大街，你就進入了現代都市。
每一天，住在衚衕裡的勞動者都要跨過這條分界線。他們要經過老楊的腳踏車修理攤，這個與奧林匹克衛生間毗鄰的修理攤上總會擺放著打氣筒和工具箱。在衚衕居民區，沒有什麼關係網能夠超越腳踏車和廁所的緊密結合，因此老楊認識每一個人。他偶爾會給我捎一些同一社群其他人的口信；他曾經轉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另一個外國人正在想方設法找我。還有一次，他告訴我說，當地一位媒婆給我物色了一個物件。
「大學學歷，一米六三，」他簡短地說道。情況他也就知道這麼多。就中國的女性而言，一米六是個神奇的數字——招工簡章和相親廣告上經常能看見這個數字。我告訴老楊，很感謝給我這份優待，但我並不想跟任何人見面。
「為什麼不呢？反正你沒結婚。」
「我不著急。我們國家的人結婚都很晚。」
我就要離開的時候，他又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電話號碼交給了媒婆。
「你怎麼可以這樣？」我問道。「你應該告訴她，我現在沒有興趣。」
老楊六十多了，個子很高，面龐剛毅，留著光頭。眼見我要回絕這份提議，他臉上的表情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要嚴肅。他告訴我，來不及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還告訴我，如果我不去，他會很難做。那一個星期，媒婆給我打了四個電話。她自稱是「彭老師」，並把日期定在了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在衚衕區的對面，也就是在交道口麥當勞那裡見了面。約會物件會在幾分鐘後到達，不過彭老師先要確認幾件事情。
「這是地下約會哦，」我們在餐廳的樓上找到座位之後，她如此說道。
「為什麼？」
「就是非正式的。我們不能為外國人服務。」
「為什麼不能？」
「政府不允許，」她說。「他們擔心老外欺騙中國婦女。」
頓了一下，以此為起點，我們的交談本可以朝著諸多大家感興趣的方向推進下去。但彭老師似乎早已習慣打破這種尷尬的沉默。「當然，我並不擔心你，」她笑了笑，很快又說道。「老楊說了，你是個好人。」
彭老師四十好幾，眼睛四周的皮膚因為笑得過多而皺在一起，這樣的特徵在中國倒是難得一見。她並不是真正的老師，那隻不過是人們對於媒婆的一種稱謂。職業媒婆在中國的鄉村地區和小城市仍有用武之地，在北京這樣的地方已經不那麼重要。不過，我還是偶爾看到他們打出的廣告，在老式的居民區更是如此。彭老師在菊兒衚衕有一間經過政府核准的辦公室。
在麥當勞坐定之後，我問彭老師收了多少錢，她說跟人見面一般收費兩百元。
「不過，跟外國人見面要多收一些，」她說。「五百、一千、兩千都有。」
我儘可能小心地問她，假如今天的事情有了眉目，那位客戶應該付多少錢。
「一千。」這相當於一百二十多美元。即便還有其他外國人是這個價格的兩倍，但能高於基準價的兩倍也足以讓人欣慰了。
「今天見一次面她就要交這個錢嗎？」我問道。
「不，除非你們兩個相處下去。」
「以結婚為標準？」
「不，以多約會為標準。」
「多少次？」
「那要看情況。」
她不給我個準數，我便不停地問她問題，試圖弄清這個行當的一些套路。末了，她傾過頭來問我：「你是想趕快結婚呢，還是想找個女人打發打發時間？」
見鬼了，這就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單身男人第一次約會時遇到的問題。我該怎麼回答？我當初只是不想讓腳踏車修理工沒面子。「我真不知道，」我結結巴巴地說道。「但我想確認一點，她不需要為今天跟我見面交納任何費用。」
彭老師又笑了笑。「這一點你用不著擔心，」她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