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好的時候，或是厭倦了與七百萬人為鄰的時候，我會駕著車從北京市的中心區往北開去。開上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三岔，我在這個平靜的小村子租了一套農家屋。公路順著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到村子後成了斷頭路，不過還有一條步道繼續通往山上。步道有兩處分岔，在一片長滿栗樹和核桃樹的山坡上陡直攀爬一千多米之後，終於抵達中國的萬里長城。
有一次，我揹著帳篷和睡袋，以村子為起點往東整整步行了兩天，結果一個人也沒有看見。旅行者很少來這一地區，長城雄踞于山脊之上，顯得有些孤寂落寞。長城用磚塊和砂漿砌成，建有垛口、弓箭口和高達六米的瞭望塔。最高的一段在當地被稱作大東塔，其所雄踞的城牆之上有一塊鐫刻著文字的大理石牌匾。原本有很多這樣的牌匾，但在北京地區現存數量已經不足十塊，這是僅存的而且還保留在城牆上的一塊。牌匾上的文字說，一支由兩千四百名士兵組成的小分隊在西元1615年建成的這一段城牆剛好為五十八丈五寸長。一丈有一百寸，一寸約為一點五英寸，因此這一段城牆的長度相當於六百五十英尺。在這個被人遺忘的地方，官僚式的精確刻度跟這些文字本身一樣，顯得孤寂落寞。
11月，我帶著從紐約前來拜訪的兩個朋友步行來到了大東塔。到了大東塔之後，我們又開始順著南坡往下走。這一段路實在危險難行，有很多磚牆坍塌。我正在挑選下坡的路徑時，斷垣中的什麼東西突然吸引了我的視線。很白——白得不像是磚，大得不像是砂漿。刨出來之後，我才發現上面刻著四行清晰可見的文字。
這又是一塊大理石牌匾。我能認出其中的一些文字：什麼什麼有六尺高，什麼什麼又有兩丈。但那些文字全是古漢語，我從來沒有學過，而且牌匾的表面被劃傷得非常厲害。
「你猜這東西在這裡埋了多久？」其中一位朋友問我。
「不知道，」我回答道。「不過我覺得我們最好把它給藏起來。」
我用幾塊鬆動的磚塊蓋住了牌匾。我記下了周圍的細節，以便能夠再次找到。一個月後，我帶著石彬倫（davidspindler）回來了。
石彬倫身高二米零四，跟很多又高又瘦的人一樣顯得十分矜持。他曾經告訴我，身高是美國人唯一可以公開評論的身體特徵，不但可以調侃，而且可以開粗魯的玩笑。那之後，我開始注意到，石彬倫每次參加社交聚會都會想方設法讓自己坐下來。外國人在北京隨處可見，往往刻意顯出造作之勢，但石彬倫的行為似乎都是為了避開人們的關注。他從不詳談自己的研究，也不自誇為專家。他總是字斟句酌。他三十九歲，蓄褐色短髮，長臉，目光柔和。對那些在城市裡與他偶遇的人來說，一如我多年來的感覺，常常驚詫於他登山時所表現出來的轉變。
12月裡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和石彬倫開車來到三岔，然後步行去尋找那一塊大理石牌匾。他穿著紅格子羊毛獵衫，戴著白色的蒂利牌軟獵帽，腳上蹬著高檔的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至於面罩，他裁下運動褲的一條褲腿，剪出一個圓形大洞，套在了頭上。他穿的里昂比恩牌獵褲帶有聚氨酯塗層，並找當地的一位裁縫進行了強化處理——在昂貴的褲子外面覆了一層廉價的斜紋棉布片，頗像是連線弗裡波特和北京的友誼棉被。他的雙手有巨大的麋鹿皮手套保護，這樣的麋鹿皮手套是芝加哥的j·愛德華茲公司專為高架電杆工人設計的。石彬倫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裝了專用發動機的稻草人——有的手腳用來從事艱苦勞動，有的手腳用來積極投入消遣。多年以來，他斷定這才是在荊棘叢生、枝幹交錯的長城地區的正確行頭。
我們沿著城牆往東走。每走過一百碼左右，都會有一座瞭望塔。這些建築段落已經變得鬆脆，但看上去依然十分雄偉，穹隆形的天花板高高在上，瞭望窗被建成了弧形。間或，石彬倫指給我看一些細節：這裡的門本來是閂著的，那裡的磚框原來安放著刻字的牌匾。
「瞭望塔和城牆屬於完全不同的工程專案，」他說。「首先，瞭望塔是磚砌的，而城牆是用就近的石頭所砌。後來，有人對城牆進行了改建，所以這些瞭望塔看起來才顯得如此滑稽。」
他指著牆上的一處垛口，這個垛口完全被修進了瞭望塔的瞭望窗——這種事情只有在你用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包工隊時才會發生。大東塔附近的一段城牆已經完全坍塌。石彬倫相信，1615年所建造的段落就在這裡止於一段短崖邊上。根據塔邊一塊大理石牌匾上的資料，他又進行了一次測量。「這些傢伙給下一撥承建者出了一道難題，」他看著下邊的短崖說道。「他們該怎麼辦？從這裡開始施工實在太困難了。」
這段城牆我可能已經來過五十次，但從來沒有注意到施工時的這些細節。在我看來，那不過就是長城而已——早已完工，而且一直沒有變化。不過，在石彬倫看來，那卻是分段和分季節修建的一項工程。修建一般在春季進行，因為這個時候氣候比較適宜，蒙古的襲擾者又不怎麼活躍。「蒙古人世界的旺盛氣力來自肥膘馬，所以春季不適合襲擾。夏季太熱。他們不喜歡炎熱的天氣，也很討厭各種昆蟲。蒙古人的弓弦用獸皮做成，會因為潮溼而鬆弛——這在明朝的文獻中提到過。襲擾多發生在秋季。」
我們來到了我埋藏那塊破損牌匾的地方。寒風中，石彬倫蹲下身子，用手指撫摸著那些刻出來的文字。他一下就認出，那是1614年完成的一塊牌匾的一部分。縣文物局曾在1988年對上面的刻字進行過登記，但在城牆上一直沒有找到具體的位置，自此以後它便不見蹤影。也許是哪一位劫掠者把它打破了。
「說的是城牆，以及垛口的高度，」石彬倫向我解釋道。「還提到了一些官員的名字。老天，太好了，幸好有人把它取下來了，否則就全毀了。」
他從背包裡取出皮尺。對刻線之間的寬度進行測量之後，他很快就算出了原物的尺寸。他沿著城牆慢慢往回走，查詢著這塊牌匾原先所安放的位置。他找到一處磚塊包邊的方框進行了測量：正好合適。就這一小段城牆而言，他已經掌握了大致的梗概：1610年代，兩場修築運動。離開之前，我們把破碎的大理石牌匾放回了我最先發現它的地方，然後用破磚塊蓋了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一位本地農民順著南邊爬了上來。他正在捕獵：肩上挎著幾圈鋼絲套。就算遇見身高二米零四、戴著蒂利牌獵帽和高架電杆工人專用麋鹿皮手套的外國人讓這位農民吃驚不已，他也沒有表現出來。他問我們是否多帶了水，於是石彬倫給了他一瓶。之後那一年，我和石彬倫穿行過好幾個村子，當地人好像從來沒有把我們兩個分清過。石彬倫有一位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中國歷史的朋友名叫費嘉炯（andrewfield），他曾經對我說，個子特別高的人站在長城上很可能比待在美國感覺好。「的確，他在中國就是個怪物，」費嘉炯說。「可我們不都一樣嗎？」
就我們所知的長城而言，最早的已知歷史文獻可追溯至西元前656年的戰國時期，也就是楚國用夯土修建的防禦性障礙物。四個世紀之後，秦王朝征服所有對手，由此鞏固了它在當今中國北方地區的統治。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取得權力之後，他下令修建了約四千八百公里的長城。
「長城」的字面意思是「長長的牆壁」或「眾多長長的牆壁」，因為漢語並不區分單複數。跟楚國的防禦工程一樣，秦朝的防禦工程也用夯土構築而成。幾百年間，許多朝代都面臨同樣的根本問題：廣袤的北方平原居住著游牧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是帝國最易招致攻擊的前線地區。有時候，來自游牧部落的威脅十分巨大，不同的朝代會採用不同的策略加以應對。統治期從西元618年至907年的唐朝幾乎沒有修築城牆，因為唐朝的皇族具有部分的突厥血統，而且精於中亞戰事和外交。即便那些修築了城牆的朝代也未必都稱之為「長城」——數千年間，用來表述這一防禦工事的詞彙超過十個。
明朝稱之為「邊牆」——邊境上的城牆，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城牆建造者。忽必烈率領蒙古人建立的短命元朝垮臺之後，明朝於1368年奪取政權。即便蒙古人在中原地區失去了統治，但他們繼續在北方地區形成威脅，於是16世紀的明朝在北京地區開始用條石和磚塊大肆修建防禦工事。這些都是經典建築（有的經過重建，有的經過修繕），似乎會永無止境地出現在遊客的影集當中。明朝是唯一大規模使用這種耐用材料的朝代，所修築的很多段城牆延綿數公里。不過，「邊牆」是一張網路，而不是單體建築，有些地區可以發現多達四道的防禦工事。
1644年，國內的叛逆者攻入都城，明朝皇帝自殺身亡。無奈之下，東北的一位軍事將領在「邊牆」上為北方的另一個游牧部族滿人開啟了一道口子，以期待滿人會幫著復興統治者的家族。然而，滿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並一直延續到1912年。清朝很少使用城牆——畢竟，這些人原本就來自邊境外的另一邊——並且從根本上放棄了這一防禦系統。
不過，西方探險家和傳教士於18世紀開始深入探尋中國，當他們遊歷明城牆遺址之後，總困惑於秦始皇修建萬里長城的種種傳聞。外國人以為，北京地區格子狀的磚塊防禦工事是整個防禦線的一部分，橫跨中國的北方地區，沒有任何中斷之處。1793年，後來成立了皇家倫敦地理學會的英國人約翰·巴羅爵士在北京附近發現一段城牆，並進行了測量和推算，由此宣稱整個工程所使用的石頭數量足以圍繞赤道修建兩道尺寸稍小的城牆。（西方人幾乎沒去過中國的西部，那裡的城牆多由夯土築成。）當時，外國人總是稱之為「中國城牆」（thechinesewall），但到了19世紀末，隨著誇張越來越厲害，其稱謂終於變成了「中國長城」（thegreatwallofchina）。1923年2月，《國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如此開篇：「天文學家認為，唯一能從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見的人造工程是中國長城。」（1923年從月球上看不見，現在從月球上仍然看不見。）
這一誤解終於傳回了中國。由於擔心自己的國家落入外國人之手，孫中山和毛澤東這樣的領導人認識到這一道連成一體的障礙物所具有的宣傳價值。「長城」變成了「thegreatwall」的對應詞，涵蓋了北方地區所有的防禦工事，而不管其地點和修建朝代。這個詞所描述的實際上是一道想象中的建築物——一道數千年之久的城牆。
現在，長城這個概念十分寬泛，已無法根據它做出正式的定義。我在北京遇到過一些學者和文物保護者，我問他們究竟應該怎麼定義「長城」，得到的答案從來沒有相同過。有人說，建築物至少要有一百公里的長度才符合長城的標準；也有人說只要是邊境上的防禦工事都可以包含在內。有人強調一定要是漢人修建，也有人把非漢人部落修建的城牆都算了進來。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長度估量數，因為至今沒有人進行過系統的測量。2006年，《中國日報》刊發多篇文章，將長城的長度表述為六千三百公里、七千三百公里和五千公里。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大學有學者對長城進行過專門研究。在中國，歷史學家慣於研究政治體制，考古學家長於開挖古墓。這兩個類別長城都歸不進去，即便在明長城這樣定義較為嚴謹的主題上，也幾乎找不到專門的學者。防禦工事的保護非常薄弱，很多低矮地段的城牆曾經被人偷取下來用作建築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如此。1980年代，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林蔚（arthurwaldron）對於漢人和游牧部落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興趣。「於是，我來到圖書館，滿以為會找到大量用中文或日文寫成的有關長城的書籍，」他最近告訴我。「但我找不到。我覺得很奇怪。於是我著手編撰一份文獻摘要，可一段時間之後，我告訴自己：‘這跟我們對它現有的印象不符合。’」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國長城：從歷史到神話》。以明代文獻為依據——他沒做過大的田野考察——林蔚對那一時代城牆修築工程的幾個重大方面進行了描述。他還指出了當代有關長城的幾個錯誤概念，其中就有單體結構這個概念。這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本應為人們進行深入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礎。然而，之後並沒有出現考古研究或歷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只有一支考察隊寫過一本中文著作，對東端總長度為一千公里的多段明代城牆進行了描述。（還有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長城：中國面對世界，西元前1000年至西元2000年》，作者茱莉亞·洛威爾是劍橋大學的學者，主要探尋城牆在中國人世界觀方面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比如，她將古城牆和當代政府的網際網路防火牆等同看待。）
在中國，最有名的專家程大林並沒有學術背景，只是一位退休的攝影師。二十多年來，程大林專為新華社拍攝長城的圖片。他在業餘時間研究歷史，並出版了八本著作，從而將攝影和研究結合在一起。「長城涉及的學科太多了——政治、軍事、建築、考古，歷史，」他告訴我。「就每一個專業而言，這個東西都顯得很渺小。但放在一起之後，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你得去很多不同的書裡面一點一點地找東西；它不可能集中寫在某一個地方。而且沒有人給你錢！你拿什麼來吃飯？一個人怎麼可能用十年時間來看完這麼多書？」
1994年石彬倫第一次開始徒步行走長城，他當時只是一個在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的美國人。他一直喜歡運動——曾經在達特茅斯參加過大學划艇隊，也參加過越野滑雪隊——並把徒步當成對城市生活最好的調劑。在北京大學，他用中文撰寫了關於東漢大思想家董仲舒（西元前2世紀）的碩士論文。拿到學位之後，石彬倫決定繼續從事學術事業。他一度做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駐北京辦事處的助理，後來又做過特納廣播公司的中國市場分析師。然而，新聞和商業這兩個職業對他而言都沒有做學問更吸引人。住在北京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從未中斷的就是沿著長城徒步行走。
1997年，他進入了哈佛法學院。雖然迴歸故里——他本來就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林肯鎮——但他懷念北京，常常做一些令自己分心的事情。（「我劈了很多木柴。」）第一個假期，石彬倫回到中國繼續徒步之旅。到此，他打定主意利用業餘時間寫一本有關明代長城的著作。於是他開始閱讀歷史書籍。畢業之後，他接受了麥肯錫公司北京辦事處諮詢師的工作；每個空閒的週末，他都會徒步出遊，或者琢磨明代文獻。在麥肯錫公司工作一年多後，他終於放棄這份工作，轉而全職做起了研究。他的目標十分遠大：徒步走完北京地區所有的長城段落，讀到明朝時期刻在牆上的每一個文字。
石彬倫付清了法學院的學費，還剩下六萬美元的積蓄。他指望靠這點錢能夠完成一至兩年的田野考察。他徒步走過每一段城牆，一邊做筆記，一邊用電子資料表記錄下所有的細節。他常常會發現遠處有多道城牆，於是用另外的資料庫標出位置，用於下一次徒步之旅。每出行一次，「欲考察」清單似乎愈來愈長。1985年，中國的一顆衛星開展測量，測得北京地區的城牆總長度為六百二十七公里，但石彬倫發現很多段城牆並未包含在總數之中。
他成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常客。他閱讀了明朝的歷史日誌《明實錄》，並追蹤了多位明朝官員的有關記錄。間或，他還會發現一些關於城牆防禦的專著。有些著作只存放於某個地方，於是他會在路上花費數個星期。在廣州一家冰冷的圖書館裡，他查到了明朝關於某幾段重點防禦城牆的詳細介紹；這本書撰寫得如此晦澀，以至於自1707年以來從未被人直接引用過。為了閱讀16世紀中葉兵部職方司郎中官員尹耕關於中國歷史的一本稀有文獻，他飛到了日本。在日本，石彬倫一頭扎進這本書裡三個月。期間，他只在餐館吃兩頓飯。晚飯是自做的麵糰、白菜和番茄醬，然後澆上一杯酸奶。（「比乳酪便宜。」）他在北京一棟破舊的樓房裡以每月二百二十五美元的價格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對於蒂利牌獵帽的無條件退貨政策瞭若指掌。（「你得自付郵費。」）在靠近多段城牆的密雲汽車站，中巴車駕駛員一見他就會高聲喊叫：「北甸子，六塊！」北甸子是一個村莊，六塊則是石彬倫經過激烈砍價之後達成的價格，這已經成為了密雲中巴司機的口頭禪。
四年間，他間或靠從事諮詢或講解工作掙到了六千兩百美元。2003年，他向國家人文基金會提出申請，因為後者經常給獨立學者提供專案資助。一群匿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對他的申報書進行了評估，結論簡直令人難堪。其中一位學者寫道：「申請人沒有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任何記錄。」另一位學者這樣評論：「完成的可能性：不清楚。」第二年，在他一位已經擔任教授的老同學的指導下，他再次提出申請。這一次的評價積極了很多，至少使用了跟中國古漢語一樣幾近正規的專業術語。（小組成員一：「餘以為［申請之著作］具備闡釋人文學之素質。」）不過，申請還是被拒絕了。
在北京，石彬倫跟一位女士約會，他們在法學院就已相識，她當時還是西門子公司的一位經理。「她非常支援，」石彬倫告訴我。「我別無所求。」不過，他繼續發現更多的城牆段落，閱讀到更多的明代文獻。2005年，他們最終分道揚鑣。「這確實是我們分手的原因之一，」他說。「她看不到盡頭。」
我第一次和石彬倫一起徒步考察的時候，他的研究已經進行了九年之久，而且過去四年他完全投入到這個專案之中。不過，關於長城他一個字也沒有出版過，跟學術圈也沒什麼正式的接觸。他相當慎重，部分原因是他早已習慣獨自開展工作。沒有人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進行過如此深度的結合——即便美國和歐洲的學界人士也完全做不到這一點——而他的方法也跟他徒步考察的行頭一樣苛刻而古怪。在他看來，既然「欲考察」的電子清單上還列著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徒步走完的長城段落，此時動筆顯然毫無意義。
這一串數字讓他耗盡一切。在我們第一次前往大東塔的路上，他說那是當年他花在長城上的第八十天。從2005年開始，他跟長住北京的一位美籍自由新聞記者k·c·斯旺森約會。「石彬倫總能記住跟他徒步考察相關的日子，」她告訴我。「有一天他說道：‘今天是我們的週年紀念日。’他繼續說道——他真不該幹這一行！——他還說我們的約會始於他某次徒步考察的兩天後。就像原始文化，人們用火山噴發的日子來標記事物。」
2006年，石彬倫開始從事更多的講解工作——他的主要客戶是高階的a＆k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了兩萬九千美元。他沒有可以談及的愛好，他的書架上幾乎全是研究長城的書籍。他有五張cd。他相當善於交際——他在城裡有很多至交，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經常可以看見他出席城裡的各種聚會。不過，很少有人明白他的執著。「我有好多次都想問他，他究竟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斯旺森說。「石彬倫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也許以感性的方式更能說清那一切，但石彬倫不是那樣的人。他是個相當理性的人，卻做著根本不理性的事情。」
10月，我陪著石彬倫進行了他的第三百三十一次田野考察。我們乘坐公共汽車和租賃的小巴來到了一個名叫水頭的偏遠村子。2003年，石彬倫在考察這裡的城牆時，曾經發現過幾段高聳的山脊，並推測其中可能有更多的防禦工事。進村之後，他還研究了一塊明城牆牌匾，這塊牌匾儲存在一位村民的家裡。2006年，中國政府通過了第一部保護長城的全國性法律，明代工藝品不能再進行買賣，但很多地方十分偏僻，法律的執行非常困難。
在水頭村，我們一問到牌匾，一位婦女就告訴我們主人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