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買嗎？」她問道。
石彬倫給了否定的回答，隨後他告訴我：「他們上次也提出要賣給我。」
莊稼就要收割了，微風吹拂著地裡早已乾枯的玉米稈。走出村子，我們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牆，數千名蒙古人曾於1555年在此發動過一次襲擊。石彬倫說，漢人的防禦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塊。「有很多規則，一次帶多少石塊，遇到襲擊應該如何把石塊運上瞭望塔的二樓。」他說道。隨後，他指了指用石頭在城牆上仔細擺出的一個並不緊密的圓圈。四百多年後，它們依舊在等待著下一次襲擊的到來。
蒙古人喜歡夜襲。他們通常以小隊形式策馬而來。靠近敵方地盤之後，他們害怕落入埋伏，因而總會沿著山脊而行。他們不是佔領者。他們深入漢人的地盤劫掠物品，然後儘快撤回。他們喜歡盜取牲畜、值錢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漢人。他們把漢人男女帶回草原，並允許其組建家庭。然後，他們會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漢人的防務情報，其老婆和孩子則作為人質。
關於蒙古人最為形象的記述來自曾在北方地區為官的漢人蘇志高，他在1540年代駐紮於長城的中心地帶，跟蒙古人有過近距離接觸。（「［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晝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數作者一樣，他把他們稱為「虜」——也就是蠻人。（「［虜］家家造酒，人人嗜飲；虜飲如牛，不歇氣。」）他的記載屬於負面的人類學作品，以期讀者既知曉也討厭這樣的敵人。（「［虜中］亦有貫嬰於槊以為戲者。」）
實際上，對方也是一群頗有頭腦的襲擾者，所以戰事往往很複雜。雙方都僱用探子，並擴散假情報。蒙古人以煙霧互通訊號，漢人則採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牆進行聯絡。在對付北方襲擾者的問題上，林蔚認為明朝採取了三種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漢人常採取攻勢，將蒙古人的定居點儘可能推後並遠離邊境地區。第二種方法是用禮物、官職或貿易機會收買主要的蒙古頭領。不過，有些明朝皇帝拒絕與他們所認為的野蠻人進行協商。第三種選項是修建防禦性的城牆——林蔚覺得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效的策略，並將其比作馬其諾防線。他寫道，修築城牆成了晚明的代名詞，因為這個王朝過於羸弱沒有戰鬥力，過於自大而不肯談外交。
石彬倫認為，晚明的應對之策並沒有那麼死板。他在文獻中看到，漢人的策略在各地並不相同，這取決於受威脅的程度。城牆的修築常常與防守策略和物資供應策略結合使用。無論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漢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決他們與蒙古人的矛盾，因為後者的內部權力爭鬥往往助長了襲擾的發生。在蒙古人的文化裡，世襲的領導權僅限於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並且只傳給每一代的長子。在這一條窄窄的線條之外，有抱負的蒙古人通常會覺得在南邊才最容易得到機會，以增強其身份價值。
其中一個類似的爭奪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排行老三。鬱悶於其在家譜世襲中的角色，他於1540年代決定通過與漢人建立貿易關係的方式來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絕。1550年9月26日是一箇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領數十萬蒙古大軍對北京的東北部發動了突襲。他們攻破粗陋的石頭城牆，劫掠了兩個星期，殺死和俘虜的漢人達數千人之多。那之後，明朝開始大規模地採用砂漿來提高防禦工事的質量。
與此同時，俺答汗的長子——漢人稱之為辛愛黃臺吉——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他為了鞏固其聯盟，迎娶了數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連串經濟困境，但都輕而易舉予以化解：把女人們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給白銀和物品，以換取北方的安寧；此時，這群前妻開始現身於漢人的城牆要塞，要求獲得更多的支援。1576年，在他們的一次請求遭拒之後，一支突襲分隊在防禦工事的偏僻之處鑽了空子。這一地區如此蠻荒，以至於明王朝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在此修築城牆，可蒙古人偏偏從這裡鑽了進來，並殺死了二十一個漢人。明王朝的應對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牆修築熱潮，這一次使用了磚塊，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勢也能開展工程建築。石彬倫把1576年這一次行動稱之為「一群蒙古怨女引發的突襲事件」——遭人拒絕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邊令人眼花繚亂的磚塊防禦工事。
歷史學家往往把長城說成是軍事無能和資源浪費的結果。石彬倫並不贊同，他認為經過改建的城牆經受住了16世紀所發生的幾次大的軍事進攻。在我們徒步考察過的水頭村，漢人在一次重要戰爭中挫敗了數千蒙古人的進攻。對明朝來說，城牆僅僅是其複雜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作為延續最久遠的一道歷史遺蹟，它對於明朝的衰落承擔了不相稱的責難。
「有人問，當時真值得這樣做嗎？」石彬倫說。「但我並不認為當時的人們會有這樣的看法。你不可能聽到一個國家這樣說：‘這一面山坡我們讓了吧’或者‘我們可以犧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他們可不會進行這樣的計算。任何一個帝國總要盡力地保護自己。」
下午，我們披荊斬棘。徒步考察的過程中，石彬倫有時候會循著獵物的蹤跡行進，而且總會沿著城牆的頂部行走，因為這個高度的灌木較為稀疏。不過，偶爾他也會無路可走，只能在荊棘叢中順山脊而行。他把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對此我非常討厭。我討厭荊棘，我討厭腳下不穩。我討厭衣服被刮破，我討厭石彬倫那古怪的城牆攀爬裝備比我高階。我討厭劃臉龐的樹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討厭蒙古人害我以這種方式徒步行進。
爬到山脊上的一處石頭城堡廢墟之後，我感覺如同在水下長距離潛泳後突然鑽出了水面。往東，視野開闊直達三十多公里之外。看得見的人類聚居地只有一處——鎮邊城村，四周依然環繞著明代守軍修建的高高的石頭圍牆。俯瞰著被石頭圍繞的定居點，石彬倫說這樣的崗位非常艱辛，因為長官們都要求用穀物而非白銀支付士兵們的薪餉。「明朝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他說。「這跟在美洲‘新大陸’發現銀礦有一定的關係。」
第二天早上，經過一夜的野營之後，我們發現了另一處石頭要塞的跡象，以及由此通向山脊的一條視線。石彬倫推測，這些都被用於向鎮邊城傳送訊號。他仔細地記錄下所有細節，回到北京後將它們加入計算機資料庫。他很善於解構這些城牆——每次和他徒步考察的過程中，他都會發現那些反映軍事策略的模稜兩可的細節。不過，他早晚還需要依靠這一切細節做出點什麼來。數年以來，他在高高的山脊上發現了它們，在被人遺忘的書籍裡讀到了它們，這樣的細節有時候就像迎面而來的荊棘一樣會分散注意力。「石彬倫因為不屬於學術圈，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任意拓展自己的探尋路徑，」他的朋友費嘉炯告訴我。不過，閉門造車也有一定的危險。「我一個勁地催促他早點解脫出來，」費嘉炯說。「但這就是他的思路，他對於細節有一種超凡的本領。」
披荊斬棘相當花費時間，而且非常危險。步行爬上鎮邊城的過程中，我問石彬倫是否遇到過什麼事故。他說，1998年他一個朋友從烽火臺上跌落下來，摔斷了手腕。他們都很擔心那天剩下的時間裡還能不能繼續徒步攀爬那段嶙峋的山坡，於是在城牆上過了一晚。回想起來，石彬倫承認那一次自己過於小心，並真希望他們當時立即下了山。
「他感覺疼嗎？」我問道。
「是的，」石彬倫輕聲回答道。「很疼。」
石彬倫總會告訴朋友自己在什麼地方徒步考察，而且幾乎未曾單獨進行過徹夜旅行。最常和他同行的夥伴名叫李堅，是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珍本部工作。2000年她跟隨石彬倫進行了第一次為時三天的徒步考察。「我之前經常失眠，」她告訴我。「但徒步考察回來之後，我真的睡得很香！」從那以後，她和石彬倫一起在長城上度過的時間總共達到了一百八十五天。
漸漸地，李堅擁有了里昂比恩牌羊毛獵衫、白色的蒂利牌獵帽、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以及由芝加哥j·愛德華茲公司專為高架電杆工人制作的麋鹿皮手套。她把一條長運動褲從膝蓋處裁下，再剪出一個大洞套在臉上。來到野外之後，她成為了身高一米五九的中國女版石彬倫，跟他一起穿越灌木叢。她告訴我，她從來沒在前面帶過路。
2003年6月，他們出發前往北京以西的門頭溝進行一次三天的徒步考察。那一帶的山巒形狀怪異；高聳的山峰輕易就能翻過，但低矮的山坡常常意想不到地連線著懸崖。石彬倫像蒙古人一樣徒步前行，可還是迷了路，無論朝哪個方向往下走都會遇到陡直的斷崖。幸運的是，之前下過雨，這樣他們才在岩石窩裡喝到了存積的雨水。朋友們組成搜救小隊，開著車從北京出發了。石彬倫和李堅出發五天後，終於找到一條小路並走了回來，跟之前已經上路的搜救小隊迎面相遇。至今，李堅還把長城徒步當成治療失眠的方法。
中國的大學可能沒有培養出長城專家，但學術圈外早已形成了長城愛好者小群體。他們一般愛好體育——這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是一種罕有的素質，因為他們對體力勞動的厭惡對於考古學而言有時候是一種麻煩。長城往往吸引著那些痴迷者。曾經當過電杆工人的董耀會在1984年辭去工作，一門心思對全中國上下數千公里的長城片段進行了徒步尋訪。在寫成一本書講述其經歷之後，他幫助建立了中國長城學會，出版兩種期刊，並呼籲對長城廢墟加以保護。新華社的退休攝影記者程大林畢業於體育院校。英國地理學家和馬拉松健將威廉·林賽於1987年來到中國，並沿著長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他在北京定居下來，出版了四本關於長城的書籍，建立了一直專注於長城保護工作的小型組織「國際長城之友協會」。
北京大學最積極的長城研究者是一位名叫洪峰的警察。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被一所體育學校錄取了——他成了一名短跑運動員和跳遠運動員——但他經常喜歡做的事情還是閱讀歷史。在與大學失之交臂之後，他進入警察學院，並最終被安排到市屬單位北京大學。1990年代中期，出於消遣他開始徒步行走，並對當時關於長城的各種書籍深感失望。「錯誤太多，」他告訴我。「於是我開始閱讀原始文獻。」
我在北京大學派出所見到了洪峰，他正在二十四小時值班。他是派出所所長，經常利用休假時間進行徒步之旅。洪峰四十五歲，高大而強壯，不過右胳膊肘時常疼痛，那是他在做研究時摔倒受的傷。他經常造訪學校的圖書館，但從不跟教授們談論自己的研究情況。「考古系和歷史系的學者對長城不感興趣，」他說。
洪峰在徒步考察期間，發現北京西北方向上的防禦工事存在著一段令人迷惑的長達二十四公里的缺口。一些當代作者認為，這個地段的地形如此崎嶇，根本不需要防禦，但洪峰不這樣認為。他到訪過更為陡峭的地區，但防禦依然非常嚴密，於是他找到了《明實錄》。他發現，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這一地區有一股重要的龍脈。龍脈就是關係到風水的山脊，於是明王朝不厭其擾地在此以北更遠的更難以防禦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牆。
洪峰把他的這一發現寫成文章，發表在上，如今這個網站已成為最活躍的長城愛好者們的家園。網站由軟體工程師張俊發起成立於1999年5月8日——也就是中國位於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的那一天。（北約說是誤炸。）網站的成員定期在北京共進午餐，我在其中一次聚會上問張俊，他是怎麼想到要在那一天建那麼一個網站的。「我們可以這麼說，修建長城的目的是為了保衛中國，」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網站有五千名成員，儘管也有少量正兒八經的研究者，但很多人對於長城產生興趣都是出於愛國和消遣這樣的雙重原因。石彬倫於2000年加入了這家網站。跟其他人一樣，他也取了個網名——阿倫，這個網名是一位語言教師給他取的石彬倫這個中文名字的變體。他經常用中文跟其他人進行交流，但從沒有參加過聚會，也一直沒有說自己是外國人。去年秋季以來，他在網站上貼上了兩篇很長的文章，講述某一段城牆的修築過程。他告訴我，他終究會用英語來寫書，但剛開始用中文寫幾篇文章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只有在這家網站上有人會關注如此艱深的主題。（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論‘豬嘴堡’長城的建設日期」。）
石彬倫從來不讓我向長城網站的其他成員公佈他的身份，我一直信守諾言，但大家很快就談到了這個名叫阿倫的人。說起阿倫的研究成果，作為警察的洪峰敬仰不已，並認為他是中國人。「他寫的東西不長，但都很深刻，」洪峰說。「這人一定是個研究生。我不問，他也不說。」
石彬倫最終決定「亮相」他的外國人身份，但一直很擔心網站上的民族主義情緒。他還記得自己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為自己的論文進行辯護的情形。「我的老師告訴我：‘按照對外籍學生的規矩，我們一般會給予更多的靈活性，’」石彬倫對我說。「要是當時再沉著一點，我會這樣回應他：‘行，我本來來這裡就是為了獲得經驗，即使拿不到學位我也樂意走人。’」他繼續說：「我想讓自己的論文根據獨立的標準來評價。誰寫的，作者是不是外國人，這統統無關緊要。」
這聽起來有點自相矛盾——石彬倫用化名發表文章是因為擔心得不到別人的認可。但他做很多事情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性格。他相當謹慎，卻冒著所有的風險——不穩定的收入、與他人的關係、個人的安危——去從事研究工作。對於自己在長城方面的認識，他信心十足，而且能夠描述得天衣無縫；很顯然，他是想幫助大眾根除對於長城的種種誤解。然而，在做完「欲考察」清單上的專案之前，他不願意動筆寫書。他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種痴迷的研究——這是他對於地球上最宏大的建築結構所做的一門心思的探究。不過，在這種表象之下，是他對於理性的一種深切的使命感。石彬倫相信，修建這一道道城牆確實是出於軍事方面的原因；他還相信，自己對於它們的研究所採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討厭把長城加以象徵性的利用，尤其討厭用它來解釋中國文化這樣的複雜現象。對中國人而言，這一道城牆通常代表著榮耀，外國人則認為它象徵著排外。不過，石彬倫覺得這兩種認識都沒什麼用處。「它不過是中國人曾經所作所為的體現，」他說道。「是他們進行自我防衛的方法而已。」
在我認識的人中間，洪峰的觀點最能讓我聯想到石彬倫。洪峰的網名是「窮詩書」，也就是「讀完所有的書籍」。「中國人常常把長城當作民族驕傲的象徵，」洪峰告訴我。「但這有些誇大其詞。它跟金字塔這樣的大型紀念碑不一樣，不過是應對攻擊行為的一種策略。」
12月底，我陪著石彬倫進行了他的第三百四十次城牆之旅。上一次去密雲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幾條高大的山脊，並認為其中可能存在用石頭壘成的瞭望塔。我們慢慢爬上了山脊：一無所有。不過，這只是他的「欲考察」清單上又被劃掉了一天而已。
儘管我討厭披荊斬棘，但在過去的一年間，我還是慢慢喜歡上了規律性出遊所具有的清晰的節律感。每一次旅途都如出一轍：好走的路，難走的路，濃密的刺，養眼的景。不管走在什麼樣的地方，我總能看見石彬倫在前頭步履穩當，蒂利牌獵帽在荊棘叢中一起一伏。
下坡的時候，我們在一處陷阱裡發現了一頭死去的獐鹿。繩圈還套在鹿的頸項上，它一定是窒息而死的。再往前，我們看到了一段長長的城牆，土牆的大部分碎成了粉末。我一腳踏上去，靴子踩進了一個孔洞。我掉進陷阱，在一道矮埂上絆了個跟頭，緊接著一頭栽到了三米高的高坎下。不知怎麼搞的——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我又撞上了城牆。一頭磕在城牆邊上，我一下子停了下來。
「好險，」石彬倫一邊高呼一邊跑了過來。我慢慢地站起身，試著走了兩步，立即知道自己的左膝蓋傷得很厲害。然而，我們還要走好幾公里的路才能得到救助，而氣溫已經遠低於冰點；唯一的選擇只有繼續前行。
只要是下坡路，我就需要石彬倫攙扶。一共走了三個小時，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午，我去醫院做了x光檢查。醫生告訴我，膝蓋骨多處破損，我得拄上六個星期的柺杖；那是我最後一次徒步長城。
發生事故的第二天，石彬倫來公寓裡看我。他問我有沒有什麼需要，看得出來，他對這一次事故感到很難過。他說他對電子清單進行了快速分析，在大約一千兩百五十天/人次的徒步之旅中，我所遭遇的事故只是第二起。後來，他肯定地告訴我，確切的數字是一千兩百四十五。
2月，前往臺灣進行研究旅行之前，他又來看了我一次。他計劃前去研究儲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幾張明代地圖和幾塊紀念碑。他還是沒用英語寫東西，不過準備再用中文寫幾篇文章。他似乎更多在為今後著想了。他計劃大約一年後開始寫書；寫完以後，他會前往中國的其他地方繼續研究長城。他也許會攻讀博士學位，也許依然獨立，靠講解和寫書維持生計。「萬一有學者願意跟我閒聊呢，所以我需要學一學其他的語言，」他說道。「如果說不來日語，如果說不來蒙古語，肯定會落伍。不過學點其他的一樣有用。下一種語言也許是俄語，也可能是德語。我覺得學一點滿語也有用。再學點藏語吧。不過，這都要往後排了。」
我拄著柺杖送他到了門口。他要坐早班飛機；為了省錢，他預訂的機票要在澳門中轉七個小時，也不能出機場。他覺得可以趁機讀一點東西。我問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還剩多少天，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