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y-z熱愛和平隊。他從未公開談論過這一點。在他所演唱的二百二十四首歌曲，包括那首叫做《金錢、現金、鋤頭》的歌曲中，從來沒有提及過「志願服務」。但納吉夫·戈亞爾相信自己瞭解這位說唱達人的真實心情。「jay-z和碧昂斯對於幫助和平隊都具有濃厚的興趣，」納吉夫有一次跟我這樣說道。納吉夫說，他去年曾經跟一個人通電話，而這個人聲稱可以安排jay-z和碧昂斯來他在華盛頓組織的和平隊集會上講幾句話。然而，他們最終沒有露面，這也是納吉夫一個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最常見的結局。他曾經讓gratefuldead樂隊的吉他手給佛蒙特州的議員打電話，最終石沉大海。他曾經想到達蘭薩拉見達賴喇嘛，請他向美國國會寫信，呼籲給和平隊更多的預算，最終無功而返。有一次，他打算讓莫林·沃思，也就是《名利場》的供稿人和蒂姆·魯塞特的遺孀與馬里蘭州的國會議員芭芭拉·米庫爾斯基取得聯絡，但所採用的方式相當迂迴，宛如從首都華盛頓開車出發，去美國南部繞一大圈最終到達巴爾的摩。「他讓我找詹姆斯·卡維爾給比爾·克林頓打電話，再讓克林頓打電話給米庫爾斯基議員，」沃思告訴我。「我一天之內收到他四封電子郵件，這只是其中之一。」沃思沒有給卡維爾打電話，但後來在一次開會的過程中用她的手機給一位議員打了電話。「這顯得非常失禮，但我還是替納吉夫打了電話，」她這樣說道。跟大家一樣，她提到他的時候都會直呼其名。沃思非常讚賞納吉夫凡事都願意嘗試的精神，尤其是他來到華盛頓的過程，「彷彿從雲端直接落地」。她說：「有誰願意大老遠地坐飛機去夏威夷看望歐巴馬的妹妹？他做到了！真希望他能上一上真人秀節目。」
納吉夫·戈亞爾三十一歲，但看起來就像個在校大學生。他身高僅有一米六八，皮膚黝黑，睫毛很長。身為移民的第二代，他的信心隨處可見——不管身處何方，他總能找到作為外來者的種種便利。2001年至2003年納吉夫在尼泊爾東部的某個地方從事和平隊的志願工作，有時候當地人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會淚流滿面。當地人把他看作是恆河之源的溼婆神。老人們一邊扭開水龍頭一邊說道：「這都是他賜給我們的。」在國會的各個大廳，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他究竟要幹什麼。他來到華盛頓，為小村子的水井琢磨出了一系列路線圖——廊道、聽證室、咖啡店，每個人都可以在此徘徊，等著見到國會議員。「他一個個地篩選出民主黨和共和黨，」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山姆·菲爾告訴我。「我從未碰到過如此執著的遊說者。」其他人則抱怨，說他的非正統方法太個人主義，但即便是批評者也不得不認可他所取得的種種成果。過去兩年間，儘管國會內部存在黨派之爭，經濟形勢非常嚴峻，但和平隊的經費增長創造了歷史記錄。「我進入國會有十七年時間，經常為和平隊當說客，但從來沒像過去兩屆這麼奏效過，」菲爾說。「我把這一點歸功於納吉夫。」
2011年3月，和平隊即將迎來五十週歲。這一年喜憂參半：儘管資金增加，志願者人數可以大幅增長，但它派往海外的人數比1966年時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很多美國人甚至不知道和平隊依然存在。它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似乎變得微乎其微，近年尤其受到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影響。納吉夫告訴我，如果以前的和平隊員能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經驗教訓應用到美國的政策上去，和平隊的形象將會大為改善，這與很多人對和平隊的看法剛好相反。非但不是把美國的價值觀引入某些摸黑前行的國家，納吉夫還想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原來組織這一運動的方式，是問誰加入過和平隊，誰願意關注它。那是血脈相連，那是你自己的種姓。你的地盤你自己做主。」他說道。「華盛頓是一個村子。國會所做的各項決定，有些還是非常重大的決定，全都有賴於個人行為。」
納吉夫·戈亞爾直到加入和平隊才知道自己的種姓。他從小在長島的曼哈塞特山長大，他的父母那文德納·戈亞爾和達姆揚迪·戈亞爾於1970年代從印度拉賈斯坦邦移民來美國後定居在這裡。他們養育的三個孩子都講印度語，但一直沒告訴他們屬於吠舍階層，這一種姓以經商而聞名。「在我們看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那文德納·戈亞爾對我說。他是一位心臟病專家，說自己很討厭種姓制度。但在被和平隊派往尼泊爾之後，因為這裡有跟印度相似的種姓制度，納吉夫給自己的母親打來了電話。「他問我：‘我們是婆羅門、吠舍、首陀羅，還是別的什麼？’」達姆揚迪告訴我。「他說：‘有人想知道我的種姓等級。’我就告訴他了。」
戈亞爾夫婦最開始反對兒子前往海外的念頭。他們希望他當醫生，於是他在布朗大學修讀了醫科大學的預科課程，後來又決定申請法學院。他們不明白，他怎麼會為了去發展中國家生活的念頭而推遲上大學的時間。前不久，達姆揚迪因患乳腺癌正在接受化療，非常擔心遠離家門的兒子，但他的理由最終讓她鬆了口。「他說這個國家給了我們太多東西，」她告訴我。「我們住著好房子，開著好車，生活在上好的社群。我們應該有所回報。他這樣一解釋，我便開始喜歡他的想法了。」
納吉夫被安排去不到六百人的納木傑村的一所學校教英語。納木傑位於尼泊爾東部，所在的德賴平原剛好處於喜馬拉雅山山麓。納木傑村的海拔高度為一千五百多米，村民們主要種植香菜、黃豆、蘿蔔等蔬菜。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拿出很多時間取水。高山積雪給尼泊爾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但納木傑這樣的山區村鎮往往遠離河流。最近的水源在薩秋-科拉，在陡峭的山路上步行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這一處泉眼。人們一般每天往返三趟，用鋁罐取回總共十六升水。「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洗，」納吉夫告訴我。「肥皂不是必需品。肥皂很費水。當然，我的做法跟他們不一樣，所以我生病了。」
他的疥瘡很嚴重，手臂上佈滿了疤痕。前去加德滿都看過醫生之後，他回到了村子，接著便感受到用水短缺的其他後果。「一天，一個學習很好的學生沒來上課，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他要去取水。我把所有的村民召集起來，問他們：‘如果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願意投入勞力嗎？’他們都願意。」
納吉夫找到加德滿都的工程師進行交流，又閱讀了有關電泵、管線、過濾系統的書籍。他利用醫科大學預科課程上所學到的技能，學著計算水的摩擦力。他終於算出，最佳選項是要修建一個兩級抽水系統才能把水垂直提升三百九十六米的高度。來到達蘭市之後，他找到一個名叫基尚·艾格拉沃爾的水管經銷商，因為他的祖輩跟納吉夫來自印度的同一個地方。兩個人閒聊一番家世之後，基尚答應賒銷數百根直徑為七十六毫米的鍍鋅鐵管，免收利息。為籌措資金，納吉夫回了一趟長島，因為來自印度的移民家庭經常利用週末時間舉辦載歌載舞的盛大晚宴。戈亞爾夫婦備好晚餐，請來了他的醫生朋友，但並沒有說那天晚上的娛樂節目要穿插納吉夫的募捐活動。「我想過募捐的事兒，」達姆揚迪告訴我。「我知道，如果不搞募捐，所有的錢都要由我們來支付。」十分鐘之內，納吉夫籌集到了一萬八千美元，和平隊、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喜馬拉雅基金會最終補齊了餘額。
對二十二歲的納吉夫來說，最令他感到氣餒的挑戰是組織勞力。村民們沒有大型工具，全部建築材料都需要人力通過山路搬運到工地。大量的活兒由婦女們承擔，因為男人大都到了國外從事勞務。經過一番研究納吉夫才知道，最大的威脅是一種叫做水錘的東西——也就是低端閥門關閉時水流在長長的管子裡產生的壓力。他諮詢了多名工程師，大家都建議他修一道長達一點五公里的石階，一來可以固定管子，二來便於檢修。在對石階和泵房進行設計時，納吉夫主要依靠一位名叫卡納·馬嘉的村民，這位村民天資聰穎，但只上過九年學。學校的校長哈卡·拉瑪把全體村民分成二十五個小組，大家一起協調整個工程的方方面面。
另一位名叫坦卡·布耶爾的老師負責村子裡的政治事務。「我此時才明白，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納吉夫最近告訴我。「我們一起出席會議，他會這樣說：‘只要我們把這個人抓在手裡，其他什麼人我們就都有了。’而那個人有三個老婆，事情往往非常複雜。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家族和血統。這跟華盛頓一樣，靠的是身份。」坦卡在村子裡也是個外來者，隸屬於某個情況不明的亞種姓，喜歡玩點政治手腕。「坦卡跟某些人交談的時候本來用的是尼泊爾語，但有時候莫名其妙地改說起英語，‘政治是一種骯髒的遊戲，’」納吉夫模仿著尼泊爾語的腔調。「他不願意做解釋！他了解加德滿都的意思，他了解激進分子的意思。對於軍人政治和家族政治，他都瞭解。」
當時，尼泊爾因為政治動盪而四分五裂。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激進分子一直試圖推翻君主政體，和平談判於2002年遭遇失敗之後，軍隊開始越來越多地遭到攻擊。軍隊通常報之以血腥的暴力行動，派出士兵搜查村鎮。數千人被殺，超過十萬人被解除職務。人們主要的游擊策略之一是引爆自製炸彈，這意味著任何帶著管子的人都成了嫌疑物件。納吉夫找當地武裝的司令官簽發了一份通告，說明村民們為什麼需要搬運那麼多管材裝置，這份通告所有人每時每刻都隨身攜帶。
有五百三十五人志願參加工程建設。他們全憑手工勞動，修起了兩個泵房、兩個聚水池、三個蓄水池和一千兩百三十六級臺階——據說是尼泊爾東部最長的一條石階。所在縣的工程辦公室派來的人在走訪時大吃一驚，納吉夫這麼一個美國人竟敢如此信賴卡納·馬嘉這麼一個沒怎麼讀過書的人。「納吉夫先生，你來自發達國家，建這個專案都沒找個工程師什麼的嗎？」派來的人難以置信地問道。納吉夫回答說：「我們這幫人不比工程師差。」然而，開工十六個月之後，他們合上電閘，沒有反應。
納吉夫在和平隊還剩下一個月的服務期。在一次次讓水泵轉起來的嘗試遭遇失敗之後，他變得非常洩氣，連當地一位電工說問題可能出在電壓上的建議都聽不進去。「這都怪印度那幫狗雜種，他們用電太厲害，」電工對他說。「我們得等到深夜，等全印度所有人都睡了再試。」
於是一幫人來到位置較低的那一間泵房，一邊釣著火蠑螈，一邊等印度人上床睡覺。納吉夫心情沮喪，乾脆待在了家裡。凌晨三點，一個鄰居把他叫了起來。「水來了！」他高喊道。「水來了！」納吉夫跑到石階那裡，他聽到了一種像是在下雨的聲音：這是水在管子裡一點點爬升的聲音。他和其他人一起，一步一步地跟著聲音往上爬。到了山頂，隨著水流進容量近九十立方的蓄水池，聲音更響了。坦卡·布耶爾明白，什麼樣的場合就應該做出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反應，他立馬跑出門去宰了一頭羊。
人們一般認為，和平隊源於偉大的理想，但實際上它在開始階段更多地跟村鎮政治的感情有關。1960年10月，總統選舉的第三輪辯論期間，理查德·尼克松對約翰·f·肯尼迪展開攻擊，說民主黨總統應該為過去半個世紀把美國人拖入的每一場戰爭負責。之後不久，肯尼迪於凌晨兩點鐘飛到密執安州，在位於安阿伯的大學校園發表了一段事先沒有計劃的演講。他問學生們：「在你們想當醫生的人中間，有多少人願意去迦納待一段時間？」正如斯坦利·梅斯勒在《當世界召喚時》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當時身為助理，後來做了議員的哈里斯·沃福德相信，肯尼迪之所以發表這番講話，是因為他對尼克松的含沙射影非常生氣。
數千名學生給肯尼迪寄來了意向信，這個主意同時也利用了大眾的一種心理，即美國需要更多的草根做出努力，以應對共產主義。競選後，肯尼迪成立了和平隊，並指派其妹夫薩金特·施萊弗擔任主任。施萊弗的動作很快——不到六個月的時間，第一批志願者就被派往迦納，並對當地的教育體系帶來了立竿見影的影響。沒有和平隊，迦納約六分之一的小學會因為缺乏教師而被關閉。很快，單是派往衣索比亞的老師就接近五百名。截至1966年，全世界已有一萬五千多名和平隊志願者從事著各種各樣的工作，而當年收到的申請書達到了四萬兩千份。擴充套件計劃雄心勃勃：肯尼迪曾經說過，當志願者人數達到十萬時，和平隊所具有的重要性就會體現出來。
結果1966年就是頂峰。越戰期間，申請人數驟降，耽於理想主義色彩的年輕人不再願意跟政府機構產生任何瓜葛。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舊有大批年輕人前往海外服務，並對當地的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但這個機構的美國身份在逐漸減弱。官方支援主要來自某位總統或者少數幾個政客的一時興起。尼克松力圖完全扼殺和平隊——他討厭跟肯尼迪有關的任何東西。卡特任命了一個毫無能耐的人。里根於1983年與斐濟總理舉行會晤，後者對曾在該國服務的志願者讚賞有加，於是里根對和平隊採取了高度支援的態度。那次會晤後一個星期，一個工作人員向里根呈送了一份提案，這份提案要求對聯邦預算進行大幅度削減。「別減和平隊的，」據報道，里根曾經這麼說過。「這是我上個星期唯一一件受到別人感謝的事情。」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隊所得到的只是空洞的競選承諾。很多人都聽說過它的名字，印象勉強算得上正面，但並不知曉志願者們做了些什麼，也不清楚活動經費有多少。克林頓聲稱要進一步壯大組織規模，讓志願者人數由不到七千人增加至一萬；喬治·w·布什說，他還想增加到一萬五千人。歐巴馬承諾，到和平隊成立五十週年時，其規模將會增加一倍。但他們誰也沒有多給錢的意思，志願者人數依舊只相當於1966年時的一半，儘管申請者人數在「9·11」事件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8年，和平隊的預算經費是三億四千二百萬美元——低於聯邦政府撥付給軍樂隊的預算。
在原來的志願者看來，這有點像是在浪費資源。十七年來，和平隊向阿富汗派去了美國人，在伊斯蘭主要國家服務的志願者超過了四萬五千人，但這樣的舉動似乎對「9·11」事件之後的政策沒有帶來什麼影響。美國全國和平隊協會是為結束服務期的和平隊員提供服務的機構，其主席凱文·奎格利認為，擴大組織規模的時機已經成熟。但這項運動必須獨立於和平隊本身——根據法律規定，政府機構不能進行遊說活動。奎格利告訴我，從前的和平隊隊員一直比較被動。「一定要組織起來，」他說道。「形成一種機制，這樣才能讓立法者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奎格利在奈及利亞見到了前和平隊志願者羅納德·羅斯，他曾經替拉爾夫·納達爾和其他人組織過幾次公開活動。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資助之後，他們僱用了納吉夫·戈亞爾。離開尼泊爾後，納吉夫·戈亞爾進入了紐約大學的法學院。納吉夫繼續為納木傑村的發展做工作，但從未跟國會山有過半點聯絡。一開始，他試圖瞭解立法程式。「他們不是有很多書嗎？《我們的政府如何運作》等等，」納吉夫告訴我。「這純粹是浪費時間。」他這才認識到，其中既沒有法律也沒有民主成分——向和平隊這類機構撥款是由一個預算委員會說了算，而這個委員會在憲法中隻字未提。至關重要的是，委員會的每一個成員如何做出個人的決定，並且他們會受到選民、同事和其他人什麼樣的影響。
基層動員相對比較容易。前志願者超過二十萬人，納吉夫最終列出的電子郵件清單有三萬三千個。他安裝了一個電腦軟體，以偵測某一條資訊是否被開啟，由此知道什麼樣的電子郵件才能夠激發人們閱讀和轉發的慾望。他還會追蹤各個目標。我有一次去華盛頓拜訪他的時候，他在對電腦進行一番查驗之後告訴我，他最近的一封電子郵件被某個議員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開啟了一百三十三次。「也就是說，我的做法沒錯，」他說道。依據那份電子郵件清單，他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前志願者的大量電話和電子郵件。在做出關鍵性預算決定的那個星期，很多人把電話打到眾議院國家和對外事務撥款小組負責人尼塔·羅伊的辦公室，直至羅伊的電話完全陷入癱瘓。一位助理終於找到一箇中間人，並求他去說服納吉夫立即停手。「別打電話了，」中間人請求道。「實習生也要去吃午飯的。」
與此同時，納吉夫聯絡了幾個人，這幾個人因為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被大家稱為「草根領袖」。他為和平隊四處找關係：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主持人克里斯·馬修斯曾經在史瓦濟蘭擔任志願者，芝加哥熊隊的主席曾經在衣索比亞擔任志願者，吉米·卡特的母親和孫子曾經分別在印度和南非擔任志願者。說到找人幫忙，納吉夫毫不畏懼——他曾經嘗試過讓四位健在的前總統聯合簽發一封信給歐巴馬，這激發吉米·卡特寫了一封回信：「這麼找美國前總統不合適。」不過，卡特還是替這場運動打了一個電話。（我第一次見到納吉夫的時候，他要求我寫封信，談一談我在中國擔任志願者的事情。）聽說歐巴馬同母異父的妹妹曾經考慮過加入和平隊，他從另一位前志願者那裡要來了航空公司的里程兌換積分，飛去檀香山，然後穿上夏威夷襯衫，面見了瑪雅·蘇託洛-吳。離開夏威夷的時候，他的手裡拿著她和歐巴馬從前的一位高中老師寫好的信件。作為額外收穫，他還拜訪了總統十分喜愛的刨冰店，並讓店主寫了幾句支援和平隊的留言。
瑪雅·蘇託洛-吳告訴我，她從來沒給這樣的活動簽過名。但作為一個在印度尼西亞長大的教育者，她支援海外服務專案，而且納吉夫給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顯得很專業，很友善，」她這樣說道。「但還不夠老練。他很自然，也很開朗。」她尤其強調，她不能代表自己的哥哥和政府，因為政府至今都沒有釋出過有關和平隊的宣告。但在納吉夫的夏威夷之行一週後，米歇爾·歐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我的丈夫將致力於大幅增加進入和平隊服務的機會。」
還是在納木傑村的時候，坦卡·布耶爾就讓納吉夫認識到，個人的力量往往大於系統的力量。「他的風格就是直接找到某位權勢人物，並開口陳述其需要，」納吉夫告訴我。一開始，他發現在華盛頓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沒有關係的人很難被寫進國會要員的日程表。不過，這時候納吉夫已經在研究一本包含參眾兩院每一位成員的彩色影集。「一旦知道了某個人的名字，你就能跟他搭上話了，」他這樣解釋道。隨著時間推移，每一張臉都印在了他的記憶裡，這樣，華盛頓也就變成了一個小村子。他在里根國際機場認出了鮑勃·柯克爾和克里斯托弗·多德這兩位參議員。他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星巴克咖啡廳與盧斯·卡納漢議員搭上了話。一天深夜，他在科斯餐館外碰到了彼得·韋爾奇議員，在每日麵包店裡碰見了丹尼斯·庫琴尼科議員。每個人都有可能來參議院廊道轉兩圈——出入連身份證都不需要——於是納吉夫在那裡一連逗留了好幾天。他參加了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以便中途休息的時候能夠與重要的官員見上一面。他知道眾議院裡最好的位置是連線伽儂辦公大廈和朗沃斯辦公大廈的地下圓形大廳，便來到這裡見到了好幾個委員。他接受這份工作後的第二年，一百二十四位眾議員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了一封抬頭為「親愛的同事」的信件上，以支援增加對和平隊的財政撥款，這樣的簽名數字超過了其他任何議題。
有人告訴他，這種套路叫作「貼身遊說」。遊說者很少這樣做，因為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員不願意被公眾看見跟任何特殊利益有所瓜葛，但和平隊的威脅沒有這麼嚴重，尤其是它的代言人是納吉夫。「很新鮮，大家看到的是這麼一個又小又黑的人，」他說。8月份，我陪著他在國會山待了一段時間。兩天半的時間內，他未經邀約就和十五位參議員進行了交談。政治圈彷彿突然間變得非常小，不過依舊具有明顯的外來傾向——為了開啟話題，納吉夫總能找到跟尼泊爾有關的各種聯絡。他走到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馬克·烏代爾跟前，提起了烏代爾的母親也曾在尼泊爾當志願者的事情。參議員立馬雙手合十，略一鞠躬，然後用印度語說道：「您好。」納吉夫向參議員戴安妮·費恩斯坦做自我介紹時，提到她的丈夫曾經在尼泊爾做過榮譽總領事。在與衣阿華州選民共進早餐的過程中，納吉夫因為提及某位中西部人從加德滿都進口藏式毛毯引起了參議員湯姆·哈金的注意。當他說到和平隊時，這位參議員說：「我想知道我們在海地有多少志願者。」
「沒有，」納吉夫說道。「一個也沒有。」
「一個也沒有？」哈金說道。「那真說不過去！」
「沒有錢嘛，」納吉夫說道。「因為動亂，海地專案在前幾年就被砍掉了，但現在需要恢復。所以我們才會要求增加經費。我知道你最近去過越南，他們那裡也需要志願者。」
「我剛從越南迴來，」參議員說道。「他們那裡沒有和平隊嗎？」他給就在對面辦公室的外交事務助理打了個電話。「湯姆！湯姆！橙劑與和平隊！」助理趕緊跑了過來，他當然不知道這個矮個子印度裔跟橙劑與和平隊有什麼關係。「我要你去查一下，」參議員一邊吩咐，一邊提到了帕特里克·萊希的名字，他就是給和平隊提供資金預算的參議院國家和對外事務撥款小組的負責人。「跟萊希說一說和平隊和橙劑的事兒。」
我陪納吉夫的那幾天，他先後參加了一場派駐東帝汶大使的公開確認會、一次武裝部隊關於俄羅斯核武器的聽證會，以及一次罕見和易忽視兒科疾病會議。在他看來，這都是背景音；他坐在會場後排，用iphone給選民們傳送電子郵件，等著中場休息時跟誰來一個見縫插針的交流。不參加會議的時候，他給吉米·卡特的孫子和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的女兒各打了一個電話。他琢磨由眾議院推出的預算提案，以確保自己理解其中的資料。他對一些事實胸有成竹：和平隊的全部預算還不夠買兩架f-22噴氣式飛機。他計算過，向海外派出一名志願者一年的費用大約為二萬五千美元，而一名外交官員的費用是一百萬。根據2011年的預算提案，提供給外國軍隊的援助經費是和平隊的十二倍之多。當他就此找到費恩斯坦參議員時，費恩斯坦回答說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要有大的增長非常困難。
納吉夫從口袋裡掏出預算提案的影印件。「看一看外國軍隊的情況吧，」他說道。「差不多是五十五億美元啊，其中竟然有十二億美元的增幅。與之相比，我們的要求不過是九牛一毛，只有區區四千六百萬。」
參議員揚了揚眉毛。「九牛一毛？」她問道。
「正是這樣。」
「嗯，我們再研究研究吧。」
「你看這筆錢，」納吉夫繼續說道。「外國軍隊有十二億的增幅，巴基斯坦鎮壓暴亂有九億美元。」
費恩斯坦準備抽身走人，但這一連串數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多少？」
納吉夫取出影印件。「十二億，九億。」
「給我看一下，」她要求道，他把檔案遞了過去。她把一個助理叫了過來：「把這個拿給瑞奇過過目。」
納吉夫告訴我，他有時候會因為過於大膽而引火上身。在給羅得島退伍兵舉行的一次軍人招待會上，他本想趁機見見某位參議員，卻被人家趕了出來。當被人問及身份時，他自稱是布朗大學的畢業生，同時也是一名「和平隊退役者」。「有時候要耍點滑頭才辦得成事兒，」他告訴我。他並不認為政治上非得有骯髒的事兒，但坦卡·布耶爾關於遊戲的說法他倒頗為贊同。「這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的遊戲，」納吉夫說。「跟所有的遊戲一樣，你得喜歡它，你得從中尋找樂趣。大家都覺得，只有變成政客，才能參與政治活動。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你可能是沒有任何級別的村民，但仍舊可以參與其中。」
納吉夫在納木傑村的時候也經常遇到麻煩。水管即將鋪設結束的時候，他就知道會出現政治上的麻煩事，尤其有幾個工人發現不知是誰在儲水池裡拉了一泡大便。這是再簡單不過的政治宣示：鄰村有人不高興了。納木傑村開了一次會，最終同意贈送鄰村價值一萬美元的水管子。納吉夫在法學院讀書期間繼續籌集資金，村民在數年間逐步拓展工程專案，直至它能夠滿足七個小型社群。納木傑村用收上來的水費僱了三名全日制維修工，並用剩餘的收益給當地的學校請了一位支付薪水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