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吉夫還擔心，一旦不必每天再花費六小時運水之後，納木傑村的婦女們會幹些什麼。他在離開和平隊之前建立了一個婦女合作組織，儘管他尚不清楚這個組織將來要開展什麼樣的活動。他走的時候，村裡的婦女們送了他一件禮物，那是一頂用傳統手工編織的羊毛帽子。精細的做工給納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我敢保證，這東西在紐約肯定能賣到十五美元的價格。」
法學院開學的時候，他收到了第一箱帽子。箱子有一米多高，直接送到了那文德納·戈亞爾和達姆揚迪·戈亞爾位於長島的家裡。沒過多久，又運來了第二個箱子。這個箱子包裝不太好，散發出被喜馬拉雅季風吹乾的一陣陣羊毛味兒。戈亞爾夫婦提出要求，今後的貨物直接發往西村，也就是納吉夫和他早已來到哥倫比亞大學醫療中心的哥哥瑞希的共同住址。他們居住的公寓有七十多平米，起居室很快就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箱子。
每到週末，納吉夫都會站在胡斯頓大街賣帽子。離這裡不遠就是法學院，他總會遇見同學和教授，大家都會問：「納吉夫，你這是在做什麼？」瑞希告訴我，他很不願意讓自己的公寓堆滿發出一陣陣臭味的帽子，但看著自己的弟弟擺攤叫賣也就多少覺得有一些欣慰。「他沒有許可證，」瑞希說道。「不知道他從什麼鬼地方搬來幾張桌子，然後就跟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人開始打起了嘴仗。他喜歡跟人拌嘴，他覺得那才是生活。這樣的場景很有趣。我會買一杯咖啡。他站在冰冷的寒風中，盯著成雙成對的男女大打感情牌。」
納木傑村卻再也買不到帽子了，因為價格漲到了曼哈頓的水平。婦女合作組織的成員迅速增加，因為其他村子的人都趕過來一起製作帽子。最終，納吉夫賣出的帽子總價值有五千美元——他還在紐約大學稅收法課堂的後排擺過攤——坦卡·布耶爾為此畫上了休止符。他在村子裡召開了一次會議，並這樣說道：「這件事兒不可能持久。」五年後，我前往長島拜訪戈亞爾夫婦，他們家裡還擺放著六百多頂尼泊爾帽子。
納吉夫不喜歡法學院。他覺得很多課程非常無聊，只在刑事犯罪程式課程上得了一個d。但他還是畢了業，並輕而易舉通過了紐約律師資格考試。然而，他還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籌款方面，並經常回訪納木傑村。到2004年時，激進分子的衝突已經非常嚴重，以至於和平隊撤出了全部志願者，但納吉夫卻開始了一系列的校舍建設專案。當地一些社群的設施破敗不堪，而納木傑村的人只需要兩萬五千美元便能修起一棟七間房的教學樓。他們總能把哈卡·拉瑪策略發揚光大，將全體村民分為志願工作小組——尼泊爾其他的非政府組織自此以後都採用了同樣的方法。卡納·馬嘉現在被當地人稱作「工程師」，幫著大家解決各種技術難題。加拿大籍尼泊爾裔建築專業學生普麗揚卡·比斯塔跟他一起設計了兩所學校的圖紙。通過這些專案，她結識納吉夫並墜入愛河，之後他們在皇后大學舉行婚禮，婚禮由來自印度和尼泊爾的牧師共同主持。
納吉夫的老鄉水管經銷商基尚·艾格拉沃爾對工程建設更加積極。基尚是達蘭市的扶輪俱樂部成員，而納吉夫的一個舅舅為新澤西州平原市的扶輪社員。新澤西州的某個人建議舉行一次籌款會，並與扶輪基金會配套結對。唯一的問題是，扶輪國際有一項規定，反對將配套資金用於建築工程，部分原因是出於法律和責任問題的考慮。但扶輪社成員都向納吉夫保證，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他們仍舊可以修建各種設施，只要把名字改作「學校裝置」即可。除非扶輪國際不遠萬里派人到喜馬拉雅山腳下舉行聽證會，否則沒有人會知道這中間的差別。納吉夫在紐約大學籌集到兩萬八千美元，扶輪社捐助兩萬美元，兩所學校就建好了。坦卡·布耶爾購買了價值四十美元的校服、鋼筆和筆記本，跟拿到這些東西的孩子們照了一張相，並將這些照片郵寄了出去，讓人相信全部資金都用於了裝置購買。
扶輪國際宣佈，它將委派來自南印度的成員對該專案進行審計。一個炎熱的日子，打著領帶、穿著紐扣領襯衫和白色纏腰布的他來到了這裡。我問基尚，審計員長得怎麼樣，他這樣說：「身體很好。」這在尼泊爾人聽來就是「極度肥胖」的意思。在卡基恰普鎮，從新修的教學樓裡魚貫而出的孩子們給他戴上裝飾性的花環，這讓他大為感動。他勉力步行至扶輪社出資修建的第二所學校，但走了幾分鐘就因為身體太好而無能為力，不得不坐下來休息。那所學校的老師只好走到這裡來看望他。「你真了不起，」基尚記得他是這麼說的。
「一切都好嗎？」基尚問道。
「不，我想你攤上麻煩事兒了，」扶輪社成員說道。「你們真不應該修建學校。」
第二年，想把資金要回去的扶輪國際跟納吉夫進行了幾輪含糊其辭的通訊往來。他的舅舅不再出席平原市舉行的各種會議，一同被暫停的還有達蘭分會，直至爭端得以解決。後來，納吉夫和坦卡決定把這一切都推到激進分子身上。他們寫了幾封信，聲稱自己本想全部購買裝置，但激進分子來到村子後，強迫他們修建一所學校。納吉夫動用了法學院的貸款，連同舅舅和其他扶輪社成員一共給扶輪國際寄回了七千美元，扶輪國際終於了結此事。「我給整慘了，」納吉夫說道。
我在尼泊爾見到基尚的時候，他非常自豪地告訴我，他不用再參加扶輪社的任何會議。「我原來參加過他們的會議，並不是遵照扶輪社的制度，」他說道。「而是遵照納吉夫的制度。」他說，即使形勢相當糟糕，納木傑和周邊的村子都一直沒發生過暴力，因為大家都忙於發展。基尚說，是納吉夫改變了他的生活。「我意識到，每個人都應該參與，」他說道。「你得為其他人做點事兒。」
我拜訪了卡基恰普鎮的學校，學校看上去相當寧靜，誰能料想它曾衝擊到從達蘭市到平原市的扶輪社呢。在碧藍色的屋頂上，有人塗上了巨大的扶輪社標誌，從低飛的飛機上就可以欣賞一番。校長告訴我，來自尼泊爾和印度的扶輪社成員有時候會大老遠的跑來參觀校舍。圖書館的門用黃檀木做成，看上去非常漂亮，比紅木的價值更高，上面雕刻著各種各樣的圖形：知識女神薩拉斯瓦蒂、蓮花、佛教萬字元、尼泊爾旗幟、扶輪社的輪子。
納吉夫來到山上的第一年就認識到，說到和平隊的財政撥款，連總統的權力都不如參議員帕特里克·萊希。總統向眾議院提出預算建議案，真正具有最終決定權的是參議院委員會。喬治·布什執政期間，參議員萊希就已經對和平隊的官僚體系深感失望。有人告訴我，和平隊設在華盛頓的辦公室管理非常混亂，工作人員連萊希是誰都不知道。「他把電話打到和平隊說：‘我是帕特里克·萊希，’對方竟然叫他把名字拼寫出來，」納吉夫說。「這個人還管著他們的預算呢。」
蒂姆·瑞舍是替萊希負責撥款事務的高階助理，納吉夫聽說這個人特別挑剔。瑞舍告訴我，和平隊這個機構急需進行改革，尤其要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具有戰略意義的幾個國家。「貝南這個國家這麼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位於何方，可那裡的志願者人數只比中國少二十五人，」瑞舍說道。「我們想探討的是：這有意思嗎？」他尤其強調，撥款委員會運作的預算極為有限。「撥給和平隊的每一分錢都是從其他地方擠出來的，」他說。「從水資源專案中擠，從食品援助專案中擠，從難民安置專案中擠。」納吉夫告訴我，瑞舍關於和平隊需要改革的說法一點兒也沒錯，但他認為2009年夏季任命的新主任阿龍·威廉姆斯將會致力於做出一點變化。威廉姆斯之前成功擔任過美國國際開發署執行官，他告訴我，他的優先任務之一是要對接受志願者的地方進行評估。無論如何，納吉夫覺得萊希如果願意在這個行當多花一點時間，他的觀點將會有所改變。「大家不能僅憑在華盛頓的所見所聞來評判和平隊，」納吉夫說。他希望預算資金是從軍費，而不是從援助經費中擠出來。「把這麼多錢送給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外國軍隊，你能想象這中間存在多麼巨大的官僚浪費嗎？」他問道。
但是，納吉夫想不出辦法來搞定萊希。他知道這位參議員喜歡gratefuldead樂隊，還是鐵桿的蝙蝠俠迷，曾在電影《黑暗騎士》中客串露過一面。「我同一位跟隨肯尼迪參議員很長時間的助理交談過，我說我該怎麼樣才能把萊希說服，」納吉夫告訴我。「她說：‘穿成蝙蝠俠，站在參議院的大門口。’她是認真的。我考慮過。」納吉夫能夠說服吉米·卡特給萊希打電話，卻無法從gratefuldead那裡弄到一紙宣告。他依次給兩百多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前志願者打電話，請他們給這位參議員打一個電話。其中一位碰巧是給萊希的父親提供臨終關懷的托老院的執行長，她答應給他打電話。
至此，納吉夫和美國全國和平隊協會的關係開始每況愈下。這個機構並沒有發表任何評論，但我聽其他人說，它對納吉夫的策略不太滿意，在他和其他人公開發錶針對萊希的評論員文章之後更是如此。對於這種非正統的方法，華盛頓人做出了迥然相異的反應。共和黨人相當支援，他們似乎很喜歡納吉夫的個人主義和外來者身份。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和其他要人總是非常佩服他的膽識。負面反應好像多來自年輕人，尤其是國會的助理們。「他總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這樣對我講，其他人則抱怨他時常騷擾他們，並且不遵守規則。納吉夫告訴我，國會的每一間辦公室都像一個微縮的小村莊，助理和官員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在這些村子裡，代際陳規被顛倒：年輕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規，因為他們日復一日地處理著同樣的事務。曾經在民主黨眾議員山姆·菲爾身邊工作過的職員馬克·漢森告訴我，官員往往善於品味政治事務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員一般會關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們會想方設法操控某個事件，」他說道。「而納吉夫干擾了這樣的程式，並強迫大家在沒有寫進日程表的日子裡聽別人講和平隊的事情。」
每當人們談論和平隊所發起的這場運動時，大家總會不懷好意地這樣說：「你們都聽說過冰淇淋聯誼會，對吧？」這樣的說辭我聽到過無數次，直至「冰淇淋聯誼會」這幾個字聽起來讓人想起「豬灣」。每年夏天，都會在華盛頓以帕特里克·萊希的名義舉辦募捐活動，特徵便是本傑瑞冰淇淋和佛蒙特州特產。2009年那一次，和平隊的財政預算到了關鍵時刻。歐巴馬要求做到三億七千三百萬美元，比現行的三億四千萬美元略有增加，但眾議院響應和平隊發起的運動，要求做到四億五千萬美元。納吉夫和另一位曾在尼泊爾服務、當時已經是作家的前志願者勞倫斯·賴默參加了冰淇淋聯誼會。當著一大群人的面，賴默向萊希做了自我介紹。
「參議員，我恐怕得向你說點惹你不高興的事情，」他這樣說道，接著他拿出一份宣告大聲地讀了起來，「你應該聽從內心，真正進步的內心，而不是那些專唱反調的助理們。」萊希非常惱怒，說他相信自己的判斷，討厭受到別人的干擾。但賴默並不罷休。他又說道：「參議員，民主就應該是這樣的。」
一位助理站到兩人中間，結束了他們的爭執。賴默做了書面致歉，但參與運動的人都覺得跨過了某一條界線。正如瑞舍最近跟我說的那樣：「以這樣的方式跟一個負責財政撥款的人對話，肯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聯誼會之後沒多久，預算下來了，四億美元——年均增幅最大的一次，但還是比眾議院批准的四億五千萬美元少了很多。一位眾議院的議員告訴我，萊希曾向他抱怨過前志願者的粗魯無禮，他說：「要讓和平隊付出五千萬美元的代價。」萊希否認了這一說法。
人們大都覺得這一次運動大獲成功，但納吉夫的心情很複雜。冰淇淋聯誼會之後，他和美國全國和平隊協會的關係完全鬧僵，竟然離開了這個組織。第二年，他獨立開展工作，所需資金由前納達爾的活動家唐納德·羅斯領導的一個顧問小組提供。他所採用的方法不再那麼咄咄逼人，活動的結果是參議院將2011年的經費預算增加了兩千萬美元。但納吉夫認為，重要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他之前一直希望對改革步伐比較保守的和平隊施加更多的影響。
納吉夫告訴我，他採用個性化的辦法有點過了頭。村莊政治可以不講民主：關鍵在於，某一具有權勢的個體在聽到那麼多整齊劃一的聲音之後，會本能地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給萊希打電話的人，下至他爸爸所住托老院的管理者，上至前任總統。他還在本傑瑞冰淇淋聯誼會上有過上述遭遇。那好像還不夠，他又接到了本和傑瑞分別打來的電話。本·科恩告訴我，在納吉夫聯絡他之後，他給萊希打去電話，建議給和平隊而不是五角大樓更多的財政撥款。我問科恩，參議員的反應如何。「他的反應是‘夠了！連同他的哥哥，每個人最近一直在打電話跟我說這件事兒。’」
9月，我陪納吉夫去了一趟尼泊爾。去納木傑村的路上，我們在附近一個名叫貝德塔的小鎮停下腳步，瑪尼·塔芒迎接了我們。瑪尼的眼神很犀利，黝黑的臉龐十分瘦削。他自我介紹說，在動亂年代，他是當地激進分子游擊隊的司令。2008年，君主政體被廢除，聯合國一直控制著全國的和平程式。激進分子現在變成了合法的政黨，但他們這些人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拋頭露面，所以瑪尼顯得有些神經質。他穿著骯髒的t恤，上面用英文印著「休閒風格」這兩個詞。
「你是不是多少對我感到有點失望？」納吉夫問道。
「我跟你說過好多次‘謝謝你’，再多說一句‘謝謝你’也無法表達我們的心情，」瑪尼說道。「像你給我們修的學校那種房子，全縣找不出第二處。」
「有沒有什麼意見？」
瑪尼覺得，激進分子一直被排除在發展之外。「你第一次修建水利工程的時候，我就想跟你見見面，」他說道。「但納木傑村的人一直攔著我。」他問納吉夫會不會在附近的社群再修建一個水利工程，納吉夫說自己再也沒有從事這樣的工作了。「我可以把這個想法跟本縣主管灌溉的官員交代一下，」他說道。
納吉夫不想再協調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專案。其他社群正在修建水利系統，他覺得這更好一些。「你把某件事情做好了，別人就會跟樣學樣，」他說道。「做這種事兒根本不需要大包大攬。」他也不再修建學校。他覺得自己的角色一直在變換之中，對自己非常挑剔。有些專案完全失敗，比如羊毛帽子，婦女合作組織的生產能力也尚未得到展現。納吉夫相信，學校的樓房太過於功利主義；他在一次典禮上發表講話，說那些樓房「看起來像監獄」。他告訴村民們，樓房應該漆成亮色。即便水利工程也有副作用。有了水，人們可以用水泥搞建設，而村民們已經踏入了無序建築的階段。外面的投資者進了村，因為他們認識到，為了躲避德賴平原的高溫炙烤，納木傑村有可能成為大家的避暑勝地。他們置買了很多地塊，價格在一年之間翻了十倍，當地人非常擔心凝聚力正在一點點丟失。
就慈善事業而言，可複製性是至關重要的目標，但在納吉夫看來，開發專案的工作人員在很多地方重複同一件事兒，從不考慮長遠後果，這樣的做法沒有任何意義。他相信，建築工程專案的價值往往被誇大其詞，實際上更重要的在於花時間讓某個社群能往前邁步。他說，納木傑村的村民們用上了自來水，但跟村民們學會共同勞動相比，前者並不特別重要。「人們總會這樣問我：‘和平隊修建了多少所學校？多少家醫院？’」他說道。「和平隊很不善於玩這樣的遊戲。所以它的機構規模依舊比較小，人們對它也不怎麼了解。」進了和平隊，二十七個月的服務期比其他服務機構都要長，志願者們對於傳統的開發工作往往猶豫不決。他們樂於看見覆雜的變化過程，卻不樂於為大型專案和全面計劃加油喝彩。小說家保羅·泰魯曾於1960年代在馬拉維擔任志願者，對於非政府組織在非洲開展工作有過至關重要的描述。他告訴我，宏大的計劃往往具有破壞性。他對自己在哥斯大黎加所見到的，由村鎮組織的小型專案所持的態度更為積極。「我們需要鼓舞人，而不是嚇著他們，」他說道。「帶有破壞性的援助專案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當我跟曾經的志願者們交談時，他們無一例外都會說：「我在從事志願者過程中的收穫遠遠大於我的付出。」還有一種說法也很普遍，和平隊帶給美國的益處遠大於它帶給全世界的益處。我並不完全相信這些情緒性的說法——那似乎是在表達一種卑微和尊敬。我一直喜歡和平隊略帶顛覆性的元素，因為這往往寂靜無聲、富於個性。不過，和平隊的失利似乎正在於前志願者們回到國內之後很少——至少在政治方面——再打外來者這張牌。像納吉夫這樣的人能從納木傑村來到國會大廈，用全新的視角打量這個地方，這使他的出現具有了一定的顛覆性。不過，他不是等閒之輩。美國極其善於在世界其他地方攪起波瀾，而對引發至反效果的事情卻表現得無動於衷。
在納木傑的最後一天，我們出席了農業培訓新大樓的落成典禮。一年以前，納吉夫籌集到資金，在位置最好的山頭購買了五英畝土地，村民們希望在上面修建一箇中心，全尼泊爾人都可以來這裡學習有機農業。納木傑村有了足夠的水源，可以滿足這樣的發展需要，村民們因此滿懷雄心。他們最近在達蘭市舉行了一次籌款活動，籌到的款項竟然達到十五萬美元。然而，人們的計劃似乎更宏大：他們想從尼泊爾政府那裡得到一百萬美元，以把培訓中心擴充套件成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坦卡·布耶爾為典禮事項做好了一切準備。到處是碩大的帳篷和彩旗，全縣的官員都趕了過來。他們拿到了精心準備的慶典禮物：佛像和廓爾喀刀。納吉夫發表了關於發展的講話，只要他一提到錢，人群就會歡呼不已。
第二天，我們來到加德滿都，拜訪了和平與重建部長拉卡姆·澤姆瓊的辦公室。坦卡·布耶爾提前寫好了三封信，要求政府支援新建一所大學，並讓納吉夫轉交上去。但納吉夫似乎心神不定；他告訴我，頭一天的慶典儀式太過奢侈，他惹了麻煩，這下子不知道該怎麼跟部長開口了。
我們在一間高大的房間裡見了面，部長跟納吉夫熱情地打了招呼。陪著他的是兩位助理，用尼泊爾語裡更令人滿意的外來詞說，也就是兩位「僱員」。還有一位激進分子官員，他正在幫著起草尼泊爾憲法。納吉夫先講了一段話，但沒有開口要援助，反而說在納木傑建一所全日制大學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首先，村民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不管跟他們說什麼，他們都會聽取，」他說道。
「我會提醒他們務必謹慎，緩慢推進，」部長說道。
「村裡現在面臨著很多危險，」納吉夫說道。「我還是個和平隊志願者的時候，一英畝土地只值三百美元。現在呢，一千美元。這有點像狂野西部。」
「我明白，」部長說道。激進分子的手機響起了鈴聲——《國際歌》。樂曲就要演奏到「全世界受苦的人」時，他摁斷了電話。
「我們需要在納木傑村做點別的什麼事情，」納吉夫說。「不一般的事情。」
部長答應關注這一專案，然後大家握手道別。我和納吉夫走到外面，坐上了計程車。他還有三封信沒有轉交，我問坦卡和其他人會不會感到失望。
「他們瞭解我，」他說道。「坦卡先生常被這樣的事情逗樂。他會這樣說：‘我們讓納吉夫去那裡轉交信件，他卻兜了一圈，還說我們的壞話！’」計程車摁響了喇叭；我們在車流中蜿蜒前行，納吉夫笑了笑：「說政治是骯髒的遊戲的人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