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警察的麻煩始於從前的林彪樓。這個地方看不出有什麼危險——房子空無一人，北戴河又沒有發生什麼官場大事兒。但大家都知道，鎮上進駐了政府的人。北戴河是位於渤海灣的海灘勝地，在北京以東三百多公里，官員們經常來這裡度假。有時候，他們也會來這裡工作——每年夏天，政府的高階官員相聚北戴河，舉行機密會議，共同決定國家的未來走向。在會議結束之前，國內的媒體不進行報道，但我從一些跡象看出，鎮裡來了大人物。重量級幹部的消夏別墅所在的地段——海灘路已實行交通管制。差不多每一個街角都站上了警察。間或，幾輛黑色的梅賽德斯轎車在鎮上呼嘯而過，由警察鳴笛開道；護衛隊離去之後，滿大街寂靜一片，宛如夏季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2002年的會議比往年早了一點，放在了7月末而不是8月。有分析家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北戴河會議很少公開，所以大家都習慣於從種種模糊的細節中尋找其中的意義。毫無疑問，那個夏天的風險高於以往。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將會退出的職務至少有三個：黨的總書記、軍隊的最高領袖和共和國的主席。但也有報道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有專家指出，北戴河會議將會是權力交接的第一現場。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從未正常進行權力傳承——半個世紀以來，每一次權力的過渡都會牽涉到政變或鬥爭。
林彪樓坐落於聯峰山公園的山頂，就像中國權力之殤的紀念碑。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早期，林彪元帥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他的避暑勝地反映了這樣的身份地位；大家耳熟能詳的是，裡面有一個溫水游泳池。但到了1971年9月，據傳在策劃政變敗露之後，林彪想方設法要逃離中國。絕望之下，他駕車離開北戴河——一個士兵還朝開走的汽車打了一槍——並在不遠處的山海關登上了一架軍用飛機。大家一致認為，林彪在飛往蘇聯的途中於蒙古境內遭遇飛機墜毀，不過這個故事的很多細節仍然不太清楚。林彪在死後被描述為中國最大的叛徒，同時被說成是非常怪異的人。據毛澤東的私人醫生說，林彪怕風、怕光、怕水。林彪拒絕喝任何東西，他的妻子為防止他脫水，要拿花捲蘸水喂他。那樣的細節讓我不禁懷疑溫水游泳池的說法。醫生還報告，只有把便盆放在床上，林彪才能用帳篷樣的毯子蓋著蹲下方便。我在北戴河碰到的每一個人都告訴我，我應該看一看林彪原來的住所。
一字排開的灰色磚砌公館已經腐朽失修。聯峰山公園是一個公眾公園，但公館的四周有一道兩米多高的圍牆，參觀者禁止入內。窗戶周圍的紅色油漆已經剝落，陽光把屋頂的瓦片映照成了金黃色。旁邊的兩棵松樹上豎著兩根避雷針。我從邊上走過的時候，一群中國遊客也正好走到那裡。他們的導遊正在講解溫水游泳池的故事。
下山的路上，我在一處樹蔭下休息，同時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句子。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從我身邊走過，問我都寫了些什麼。
「記日記，」我回答道。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更急迫地問道，我從他的舉動中看到了某種熟悉的東西。我把筆記本放回了口袋。「沒寫什麼，」我說道。「我只是歇一歇，我要走了。」
我走了不到十五米，他便掏出了一塊徽章——便衣警察。
「我要看看你的筆記本，」他說道。
「這裡是公共場所，」我說道。「我沒幹壞事。我的簽證也沒有問題。」
我向他出示了護照，然後朝著出口走了過去。我真氣我自己——我知道不應該在敏感地點做筆記。但我之前從未在公共場合跟警察惹過事兒，一看見旅行團就讓我放鬆了警覺。警察一邊緊緊地跟著我，一邊衝手機說著話。我低著頭走出了大門；我聽到左邊有人跑了過來，緊接著，三個著裝計程車兵擋住了我的去路。停車場裡，我們面對面地站立著。幾個二十多歲計程車兵骨瘦如柴，因為要跟外國人打交道而顯得緊張不已。從對面停車場又鑽出來三個人切斷了我的退路。早先那個便衣警察帶著同伴出現了。
「我們要檢查一下你的筆記本，」他又說了一遍。
「我不會交給你，」我說道。「你沒有必要檢查。」筆記本里面沒有敏感內容，但是記了我那天早些時候認識的幾個中國人的聯絡資訊。他們沒有做給自己惹麻煩的事情，但我知道警察會順藤摸瓜，用一堆問題去嚇唬他們。
十分鐘不到，當地外辦的三位官員坐著中國製造的、窗子掛著黑布簾的黑色奧迪轎車趕來了。負責的官員晃了晃他的證件。我把護照遞給了他，他認出了簽證上的「j」字樣，說明我是經過登記的新聞記者。我告訴這位官員，這裡是公共場所，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法規。
「我們不是要逮捕你，」他說道。「只是要耽誤你幾分鐘。」
「如果你們要搜我的身，那你們必須先逮捕我，」我說道。「我會給美國大使館打電話，報告美國公民被逮捕的事情。」
我掏出了手機。那只是裝裝樣子；大使館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再說，我的筆記本也不會被美國國務院列為頭等要務。幾位官員離我有十來米的距離，低聲地交談著什麼。也有人打了幾個電話。幾分鐘之後，外辦負責的官員走了過來。
「這是你的選擇，」他說道。「他們只想看看你的筆記本而已。不是多大個事兒。你可以給他們看，也可以不給他們看。」
我告訴他，我的筆記本我要自己保管。
「行，」他說道。「你可以走了。」
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我琢磨著，我還會遇見他們。
北戴河看上去是一座平靜的小鎮。灰濛濛的大海十分靜謐，在北方的陽光映照下低沉地泛著波光，街道兩旁栽種著柳樹和李樹。西邊的海灘進行了分割槽：一塊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計程車兵休假區；一塊屬於國務院；還有一塊屬於外交服務局的私用海灘。過了這兒，是大家交完十元錢之後可以任意使用的楔形公共沙灘，再過去才是吵鬧不堪的免費公共沙灘：照相攤、飲料販、出租遮陽竹製沙灘椅的人隨處可見。穿著裙邊游泳裝的女人們在水裡一邊摸索一邊移動著腳步；男人們把香菸盒子塞在速比濤牌游泳褲的腰帶下面。公共沙灘有八百多米長，在用繩子隔斷、並有制服保安守衛的地方戛然而止。
在繩子和保安的另一邊，沙灘被留給了政府的領導們。每天早晨，我都會踱過去看一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那一片海灘總是空無一人。領導們已經到來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7月的最後一週，有報紙報道說立法機構的領袖李鵬來到了北戴河，並會見了馬耳他眾議院的發言人。但報道沒有提及李鵬是否來這裡參加一年一度的夏季會議。報道只說中馬雙邊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牢固。
一個世紀以前，外國人形成了把北戴河當做夏季避暑勝地的習慣，在小鎮上建起了第一批海灘房屋。共產黨在1949年執政後，把北戴河變成了政府領導下的度假勝地。從一開始，這個度假勝地就被用於政府官員和國有單位的普通員工。這樣的做法依照了革命的核心理論，幹部和工人之間的距離應該縮小到最小。數十年來，勞動模範可以到北戴河免費休假——無論車床工人還是挖溝工人都可以來這裡曬一個星期的太陽。小鎮現在每年都會迎來兩百多萬遊客，其中大多數是自發的度假者，不過海岸線一帶仍舊有許多政府經辦的休閒健身場所，這些場所的名字依然迴響著早年的情境：天津教師療養院、鐵路幹部度假村。
我在中國煤礦工人療養院登記了一個星期的住宿。這家療養院開業於1950年，向煤礦工人提供招待和度假之需，因為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半個世紀後，這樣的英雄人物還在不斷地來到這裡——每天早上，我都會看見一群群人步出療養院，大睜著眼睛眺望大海；他們大都來自內地的產煤小鎮。也有來自其他行業的散客，他們要在療養診所自己支付接待費，診所的特長是治療髖關節壞疽。病人中有來自黑龍江的一位稅務官員，來自大慶的兩位油田工人，以及來自《人民日報》上海分社的一位女記者。一位退了休的郵電工人告訴我，他隨林彪的三十九軍赴朝鮮戰場參加過戰鬥。他說，那是1950年，在離鴨綠江不遠的地方，他們遭遇了重大傷亡，但還是頂住了麥克阿瑟的部隊。他還講了我從其他朝鮮戰爭老兵那兒聽到的一些說法：「美國人吃不得苦，沒有我們中國人頑強。」
我喜歡在傍晚時分聽這些病人聊天。他們坐在診所門前的樹蔭下，享受著海風，旁邊支著他們的柺杖。家常話有一搭沒一搭，應和著銀杏樹上的蟬鳴聲。偶爾，他們會談論政治；有一次，我問起鎮上正在召開的會議。「會開完了，報紙上自然會報道，」稅務官員說道。「不過到了那時，還是沒我們什麼事兒。」
我住進療養院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位七十二歲的俄羅斯人，名叫謝爾蓋，他因為中風前來這裡療養。他的左半身部分癱瘓——左手綁著一塊木板，以防拳頭緊握。他坐著輪椅。他告訴我，他的家人於1938年從西伯利亞逃了出來，自此以後他就沒有離開過中國。他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五十二年時間。當我問他為什麼要離開蘇聯時，他嘆了一口氣。「說來話長，」他說道，隨即陷入了沉默。
幾天後，另一個病人向謝爾蓋問起了同樣的問題，這一次他坦然了許多。他說，那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日本向西伯利亞派出間諜的時候，斯大林命令將所有該區域的亞洲人驅逐出境。謝爾蓋的父母是窮苦的蘇聯農民，卻跟一幫來西伯利亞做生意的中國人交上了朋友。1938年，在驅逐外國人的活動中，那幾個中國人勸說謝爾蓋一家跟他們去南邊算了，因為西伯利亞的情況已經非常嚴峻。「斯大林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犯了一些錯誤，」謝爾蓋解釋道。
「我喜歡毛澤東，」《人民日報》記者說道。
「列寧比斯大林好一點，」另一個人說道。「列寧沒有犯過太大的錯誤。」
「列寧不是猶太人嗎？」又一個人問道。
「列寧是蘇聯人，不是猶太人。」
「為什麼俄羅斯婦女年輕的時候很漂亮，上了年紀卻長得那麼胖？」
「我以為列寧是猶太人。」
「那是吃出來的。」
「他們飯前喝湯，而不是飯後喝湯。」
「俄羅斯女人長胖是因為她們不在意，」謝爾蓋以權威的口吻說道。他身高一米八三，瘦得像樺樹枝。他的妻子是中國人；在他們結識以前，她一直在一家歌舞團上班，這家歌舞團專為朝鮮戰爭靠近前線計程車兵們提供文娛活動。戰鬥中的一次爆炸讓她的左耳失去了部分聽力。「俄羅斯女人根本不在乎胖不胖，」謝爾蓋說道。
跟便衣警察發生過小插曲之後，我在距離林彪樓不遠處的一家麵館吃了個午飯。我不緊不慢地吃著午飯，以讓那一場麻煩事自行煙消雲散，但沒過多久我還是發現街道對面有一個年輕人在觀察我。我走出餐館，他立即站起身來，用手機打起了電話。我本想坐一輛計程車兜一圈出城，讓別人難以跟蹤，但我隨即覺得這可能完全沒有必要。我住進賓館的時候在前臺登記過，他們肯定知道我的記者身份，因為中國所有的賓館都要將外國賓客上報給當地的公安局。幾乎可以肯定，之前在停車場遇到的那一位官員已經知道了我住在什麼地方。
我招來一輛計程車，回到了賓館。中國煤礦工人療養院很寬敞，樹木蔽日，有二十多棟樓，我住在老式的vip區。他們前幾年才向外國人開放，套房的價格是每晚四十美元含早餐。但我一直沒看見其他外國人；寬敞的大樓幾乎空無一人。外面是一大塊草坪，上面有幾座陳舊的大理石山羊雕塑，因為年久日深和海風吹拂，早已發灰變暗。我走近一些才發現，其中一隻山羊的邊上站了一個人。我一齣現他就掏出了手機，隨後在我之前回到了大廳。
我的房間在二樓。上樓的過程中，我轉過頭來又看了他一眼：平頭、黑色滌綸寬鬆褲。他一邊盯著我，一邊對著手機小聲地說著話。
我在房間裡等待著。在中國的城市裡，每當我遇到麻煩的時候，被外辦官員趕走只是時間早晚的事兒。按規定，外國記者應該在外出之前提出申請，但現實中幾乎沒有人遵守這樣的規定，而我通常不想讓自己的旅途受到他人的打擾。不過，我偶爾也會引起警察的注意，這時的反應一般都比較迅速。先是敲門，緊接著一位繃著臉的官員會禮節性地告訴我，他們樂於讓我下次再來，假如我向他的辦公室提出申請的話。與此同時，我還應該回到北京。
我的兩房套間散發著黴味，不過光線很好，還帶了個陽臺。電話機的邊上，「提供的服務」手冊上列出了房間裡每一件物品損壞後的賠償價格。菸灰缸一元supsmallid="filepos182911"/small/sup。茶杯五元。毛巾十五元。毀壞地毯每平方米五十元。要是打壞了鏡子，我得賠償一百元。房間裡最貴的東西是馬桶，價值五百元。
我一直等著敲門聲響起，半個小時後，我睡著了。因為筆記本而發生的遭遇令我精疲力盡，我竟然睡了一個多小時。醒來之後，我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隨後才記起我究竟在哪裡：三十元的枕頭，四十元的床單。不知為什麼，沒有標明床的價格。我走下樓去，平頭男子還在大廳裡，搖著一把扇子給自己扇涼。看見我之後，他一下子驚呆了，竟忘記了搖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