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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峰會(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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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戴河沒怎麼聽見人們談論接班的事情。有好幾次,我跟一個讀書人聊天,他提到了現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專家們大多認為,如果江澤民退休,胡錦濤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選。但在北戴河很少聽人談論這件事情。這樣的話題並不會令他們感到緊張或者戒備;大家只是覺得不關自己的事,而且也不希望領導人的更替改變自己的生活。每次說起這事的時候,大家總是話裡有話,似乎這樣的方式會讓這個話題更有關聯。謝爾蓋將國家權力的交接比喻成家事。「比如,父親老了之後,會讓老大來負責,」他說道。「小兒子們要反對就不應該了。除非他犯了大錯,否則他會繼續負責。」謝爾蓋當過小幹部——他在西部烏魯木齊的黨委裡幹過三年——因此他才說中國應該從蘇聯改革重建時期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戈爾巴喬夫太急躁,」他說道。「他們應該先實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應該慢慢來。」

跟謝爾蓋不同,療養院裡最坦誠的病人要數姚擁軍和鄒雲軍。他們來自東北的油城大慶,都是髖部患病。1960年代,大慶成了中國工業的典型,但它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路子卻很崎嶇。最近,國有石油公司的工人大量下崗,有的工人還舉行了遊行示威。姚擁軍和鄒雲軍說,他們所在的單位還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們每個月能拿到兩千多元的工資,這算不錯的了。他們還告訴我,他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姚擁軍有點胖,三十二歲,一說話就笑;他為期兩個月的治療即將結束,治療措施包括傳統中醫、打針、超聲。他告訴我,髖部壞疽由三種原因引起:內分泌失調、過量飲酒和損傷。他覺得自己的髖部問題是由頭兩個原因引起的。

鄒雲軍說,三個病因他都佔。他三十九歲,原來在油田從事體力勞動。鄒雲軍蓄著平頭,髮際線下有一道疤痕,直通額頭,止於眉梢之間,看上去像一個感嘆號。據他自己說,他的名字,也就是「雲」和「軍」合起來是「天軍」的意思。他的父親給他取這麼個名字,是因為他自己的從軍經歷——他也是個老兵,曾在鴨綠江一帶參加過戰鬥。鄒雲軍的身體很結實,常常光著上身在療養院裡溜達。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根金項鍊。他還戴了一塊仿冒的勞力士手錶。他不時地跟護士們打情罵俏,而她們似乎也樂於接受。

一天下午,我跟鄒雲軍正坐在樹蔭下,一位護士告訴他第二天八點鐘要去做治療。

「太早了,」鄒雲軍笑著說道。「再說,我喜歡八點鐘的時候上廁所。」

護士用手掩著嘴笑了笑。「好吧,」她說道。「九點鐘。」

「十點,」鄒雲軍說。

護士笑不可支地轉身走了。那天晚些時候,我跟鄒雲軍聊起政治,他說他最崇敬的中國領導人是毛澤東、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

「可他是個蒙古人,」我說道。

「蒙古族是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之一,」鄒雲軍說道。他告訴我,他之所以崇拜成吉思汗,是因為他把中國的疆域一直擴充套件到了莫斯科。我知道,很少有蒙古人會覺得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漢人,但這樣的觀念在中國十分普遍。我問鄒雲軍,他怎麼看待江澤民。

「不錯,」他聳了聳肩說道。「但他沒法跟歷史上這些著名的領導人相比。」

鄒雲軍和其他病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那幾個便衣警察。vip樓的大廳裡至少有一個人在那裡晃悠,只要我一踏進療養院的大門,總會有人跟我朝著同一個方向行走,以便能夠隨時緊盯著我。出了大門,守著的人多達四個。只要我一離開樓房,他們就會啟動自己的手機。我在中國從未有過這樣的待遇——一般來說,如果當局想讓某個人離開,他們會直言相告。但守在這裡的幾個人似乎樂意讓我自由溜達,只要我停留在他們的視線之內就行。一天早晨,我終於朝著守在門口的兩個警察走了過去。

他們儘量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其中一個是我第一天在大廳裡見到的那個小平頭——發胖,四十多歲,穿著骯髒的棕黃色t恤衫。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襯衫,黑色皮鞋上印著花花公子的標識。他的皮膚很不好。我問他來自什麼地方。

「長春,」「花花公子」隨口說了一個東北城市的名字。他說自己來北戴河是為了治病,我問他有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他脫口而出。「就是休息休息。我來休假。」

「我記得你剛才說是來治病的。」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就是來休假的。」他笨嘴笨舌地評論著北戴河宜人的天氣和舒適的海灘,接著就說自己要走了。他們倆——「花花公子」和小平頭——於是走開了;他們偷偷地打量著身後。那是我跟中國人少有的一次談話,期間一個問題也沒有人向我提出。

在北戴河,人們總想看到對政治毫不敏感的人。每年夏天,國家的領導人都要來到小鎮,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決定就在這裡拍板定案。北戴河是林彪演出他職業生涯最後一幕的舞臺,其時最高領導人正面臨著政變的危險。可這一切跟大街上的人們似乎沒有任何關係。林彪的房子被圍了起來,除了那個溫水游泳池,他的小樓提不起人們聊天的慾望。同樣,人們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或者即將到來的權力交接沒有表現出半點好奇心。

不過,普通的中國公民對這些人知之甚少,這也是實情。胡錦濤屬於後輩——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有一種傳統,即將升任的領導人應該保持低調。胡錦濤五十九歲,一輩子大多在內陸地區從政。他從未接受過採訪。他最重要的政治經歷發生在西藏,1988年他被任命為黨委書記,是這裡的最高階官員。當時正處於敏感時期——該地區一直存在民族不穩定,上一屆領導班子剛剛卸任。胡錦濤的第一波重大行動是在西藏地區繼達賴喇嘛之後最重要的僧人班禪喇嘛的葬禮上致悼詞。有的西藏人認為,中國政府派人殺害了班禪喇嘛,導致關係極度緊張,僅用幾句悼詞還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胡錦濤引述鄧小平的話,高度讚揚班禪喇嘛是忠誠的愛國者。一個月之內,在數十名西藏人與警察的衝突中死去之後,西藏施行戒嚴令,並一直持續了兩年時間。這期間,胡錦濤既沒表現出特別的鐵腕,也沒表現出特別的技巧。他只不過執行北京的命令,平息了騷亂。

同胡錦濤一樣,江澤民也因為渡過難關而聲名鵲起。1989年他是上海的市委書記,在動亂中,他成功地讓這座城市的絕大多數地方處於風平浪靜的狀態。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他抵禦住了亞洲金融危機。不同於以往的領導人,他既不是戰鬥英雄,也不是窮苦農民出生。江澤民戴一副老式的厚重眼鏡,有時會引述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幾位頗受尊敬的前任曾經的話語。他對於國家意識形態的貢獻,是那長達兩萬字的有關發展的講話內容,人稱「三個代表」。數百萬中國人要在學校和單位學習這份檔案,講稿內容大多是這樣的:「所有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無論其本質如何,始終隨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至於事物在將來會如何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來自未來的實踐。」在描述某種否定的時候,其中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我們必須堅決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如多黨制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所帶來的影響。」

同理,只有在確定他們不是誰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地對江澤民和胡錦濤做出定義。他們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人民共和國是第一個擺脫個人崇拜的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江澤民和胡錦濤身上的平淡無奇也許正是他們最為明顯的特徵。北戴河會議之後沒過多久,官方便宣佈江澤民將卸掉三個領導職務。胡錦濤上任後的第一年就廢止了在北戴河舉行秘密會議的習慣。海灘峰會是上一個時代的產物,當時的領導者個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臨著解職和政變的危險。今天的中國已經變得更加有序,治理方式早已演化成了別的東西:一黨執政,經濟高度自由。如果人們還顯得有些消極,那是因為他們看慣了更不好的東西。經過了這麼多年,能夠想一想政治之外的事情,實在是一種解脫。

姚擁軍結束髖部治療那一天,他打電話邀請我出去喝點酒慶祝一下。我拿不準要不要去——石油工人好像都是些樸實的人,我擔心自己跟警察惹下的麻煩會多多少少連累他們。我在療養院跟病人們的交往都侷限於公開場所。反覆思考之後,我覺得最好把自己的擔心告訴姚擁軍,看他會有怎樣的反應。

不過,就在我穿過療養院去跟他會面的時候,「花花公子」出現了,而且挨著幾個病人坐了下來。小平頭也從另外一邊走出來,站在邊上。其他人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病人們照常閒聊著。最近幾天,我感覺自己陷入了某種奇怪的個人世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這方面,可週圍的生活依舊如昨。

姚擁軍跛著腳走過來,笑逐顏開地跟我握了握手。從轎車上下來兩個人,催我們動作快一點,因為其他人都在等我們。我很勉強地坐上了轎車。就在車開走的時候,我看見小平頭把電話湊到了耳朵上。我想著,這趟差事也不算太難:盯著一個外國人和三個拄柺杖的人。

我們在一家餐館的二樓要了一個雅間。我們一共四個人,靠在牆壁上的柺杖一字排開。天氣很炎熱,幾個人先後脫了衣服,準備好好地喝一杯。服務員給我們拿來了冒著熱氣的啤酒,還有幾碗冰塊。我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各種收穫不計其數,其中之一便是我逐漸喜歡上了把冰塊放進玻璃杯時,啤酒嘶嘶作響的樣子。有一位點了一瓶帝王酒,這種葡萄酒的產地就在附近。他把冰塊放進去的時候,帝王酒沒有嘶嘶作響。

一位在煤礦工作的老人抽的是大重九香菸。「那是蔣介石最喜歡的牌子,」姚擁軍說。

「你知道毛澤東喜歡抽什麼牌子嗎?」姚擁軍問我。

我猜他抽的牌子是根據中央政府在北京的所在地來命名的。「中南海嗎?」

「中華,」姚擁軍替我做了更正。

「鄧小平抽的是熊貓,」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我問大家,江澤民喜歡抽什麼。

「他不抽菸。領導們如今關注身體健康了。」

鄒雲軍換了個話題。「中國女人跟外國女人有什麼不一樣?」他問道。

過了一會,我來到樓下,看看「花花公子」和小平頭是否還在上崗,兩個人我一個也沒有看見。上樓之後,姚擁軍問我是否喜歡北戴河。我們已經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個多小時,大家挨個敬酒,他早已滿臉通紅。我認真地想著該怎麼回答。

「實話實說,我在這裡遇到了一點小麻煩,因為我是新聞記者,」我回答道。「平時都不這樣,但這次跟蹤我的警察太多了。實際上,在我們出門來這裡的時候,門口就有兩個便衣警察。」

「我知道,」姚擁軍說道。

「你認識他們?」

他點了點頭。他的眼神非常平靜,我怔了一下才繼續開口。

「我不想給你們惹麻煩,」我結結巴巴地說道。

「不是什麼麻煩,」他說道。「我們一點都不擔心。再說了,你也沒辦法,」他補充了一句。「別管它。」

他向自己的家鄉——位於通往西伯利亞的半路上——敬了一杯酒。房間裡鴉雀無聲:沒有低語,沒有蟬鳴。唯一的聲音是我們為大慶油田舉起酒杯時冰塊碰撞的叮噹聲。

supsmallid="filepos197261"/small/sup原文以美元為單位,此處以當時的匯率一美元大約兌八元人民幣計算。——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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