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沒有確切地告訴我，她為什麼從當地的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要離開家鄉。「我的內心有一種東西，」她說道。「母親說我就是不滿足於過好日子。她說我註定要吃苦。」不管怎麼說，她不滿足於在當地做老師的日子。「教書這個工作對女人來說相當不錯，找丈夫也很容易，因為很多男人都喜歡找老師當老婆，」她說道。「那本來應該是非常舒適的生活，可太舒服了，我會覺得跟死了似的。」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有意要離開了。那是1996年，我在四川省位於長江邊上的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教英語。學生們經過學習之後會成為中學英語老師。有一天我要他們回答這樣一個假定的問題：你是願意像正常人那樣有起有落地長命百歲，還是願意極度歡樂地只活上二十年？
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選擇了第一種答案。他們大都來自四川的鄉下農家，好幾個學生甚至提出，自己的家庭非常貧困，二十年後他們不能一死了之。然而，艾米莉選擇了後者。十九歲的她是班上最年輕的學生。她這樣寫道：
我好像有很長時間沒感受到快樂了。我有時候將自己的灰心喪氣怪罪於環境，我們學校的氣氛尤其壓抑。但是我發現，當我一個人在不停抱怨的時候，其他同學卻活得十分開心，所以我覺得問題的根源在我自己。
她那一年所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說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樣。她跟班上的同學們對著幹，她對黨的路線繞道而行，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寫到了自己的父親，他是一位數學教授，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一座煤礦；她寫到了自己的姐姐，她早就千里迢迢去深圳找工作。我讓學生們給美國的各種機構寫一封商業信函，艾米莉選擇了位於納什維爾的美國鄉村音樂協會。她說她很想聽一聽真正的鄉村音樂。還有一次，她問我有沒有黑人朋友，因為除了在電視上，她還從來沒見過真正的黑人。我在文學課上要求學生們排演《仲夏夜之夢》，她扮演的是泰坦尼亞。她演得很出色，儘管她扮演每個角色的時候都喜歡笑，彷彿在遠遠地觀看自己的表演。她有一張圓臉，高顴骨，厚嘴唇。她的眼睛很細很眯，很像中國古畫中的女子。艾米莉曾經對我說，小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她很漂亮，但現在大家都鍾愛大眼睛，因為那看上去更像西方人。她從不化妝。她的衣著很簡樸，跟其他許多中國女性不一樣，她從不染頭髮。為了表示對艾米莉·勃朗特的崇敬，她給自己取了這麼一個英文名字。
畢業後，我的學生大都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鄉當上了老師。可艾米莉跟著男朋友去了雲南的省會昆明找工作。他是個方臉的年輕人，頭髮濃密，眼珠黝黑，脾氣暴躁，想著繼續前往上海。「我當時沒打算跟他分手，」艾米莉後來告訴我。「但我心裡清楚，自己一點也不想去上海。」於是1997年11月，她去了深圳。幾個月後，他們徹底分了手。來到深圳之後，她花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在一家服飾出口加工廠找到了文秘工作。她的起薪是每個月八百七十元。她原來的同學大都留在四川當老師，工資普遍為三百多元。
通常，我教過的學生都會給我寫信或是打電話，報告他們各自獨立過程中的每一座里程碑。報告通常跟錢和財產有關——漲工資啦，買新房啦。有一次，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他剛買了一部手機。他先跟我聊了幾分鐘有關手機的事情，隨後才漫不經心地說自己訂婚了。進入工廠五個月之後，艾米莉打電話向我報告，她的工資剛剛漲到了九百九十元。
我說她現在掙的錢都跟我一樣多了，她忍不住笑了起來。但她的笑聲有點怪怪的，於是我問她是否遇到了什麼不對勁的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個代理人，」她緩緩地說道。「他經常來深圳。他是個老頭子，有點喜歡我。」
「你能說得明白一點嗎？」
「因為我長得胖，」她很忐忑地笑出了聲。我知道她最近體重增加了一點點，在一定程度上這讓她更耐看了。
「他是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嗎？」
「也許吧，」她的聲音在電話那頭顯得很輕。
「他結婚了嗎？」
「離了。他在臺灣的孩子都還小。不過他主要在香港上班。」
「他多久來一次深圳？」
「兩個月。」
「很棘手嗎？」
「他總是找藉口跟我在一起，」她說道。「他說只要我願意，他可以幫我在香港找工作。工資比這裡高很多，你是知道的。」
「這樣很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說道。「如果要換工作，你不應該找他幫忙。那樣做只會給將來留下更大的麻煩。你應該避開他。」
「我會的，」她回答道。「只要他在這裡，我就讓同事跟我形影不離。」
「對，如果麻煩太大，你應該辭掉那份工作。」
「我知道，」她說道。「反正現在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該離開的時候我自然會離開。」
當時，深圳四周圍繞著一道一百多公里長的鏈環鐵絲網。這道圍牆高達三米，有些網段裝有鐵絲倒鉤。如果從北邊進入城市，需要經過這道圍牆上的一個檢查點，隨後沿著現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幾座低矮的綠色山丘。越進入市區，新建的樓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紅嶺路的交會處豎立著一塊巨大的廣告牌，說明這裡至少是精神層面的市中心。廣告牌上是鄧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際線為背景的巨幅畫像，以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句話。當地人和外來者經常在這裡拍照。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成千上萬名深圳市民自發地聚集在巨幅畫像前，敬獻鮮花和挽句。他們唱著《春天的故事》，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
中國的其他城市都有歷史，但深圳的起源是一個神話——奇蹟般的誕生，神一樣的貴人相助。1978年，也就是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鄧小平登上權力寶座，創造性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這一創舉幾乎結束了三十年來的計劃經濟。鄧小平避免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嘗試激進的改革，因為在這些地方犯下的任何錯誤都將具有政治風險。於是，他和他的顧問團隊在欠發達地區搞起了試驗，這些地方後來被稱作「經濟特區」。通過稅收減免和投資優惠，政府鼓勵外國公司來這樣的特區開設工廠。1980年，他們把這一項榮譽賦予了深圳這座昏睡於南國邊陲、經濟嚴重依賴漁業和農業的小城市。深圳成了「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也是「對外開放視窗」的代名詞之一。很快，國際大公司紛紛進入這座城市開辦工廠，其中就有ibm、康柏、百事可樂和杜邦。
1990年，政府設立深圳證券交易所——這是中國的第一家主機板市場。（同年的晚些時候，上海開設了第二家。）二十多年來，深圳的年均增長速度超過百分之三十，其居民享受的是全中國最高的城市生活水平。這座城市出奇的綠——城區裡的公園星羅棋佈，街道的兩旁栽種著大榕樹、棕櫚和生機盎然的綠化帶。城裡很少看見腳踏車，人們大多乘坐公交車或計程車。交通很順暢。深南路橫穿城市的中心區，九車道寬的街道兩旁依次並排著深圳頗有名氣的建築物：證券市場是亮閃閃的綠色玻璃幕牆，帶有瘦削雙塔的地王大廈高達六十九層，毗連的公寓樓正立面上所開的七層樓高的大孔已經成為深圳市最富創意的建築物。
在崛起的過程中，深圳所承受的社會試驗遠比經濟探險更讓人印象深刻。其城市人口由1980年的三十萬增至2001年的四百萬。至此，深圳市民的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九歲——在一個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讓各大城市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這個資料確實讓人眼前一亮。因為眾多工廠依靠的是缺乏技術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新來者大多是女性。儘管找不到可靠的官方資料，但當地人說深圳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這有誇張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種基本趨勢。人們有時候把這座城市稱為「女人的天堂」，因為它為年輕的女性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不過，這個稱謂很難描述這座新興城市的陰暗面。同樣為人所知的，是這裡的工廠管理混亂，工人們時常因為工傷事故而造成肢體傷殘。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也刺激了性服務業的迅猛發展，但哪裡都沒有深圳的市中心那樣突出，只要在夜晚出行，總會碰到人稱「街頭天使」的年輕妓女們的搭訕。
只要政局面臨不確定性，深圳就如同一座圍城。當地的人都知道自己享受了政府不一般的恩惠，因此總擔心深圳的特殊地位會被一筆勾銷。1997年人們面對鄧小平巨幅畫像的種種行為，正反映了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擔憂。在1980年代中期，當經濟特區爆出一連串走私醜聞時，一些保守的官員立刻把矛頭對準了深圳。他們抱怨，對外商投資放鬆限制導致了腐敗的發生和新殖民主義的形成。
這樣的擔憂終於讓政府在城市周圍豎起了圍牆。這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式：跟修築長城是為了牽制外來者一樣，深圳的圍牆也是為了對市場經濟改革有所管控。中國公民進入市區必須經由檢查站，並出示身份證和在各自省市辦理的邊境通行證。但1984年完工的這一道圍牆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特區內的勞動密集型工廠紛紛遷至圍牆的另一側，以享受廉價的租金和寬鬆的管理。後來，深圳被分成了兩個天地，當地人稱之為「關內」和「關外」。圍牆外面的衛星城鎮迅速崛起，但大都雜亂無序。在這一片廉價的廠房和宿舍區，薪水偏低，工人們主要靠大量的加班來獲取收入。每週工作六天是常態，而深圳市內嚴格執行五天工作制。在圍牆的另一面，工傷事故更多，宿舍火災事故更多。
正是在這裡，艾米莉第一次進入工廠找到了工作。在龍華這座衛星城鎮，她當上了秘書，工作任務是整理財產清單、跟蹤訂單，同時做一點英文翻譯。她所在的工廠出口服裝飾品——一片片的白鑞和黃銅合著廉價的塑膠珠子被塗畫、噴繪或鑲嵌在拉鏈袋上，然後再送往香港、東南亞、舊金山和芝加哥。
她的故事從南方一點點地飄來。每兩到三個星期，艾米莉會給我打一次電話或寫一封信，在我的頭腦裡一點點地勾勒出這座城市。有些故事戛然而止，比如曾經追求過她的香港商人。有些故事延續得久一點，比如她自己的姐姐，先做旅遊銷售，最近被一家從事傳銷的公司錄取了。她帶艾米莉去過招聘會。「很多銷售人員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們學會了如何說話，」艾米莉回憶道。「我並不認為這是掙錢的好門道，但我覺得這是提升自己、增加信心的好法子。」她的姐姐早就知道那是一場騙局——政府當時正在對肆虐於華南的傳銷活動施以重拳打擊——她說自己去參加招聘會只是出於好奇心。隨後，她在一家叫做「孤獨之心熱線」的單位找到了工作，與那些自感失落的深圳人進行電話交流。「有人說深圳沒有真愛，」當我問起怎麼會有這樣的熱線電話時，艾米莉如是說道。「人們太忙於掙錢，都不知道該怎麼生活。」
所以，才有了一個名叫朱雲峰的年輕人讓她大吃一驚。他之前接受過鑄模的訓練，但進入飾品廠的時候是一位採購代理，因為他想做點非體力的活兒。在之前的崗位上，朱雲峰算錯了一塊金屬件的重量，就在他和另外兩名工人試圖上舉的時候，那塊金屬件滑落了。朱雲峰鬆了手。另外兩名工人沒有鬆手，結果斷了幾根手指。廠裡答應賠償工人損失，朱雲峰並沒有責任，這在圍牆另一邊的工廠裡是常見事故。然而，他還是決定辭職。看著受傷的工人們成天在廠區晃悠讓他感到十分難受。
1998年3月朱雲峰來到廠裡，艾米莉一開始並沒有注意到他。他中等身材，頭髮濃密，因為幹過鑄模，所以膀大腰圓。他不算英俊。他喜歡獨處，同在廠裡工作的其他女子並不覺得他有多大的魅力。可過了些日子，艾米莉發現自己越來越注意他。她喜歡他走路的樣子——步態中透著一股自信。
兩個月之後，她的辦公桌抽屜裡開始出現小禮物。她收到了兩個玩偶和一隻綿羊小雕像。她沒有問是誰放進去的。
9月的一天，朱雲峰和艾米莉跟著幾個同事外出，走到附近的一個公園之後，只剩下他們兩個。艾米莉不知道是怎麼跟大夥兒走散的。突然，她感到很害怕——事情來得太快了。她才二十二歲。他二十六。
「我不想跟你走了，」她說道。
「那你想跟誰走？」朱雲峰問道。
「跟誰走我都不想！」
他們轉身回到了工廠。幾個月之後他才告訴她，正是在那個時候他知道已經有成功的機會了。他看得出來，她沒有下定決心拒絕他。
飾品廠有五十個員工。跟關外經營廠子的很多人一樣，老闆也是臺灣人。他公開對工人們說，他討厭大陸，之所以來這邊辦廠，是因為勞動力便宜。工人們很不喜歡自己的臺灣老闆。有些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僅有一元錢，那意味著為了掙到一份像樣的薪水，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地勞動。只要說起老闆，他們就會跟深圳人一樣用到這幾個詞：吝嗇、好色。不過，飾品廠這位老闆沒有其他人那麼壞，廠裡的條件也遠超過關外的大多數工廠。工人們星期天放假，每天下班後可以離廠外出，不過務必要在夜裡十一點或者午夜回到宿舍，一切全看老闆的興致。
艾米莉的宿舍位於一棟六層樓房的頂部第二層。六個工人住一間房。這是一家「三合一」工廠——生產、倉庫和生活全都在一棟樓裡面。這種佈局在中國是違法的，工人們也知道這一點，一如他們知道堆放在底樓的一些原材料是易燃物。他們還知道，樓房的電線線路有問題。一位電工曾經來維修過，他事不關己地告訴艾米莉，這棟大樓完全有可能成為一片火海。從此以後，她給自己畫了一張逃生路線圖。如果夜裡發生火災，她會爬到六樓的陽臺，然後跳到隔壁一棟的樓頂。她的逃生計劃僅止於此——既沒有興趣向政府投訴違法建築，也懶得告訴其他工人。大家都遠離家鄉，都知道這樣的情況在關外的工廠比比皆是。
10月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朱雲峰在過馬路的時候拉住了艾米莉的手。她感覺到自己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朱雲峰緊緊地拉著。他們走到了街上。
「我太緊張了，」一走到馬路對面，艾米莉就說道。
「怎麼啦？」朱雲峰問道。「你以前沒這樣過？」
「有過，」她回答道。「但我還是怕得很。」
「以後都會這樣的，」朱雲峰說道。「你要適應。」
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時候，艾米莉跟我一講起這事兒就笑了起來。她笑的時候有一個動作——用手掩著嘴巴，同時閉上眼睛。很多中國女性都喜歡這樣笑，不過不知為什麼，艾米莉這樣做的時候似乎更自然一些。
她跟我對她學生時代的記憶幾無二致。我到的那天早上，她穿了一身樸素的藍衣服，我們倆在深圳市中心沿街溜達。我們參觀了證交所和最高的大樓地王大廈，我在鄧小平的巨幅畫像前替艾米莉照了一張相。天黑了，我們坐上了北上的公交車：經過市中心的摩天大樓和住宅小區之後，每遠離市中心一步，兩旁的樓房便破落一分。駛過幾座山丘，我們接近邊界到了檢查站，隨後來到了長長的鏈環狀鐵絲網圍牆。檢查站有一塊告示牌：「觀瀾湖高爾夫球俱樂部：中國第一家72孔高爾夫球俱樂部。」
過了圍牆便是一連串十分粗糙的、未完工的水泥建築。巨大的樁孔旁碼放著一堆堆泥土，推土機和過載卡車停放在臨時搭建供建築工人居住的棚屋邊上。我們繼續往北，廠房小鎮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宿舍四周圍著圍牆，高大的煙囪噴吐著黑煙。大門上懸掛的標識說明了裡面生產的產品：鞋子、傢俱、玩具、計算機零部件。走了三十多公里後，我們進入了龍華，一幫臺灣老闆在這裡開設了五六家飾品廠。廠房小堆小堆地擠在一起，彷彿是城市的擴充套件把它們擠壓得緊挨在了一起。艾米莉的工廠跟隔壁的工廠之間只有幾米的距離——所以她才估算著遇到火災時可以跳到對面去。
那天晚上，我們在鎮上主路邊的一家露天餐館吃了飯。那真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愛中國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隱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衛星城鎮更是如此，白天人們大多要在流水線上勞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無一人——彷彿是一座被人遺棄的城市。但當工人們在傍晚時分湧出廠門之後，情況立馬有了改變。有些人還穿著工作服，但大多數設法另換了衣服。他們成群結隊地出現在露天大排檔和檯球室，往往是同性結伴而行：一幫幫小夥子肆無忌憚地高聲交談，一群群女孩子開懷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見老人。這就是深圳的自由——這裡沒有陳規，也沒有過去，大家都遠離家人。
艾米莉把工資的一部分寄給父母，以幫助弟弟支付學費，這份責任讓她多了一種成熟感。二十三歲的她已經是工廠辦公室年齡最大的員工，辦公室的員工全是女性。吃飯的時候，她講了幾位臺灣老闆的事情逗我發笑。他們讓她摸不著頭腦——她不敢相信他們的生活（無論經濟抑或道德）竟如此隨意，可她卻把他們看成了中國大陸以外的生活象徵。她講了老闆一個同事的故事，這是一位美籍華人，正好從舊金山來這裡出差，剛一到達就在艾米莉的辦公室給自己的老婆電傳了一封情書，隨即就出去找了一位小姐。艾米莉的老闆經常跟廠裡的女工們打情罵俏；附近一家工廠的臺灣老闆不堪四川情婦的干擾，竟然關門大吉。在艾米莉看來，他們都一樣。「他們都是某一方面的輸家，」她一邊取笑，一邊解釋說自己的老闆幾年前也在臺灣辦砸過一家公司。我問她，深圳的政治限制是不是比涪陵少得多，她說的確如此，但又說勞資關係一樣限制人。「這裡不是政府，而是老闆說了算，」她說道。「也許都是一回事兒。」
她提到鄰近的鎮上一家臭名昭著的臺資錢包工廠。這家廠一連六天大門緊閉——只在星期天才開放，其餘時間工人根本不能離開廠區半步。
「那可不合法，」我說道。
「很多工廠都這樣，」她聳了聳肩說道。「他們都跟政府有關係。」
她說自己有一個朋友就在這家錢包廠上班，臺灣老闆常常命令大家加班到深更半夜，工人累了就招來一頓呵斥。一個工人因為告狀被開除了。他前去討要最後一個月的工資，卻被老闆叫人把他揍了一頓。艾米莉覺得應該有所行動，於是給老闆寫了一封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我還畫了一個——」她說的是英語，一時想不起來對應的詞。她把碗碟推到一邊，在桌子上畫了起來——寥寥幾筆畫出了一個頭部，以及窄窄的軀幹。
「骷髏？」我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