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她回答道。「就是骷髏。但我沒寫名字。我寫的是‘一個不高興的工人’。」
我不知道應該有怎樣的反應——我在涪陵教的課程裡可沒有涵蓋死亡威脅信。我過了一會兒才問道：「管用嗎？」
「我想管用，」她說道。「廠裡的工人說，老闆特別擔心。之後，他收斂了一些。」
「為什麼不向警察投訴？」
「沒有用的，」她說道。「他們都有關係。在深圳，什麼都得靠自己。」
我們吃完了飯，艾米莉看了看我問道：「想不想看點有趣的事情？」
她帶著我來到鎮中心的一條小街。黑黢黢的道路下面有一條小水溝。幾十個人倚著欄杆正在抽菸。街上沒有路燈，清一色的男人。我問她究竟有什麼可看的。
「他們都是來招妓的，」艾米莉說道。我們看見一個女人出現了——步子緩慢，左顧右盼，一個男人走上去搭訕。他們一起走了一會兒，男的走到了暗處，女的繼續往前。艾米莉問：「想不想看看我留你一個人在這裡會怎麼樣？」
「不用，」我說道。「我們走吧。」
那天晚上我住在朱雲峰的單人公寓。他最近離開艾米莉所在的工廠另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他可以單獨住一個房間。他所在的小區貼滿了黑體字的性病診所廣告，順著樓梯間經過了幾家這樣的診所之後，我們上四樓來到朱雲峰的住處。整棟樓只完成了一半——牆壁還沒有粉刷，灰泥斑斑駁駁，連水管都沒有裝好。他們沒有熱水可用，估計永遠也用不上了。關外的發展都是這樣——還未建好便廢棄不用。要做的工作太多，要建的工廠和公寓太多，剛打好地基，承建商就拔營而去。在我看來，這地方如果有什麼成品的話，多半都立即用來出口了。
朱雲峰的公寓裡有兩張簡單的木床，上面鋪著藤條席。牆上空無一物，除了一個熱水瓶和幾本書，他沒有任何家當。他目前的工作是給傢俱配件做模。
我知道朱雲峰身上有讓艾米莉感到放心的東西。有一次，她對我坦言，他長得不帥，這是真話——他的臉上長滿了粉刺。但正是這樣的平實吸引了她。她有一套理論，英俊的男人不靠譜。
接下來的一年，艾米莉的來信和電話不再那麼興高采烈。她時常抱怨頭疼、工作太枯燥、老闆叫人無法忍受。她的姐姐在跟一個福建人結婚後就搬走了。艾米莉的同事來了又去，她仍舊是辦公室裡年齡最大的員工。現在，她承擔起了保護任務，保護新來的女僱員免遭老闆的染指。聖誕節的時候，她給我寄來了廠裡生產的樣品：用紅色和紫色塑膠珠子串成的手鐲。她說，我可以寄給我遠在美國的姐妹們。
我把關於她和她的同學們的一篇故事寄給了她，她是這樣反應的：「我不敢確定自己真有你眼中那麼令人稱許。我的確喜歡獨處。原因之一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與人相處，我沒法分享他們的酸甜苦辣。儘管我真的很想。」還有一次，她寫到了自己的工作：「我時常頭疼。經常出錯……你知道什麼工作既有趣又能造福社會嗎？」
我鼓勵她找點需要用到英語的事情做一做，但我也知道自己的建議幫不上多大的忙。她的不開心有點令人難以捉摸——在我那些最聰明的學生身上（大多為女生），我曾經瞥見過這樣的特徵。英語系最聰明的一年級學生是一個很文靜的女生，一直遠離自己的同學。下了課，她總是找外籍教師操練她本已相當優秀的英語口語。暑假期間，她回到家鄉，從一座橋上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對她的死，我一直沒聽到任何說法，班上誰都不跟她親近。在中國，自殺的女性多於男性，女性的自殺率接近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位居全世界之首。自殺的女性多來自偏遠的農村地區，她們處於向城市化邁進的過程中，有望成為中產階級。即便深圳這樣的地方意味著更好的物質生活，其中的轉變過程也充滿了痛苦。
深圳的經濟首創之一是建立了「人才市場」，以取代計劃經濟下政府安排工作的做法。儘管這些市場鼓勵獨立，但它們在評價女人的長相時仍舊採用了傳統的觀念。艾米莉抱怨過，潛在的僱主總覺得她的身材過於矮小。她的身高是一米五三，而人才市場普遍要求女性在一米六以上，尤其是如果想受聘為接待、文秘或高檔餐館的服務員。艾米莉還說，她的小眼睛和厚嘴唇讓她找工作有困難，因為這些工作都要求女性求職者「五官端正」。在服飾廠工作一個月之後，她在給我寫來的第一封信裡對同事們的外貌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李佳最漂亮、最能幹、個子最矮，也最受大家的喜歡。華慧是個古典美人，男人打來的私人電話多是找她。但我對她不太瞭解，因為她有時說話很傷人。還有一個秘書叫麗麗，她比我早來兩天。她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負責任。所以她在辦公室不怎麼受歡迎。邢皓最胖，最關心減肥。
儘管深圳的人才市場對於容貌的傳統觀念讓女人們感覺不舒服，但也給她們提供了內地城市無法提供的自由度。在深圳，年輕人婚前同居並不鮮見。對離婚的接受度更高，許多女人並不急於結婚。我在城市裡閒逛的時候，撿到了兩本名為《特區之窗》的女性雜誌，內文的標題有「一夜情」「我不是處女」「一個老頭設下的陷阱」和「為什麼要流產」。
艾米莉只要一說起個人的種種難事兒，就會提到「夜空不寂寞」這檔廣播談話節目，和那位已成為深圳年輕女孩們偶像的主持人胡曉梅。1992年，二十歲的胡曉梅離開偏遠內地的煤炭小鎮來到深圳，在一家礦泉水廠幹起了工資五百多元的工作。一天晚上，她給談話節目打去電話。不同於其他的來電者，她沒有尋求建議——她只想告訴聽眾，自己久已渴望的夢想就是做一名電臺主持人。胡曉梅是個健談的人，她講完自己的故事之後把工作地址和電話號碼留給了聽眾。
「接下來那一個星期，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一百多個電話，」我在一次深圳之旅時拜訪了她，她對我這樣說道。「但礦泉水廠把我解僱了，因為我把他們的電話用於私事，所以我就沒有了工作。我收拾好所有信件，捆紮在一起，帶著它們來到了電臺。」
胡曉梅停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碧牌薄荷香菸。我們坐在深圳市中心一家餐館的包間裡。她漂亮，嬌小，身材修長，一頭長髮，屬於中國吸菸者裡那種邊吃邊能抽菸的型別。她吐出一股薄荷煙霧，繼續說道：「他們說我太年輕——我只有二十歲，又沒有經驗。但其中一個負責人決定給我個機會。我告訴他，我只有二十歲，懂的不多，但很多聽眾跟我一樣，所以我能夠理解他們。」
十年之後，一百多萬人每天晚上都要調到胡曉梅的節目，他們大多是在關外打工的年輕女孩。即便深圳電臺跟其他媒體一樣由官方主辦，但胡曉梅經常給出大膽的建議，令觀念傳統的官員們大傷腦筋——例如，規勸年輕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寫了一本書，正在寫第二本。她經常在電視上露面，儘管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但給人一種老練的架勢。當我問她崇拜哪一位作家時，她提到了雷蒙·卡佛的作品。（「從微小的細節中能品味出很多東西。」）跟我在深圳見到的很多女性一樣，她也很世故，白手起家，充滿自信。她曾經終止了一段保持了很長時間的感情，原因之一正如她所說的：「他不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胡曉梅的男朋友。」
艾米莉廠裡的所有女人都虔誠地收聽胡曉梅的節目，第二天她們會討論前一晚打進電話的那些人：有了婚外情的妻子們、想找到出路的情人們、拿不定主意是否搬去跟男友同住的女人們。胡曉梅的解答充滿個性，這給艾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做空泛的評論，」艾米莉告訴我。「她審視每一個致電者的具體情況，然後加以判斷。」
不過，即便有了胡曉梅的幫助，艾米莉仍舊無法適應深圳的自由。她說，她覺得年輕人婚前同居的行為可以接受，但不應該告訴任何人。胡曉梅有一次給致電者說過同樣的話，艾米莉贊同這樣的決定應該絕對保密。「這會影響人們對你的看法，尤其如果後來中斷了關係，」她說道。「最好什麼也別說。」一天，她說性在深圳比在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開放，我問她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她想了想，回答道：「比過去好多了。但不應該越過一定的界線。」
「什麼樣的界線？」
「跟傳統道德有關。」
我問她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她用手託著下巴，認真地想了想。「傳統道德，」她重複了一遍。但她沒有給出解釋。
一天，我把深圳非常流行的小說《我的生活與你無關》送給了艾米莉。出版於1998年的這本書以一位外地來深圳的移民作為女主角，講述了她從最初的文秘到給香港富商做情人並過上奢華生活的命運沉浮。作者繆永是一位二十九歲的女子，出生在偏遠的甘肅省，從當地一所師專畢業後來到了深圳。她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業餘時間開始寫小說，因為第一部書《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火熱暢銷，她很快就富了起來。圖書因為描寫毒品、賭博、濫交而被政府列為禁書。跟中國的其他禁書一樣，該書被禁反而促進了銷售——儘管都是盜版。深圳市中心到處都有小販兜售盜版書。在證券市場門前，我看見一個人正在兜售《我的生活與你無關》，一同出售的還有《我的奮鬥》的中文版。
「我所說的‘你’指的是整個社會，」當我問起書名的時候，繆永解釋道。「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她承認，物質主義是這本小說的主要驅動力。「一切都跟金錢有關；對每個人而言，這都是首當其衝的東西。在深圳，處處都存在交易——金錢和愛情的交易、金錢和性的交易、金錢和感情的交易。」
我與繆永見面的地點在深圳一個豪華的高層小區，也就是她公寓附近的一家時尚西式咖啡廳。吃飯的過程中，她一個勁地抽著卡碧薄荷香菸，同時說自己的寫作受到過亨利·米勒的影響。（「他的書也被禁過。」）儘管被列為禁書，儘管盜版很猖獗，但繆永還是通過寫作致富了，因為她把小說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為了通過審查，她剔除了書裡面最敏感的部分，還外帶取了一個更令人愉悅的劇名。至於今後的打算，她不會再那麼直言不諱地突出深圳是故事的發生地。她覺得，政府之所以取締她的書，是因為它給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抹了黑。
繆永在作者簡介裡給出的第一項細節是她的血型。跟其他趕時髦的年輕人一樣，她認為血型決定性格。她二十九歲，最近剛買了一部車。改編成的電視連續劇叫做《這裡沒有冬天》，沒有了政治性錯誤。繆永是o型血。她告訴我，深圳最令她感興趣的是個人主義。「在過去，中國很講集體，」她說道。「全都是集體思維。可是現在在深圳這個地方，你想做什麼樣的人，完全由你自己來決定。」
自我創造是深圳的核心原則，因為自身的改變創造出很多傳奇故事：來自煤礦小鎮的女孩變成了電臺明星，來自甘肅的小秘書因為寫作而一夜致富。隨處可見英語類的培訓課程，因為大家都想在這個工廠地區出人頭地，捷徑也有很多。在沃爾瑪超市門前，小販以八九百元的價格兜售假文憑和假成績單。有些外來者以其他非法的方式快速撈錢。我採訪過一位來自四川的妓女，她把這份工作的期限設定為十八個月；每個月能掙到兩千多元，她琢磨著不久就可以賺到足夠的錢，然後回老家做點小生意，這樣誰也不知道她到底做過什麼。她剛來深圳的時候還是個處女。她二十歲，一心想找回逝去的時光。我還採訪過一位正在從事「三陪」的年輕女孩，她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吃飯、喝酒、到卡拉ok廳唱歌。人人都知道，這是個灰色的職業，許多三陪小姐心甘情願地提供額外的服務。我遇到的這位姑娘聲稱自己陪人睡覺從不收錢，但說到原來在鞋廠的工作時顯得戀戀不捨，當時的工資只有八九百元，七八個工人擠住一個房間。「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敞亮得多，」她說道。她現在每天能掙一百元，白天睡大覺；她跟原來的朋友們都斷絕了來往。不用上班的夜晚，她喜歡一個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去夜總會盡情跳舞。
讀了繆永的小說，艾米莉說她跟書中所描述的世界感覺不到一點聯絡。女主人公沒有內心——她所關注的只有金錢——從一個男人的床上爬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太混亂了，」艾米莉說道。「這些東西還是需要控制。」
我問她，這些新的道德觀念來自何處。她聳了聳肩：「大多數人認為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這些東西來自西方社會。我覺得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你覺得這本書是在說什麼？」
「它在說深圳是一座沒有靈魂的城市，」她回答道。「書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很焦慮——無法找到平靜。」
經過一年的相處，艾米莉和朱雲峰住在了一起。他們在深圳關外五十公里的工業小鎮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為這裡靠近朱雲峰工作的家用產品廠。這棟房子比其他樓房更接近於完工。水泥澆築的樓梯間開裂了，不過一切都還完好，廚房的設施也很好。這是艾米莉來到深圳後住的第一套像樣的房子。
房間裡還住了一對四川男女。兩對男女各有一間臥室，客廳共用，裡面有一臺彩電、一部影碟播放機、一張矮桌子、一張沙發床。四個人相安無事。其中一間臥室掛了一張覆膜的畫報，上面是一對正在互相愛撫的裸體的外國男女。這樣的畫報在中國比比皆是；大家覺得那才叫浪漫，之所以不犯法是因為人家畫的不是中國人。
如果換成涪陵，艾米莉絕對不會與哪個男人未婚同居，所以她也沒有跟父母說起租房的事情。不過有一天在打電話的時候，她母親問她是否跟朱雲峰住在一起。「我什麼也沒有說，」艾米莉告訴我。「我一不說話她就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之後，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情。
艾米莉每個工作日還得在飾品廠的宿舍睡覺，只是在週末才回到新租的公寓房。朱雲峰已經升任主管，每月的工資超過了一千元，拿到的獎金也很不錯。艾米莉的薪水升到了七百元，卻越來越討厭現在的工作。她不喜歡老闆總是安排她加班，不喜歡每天晚上只能住工廠的宿舍。
工作日的一天晚上，艾米莉破例跟朱雲峰住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老闆把她叫到了辦公室。
「他問我頭天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艾米莉跟我說。「他那個人就是這樣——從不直截了當。他沒問我有沒有回宿舍——而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告訴他：‘我今天早晨才回來。’我既沒有解釋，也沒找藉口。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覺得他不知道是該生氣，還是好笑。他盯著我看了一陣，就讓我走了。」
幾個星期之後，工廠裡的另一個女工也開始破例。
之後不久，老闆將生產線上的一位漂亮女孩調去做了他的私人秘書。這個女孩來自河南，剛滿十八歲。艾米莉抽時間給這個女孩講了老闆的很多事情。一天老闆碰到艾米莉，他問，人們都在背後說了他什麼，最後點到了正題。
「你跟其他工人說我好色？」他問道。
艾米莉回答道：「是的。」
他一笑置之，但看得出來他再也不想留用她。艾米莉開始抽空四處找工作。幾個星期後，她找到了一份幼兒教師的工作。跟飾品廠一樣，這所學校也在深圳的關外，不過這一次沒有臺灣老闆，沒有工廠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薪水跟艾米莉一直做工的那家廠大體相當。她就要教英語了。
當她向老闆提出辭職的時候，他想借機訓斥她一番。
「你變了，」他說道。「你一直很聽話。你交了男朋友之後，一切都變了。」
「我沒變，」艾米莉回答道。「我只是把你看得更透了。」
在深圳的最後一個晚上，我陪著艾米莉出門聽廣播。她覺得我們最好走出公寓，因為朱雲峰迴家很晚，而且脾氣會不好。那是一個溫暖而晴朗的夜晚。一座座亮著燈的工廠宿舍樓頂上，閃爍著滿天星斗。
那天早些時候，朱雲峰主管的一位工人在做工時受了傷。朱雲峰沒有跟艾米莉多說，只說想一個人待一會兒。為了在新的產品線上趕製一批訂單，廠裡一直在加班。既要趕時間，又對裝置不熟悉，往往會引發事故。新產品是金屬熱水杯。
我和艾米莉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丘，可以俯瞰整個小鎮。這裡是關外典型的工業小鎮：山丘上開出的一道道豁口塵土蔽日，商店和公寓樓房鱗次櫛比，兩條主路的兩側是一字排開的廠房和宿舍。有製鞋廠、製衣廠、計算機配件廠——配件廠的頂層在最近的一次火災中被燒成了光架子。濃煙在廠房的白瓷磚上留下了印跡。艾米莉說沒有人受傷，但同一條街道上的另一家工廠在數年前發生大火，燒死了好幾個工人。那家工廠生產的是聖誕飾品和剪草裝置。
艾米莉就要開始教學工作，不禁有點惶惑不安。她擔心在工廠幹了這麼多年，自己的英語早已忘了個一乾二淨，她還擔心管不住孩子們。不過她很喜歡校園環境，一說到新的工作就會開心一笑。她剪短頭髮，用塑膠髮卡夾住了後撇的劉海。她的脖子上戴了一條簡樸的項鍊，那是朱雲峰送的——玉雕龍，她的生肖。
我們坐在山頂聽起了「夜空不寂寞」。好一會兒，我們誰也沒有說話。收音機的音量調節鈕已經損壞，胡曉梅的聲音在夜空裡顯得沙啞而單薄。十一點過了，遠處還能看見一座座廠區宿舍，水平線上是窗戶裡透出來的一大片燈光。第一個打進電話的人不住地哭泣，因為她很後悔以那樣的方式對待早已分手的男友。胡曉梅告訴她，這樣的經歷對她有好處，也許她下次就知道該怎麼做了。第二個打進電話的人說他很想念自己高中時期的女朋友，可她現在工作的地方離他很遙遠。胡曉梅叫他不要以為每一段感情都是愛情。胡曉梅告訴第三個打進電話的人（她只有二十三歲），覺得自己應該馬上結婚的想法是錯誤的。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盞盞燈已經熄滅。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時候受傷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說過的幾句話。我們一直在討論，深圳的外來者在處理新獲得的個人自由方面有什麼應對之道，艾米莉說她欣賞的是人們學會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她在過去經常做出這樣的評判，可她現在又說，有時候孤獨也會讓她感到恐懼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傳統社會里，」她說道。「人們分群而居。這樣的群體最終演化成了家庭，現在呢，這樣的群體卻又要解散成一個個互不相干的人。他們終究會變成獨自一個人。」早在幾天前她就說過，深圳的變化來得太快——年輕人學會了獨立，由政府統管變成老闆說了算。「如果存在一種完美的社會主義的話，那就再好不過，」她說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過是美好的理想罷了。」
我們下到了山坡，我問她想不想離開深圳。她立即搖了搖頭。我又問她，她覺得城市裡全新的壓力會給生活在這裡的人帶來怎樣的改變。
「結果是人們的能力更強，」她說道。「創造力更強。然後，他們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樣。」
我問道：「你覺得這會給中國帶來怎樣的變化？」
她陷入了沉默。遠處的宿舍大多已經熄滅了燈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儘管我樂觀地認為只要每個人學會了照顧自己，體制就將會自然而然地隨之做出調整。不過，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圍牆的城市、大門緊鎖的工廠、獨自生活的人們、遠離家鄉——我很想知道這一切究竟如何被歸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識到這個問題對她並不重要。自從來到深圳之後，她找了一份工作，辭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談了戀愛，違反了宿管規定。她向某個工廠老闆寄過死亡威脅信，對自己的老闆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歲。她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