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原本位於兩座懸崖間的一塊狹長平地上的提煉廠，十五公里範圍內無人居住。每年夏天，鈾旯灣鎮從前的居民們會在附近舉行野餐聚會，偶爾也有人過來拜訪一下，彷彿這裡是一座墓園。我每次陪著訪客的時候，總能感覺到一股懷舊情緒：人們倚靠著貼滿警示語的圍欄，用手指著自己原來結婚的地方，孩子出生的地方，懵懂少年時率性而為的地方。「萬聖節那天我在那座橋上跟一個男孩子接吻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咯咯地笑著說道。「那個地方原來是廢料堆，」一個男子指著懸崖邊上的一塊空地樂呵呵地說道。「我們找來個舊車軲轆，爬到上面溜下來。」
那一帶居民堅毅能吃苦，而這荒蕪且已遭到毀滅的地方彷彿成了他們寄託懷舊情緒的唯一場所。有兩次，從前的居民一說起鈾旯灣的事情就泣不成聲，而在說到家人死於癌症的時候都不曾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很大程度反映了一種心態：當地人覺得在鈾礦廠或提煉廠工作很有尊嚴，這是他們的個人決定，離開鈾旯灣實屬迫不得已。不過，也有很多人強烈地感覺到浪費和不公。大家都熱愛這個小鎮，並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加以清理；對於外界有關鈾旯灣的原住民罹患生殖缺陷和其他疾病現象的猜測，他們深感厭惡。「u3o8剛開採出來的時候並沒有那麼燙手，」曾經共同監督清理工作的鈾旯灣鎮前居民基恩·格林伍德跟我說起這事兒的時候用化學縮寫代替了「黃餅」這個詞。他指出，人們往往把鈾的各種形態混為一談，如黃餅、濃縮燃料、炸彈材料，而實際上每一種物質都有各自的提煉程式和不同的輻射水平。他說清理鈾旯灣並非出於對健康的擔憂，就目前來說，廠區所在地的輻射水平並不超過周邊的土地。「這是責任問題，」他說道，「而不是健康問題。」
當地人說起鈾礦和核能的時候總是滿口術語。他們說「熱釋發光劑量計」，對於α輻射和γ輻射的差異一清二楚。「肺纖維化」這樣的詞時常脫口而出。他們突如其來的精明和老練頗讓人感覺很不自在；一次，一位婦女將歐巴馬總統和阿道夫·希特勒相提並論，隨即還提到了關於粒子輻射效應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這個地方接受過大量正規教育的人很少，出了名的孤立保守；當地人對於外界和陌生的事物常常會覺得不安。不過，跟原子相關的任何事物都不會令他們感到不安。他們不怕輻射，時常語出驚人。有好幾個人當著我的面堅稱，未經濃縮的鈾物質不具有致癌性；他們還說，沒有證據表明管理良好的鈾礦和提煉廠所具有的低輻射水平對健康具有副作用。曾經在鈾旯灣提煉廠工作過的霍華德·斯蒂芬斯告訴我，他在那裡工作時所接受的輻射水平，與在紐約中央車站工作的人不相上下。有人說，航空工業給其僱員帶來的輻射甚至超過核工業。縣級專員羅恩·亨德森告訴我，黃餅其實無害，甚至可以交給美國郵政系統進行郵寄。「就像郵寄糖粉，」他說道。「你只需把它放進密封塑膠袋。只不過你得注意讓拉鏈一直密封著。」
他們跟反對新建提煉廠的環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十分巨大。環保主義者受過更好的教育，顯得更加老成，他們的觀點不受預期財政收入的影響。不過我注意到，一說到科學問題就會有一種模糊性。「經常有人說這個地方的白血病和癌症率如何如何，」曾經兩度參與反對提煉廠訴訟案的特拉維斯·斯蒂爾斯律師如是告訴我。當我問及證據時，他說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根本不可靠。活動家們經常援引位於科羅拉多州科林斯堡的拉瑞莫縣醫學會曾經發表的一份宣告，說鈾礦採礦社群已經在白血病、兒童骨癌、早產、遺傳畸形，以及其他嚴重疾病方面表現出證據充足的上升勢頭。不過，當我聯絡釋出這份宣告的醫生時，他們卻無法提供可靠的來源。（一位醫生告訴我，他的材料因為受潮而損毀了。）
然而，我在鈾礦區聽到的所有事情幾乎都顯得證據充足。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把鈾列為人類致癌物質。紐約中央車站的牆壁貼著花崗石，其中便含有釋放出氡氣的元素；在此工作的人員所承受的輻射量遠高於美國核管制委員會允許鈾礦提煉廠向鄰近地區排放的劑量。離太陽越近——生活在高山，或乘坐飛機——也意味著面臨更強的輻射。根據美國全國輻射防護委員會的資料，飛機空乘人員每年所接受的與工作相關的平均輻射量，比核電站工作人員所接受的平均輻射量高出一點五倍。（以上兩種都沒有超過普通美國人從自然環境中接受到的輻射量。）也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低水平的輻射會引起健康問題。後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聽到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否真實可信，於是給該地區的美國郵政發言人打了電話。他十分明確地告訴我，黃餅被劃歸為un2912類放射性物質，嚴格禁止郵寄，不管袋子的拉鏈是否一直處於密封狀態。
全國癌症研究所下設的輻射流行病學分支機構的約翰·博伊斯博士對鈾旯灣進行過研究。他現在執教於範德比爾特醫學院，也是獨立的研究組織「國際流行病學研究所」的科學指導。當我在馬里蘭州羅克韋爾他的辦公室見到他時，他說鈾旯灣跟其他很多公司形成的小鎮一樣，其實保留著相當不錯的檔案記錄。這才使得博伊斯和其他研究者能夠找到哪些人在鎮上生活過，他們都在什麼地方幹活兒。對1936年至2004年間的資料進行分析之後，他們追查到了相當廣泛的疾病種類所導致的死亡。「我們確實發現肺癌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他說。「不過僅針對男性。且集中在礦工身上。跟生活在鎮上的女性無關。如果考慮到環境暴露問題，那麼應該是男女一致。即便都是提煉廠的工人也沒有體現出這一點。」
鈾旯灣鎮的總體死亡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百分之十。心臟病發病率較低，這也許反映了人們無失業之虞時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普遍喜歡從事戶外活動。博伊斯之前在其他鈾礦地區進行過研究，他發現唯一的高風險來自在通風條件差的礦井從事採礦且喜歡抽菸的那些礦工們。他指出，各項安全措施使之形成了巨大的差異。「現在的氡氣含量極低，」他說道。「但在早期，連可以遵循的標準都沒有。」
活動家們告訴我，博伊斯的研究結果並不可靠，因為他接受了來自聯合碳化物公司的資金支援。當我把相關材料交由獨立專家進行評估時，他們說方法沒問題，研究結果也與美國全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所基本一致，該機構尚未發現顯著的資料差異，以證明提煉廠工人因為鈾礦的輻射或者化學毒性而導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在新墨西哥州，dineh專案正在對曾經具有未經監管礦井的納瓦霍部分社群展開研究，研究人員告訴我，他們認為結果跟腎病和其他疾病有一定關聯，但他們同時很謹慎地說明這只是初步的研究結果。
科學家認為，儘管公眾有這樣的認識，但輻射實際上只具有很低的致癌性。1980年代，全國癌症研究所在全美一百零七個建有核電廠和具有能源部核設施的縣開展過大規模研究。研究結果並未發現癌症患者超量。最近，該研究所參與了一項針對十五個國家的研究專案，牽涉四十萬名核工業僱員，他們全都佩戴放射量劑量計以測定多年工作期間所接受到的輻射量。該研究所的埃舍爾·s·吉爾伯特博士告訴我，他們在接受輻射量不足0.1西韋特的僱員中並未發現有死亡率增高的現象，而這是美國核電廠僱員接受輻射量年平均值的五十多倍。她談到要把這些問題解釋清楚很具有挑戰性，因為人們往往對輻射量的高低不加區別。「他們認為只要遭受了輻射就不是好事，」她說道。「他們很難理解，輻射量其實很關鍵。」吉爾伯特描述了研究人員對0.1西韋特放射劑量的理解，這樣的輻射量僅在百分之五的研究物件身上被檢測到，大多來自他們早年在核電廠工作時所接受的輻射。從工業的角度看，這樣的劑量很高，但從影響健康的角度看卻並非如此。「在接受輻射量為0.1西韋特的一百人中，我們發現僅有一人因為輻射暴露而罹患癌症，」吉爾伯特說。「不過，也有四十二人因為其他原因罹患癌症。這樣低比例的患病率很難加以研究，因為人們罹患癌症的其他原因多種多樣。」
高輻射量的後果均有很好的文獻記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遭受核爆炸的近十萬名日本倖存者進行了長達六十年的研究。隨著輻射量增高，呈現出顯著的線性模式——輻射量增加意味著風險增加。不過，尚不清楚這一模式是否適用於低劑量輻射範圍，因為這個範圍內的健康影響相當細微，根本沒辦法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得以顯現。包括法國科學院在內的專家和科學組織已經對低劑量輻射的線性模式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輻射量符合一定閾值時便不再具有危害性。對很多元素和環境因素，比如鐵和鋅來說，在一定的閾值內對身體有益，高劑量時則具有毒性。不過，將這樣的模式應用到鈾物質的做法具有爭議性，因為這會徹底地改變風險評估，以及儲存核廢料方面的可能性解決方案。
美國的監管將繼續遵照線性無閾值理論。這樣做既簡單又安全，不過也有可能被誤讀。由於科羅拉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住在這裡的居民從自然環境中接收到的輻射量是新澤西州居民的二到三倍，從嚴格意義上講，罹患癌症的風險因此而增加。（實際上，科羅拉多州罹患癌症的比例很低。）經歷了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後，反核組織和反核科學家根據日本核爆炸倖存者的研究成果推算（歐洲的核輻射水平呈下行趨勢），預言會有數十萬人死於癌症。批評家指出，這種做法相當於把駕駛摩托車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彎道行駛時所造成的死亡數字拿來做假設，如果大家把速度降到每小時十多公里，死亡率會隨之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所以才要花費一億二千七百萬美元的巨資強行清理一座廢棄的小鎮，而這個小鎮的居民在此居住的時間比一般美國人都要長久。從比喻的角度來講，鈾旯灣鎮的限速是每小時一公里多。
即便死傷最為慘重的災難表現出來的後果也輕微到讓人驚訝。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數十名緊急救援人員死於參與反應堆滅火工作，但事故之後對於毗鄰社群的健康影響似乎十分有限。經過二十年的大規模研究，並沒有找到一致的證據證明在出生缺陷、白血病或其他與輻射有關的疾病方面出現上升的現象。唯一的公眾流行病是兒童甲狀腺癌發病率升高，他們的腺體對輻射尤其敏感。死去的人不到十個——甲狀腺癌很容易治癒，只是很多人需要接受手術，此種流行病的全部影響尚需等待數年才能為人知曉。
跟事故本身一樣，即便這種流行病也可以完全避免。蘇聯的反應堆缺乏密封裝置，這樣的設計缺陷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蘇聯政府還推遲了事故訊息的釋出時間。「蘇聯人完全可以採取一種措施，以消除流行性甲狀腺癌，」博伊斯告訴我。「他們本應該告訴大家：‘別喝牛奶。’」周邊地區的奶牛吃了被輻射沉降物汙染的草料，而家長們又把牛奶餵給了自己的孩子。一個開明的政府會做出迥然不同的反應；早在1957年，英國位於文德斯蓋爾的一處核裝置因為設計嚴重不合理而發生火災併發生洩漏，當地所有的牛奶都被倒進了大海。2011年，地震和海嘯導致日本的兩座核反應堆發生部分熔燬，但沒有引發公眾流行病，因為居民早已疏散，食品的汙染都受到了監測。儘管日本的反應堆管理和維護嚴重不善，其所洩漏的輻射量僅相當於切爾諾貝利的六分之一——密封裝置起到了防止災難發生的作用。沒有證據表明日本民眾遭受了危險的輻射，在災難發生後工作於此的四千多名工作人員中，只有一百零三人被檢測出受到的輻射量超過0.1西韋特。科學家們預測，這個水平的輻射量導致罹患癌症的比例僅比正常水平高出百分之一。這樣的影響相當輕微，尤其考慮到光是海嘯就奪去了二十多萬人的性命——但人們只記住了核設施熔燬這件事兒。
博伊斯告訴我，高關注度的事故所帶來的最大的健康問題常常跟心理有關。一項為期二十年的研究表明，缺乏一致的證據說明三里島事件所釋放出的低劑量輻射給反應堆周邊社群的死亡率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但人們高度緊張，酒精消費大增。切爾諾貝利附近地區的菸酒消費量和抑鬱現象激增。烏克蘭發生事故之後，遙遠的歐洲國家如希臘，據報道選擇墮胎的人數急劇增加，因為人們害怕嬰兒先天缺陷。因為切爾諾貝利事故，相當一部分歐洲國家急劇縮減核電廠，義大利關閉了境內的所有核反應堆。二十年後，義大利從法國購買電能，其中百分之八十來源於核電，並在絕對溫室氣體排放的二十七個歐盟國家中名列第二十四位。
與我交談過的癌症專家中沒有一個人出於健康原因對核電提出反對意見。無一例外，他們最大的憂慮是核廢料的儲存，儘管很多人指出這是政治問題而非科學問題。好幾位科學家告訴我，公眾應該更關注醫學輻射，因為ct掃描往往存在輻射超標，而對它的監管與核電產業相比要寬鬆得多。（從1996年至2006年，美國實施的ct掃描總量增加了近三倍。）
博伊斯還表達了對於恐怖主義的憂慮，不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認為人們對於輻射的認知嚴重跟不上。把黃餅甚或濃縮反應堆燃料轉化成真正的炸彈十分複雜，也許對恐怖分子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不過這並不是問題所在。即便低放射性的材料——如人們在科羅拉多州西南部的花園或者起居室裡看到的那種玩意兒——也會讓大多數人膽戰心驚。「我們對放射性的研究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博伊斯告訴我。「我們對它有了一定的瞭解。不過，這玩意兒終歸看不見。我一個同事說過：‘你要是能把它塗成藍色讓我眼見為實，那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當草根環保主義者繼續高舉反核大旗時，氣候變化的跡象令一些知名的環保人士公開發出了支援的聲音。綠色和平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帕特里克·穆爾已經從該組織退出，並認為該組織在這個問題上持有非科學的觀點。蓋亞理論家詹姆士·拉夫拉克尤其公開抱以支援態度，同樣如此的還有《全球概覽》的創立者斯圖爾特·布蘭德。2009年，來自科羅拉多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馬克·烏代爾在參議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闡述。「在有些人看來，」他講道。「烏代爾家族有人對核能持贊同態度的訊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不快。」烏代爾來自有名的環保主義者家庭，他的叔叔斯圖爾特·烏代爾去世於2010年，曾經在訟案中做過納瓦霍鈾礦礦工的代理人。烏代爾參議員告訴我，他高度敬重叔叔留下來的遺產，但現在的監管已經大為完善，氣候變化的威脅要求我們重新考慮這樣的問題。「來自核能的風險值得我們關注，」他說道。「這就像增加天然氣的使用同樣具有風險，實話實說，可再生資源也會具有同樣的風險。」
烏代爾更鐘愛風能和太陽能，不過他承認這些東西在短時間內還無法有效取代煤炭。他相信，人們會找到儲存核廢料的辦法。當我提到他的家鄉提議新建提煉廠時，他說道：「只要符合必須的法律和監管，我可以支援這樣的專案。」他繼續說道：「我叔叔對於冷戰的本質，以及我們是如何形成非得在此偷偷摸摸的思維等問題曾經表達得一針見血，我們不需要任何監管措施，因為那終究會威脅到美國的存在。可我們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呀。」
我問他，對於氣候變化的害怕會不會像對蘇聯人的害怕那樣導致草率決定和粗枝大葉。「考慮到我們在華盛頓需要克服重重困難才能說服參議院的絕大多數議員相信，大家必須對氣候變化提出應對之策，」烏代爾說道。「我並不擔心那個問題。不過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永遠不要忘記那些教訓。」
科羅拉多州的偏僻一隅有一種時間停止的架勢，這裡位置太偏無法吸引全國連鎖，旅遊者只能落腳在位於納徹裡塔的瑞伊汽車旅館。旅館仍舊使用鑰匙，鑰匙鏈上仍舊鐫刻著1970年代的一條提示資訊，只要把它投進美國的任意一個郵筒，都能夠免費寄回旅館。我在1月份登記入住的時候，一位名叫謝麗·羅斯的前臺接待員問我是否前來參加「能源公司」提煉廠的聽證會。羅斯解釋說，她曾經是鈾旯灣鎮的居民，她的父親和幾位叔叔均死於跟採礦有關的肺癌。到此，這條資訊足以讓我猜想，她會對該產業持全力支援的態度。「你看，我們遭受過最為巨大的損失，而我們對提煉廠並不持反對態度，」她說道。一位路過的清潔工說，她的父親也死於肺癌，她同樣歡迎採礦業能夠儘快迴歸。
科羅拉多州公共衛生和環境局正在舉行聽證會。人們大多預言，衛生局最終一定會頒發許可證，不過幾起官司懸而未決，還有其他人可能會被送上法庭。然而，真正的問題似乎跟經濟有關。「能源公司」已經在多倫多上市交易，股價在過去一年間大幅跌落。已有數種跡象表明核能將會得以重振，但美國的道路仍不明晰。需求可能更多地來自海外，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儘管這兩個國家已經各自宣佈了雄心勃勃的核電站建設計劃。當前，中國嚴重依賴煤電和水電，其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南部和東部，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的可能性並不樂觀。
「能源公司」的創立者和執行長喬治·格拉希爾告訴我，他相信一定會存在需求。他曾經在鈾礦公司當律師，直到其在1980年代突然破產，他隨即在科羅拉多州西南部購買了一片大農場。跟許多實業公司的執行官一樣，他對於追趕經濟潮流顯得頗為內行。數年前，他在自己的農場上開了一個砂石坑，出售岩石以用於掩埋鈾旯灣鎮的殘餘物。他還出售了七萬多立方米的表層土，用來噴灑在另一處遭受汙染的提煉廠廠區。既然該產業已然從強制性的清理轉向了真正的生產過程，格拉希爾打算迴歸自己的本行。他的家裡仍舊保留著一塊礦石和一大罐黃餅。「這玩意的檔次相當高，」他一邊把礦石遞到我手裡，一邊說道。我沒有開啟罐子。
因為品牌的緣故，「能源公司」把自己的專案命名為「皮農山提煉廠」。「我們可不想再用‘帕拉多克斯’這幾個字，」格拉希爾說道。他拿出從核能研究所弄來的宣傳展示品：一個塑膠小球。如果這個小球真的是濃縮鈾，那麼它產生的能量相當於一噸煤炭。展示品上印著：「核能，清潔能源。」這玩意兒可追溯至1970年代，人們當時擔心的是煙塵而非氣候變化；其正面跟瑞伊汽車旅館的鑰匙鏈一樣老套。「我可以給你，但我就一個也沒有了，」格拉希爾說道。
聽證會的舉行地點就在紐克拉鎮，距離提煉廠廠址僅有二十多公里。會議按計劃一直在整個地區輪流舉行，人們的反應有規律可循：越遠離提煉廠，人們似乎越感到害怕。沒有人說得清，如果在科羅拉多州西南部公開舉行會議，大家會說些什麼。在縣政府所在地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一個人指責衛生局意圖謀殺所有公民。還有一次，有一位發言人追憶，具有輻射性的鈾旯灣鎮種出來的西紅柿如何的美味可口。另一個人緊隨其後並無實質內容地宣佈：「對有色人種擔任總統我並不是真的很感興趣。」環境保護主義者說，他們參加這樣的會議總是感覺很不暢快，因為當地人有時候會將自己的怒火發洩到對立者身上。我對外人的看法深感同情——作為一名作家，我總是激起他人同樣的反應。不過，我逐漸明白了他們之所以怒火中燒的原因。本地人對於屈尊俯就早就習以為常，事關健康問題時更是如此，雖然實際上他們的專業知識非常紮實。當地人的很多觀點我都半信半疑，不過當他們談起鈾礦時，我學會了傾聽。
兩百多位居民參加了紐克拉會議，絕大多數人都佩戴著橘色紐扣，上面印著「支援提煉廠」的字樣。「對於鈾物質我們並不害怕，」鈾旯灣鎮從前的居民喬伊斯·謝菲爾對著麥克風說道。「我不喜歡滑雪。我怕滑雪。我學不會。但我瞭解鈾物質，我不怕它。」另一位婦女說自己是當地的第四代居民。「我家有好幾位親人在核工廠幹活時丟了性命，」她說道。「但我無怨無悔。」一位商會會員做了一個宣告，這樣的宣告只在那個叫做帕拉多克斯的地方才能聽到：「鈾礦和旅遊可以共存。」
直到第三十位發言者才發出了反對的聲音。最後，只有五個人提出反對意見：他們提到了健康風險、野生動物和核廢料的儲存問題。來自帕拉多克斯鎮的居民克瑞格·皮瑞茲批評了這個產業的不穩定性。「他們提供的工作很不穩定，」他說道。「大家應該得到的可不止這些呀。」
每年8月，鈾旯灣鎮的老居民們都要回來舉行野餐活動。廠區被圍攔之後，他們聚集在東南方一點六公里外從前的棒球場上。建築掩體已經蕩然無存，柳枝灌木叢封住了跑壘道，不過這裡從未進行過清洗——既沒有鐵絲網圍欄，也看不見警示語。倖免於難的碩大白楊樹為這個地方帶來了令人愉悅的樹蔭。
2010年的野餐會上，喬治·格拉希爾告訴我，他很高興自己能夠全身心地經營他的大牧場。幾個月前，他宣佈公司需要重新定位，並從「能源公司」執行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起初，股價跌至十二美分才得以反彈。很多人都以為公司能夠拿到許可證，然後把它賣給能夠化解這種不確定性的大公司。這是眾多鈾礦廠鎮又一種超越時間的品質：他們可能落後了三十年，但也可能超前了十年。
前來參加野餐會的有兩百多人。他們大老遠地從休斯敦和洛杉磯趕過來，還有幾個家庭從新墨西哥州一路開車回到了這裡。兩位鈾旯灣鎮曾經的醫生也來了，1969屆高中畢業班舉行了他們的第四十次聚會。很多人穿的t恤上印有這樣的文字：「危險：放射性材料：我居住在科羅拉多州鈾旯灣鎮！」一個叫做「專業個案管理」的組織散發了政府將為曾經的鈾礦工人提供援助的資訊。
在一棵楊樹的樹蔭下，人們擺出了鈾旯灣鎮原來的鐵製道路牌：燧石大道、提煉廠車道、方解石大道。這些東西本來應該跟別的物品一起被搗成一堆碎片，但工人們把它們偷了出來。一位從小在鎮上長大、名叫斯坦·凱德曼的男子拿出了一塊巨大的「鈾旯灣」牌子，這原來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標識牌。凱德曼目前在科羅拉多州西南部跑運輸，他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把車開到自己的老家來。
「它總縈繞在我心頭，」他對我說。「我都能聽見各種各樣的聲音。」我想起了縈繞於此的各種東西——提煉廠的聲音、咳嗽不止的老礦工，甚至還有那些遭到轟炸的日本人——我問凱德曼聽到了什麼。他身材魁梧，戴著一頂哈雷-戴維森帽子，小臂文著刺青，蓄一把絡腮鬍。他笑著回答道：「孩子們的嬉鬧聲。」
supsmallid="filepos322515"/small/sup科羅拉多州州名來自西班牙語，意為「紅色」，意指落基山脈色彩斑斕的岩石。——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