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110國道沿線看到了許多奇石的廣告牌。這些廣告牌首先出現在河北省境內，那裡荒涼偏僻，唯一的色彩來自沿路設定的廣告旗。廣告旗呈紅色，上面寫著兩個很大的漢字：奇石。從字面意思來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頭，不過「奇」這個形容詞也有「非凡」和「罕見」之意。這些廣告旗被大風撕扯得破舊不堪。我們正往西北方，也就是春季暴風雪的方向行駛。現在下的僅是雨水，不過我們已經能看見等在前方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迎面開來的汽車上凝結了前方的天氣狀況。車輛多是裝載著從內蒙古往南運輸貨物的解放牌大卡車，車上成堆的箱子和籮筐覆蓋著積雪。一輛輛大卡車頂著橫風從大草原駛過來，走到此處那些冰凍的貨物往右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駕駛著租來的切諾基吉普車，麥克·高提格順路搭車。如果一切順利，我可以一路開到青藏高原。我們倆相遇於和平隊，在結束服務期之後各自找到辦法留在了中國：我當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開了一家酒吧。不過，我們偶爾會在路上相遇，純粹出於憶舊情懷。一路上經過了五六處奇石廣告牌，我們誰也沒有說話。
「這是什麼？」高提格終於開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沒走過這條路。」
廣告旗樹立在水泥白瓷磚建成的小商店門前，似乎每往前開進一步，它們就愈發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狀類似其他物品的石頭。它在全國的旅遊景點已經成了一種必備之物；人們在黃山可以看到名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類自然形成的石塊。收集者購買小塊石頭；這些小石頭有時被雕刻成適當的形狀，或是帶有某種礦物圖案，讓我們覺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對奇石沒有一丁點興趣，可它們在河北這樣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如此欣欣向榮，倒讓我感到有幾分神秘。什麼人會買這樣的玩意兒？駛過二十多面廣告旗之後，我終於把車停了下來。
走進店鋪，物品的擺放顯得很怪異。整個房間擺了滿滿一圈展櫃，只在入口處留了一個小口子。一位店員微笑著站在入口邊上。我從一排排桌子邊上擠了過去，高提格跟在後面，我隨即聽到了巨大的碎裂聲。
我轉過頭去。高提格僵在了那兒；水泥地上滿是綠色的碎片。「怎麼了？」我問道。
「他把它碰倒了！」那位店員說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掃下來了。」
我和高提格看著一地的碎片。過了一會兒，我問道：「這是什麼？」
「玉，」那位店員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終於辨認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壞的船帆的一角、扯斷的纜繩。那是一艘中國商人們喜歡擺在辦公桌上求取好運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從工廠里弄出來的廉價仿冒玉石，整艘帆船已經摔散了——地上竟有五十多塊碎片。
「沒事兒，」那位店員樂呵呵地說道。「先到前邊慢慢看慢慢選，也許你還想買點別的東西呢。」
身邊全是展櫃，我倆站在房間的一角，彷彿兩隻籠中困獸。高提格的雙手都在發抖，我感覺自己的太陽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嗎？」我用英語問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麼都沒感覺到，不過我也不敢確信。我一走過它就掉下來了。」
我從未遇見過貨物摔碎了還能如此平靜的中國生意人。第二個人提著掃帚從邊上一個房間裡走了出來。他把帆船碎片掃成一堆，然後就離開了。又一個人悄無聲息地出現了，直至大門邊站了三個人。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個事先下好的套；我聽說，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後怪罪於顧客。可我們才離開北京幾個小時，連所在地的縣名是什麼都還不知道。高提格變得出奇地平靜——只要犯了事，他總會這樣。除了挑選「奇石」，我們誰也想不出別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於1996年加入和平隊，當時做志願者工作似乎有點不太合潮流。自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冷戰的巔峰期建立和平隊以來，這個組織的個性一直隨美國的政治氣候而變化。當時，和平隊一下子大受歡迎，對於關心美國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扮演什麼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戰後，隨著美國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義浪潮，和平隊這一組織隨之成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來，和平隊的意義又一次發生了改變——現在任何加入和平隊的人可能都對戰爭時期個人應該承擔的責任進行過認真的思考。
不過，1990年代中期國內並沒有什麼志願者心中具有相當分量的大事件發生。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東西讓人想要去海外待上兩年，而我們加入它的理由千千萬萬。我所知道的志願者大多懷揣一絲理想主義，但通常予以輕描淡寫，有時候人們覺得提起這樣的詞語會讓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訴我，和平隊在對他進行面試的時候，要他把自己的「社群義務」按照五級制進行評價。高提格給自己打了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試官才開始發問。你曾經在毒品治療中心工作過，對嗎？你目前在教書，對嗎？他終於說了句：「好吧，我打四分。」高提格後來告訴我，他報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蘇達州的女朋友說要認真考慮兩個人的關係。我在其他志願者那裡也聽到過同樣的說法——硬著頭皮也要做的一件難事就是想個最簡單的辦法結束一段戀愛關係。
當時，我可不想告訴面試官我的真實動機。我需要時間用於寫作，但又不願意再去讀書，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會是什麼樣。我很高興有了學習外語的念頭；教幾年書的想法也讓我很有興趣。我覺得和平隊的工作不會那麼機械死板，我很喜歡這一點；而他們又把這樣的工作稱之為志願者，所以我父母親也感到十分高興。我的父母親都住在密蘇里州，同為天主教徒，對肯尼迪的記憶相當愉快——我後來才知道，和平隊曾經招募過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歡迎。我們那一年派往中國的十三名志願者中，有六個人來自中西部各州，三個人來自明尼蘇達州。這跟中西部篤信的自由主義有關，不過其中也有逃避的因素。有同伴之前從未出過國門，來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願者之前從未乘坐過飛機。
我們都沒想過會來到遙遠的中國。沒有人在那裡生活過，除了一點點基礎，也沒有人學習過他們的語言；我們對於中國歷史實際上一無所知。我們瞭解到的第一點，是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前往心存疑慮。我們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府指責和平隊跟中央情報局有關係。這些疑慮從未公開表述，但仍然有一幫人對於接納和平隊抱著提防的態度。直到1993年，和平隊才首次向中國派出教師，我是第三批。
我們一定受到了嚴密的監控。我時常想弄明白，中國的安全官員是怎麼思考的——是不是我們的無知迷惑了他們，或者令他們愈發懷疑。他們一定想琢磨明白，這幫傢伙有什麼共同點，美國政府偏偏選派他們到中國來。為了確保從評估中全身而退，總有幾個通用的選擇標準。在我之前一年，一位從美國海岸警衛隊退休的老人也加入進來。大家都叫他「上尉」，他還是美國著名電臺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寶的忠實粉絲；在培訓活動上，他穿了一件羅納德·里根t恤，這讓他在即將任教的中國大學校園裡顯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隊的一位官員對他說：「你也許應該換一件襯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許應該再讀一讀憲法。」（這事就發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給中國的青年學生上課，他在黑板中間畫了一根線，並在左右兩邊各寫上「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好，同學們，咱們開始上課，」他高聲說道。「這個行；這個不行。」最後，他因為在成都街頭的一場爭吵中毀壞計程車側視鏡而被和平隊掃地出門。（爭吵碰巧發生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那一天，這個有趣的細節可能未被中國的安全官員記錄在案。）
沒過多久，大家幾乎就可能忘了是誰並且為什麼把我們派到這裡來。我們大多在偏僻地區規模不大的大學教書，跟和平隊很少有直接的聯絡。只是偶爾從上面傳下一些課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綠色英語運動」。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專案：和平隊希望從事教育工作的志願者將環保主題融入到自己的教學活動中。我在中國的一個同伴非常審慎地開了頭，以「亂丟垃圾是好還是壞」為題組織了一場辯論。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兩派。一部分學生群情激奮地說，很多中國人從事的職業就是撿拾垃圾，如果沒有了垃圾可撿，他們肯定會失業。沒有了垃圾，他們靠什麼吃飯？除了「綠色英語運動」被有效地結束外，這場辯論沒有明確的結果。
這樣的經歷會改變一個人，只是改變的結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預期。對死硬的理想主義者而言，這樣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頂，他們大多幹到最後便沮喪不已，十分不開心。實用主義者可以堅持到最後，明智的人還給自己的每一天都確定了細小的目標：學一箇中文片語，或者教會求知若渴的學生一首詩歌。長遠的目標統統被拋到了一邊。懂得靈活變通最重要，幽默感同樣如此。和平隊的手冊裡沒什麼好玩意兒，美國人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看法相當古板——有的國家需要拯救，有的國家需要害怕。中國政府同樣如此，他們的宣傳絲毫沒有幽默感。不過，中國人本身倒是出奇地開朗。他們會取笑很多東西，也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說的中文。對於固執地以美國人身份為榮的人來說，這個地方糟糕透頂。有時候，我把和平隊想成是逆向的難民機構，它把我們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變成了唯一的教會美國人拋掉國民性格的政府機構。驕傲、抱負、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積累的慾望、傳道的衝動——這一切統統被拋在了腦後。
這家商店有幾塊像食物一樣的奇石。在中國這是比較流行的藝術主題，我認出了幾樣早有名氣的：石頭雕刻的大白菜、石頭做成的臘肉串。還有些石頭經過打磨，顯出了神奇的礦物肌理，不過因為緊張的緣故，它們在我的眼裡看起來大同小異。我隨便挑選一件問起了價格。
「兩千元，」那位店員說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卻的樣子——那畢竟將近兩百五十美元啊。「不過可以便宜點賣給你，」他緊接著補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對我說道。「這裡的其他東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會摔壞。」
他說得沒錯——這事兒徹頭徹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麼會擺在那個地方？作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體格也許可以避免暴力衝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塊頭很大，蓄著短髮，長著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國人看了往往吃驚不已。不過，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他這麼溫和的人，我們倆乖乖地往大門口挪去。那個人還站在那裡。「對不起，」我說道。「我不想買。」
店員指了指那堆綠色的帆船碎片。「怎麼辦？」他小聲地問道。
我和高提格合計了一下，決定以五十元開始起價。他從錢包裡掏出了鈔票——相當於六美元。店員一言不發地接了過去。走進停車場的時候，我準備著有人走過來拍我的肩膀。我發動切諾基，轉動方向盤，急駛上了110國道。車開到張家口，我們倆還在止不住地發抖。我們在一處大卡車停車點停下來吃午飯；我大口大口地喝著茶，以平復自己的神經。一看我們是美國人，服務員一下子來了勁頭。
「我們老闆去過美國！」她說道。「我這就去叫她！」
老闆是個中年人，頭髮染成了深黑色。她來到我們的餐桌跟前，以誇張的姿勢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著中文，另一面印著英文：
美利堅合眾資源有限公司
中國辦事處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燙金印著美國的總統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隻鷹，這個徽章跟美國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仿：張家口的這隻鷹比它的美國同類胖了不少。它的翅膀臃腫，脖子粗大，雙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頭，我還是懷疑這鳥能不能飛起來。名片的一角印著幾個小字：
名譽主席
傑羅德·r·福特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