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傢什麼公司呀？」我問道。
「我們在張家口經營的是餐飲業，」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弗吉尼亞州的羅恩奧克市也開了一家餐館。
我指著名片的一角問道：「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說出了福特的名字。「他當過美國總統。」
「他跟你們這家餐館有什麼關係嗎？」
「只是個名譽頭銜，」金女士回答道。她擺了擺手，彷彿在說，沒必要讓福特知道我們在張家口開的這家不起眼的大貨車停靠站！她給我們打了折，還叫我們下次再來。
我們在集寧停下來過夜。氣溫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經變成了雪；我一看見旅館就停下了車。賓館的名字是蒙古語——烏蘭察布——大廳如此寬敞，竟然擺了一條保齡球道。我們在前臺登記的時候，耳邊滿是球和瓶的撞擊聲。至此，我對接下來要去的地方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一次計劃好的冒險。跟他在一起，總會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過他對於舒適和安全的標準如此之低，簡直對什麼都沒意見。在我所知道的來和平隊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間，他跑得最遠，根本沒有回家的跡象。當我們那一批人在舊金山做行前集合時，高提格攜帶的行李最少。他隨身攜帶的現金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積蓄。
他來自明尼蘇達州西南部，從小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她十九歲就有了兩個孩子，從此便四處尋找工作——酒吧服務、辦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務生。後來，她在一家麵包袋繩製造廠的生產線上找到了一份工作，這家工廠位於明尼蘇達州的沃星頓市，鎮上只有一萬人。他們家先後住過拖車活動屋和公寓房；還在農場上住過一年，因為前一位租戶是高提格媽媽的朋友，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丟了性命。他們一家的生活主要圍著摩托車打轉。高提格的母親是個痴迷的車手，他們經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參加哈雷-戴維森大賽或是競技表演。他看著母親的朋友在「猴子上樹」之類的專案中相互比拼，女人從摩托車上一躍而起，抓住懸在低空的繩子並前後擺動，男人繞著障礙賽道往前騎行，女人趁著摩托車返回的時候穩穩地落下。還有一項比賽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駛的摩托車上能夠把繩子上掛著的熱狗咬下最大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看到的事情一點也不稀奇。他說他一直非常討厭摩托車。
他是家裡唯一喜歡讀書的人。他讀到十一年級就畢業了，因為明尼蘇達州有一個專案，如果中學生提前畢業，州政府可以為其支付一年的大學學費。在明尼蘇達大學的莫里斯校區，高提格主修英語，隨後進入曼卡託校區攻讀研究生。就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他申請加入了和平隊。他從小就看過這類廣告，覺得這是免費遠赴海外最好的辦法。
來到中國之後，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樂山從事英語教學。他抽空跟另外兩名志願者一起組織戲劇表演：學生版的《白雪公主》。學校很快就認識到其中的宣傳良機，隨即組織了巡迴表演。其他志願者沒過多久先後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對什麼事情都很痴迷。他領著《白雪公主》劇組上了路，坐公共汽車在全省巡迴演出，曾經一天在中學裡進行了三場表演。出於政治原因，他們把劇目改頭換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學校領導堅持喜劇的結尾應該有利於無產階級，於是伐木人改過自新，還進行了一番自我批評。作為巡迴文藝表演的一部分，銅管樂隊演奏了《國際歌》，一名學生翻唱了理查德·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著藍色吉他走上舞臺唱起了《故鄉的路帶我回家》。無論走到哪裡，他都被人圍著索要簽名。在穿行於各城鎮的顛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員們扯著嗓子高聲唱歌，大嚼新鮮的甘蔗稈，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車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訴我，那是他在和平隊服務期間感覺最長的十天。
他中文學得很快。一到中國，和平隊就給我們安排了兩個半月的密集培訓，之後便根據個人的需要僱請私人教師。不過，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閒逛，隨便找人說話。高提格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國人所說的那樣，他還是個喝酒好手。像四川的鄉民一樣，他學會了用牙齒開啤酒瓶。
有一年秋天，他去中國最西邊的新疆旅遊。他一個人在天山露營。他偏離旅遊線路去攀爬岩石，結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紅腫，接著整隻手掌都腫了起來。他花了四個小時回到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市。此時，紅腫已經蔓延至整隻手臂，痛得他死去活來。他找到公用電話，給住在成都的和平隊醫療官打了電話。醫療官確認了症狀：聽起來像是肌溶性蛇毒惹的禍，他需要儘快住院。
他向過路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輕女子主動站出來幫了他。她的英語說得很好，這在如此偏遠的地區很不尋常。她穿著一件寬鬆的亮黃色無袖衫，頗像一口大鐘從頭頂套在了身上。高提格當時就覺得這個女人多少有點奇怪，但對此顧慮太多顯然不合時宜。她把他送到醫院，醫生切開了被蛇咬傷的手指。醫院有傳統的中藥；高提格看見藥盒上印著蛇的圖案，覺得那肯定是個好兆頭。醫生用杵和碾缽壓碎藥片，然後直接把它塞進了被蛇咬破的傷口。
紅腫繼續擴散。手臂關節變成了紫色，蛇毒破壞了毛細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終於明白，穿亮黃色無袖衫的那位女子明顯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醫院並拒絕離開，還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的正式翻譯。她不回答任何私人問題——高提格仍舊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學的英語。只要他問起名字，她總是說：「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這樣回答的時候，聽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問這個問題。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醫生三次切開手指，塞進了更多的藥粉。疼痛非常劇烈，不過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勸說護士們趕跑了那個女人。第三天之後，紅腫開始消退。他在醫院裡住了一週；他身無分文，和平隊的醫療官不得不匯款繳納那筆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醫療費。他的手痊癒了。他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穿亮黃色無袖衫的女子。
我們離開烏蘭察布賓館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在打保齡球。當地政府在110國道的入口處樹立了一塊告示牌，上面的數字可以像芬威公園的棒球賽記分牌那樣進行更換：
到本月為止，該路段已經發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風雨已經過去，不過溫度依然只有零下十來度。從集寧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過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蓋著積雪，狂風不停地怒號著。我們從一輛輛紋絲不動的解放牌大卡車邊上開了過去，它們的燃油油路凝固了，也許是因為油箱裡的水分太多吧。往前開了二十多公里，我們爬上山坡，看見一溜車一直延伸到地平線：大卡車、小轎車、吉普車。誰也動彈不了，都在摁喇叭；狂風中響徹著汽車喇叭奏出的管絃樂。我從來沒想到，在這樣蠻荒的地方也會遇到交通堵塞。
我們停下切諾基，朝著擁堵的方向步行過去，幾位駕駛員向我們解釋了事情的原委。一開始是大卡車的油路被凍住了。其他車輛在這條雙車道的公路上開始超越它們，可總會遇上頑固的車輛迎頭駛來。兩車對峙，喇叭齊鳴，直至各自身後的車輛越聚越多。終於，大家一步也無法挪動。有些車輛試圖從路面外繞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進去。人們穿著便鞋在雪地裡踉蹌而行，試著用雙手把車給刨出來。沒有警察的影子。與此同時，大卡車司機們蹲在卡車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烘烤凍住的油路。這場景有一種別樣的美感：積雪覆蓋的草原一片荒蕪，一溜煙望不到頭的汽車長龍，藍色的解放牌大卡車底下閃爍著橘黃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過去給這些卡車司機們照一張相，」高提格說道。
「你才應該來一張，」我說道。「我可不會靠近這些傢伙。」
終於，在這片未做標記的內蒙古大草原上，我們跨過了區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虛線。我們盯著橘黃色的火苗看了一會兒，隨後從一條鄉間小路開到了呼和浩特。剛一抵達，切諾基的啟動裝置失靈了；我們一路推著車來到了修理廠。在對著引擎搗鼓的過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著「國賓」香菸。不過，既然走完了110國道，這就跟7月4日國慶節上放放煙花一樣沒什麼危害性。
有人說，在和平隊服務最難的事情莫過於回家。兩年的服務期即將結束，和平隊舉行了一次預告別會議。他們散發了求職材料，談起我們回家後聽見別人說「我不知道和平隊竟然還存在著」這樣的話時我們會有怎樣的反應。有幾位志願者參加了外交服務考試。有個人只考了一半，感覺再也沒法子認真對待；他在作文部分寫的是自己的世界觀如何受到了影片《空軍一號》的影響。有幾位通過了筆試，但在面試環節敗下陣來。此後幾年間，我陸續得知更多的志願者參加了這一考試，不過他們一半都被繁瑣的程式弄得暈頭轉向——他們在實際經歷中學到的東西與此沒有任何關聯。
和平隊從一開始就被描述成對外事務的幫手，不過它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培養美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認識。這樣做的意圖是影響國家的政策——該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醜陋的美國人》的激勵，因為該書對美國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隊時還抱有真誠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頭換面的力量；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因為這番經歷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過，這種變化只會使人們更加不願意替政府工作。志願者一開始往往個人主義十足，很少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雄心抱負。一旦去到海外，他們便學會了在混亂中過日子，這很難讓他們相信還有什麼改變的可能。絕大多數前志願者都會反對美國在伊拉克採取冒險行為，因為他們從自己的經歷就可以得知，哪怕最為簡單的事情，到頭來也可能錯誤百出。然而，他們的意見對於國家政策不會產生實質的影響，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沒什麼影響力。
我在中國的很多同伴後來都當上了老師。這在一定程度上因為他們本身從事的是教育性質的志願工作，不過同時也跟我們所鍛鍊到的種種技能有關——靈活變通、幽默感、願意解決學生拋給你的各種難題。當上作家和新聞記者的也不少；有的人進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繼續遊蕩，高提格在中國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為和平隊工作，培訓新到的志願者，其餘時間他便逮到什麼做什麼：為報紙撰寫專欄故事、臨時性地充當翻譯或研究人員。偶爾，他會來北京，在我那張沙發上一睡便是一個星期。說到待客，我可算是終身在為和平隊服務。有時候，我的公寓裡會住著三四個客人，全是中西部的大個子，一邊喝著燕京啤酒，一邊高聲笑談舊時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箇中國人合夥開了一家酒吧。他們找到一個廢棄的防空洞；租約明確提出，如果中國發生戰爭，他們必須交還經營場地。酒吧有兩張檯球桌，一個樂隊表演臺。開張沒多久，酒吧裡就發生了一次持刀鬥毆——其中一位酒吧招待員身中數刀，只好切除單側肺葉的一部分。酒吧沒什麼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夥人幾乎無力支付那筆醫療費。他們的酒吧就取名為「地下酒吧」。
我們駕車橫穿中國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國。他三十歲，幾乎身無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蘇達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沒想過還要在那裡生活；一個月之後，他坐上灰狗長途大巴去了南方。有幾個從前的志願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維爾；他們收留了高提格，並給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國學生學習英語的工作。一學年的薪水有兩萬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讀教師資格課程，卻發現所花費的時間與讀法學不相上下。他買回一大摞法學院入學考試的書開始自學，結果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併入住了濱江大道。他利用空餘時間為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從事中文研究工作。後來，他當上了哥倫比亞大學主辦的《亞洲法律》的總編輯。看得出來，他臉上依然帶著一絲源於中國的表情——略顯震驚、不知所措、難以適應。他不知道這種狀態會持續到何種地步，不過依然樂於搭上我的順風車。
那次駕車出遊的後半程，我們沿著215國道開到了青藏高原。雙車道公路的兩側是高海拔的沙漠風景畫，要麼是岩石，要麼是黃沙，間或點綴著公路安全宣傳標語。有一個路段，政府部門在路邊一根高達三米的纖細柱子上擱了一輛撞壞的轎車。車被撞得面目全非，前部擠壓成了平頭，搖搖晃晃的一扇門只剩幾根鐵絲連線著。車尾塗著幾個大字：四人死亡。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車冰棒。還有一處關於速度的標識語，看上去頗像選單的選項：
40碼最安全
80碼有危險
100碼進醫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邊上。我們超過了一輛輛馬達震天響、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車，車上的高度計顯示到了海拔三千六百多米。整整兩百多公里的路段，我們沒看見有人居住的痕跡。沒有加油站，也沒有餐館或商店；我們經過的第一座小鎮前不久才被夷為平地。沒有了屋頂的牆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彷彿是某個失落王國的遺蹟。
進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病了。先是流淚，接著疼痛；他坐在副駕駛座，不停地用拳頭擦臉。我們又經過一處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湖。那是中國最大的湖泊，周長三百多公里，藍得像寶石。我們在含鹽的湖邊紮下營寨，在一處狹長的地上支起了帳篷。那是我在中國見過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提格此時幾乎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帳篷裡嚎啕大哭。他已經取下了隱形眼鏡，但疼痛有增無減；他問我還要走多長時間才能到達省城西寧。「疼得要命啊，」他說道。「一陣陣的刺痛。」
我問他要不要我幫忙。
「也許到了西寧要去找個眼科醫生，」他說道。走了整整一萬公里，我覺得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話。眼睛最終痊癒了，他後來才知道，隱形眼鏡是罪魁禍首。在昆明的時候，一個朋友告訴他，當地一家商店可以半價買到強生牌隱形眼鏡——很划算啊，於是高提格一下買了好幾副。結果呢，全是假貨。那又成了一條新規矩：在昆明千萬別批次購買隱形眼鏡。中國是一個充滿教訓的國家，我們大家現在還得天天學習。別在新疆跑出主路。別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購買奇石。遇到停著的大卡車下面有人撥弄火堆，千萬別套近乎。沿著湖邊，我們又經過了一根汽車冰棒，儘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淚流不止，幾乎什麼也看不見。青海境內，他一直在流淚——他流著淚走過鹽湖的荒寂湖岸，流著淚走過紋絲不動的汽車冰棒，又流著淚走過世界屋脊長長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