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阿德爾斯坦是研究日本有組織犯罪的頂級專家。他在密蘇里州的農場里長大成人，曾經是日本最大的報紙唯一專事犯罪報道的美國人，目前靠著警方的保護居住在東京。日本警察每天都要到阿德爾斯坦的住所進行巡訪，並在大門上留下寫著「一切正常」的黃色紙條。紙條上印著東京警察的吉祥物pipo君，這個面帶微笑的卡通人物長著大大的老鼠耳朵，前額上伸出一根天線。城裡的有些人不太把阿德爾斯坦當一回事兒。他們不理會他，以為他不過是個脾氣乖戾而偏執的外國人，只會大談來自黑幫的死亡威脅。有些人的反應則充滿了懷疑；不少日本人聲稱，他的新聞職業不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安排的幌子而已。好幾家網站都說他是摩薩德的特工人員。阿德爾斯坦對這樣的風言風語很少理會，依舊保持著引人注目的形象，足以讓真正的特工人員自愧不如。他四十出頭，穿一件軍用短衫，戴一頂窄邊圓頂帽，不停地抽著來自印度尼西亞的丁香香菸。有一陣子，他把頭髮染成大紅色，聲稱這樣的裝束能夠挫敗可能存在的暗殺。他僱了一位保鏢兼做司機，這個人曾經是黑社會成員，幾年前活活被砍掉了一根小手指，以向幫派頭目謝罪。阿德爾斯坦說，他之所以有一輛由九指司機駕駛的賓士車，是為了避免乘坐地鐵的時候被職業殺手推下站臺。
日本這個國家並不危險。每年近二十萬人中才有一起謀殺案。這屬於全世界的最低水平，僅高於冰島和瑞士；在美國，被謀殺的機率要高出十倍以上。在日本，擁有槍支是犯罪，擁有子彈是犯罪，扣動扳機也是犯罪：你還沒找好目標下手，就已經擁有了三項罪名。黑幫的射擊準度之差眾人皆知，因為很難有實彈操作的機會，不過他們還是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警方估計，黑幫組織有近八萬名成員，而美國的黑手黨鼎盛時期也僅有五千人。1990年代的經濟衰退有時候也被稱作「黑幫衰退期」，因為有組織犯罪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很難想象還有類似的文明國家，犯罪竟有如此的影響力，」替一家大型金融公司進行風險評估的一位美國律師最近在東京告訴我。他有從事情報工作的背景，並有充足的經驗對擬投資的專案進行稽核，以確保這些專案跟有組織犯罪沒有任何牽連。「我們每個月都要拒絕五六家想跟我們做生意的公司，因為它們跟黑社會有著這樣那樣的關聯，」他說道。他告訴我，在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雷曼兄弟公司因為黑幫幌子公司的壞賬損失了三億五千萬美元，花旗銀行的損失超過了七億美元。
這位律師要我別使用他的姓名或公司名。「如果你的工作沒有差錯，而且你能夠識別出壞人，不跟他們進行生意往來，你就會面臨一定的危險，」他說道。他對阿德爾斯坦的工作十分熟悉，並認為他採用了迥然相異的工作方法。「傑克很高調，」他說。「那是他的風格。」對丁香香菸和窄邊圓頂帽調侃一番之後，他又說道：「我要是今晚聽到他被暗殺的訊息，準保一點也不會吃驚。」
我和阿德爾斯坦都在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市長大，儘管我跟他見面的次數不多，但他這樣的人往往讓你過目不忘。他早年的名字叫喬西，又高又瘦，長臉，略顯不對稱。他的雙眼斜視非常厲害，只好接受了一次矯正手術。手術後，他的神情依然模稜兩可，永遠無法叫人準確判斷他的視線集中在什麼上面。數年之後，他被診斷出患有馬凡氏綜合徵，這是一種罕見的結締組織失調症，常常會引起嚴重的眼部、心臟，以及其他主要器官的病變。不過，他在小時候只是顯得比較特別而已。他的視力和協調性很差，甚至考不出駕照（這對於密蘇里州中部的高中生來說是必備品），因此他去鎮上的什麼地方都只能讓班上的同學替他開車。他很喜歡戲劇，這在體育運動受到熱捧的中學裡也算是一種罕見的失調症；他是那個自稱為「戲劇苦工」圈子的成員。女孩子對他沒什麼指望。體格健壯的同學老是揶揄他，於是一位老師建議他練習武術。他先練習空手道，然後進入密蘇里大學開始了一年級日語課程的學習。一切都做得順風順水，直至喬西在當地一家書店幹活兒的時候從電梯軸上跌落下來。這事也非常邪門——那樣的電梯在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市並沒有多少部。喬西因為頭部受到重創在醫院躺了一個星期，儘管康復得不錯，但學過的日語一句也想不起來。不過，頭部的創傷也抹去了很多高中生活的記憶，所以也還划算。至於日語，隨時都可以從頭再來。
他大學二年級時來了東京，卻再也沒有回過美國。他轉到一所日本大學，並以學生的身份在一所禪宗寺院居住了三年。此間，他放棄了當演員的計劃，並改名為傑克，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全看你什麼時候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日語學得很快，經過五年的學習就通過三個階段的考試，成為了東京《讀賣新聞》的警情記者。據說阿德爾斯坦是通過這家報紙嚴苛考試體系的第一個美國人。
《讀賣新聞》是全世界最大的日報。每天印行兩版，總髮行量為一千三百五十萬份，是《紐約時報》的十倍之多。網際網路對《讀賣新聞》幾乎沒什麼影響，所以它對自己的網站也不怎麼看重。它發表的文章很少署名，大都由記者團隊創作而成。《讀賣新聞》安排新來的警情記者報道高中的棒球比賽，因為他們覺得這項體育活動有助於專事犯罪報道的記者的培訓和成長——團隊精神、統計資料、關注細節。阿德爾斯坦剛進入這家報社的時候，同事們發現這個美國人對於棒球運動一無所知，不免感到吃驚。他不知道得分和出局的差異，看成績表更是如同辨認日本漢字。他告訴我，他在培訓期間一直期待著發生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高中棒球賽季期間，我們獲得了拯救，一個漂亮的女孩被殺害，屍體被人裝進了油桶，」他說道。「這事兒很難說出口，不過我卻樂意做這種特別的工作。」
2004年，我居住在中國期間，專門趕往東京聯絡了阿德爾斯坦。一天晚上，他帶著我參觀了歌舞伎町的紅燈區，大講黑幫男妓們的離奇故事。《讀賣新聞》除了提供職位，還給他提供了一輛轎車和一名專職駕駛員。穿西裝系領帶的阿德爾斯坦坐在後座，時不時要求駕駛員停下轎車，以便他前往彈珠遊戲廳或者隱蔽的按摩場所會見線人。我上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一個高中密友正開車帶著他在密蘇里州中部四處轉悠，因為他的視力相當糟糕，可如今他竟然把後排座位看成了身份的象徵。密蘇里州一位名叫威洛比·約翰遜的朋友曾經說過，阿德爾斯坦本質上仍是一名演員。「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有點名的人都會這種自我塑造，」約翰遜最近告訴我。他讀高中的時候一直是最受阿德爾斯坦信賴的駕駛員，現在依舊稱他為喬西。「我覺得喬西就是這樣的人，」他說道。「他一直覺得自己想成為一個大牌的國際特工。」
日本的黑幫有時候說他們從事的就是表演行當。「就是一種氛圍和儀態，」一位前幫派成員曾經這樣對我講。作為年輕的刑事罪犯，他的大佬——就是他在幫派內部的「養父母」——曾經給他提出過很多重要的建議。「我的大佬告訴我，一旦你加入黑幫，就會受到很多雙眼睛的注視，」他告訴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臺中央進行表演。這就是一場演出。如果黑幫成員的角色沒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沒法活下去。」
黑幫的一貫形象都是失敗者，靠著粗暴和背信棄義才能活下來。這個名字原指紙牌遊戲中的一手爛牌——其日文名yakuza的意思是「8-9-3」，因為虛張聲勢是常有的事兒。幫派成員多為日籍韓裔，或是其他長期遭受歧視的族群。這些局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顯示出靈活、有頭腦的特質，他們的故事由羅伯特·懷汀在《東京黑社會》一書中探討過。這一時期，有組織犯罪集團建立黑市，以供大家購買生活日用品，並善於跟美國佔領者打交道。在日本重建經濟的過程中，黑幫介入了房地產和公共建設專案。
最重要的是，他們避免對平民訴諸武力，因為在一個講求秩序的社會，犯罪形象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幫派成員在各自的背部和手臂刺上十分複雜的文身圖案，並儘可能把頭髮梳理得捲曲，以區別於普通的日本人。如果某位成員惹大佬不高興了，他得剁下自己的小手指以示道歉。幫派成員善於放高利貸、恐嚇和敲詐勒索。他們想出各種奇妙點子恫嚇銀行。我在東京陪阿德爾斯坦去拜訪了一位中年黑幫成員的家，這位成員跟他過去的同夥一起饒有興致地回憶了1980年代他們敲詐各大銀行的事情。
「他們有時候會派三個傢伙帶著幾隻貓趕過去，他們在銀行的大門口揪著貓的尾巴在空中畫圈，」那個人一邊回憶，阿德爾斯坦一邊進行著翻譯。「他們沒有停手的意思，直到銀行答應提供貸款。或者，我們會召集一百來號幫派成員在銀行的門口排成一排。大家輪流進去開戶並存入一塊錢，這對新開戶頭來說是最低的存款金額。整個過程會持續一整天，直到銀行為了擺脫我們而最終答應放款。」他說，這種貸款他們根本不會歸還。「不過，我們會給銀行提供保護，同時幫助他們催收欠款，」他說道。「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不算是虧本買賣。」
兩個人都因為輕罪入過獄。他們倆體格魁梧，鼻頭碩大，鼻樑看上去都曾經斷過。兩個人說起話來不冷不熱，輕描淡寫，眼睛的表情卻相當豐富——弓形眉，好似漫畫作品裡精巧的一筆；只要一激動，那眉毛就顫動不已。其中一個的肩膀和手臂紋著日本皇室的愛國標誌菊花。兩個人都說自己知道有一百來個同夥死於幫派爭鬥。「這是幫派生活的一部分，」一個人說道。「你殺別人，最終你又被別人殺掉。」不過，他們都強調一點，從不針對無辜的平民。他們覺得，幫派從事的工作都很高尚：跟蹤欠債不還的賴賬者，讓大家不花錢請律師也能夠解決問題。黑幫幫派還涉足慈善事業，尤其是在遭受地震或者災難之後。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間，很多黑幫趁著經濟泡沫發了財，並建立了大規模的公司組織。（只要登記手續完善，沒有哪條法律規定要取締這樣的黑幫組織。）目前，黑幫經營對沖基金。他們投資房產市場。三大黑幫組織之一的稻川會設在東京市中心的辦公室，跟麗思卡爾頓酒店隔街相望。至少有一位日本首相擁有跟黑幫的交往記錄，政客們跟犯罪組織也都有往來，在其他的地方這肯定會毀了他們的職業生涯。1990年代中期，時任運輸大臣的龜井靜香承認，自己接受過來自黑幫幌子公司數百萬美元的捐款，不過他矢口否認知道這些公司跟犯罪組織有任何牽連。這樣的行為對他的聲譽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他後來擔任金融大臣，專管日本的金融業。
身為外國人的阿德爾斯坦輕鬆地周旋於黑幫和警察之間，在雙方面前都高調地充當著外來者的角色。不過他遵循一套嚴格的規則：從警察那裡弄來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其他執法部門的官員，卻絕不能傳遞給幫派成員。相反，如果某個幫派向阿德爾斯坦提供了什麼資訊，而這樣做的目的通常是為了揭露某個敵對的幫派，那麼資訊就可以報告給警察。阿德爾斯坦對於情報的來源守口如瓶。他說，自己這個行當的關鍵就是日本人所說的「互惠性」。他通常的做法是向線人提供小恩小惠，然後把收集到的各種情報拿到其他地方進行交易。
春天的一個下午，我陪著阿德爾斯坦來到位於六本木的一家墨西哥餐館，與需要幫助的一位黑幫成員見面。他四十來歲——我就叫他宮本吧——受過大學教育，英語講得非常好。在進入黑幫之前，他在東京一家公關公司工作。當時，公司的一個客戶，也就是一家美國汽車製造商經常委派高層管理人員前來日本。晚上，宮本的職責就是領著一幫外國人前往被稱為「泡泡浴」的按摩房，客人們在這裡可以享受洗浴、按摩和性。後來，公司遇到一個黑幫的敲詐，威脅說要把美國汽車公司管理人員洗泡泡浴的事情透露給低俗小報。支付款項的事情交由宮本處理，後來又發生一次敲詐，他很快便成為了公司和黑幫事實上的中間人。黑幫隨即把他從公關公司挖了過來。
自此以後，宮本就成為了全職的幫派成員，儘管從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來。他的大佬叫他別去文身，因為這對他們在商界活動是一種負累。同樣，他所有的手指也都完好無損。現在他幫自己的公司打理三種對沖基金。在餐館裡，他給了阿德爾斯坦一張新的名片。「這張名片一定要保管好，因為這是我現在從事的真正的行當，」他用英語說道。「如果傳出去，我們就沒法在股票市場上市了。」
他有點私事需要幫忙。加入幫派之後，妻子就離開了他，所以他已經好幾年沒見過自己的孩子。2011年，由於不到兩個月前發生的大海嘯，他很想跟妻子取得聯絡。他請求阿德爾斯坦跟他早已疏遠的妻子取得聯絡。「告訴她，我是清白的，我不再是幫派成員了，」他說道。
「我可以向她撒謊，」阿德爾斯坦說道。「我可以告訴她，你現在做的是正經生意。但我不會說你現在不是幫派成員。」
「好吧，我理解。反正就是想辦法勸她跟我見一次面。」
宮本談起了其他的公司化幫派，特別提到了一個很有名的幫派。「他們現在安排了一個人替德意志銀行做事，」他說道。
阿德爾斯坦說，宮本把他的幫派標誌放到了網上，他提醒後者一定多加小心。「在推特上你得有所保留。」
「老天，我已經有了一千個支援者。」
「在推特上你就不能說他媽的是誰給你的錢。」
「警察又不會看。大家都覺得那不過是胡言亂語而已。」
「好吧，10月份將生效一項新的法規，如果公開談論收取保護費，你會鋃鐺入獄，」阿德爾斯坦說道。
「是的，我知道。」
他們一直沒提，阿德爾斯坦幫宮本聯絡老婆的交換條件是什麼。不過，過了一會兒之後，幫派成員傾過身來，低聲地提到了東京電力公司，也就是在海嘯中遭到毀壞的福島核反應堆的擁有者和管理者。管理不善的指責一直不絕於耳，因此宮本建議阿德爾斯坦對東京電力公司和犯罪組織松葉會之間可能存在的往來展開調查。「你知道什麼東西才能勾起人們的興趣嗎？」他說道。「松葉會的人和東京電力公司的核廢料處理人員一起打高爾夫。這事兒你可以查一查。」他還提到了另一個幫派成員的名字，這個人向核反應堆提供員工和建築材料，由此獲利一百萬美元。
接下來的數個星期，阿德爾斯坦帶著有關核反應堆的數條資訊聯絡了不同的線人。整整一個夏天，他先後在《大西洋月報》網路版、倫敦《獨立報》和數家日本出版物發表多篇文章，揭露東京電力公司和犯罪組織之間的關聯。他提到是黑幫組織的幌子公司提供了裝置和合同工，並引述一位工程師的話，說他早在核處理人員換衣服的時候就注意到了奇怪的事情：穿著防護服的他們全身佈滿文身。
還在替《讀賣新聞》工作期間，阿德爾斯坦就說過，大家實際上心照不宣，對幫派組織開展調查性報道的做法並不會走得很遠。一如眾多的日本大公司，諸多媒體公司跟犯罪組織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關聯，就連警察也儘量不跟他們發生衝突。首先，手段有限：日本政府不可能參與辯訴交易或者證人保護，非法竊聽更是不被允許。在以往，黑幫極少訴諸暴力，如果確實對某個人使用了暴力，那麼這個人通常是另一個幫派的成員，但這算不上大問題。有組織犯罪預防單位的一位官員告訴我，早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幫派成員殺了人，他多半會向警方自首。「罪犯第二天就會拿著槍找到警察述說：‘這事兒是我做的，’」那位警察說道。「他大不了蹲兩到三年的監獄。就好像沒有真的殺人。」
就連警察都認為黑幫具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社會沒有少年犯的容身空間，」他說道。「那正是黑幫扮演的角色。就傳統而言，少年犯都被人們送進了黑幫組織。」少年犯長大後成為黑幫成員的事實，並沒有讓這名警察覺得有多難堪。我問他是否開過槍，他說自己連警棍都沒有使用過。他的名片上印著的專業是「暴力犯罪調查」，同時還印著微笑的東京警察標誌物pipo君，大大的老鼠耳朵，頭上配著天線，這說明警察能夠察覺到發生在任何地方的事情。那位警官解釋說，警方原來在進行突擊搜查前都會提前通知黑幫組織，既是出於尊敬，也是給幫派成員留出時間收拾好犯罪證據。「我們不會再那麼做了，」他說道。
新一代幫派成員不那麼講文明，他對此唏噓不已。「他們原來是不會偷摸扒竊的，」他說道。「大家覺得這樣的行為不光彩。但現在完全變樣了。」他把這歸咎為貪婪：1990年代的泡沫經濟轟然破滅後，很多富極一時的幫派組織顯得無所適從。多年來，他們吸納了危險的反社會人員的虛假表象，有些人的行為就開始吻合這樣的形象。那位警官列舉的一個名叫後藤忠政的黑幫分子就屬於這一新的型別。「他比原來的幫派成員冷酷得多，」他說道。「他會把平民作為目標。不幸的是，這樣的幫派成員越來越多。」
在我們進行談話的六天前，後藤忠政過去的一個下屬在泰國被人槍殺。數年來，這個人因為涉嫌謀殺一個妨礙後藤忠政介入房地產專案的人而一直逃亡在外。警察說，後藤忠政已經清除了所有的證人。他還提醒我，這個壞蛋也向阿德爾斯坦發出過死亡威脅。最近一次的死亡威脅發生在上一年，也就是後藤忠政出版其自傳的時候。「我們懷疑後藤忠政涉嫌參與了對十七個人的謀殺，」那位警察說道。「泰國謀殺案說明，他還能把手伸到海外。」
罪犯的自傳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算是一種有悖常情的型別，在日本尤其如此，後藤忠政的自傳取名為habakarinagara，這是一種敬語，意為「恕我直言」。自傳出版的時候，作者發表宣告，所有的稿費都將捐給柬埔寨的殘疾人和緬甸的一座寺廟。作品一開始就透著大衛·科波菲爾的語氣：後藤忠政從小沒鞋子穿，他吃的是大麥而不是稻米。（「那些年尤其艱難，我還有一個酒鬼爸爸。」）他以棒球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明自己從少年犯成長為黑幫成員的過程。（「我感覺我們一直在蘆葦壩裡玩棒球，一夜之間被人發現，從而參加了重要的聯盟賽事。」）細節並不豐富的犯罪過程講述得輕鬆活潑，就連一次次漫不經心的過程也都值得追憶。（「我家老三，也就是康孝，曾經在駿河銀行門前散發傳單，拋灑大便，因此進了監獄。」）後藤忠政尤其強調自己的幽默感；哪怕沒有別的，他至少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罪行。（「我不會道歉以求原諒。我天生不是那樣的人。所以，我剁掉自己的小指頭，並交給了川內。」）
數年來，這位自動切手指的人一直是日本航空公司的最大股東之一。據警方估計，後藤忠政的總資產將近十億美元，他在日本第一大犯罪組織山口組內部掌控著自己的小團體。令他臭名昭著的是對於日本最負盛名的電影製作人伊丹十三的襲擊。1992年5月，伊丹十三推出電影《民暴：勒索的溫柔藝術》，將黑幫成員描述為與硬漢形象不相符合的冒牌貨。數日後，後藤忠政所在幫派的五名成員在這位電影製作人的家門口展開襲擊，用刀子對著他的臉部和頸部一通亂劃。後藤忠政聲稱自己對此次襲擊事件事先並不知情。他在書裡說起這事的時候既驚訝又傲慢，就像是老闆度假歸來，卻發現自己的下屬已經先聲奪人。（「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是讓我發現誰的手下做了這件事兒，我會送他點小禮物聊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