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伊丹十三愈加直言坦率。五年後，他從自己的辦公室樓頂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他留下紙條，說自己因為陷入緋聞猜測而心智錯亂。不過，阿德爾斯坦在引述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幫派成員提供的資料之後，撰寫報道說該電影製作人是被迫在那張紙條上籤下自己的名字，然後跳樓自殺的，警方很可能把這件案子認定為故意殺人。那位研究有組織犯罪的美國律師告訴我，有些幫派組織的專長便是把殺人案偽裝成自殺案。「我一直以為他們是因為愛面子而自殺，因為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日本人都這麼做，」他說道。「但現在一聽見有人自殺，我就會懷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在《讀賣新聞》工作的阿德爾斯坦開始對後藤忠政展開調查。一切進展順利，直到他的線人——一位外國妓女——突然失蹤。阿德爾斯坦確信她已經被人謀殺，並隨即被這起案件弄得心神不寧。他此前娶了一位名叫直的日本記者，並有了兩個年幼的孩子。不過，阿德爾斯坦很少在半夜之前回家，因為大家認為日本的犯罪報道記者應該跟警察和其他線人一起抽菸喝酒。有時候，他受到來自幫派的威脅；有一次他受到毒打，被打壞了膝蓋和脊柱。跟許多罹患馬凡氏綜合徵的人一樣，他的心臟每天都要接受注射治療。有跡象表明，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自我摧殘。他一直喜歡把自己的健康問題戲劇化——這是他一貫的形象——而他現在似乎已經真的做起了演員，扮演的角色是個麻煩纏身的犯罪報道記者。
幾年之後，阿德爾斯坦和他的妻子都說，這段時間毀了他們的婚姻，也結束了他在《讀賣新聞》的記者生涯。他說，這家報紙在跨越了某個階段之後，便在關於後藤忠政的報道上畏手畏腳，因此阿德爾斯坦才要辭掉這份工作。直至今天，報社沒有人願意談及他的任職經歷；有些記者說他是個大騙子，還有一些人則說《讀賣新聞》對於他的執著痴迷頗感不爽。不少人猜測，他是在為中央情報局做事。來自具有競爭關係的報社的記者更願意對他的工作褒獎有加，很多人指出，日本媒體對於惹惱後藤忠政這樣的黑幫大佬的文章向來秉持迴避態度。他們還說，《讀賣新聞》對於阿德爾斯坦的離去非常生氣，因為這違反了一貫的社團忠誠理念。
離開《讀賣新聞》後，阿德爾斯坦繼續開展調查，直至鎖定後藤忠政的肝臟。對幫派而言，肝臟是身體的重要器官，是與小指不相上下的自殘物件。很多幫派成員以注射方式服食甲基苯丙胺，汙染的針頭和文身都會傳播丙型肝炎。此外，他們還抽菸酗酒。在幫派圈子內部，受損的肝臟是一塊光榮勳章，像後藤忠政這樣狂傲的武士當然要在回憶錄裡面吹噓一番。（「我喝了太多的酒，足夠毀壞三對肝臟。」）不過，這也意味著幫派成員經常需要進行器官移植，而警事資訊渠道讓阿德爾斯坦得知，後藤忠政在美國新換了一隻肝臟，但他那包羅永珍的犯罪記錄本應讓他沒有資格獲取美國的簽證。阿德爾斯坦經過數月的調查後發現，後藤忠政和另外三名幫派成員早就是全美頂尖器官移植機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的病人。後藤忠政之所以取得簽證，是因為他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了一筆交易——他答應供出其他幫派的內情。
阿德爾斯坦於2008年5月在《華盛頓郵報》首先發表這篇文章，隨後向《洛杉磯時報》的記者提供了細節。吉姆·斯特恩是美國聯邦調查局亞洲刑事犯罪企業調查小組的退休主任，他對這樣的交易進行了證實，儘管他說這事後來功虧一簣。他告訴《洛杉磯時報》：「我並不認為後藤忠政給了警察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斯特恩沒有參與這項交易。）根據阿德爾斯坦在日本的警事資訊來源，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收到過來自黑幫超過一百萬美元的捐款。調查發現，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沒有不當行為，而醫療中心報告的捐款數目只有二十萬美元，儘管它承認收到過其他禮物——後藤忠政給自己的主刀醫生送了一箱酒、一塊手錶和一萬美元。就在他接受肝移植的那一年，洛杉磯地區有一百八十六個美國人死於等待肝臟移植的過程中。文章見報前很久一段時間，後藤忠政的手下一直在聯絡阿德爾斯坦。他說自己受到過他們的死亡威脅，而另一個幫派的負責人提出給他一百萬美元，要他撤下那篇文章。之後，阿德爾斯坦就處於東京警方的保護之下，而聯邦調查局負責監護他早已移居美國的妻子和孩子們。
2008年，山口組正式開除後藤忠政。他接受必要的訓練，成了一名註冊的佛教禪師，這對於擔心遭到過去同夥報復的前幫派成員而言並不鮮見。謀害禪師是一種造孽，哪怕他曾經指使過犯罪行為，並且據說至今仍掌控諸多忠實的追隨者。後藤忠政禪師利用自傳來講述自己間接感受到的各種威脅。「我剛從生意場退下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有時間去追查那個美國小說家，」他以「恕我直言」的語氣說道。「要是我和他相遇，那一定會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他估計要寫‘後藤忠政正在追殺我’而不是‘後藤忠政可能會追殺我。’」
2010年，阿德爾斯坦僱了一位名叫豬狩俊朗的律師，以起訴後藤忠政的出版商並要求收回這一死亡威脅。豬狩俊朗參與了諸多針對黑幫的案子，其中包括對相撲比賽和職業棒球比賽的調查。2011年8月，這位律師前往菲律賓度假，結果被發現陳屍於房間，身邊有一瓶安眠藥、一套開箱刀和一瓶酒，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淺淺的割痕。菲律賓警方的報告語焉不詳，但日本的報紙多將死因報道為謀殺。在日本，後藤忠政的自傳銷量超過二十萬冊。2011年春季之後，所有的稿費都捐獻給了海嘯救援工作。
那一年春天，我去東京拜會阿德爾斯坦。他告訴我，他在此前一週已經被診斷患了肝癌。他參加的佛教禪師訓練即將結束。阿德爾斯坦覺得，如果後藤忠政能夠以此作為保護，他也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他把自己當成佛教徒看待，喜歡「因緣」這個說法，儘管他對訓練他的禪師說，他並不相信轉世輪迴的說法。「他說你不一定要相信，」阿德爾斯坦說道。「佛教看重的不是信或不信，它看重的是怎麼做。」
他對癌症這一診斷結果既不驚訝，也不沮喪。他的癌症屬於初期，東京一家診所的醫生正在對他進行乙醇注射治療。他們告訴阿德爾斯坦，癌症可能與他的膳食有關，也可能與他多年抽菸喝酒有關，甚至可能與他自身的馬凡氏綜合徵有關。然而，他的平和心態與其說是與他信奉的禪宗有關，還不如說與他所處的環境更有關係，因為每個人對肝臟問題都略知一二。一天下午，我們前往所在社群的警察所，阿德爾斯坦將診斷結果告訴了一個偵探朋友。「喔，你都快趕上幫派成員了！」那位警察說道。「你的身上是不是真有文身哦？」當我們見到阿德爾斯坦的一位刑事犯罪線人時，他說自己的幫派頭領原本指望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換一個肝臟，但在阿德爾斯坦做了披露之後，只能前往澳大利亞尋找器官。（他後來從澳洲人那裡獲得了兩個肝臟，但還是死了。）阿德爾斯坦的駕駛員偶爾會談及他倆都認識的熟人的近況，說這個人的肝臟對乙醇沒有任何反應，目前只能進行電波治療。那位駕駛員自己的肝臟非常幸運——他曾經患有丙型肝炎，但採用的干擾素治療非常成功。
這位駕駛員的名字叫做望月照雄，具有很長時間的刑事犯罪史。他十來歲的時候成為少年犯，直至被深感失望的父母送進當地的幫派組織。望月照雄加入稻川會，變成了吸食冰毒的癮君子。他因為毒品犯罪四次被判入獄。現年五十多歲的他說，自己金盆洗手已經有二十多年。他身材魁梧，看不見脖子，腦袋尖得像顆子彈。跟我遇到的其他幫派成員一樣，他的眼睛表情豐富，儘管我問起他的左手時，那充滿喜感的眉毛一動不動。他平靜地回答道：「遇到過一點小麻煩，我必須得失去一個小指頭。」他在幫會辦公室當著上司的面採取了行動。一位醫生幫他止了血，但望月照雄拒絕接受末端神經治療。「修復手指相當於收回自己的道歉，」他解釋道。他說，幫派的這一傳統跟古時候的武士儀式性地切腹緊密相關。他還說，日本的法律賦予九指者殘疾人的身份，不過望月照雄同樣拒絕申請——出於對自己斷指道歉的敬意。
他認識阿德爾斯坦已經有十五年時間。我問他們一開始怎麼認識的，他漫不經心地給我講起來龍去脈，其中的細節彷彿是一個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1993年，望月照雄的一個手下前去敲詐一家寵物店具有刑事犯罪記錄的老闆，於是老闆殺害了這位幫派成員。據謠傳，老闆把這位幫派成員的屍體肢解並餵了狗。當時還是單身一人的阿德爾斯坦負責採訪這起案件，他前去採訪已故幫派成員服食安非他命成癮的女朋友；當天他們就睡在了一起。一天，望月照雄前往這個女人的住處以示慰問，開門的是剛剛享受完床笫之歡的阿德爾斯坦。
我有一大堆問題要問，但還是從最顯而易見的問題開始吧：「你對傑克先生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他媽的白痴！’」望月照雄回答道。「你就算找遍全日本，也找不到肯幹這種事情的記者來。讓我覺得驚詫的是，他顯得無所畏懼。這個人太奇怪了。」
隨後幾年間，阿德爾斯坦和望月照雄成為了朋友。2007年，望月照雄被稻川會逐出幫派，起因是一件他不願意談論的內部衝突。第二年，阿德爾斯坦提出讓望月照雄做自己的保鏢兼駕駛員。「我並不想答應，」望月照雄告訴我。「後藤忠政是全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傢伙，誰願意接手這樣的活。不過，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他解釋說，對一個沒有受過教育、只有九個指頭、透過襯衫便能看出滿身文飾的中年男人而言，東京的就業前景非常暗淡。他現在開著黑色的賓士s600轎車——這是幫派的常用車型——帶著阿德爾斯坦滿東京轉悠，每個月能掙到三千五百美元。這輛轎車是阿德爾斯坦從另一個幫派線人那裡便宜買來的。
望月照雄沒有攜帶武器。他說自己對於麻煩會盡量有所預見，他還操控著幾個黑社會線人，隨時掌握後藤忠政的情況。他告訴我，阿德爾斯坦的舉止跟一般的日本記者迥然相異，後者非常小心，往往不願意越過某些界線。「他不用考慮那樣的禁忌或者界線，」望月照雄說道。「如果他是日本人，現在早就沒命了。」望月照雄解釋說，有些幫派很不喜歡阿德爾斯坦寫的文章，但大家又覺得他是個言出必行的人。「他講良心，」望月照雄說道。「人們就欣賞他這一點。對於一個非日本人來說，這樣的責任感十分罕見。」
阿德爾斯坦出版了一本書名叫《東京之惡》，講述自己參與警方行動的各次冒險經歷，目前正在著手寫作另外兩本書。幾年前，他替美國國務院開展過關於人口買賣的研究專案，現在是打擊性交易的非營利專案「日本北極星」的董事會成員。間或，他會替有關公司做一些調查工作。研究日本有組織犯罪的那位美國記者告訴我，他第一次遇見阿德爾斯坦的時候，他的形象十分令人反感。不過，他對他的工作倒是印象深刻。「他是個手藝人，」他說。「他對於自己做得正確的研究專案感到十分自豪。」他繼續說道：「正是在這些奇怪的事情上，大家發現這個白人已經儘可能地深入了日本社會。」
阿德爾斯坦嚴格地堅守互惠性和資訊來源保護的規則，不過他也願意盡一切辦法來收集事實。他說，在自己的婚姻破滅之後，一位獨身的女警曾經主動向他提供有關後藤忠政的檔案資料，條件是要陪她睡覺，他答應了。在紅燈區，他靠外國脫衣舞女收集資訊，有幾次當這些人遇到簽證問題時，他把她們介紹給男同性戀的工薪族，後者需要老婆來提升自己在保守的日本企業內部的社會地位。阿德爾斯坦說自己的做法並不違反法律——他只是讓這些人取得聯絡，並告訴他們可以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之後也可以自由地申請配偶簽證，並在社團活動上出雙入對。不過他承認，這種做法會嚇到美國記者。「我陪線人睡過覺，」他告訴我。「我還做過幾件與敲詐有關的艱難談判。為了獲取資訊，我翻過垃圾桶。我願意從有組織犯罪集團或反社會力量那裡獲取資訊，只要這樣的資訊對我有用。」
至此，他扮演犯罪報道記者的角色已經太久，以致很難動搖這樣的生活方式。只要我陪他出門，我們似乎總會伴著某位時尚漂亮的女人推杯換盞。整整五年時間，他在一個安靜的小區租了一套房子，不過總像是剛搬進去的樣子：一到晚上，他就從壁櫥裡搬出一張床墊，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席地而睡。他用微波爐烹煮從便利店買來的速食當早餐，吃飯用的是紙質餐盤。我在廚房裡數到了五瓶威士忌、四瓶伏特加和三隻湯匙。沒有餐桌；他坐在沙發上吃著外賣食品。他每點燃一支丁香香菸都要用筆在自己的手上做個記號，應該是為了減少抽菸的數量吧，儘管我有一次發現他在跟我前往接受癌症治療的路上，一連做了六個記號。就在那一天，醫生決定推遲乙醇注射，不過我不太確信阿德爾斯坦的身體注意到了這一天的差異。我們從醫院徑直趕往日式涮鍋店吃飯，他要來兩瓶日本米酒，在等待一位優雅的日籍美國女子的過程中喝了個精光。之後，他又在三家不同的酒吧喝了五種酒，凌晨兩點的時候他還興致高漲。
布恩縣的一處農莊裡，在俯瞰密蘇里河的最後一道山樑上，矗立著一座六邊形塔樓。這座塔樓有三層，每一層都有上翹的屋簷。「我印象中的日本房屋就是這個樣子，」當我前往拜訪的時候，艾迪·阿德爾斯坦這樣說道。他說自己只去日本看過兒子一次，所以對日本不太瞭解，不過他一直很欣賞修一座亞洲式房屋的想法。他在堪薩斯有一位專門從事六邊形建築設計的朋友，於是他們把自己的興趣組合了起來。自2005年以來，這座塔樓一直是直·阿德爾斯坦和她的兩個孩子的家。艾迪和他的妻子維拉居住在同一塊地頭的另一所房子裡。
鄰居大多是農民和搬來鄉下尋求安寧的人，不過大家對於日本黑幫和後藤忠政的事情還是有所耳聞。「一開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到這裡，跟每個人都做了交流，」居住在附近農莊一位名叫海蒂·布乃納的護士告訴我。「這太奇怪了。第一天晚上我在場，治安官來過之後，頭頂上還出現了直升機。」布乃納養了一頭驢、四十隻小雞、十隻山羊和一隻名叫貝西的小狗。她說整整一年的時間，只要每天晚上治安官的人把車停在塔樓附近，貝西都要狂吠一番。「他們就坐在車上守著。有一次他們還趕跑了好幾個四處挖蘑菇的小傢伙。」還有一位名叫羅伯特的鄰居問我能不能講一講後藤忠政發出死亡威脅的最新情況。「現在安全了，對嗎？」他問道。傑克和直的十一歲女兒本妮·阿德爾斯坦試圖確信我弄明白了日本黑幫和密蘇里刑事犯罪的差異性。「那跟傑西·詹姆士搶劫火車不是一回事兒，」她說道。
直·阿德爾斯坦告訴我，她一想起後藤忠政就厭煩不已。2008年，聯邦調查局建議她家安裝報警系統併購買槍支，因為一個職業殺手要在密蘇里河的沿岸找到唯一的塔樓建築並非難事。之後，當局認為危險期已經過去，不過到我前去拜訪的時候，她已經有兩年時間沒回過日本，因為東京警方對於後藤忠政「恕我直言」式的死亡威脅仍然十分擔心。直曾經在東京做過商業記者，但她現在正在學習會計，努力地適應密蘇里的鄉下生活。她非常喜歡這座塔樓，儘管不時抱怨塔樓裡面幾乎找不到壁櫥空間，因為設計者當初醉心的是塔樓的日本樣式。誰會想到塔樓裡要有壁櫥呢？「我總在想，自己怎麼會生活在這個地方？」她說道。「我生長在琦玉縣。雖說那不是什麼大都市，但好歹也算是東京的郊區。我從來沒有對付過蜱蟲和臭蟲。蜱蟲真討厭！」
直是一位身材修長的漂亮女人，她領著孩子陪我到鄉下散步。她穿著紅色短裙和黑色緊身長襪，偶爾會停下腳步清除蜱蟲。經過幾年的分居，她和傑克終於決定正式分手。他們的關係仍然較好，不過一說起這樁婚姻她就哀傷不已。在她看來，丈夫對於黑社會犯罪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這種深入改變了他自己。「他受過別人的毆打，所以總是謹小慎微。他早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笨傑克，」她說道。「說話帶有幫派習氣。」她繼續道：「這跟他們的說話方式和麵部表情有關。他生氣的時候說話就是這個樣子。我們有一次吵架，他脫口而出：‘關你屁事！笨蛋！’我當時想，哦，他都會用日語講粗話了。」
她說自己曾經希望他重新選擇職業，可她現在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阿德爾斯坦的家人和朋友告訴我，他痴迷於這種充滿刺激的生活，另一些人則說他已經附身於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角色。不過，在混亂的私生活表象之下，他的人生觀仍然不乏道德的成分。他對於「義理」的信奉超過任何法律制度，他可以尊重罪犯，只要這個人仍舊恪守信用。「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公平而正直，」他的父親告訴我。
艾迪·阿德爾斯坦說，他和犯罪打交道的經歷影響了自己的兒子。他曾經在位於哥倫比亞的弗吉尼亞醫院擔任病理學家，並擔任縣級醫療檢查官二十年。1990年代早期，弗吉尼亞醫院的病人突然出現高死亡率，並出現了關於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斯的護士的謠言。後來，阿德爾斯坦博士委託一名流行病學專家展開調查。「三天之後，他告訴我：‘你知道，這個傢伙在殺人，’」阿德爾斯坦博士對我說道。「病人多死在凌晨一到三點之間，正是這位護士當班的時間。研究工作針對十三位死者展開，其中十一位由他看護。」調查表明，只要威廉姆斯當班，其病人的死亡率是其他護士看護的病人死亡率的十倍。
一些人相信，這位護士可能通過注射可待因的方式謀殺病人，但誰都沒有十足的把握。當阿德爾斯坦找到醫院管理層時，他們的第一反應便是遮掩調查結果。「凡是參與掩蓋調查結果的人都升了職，而試圖揭露這件事情的都受到了處罰，」他說道。威廉姆斯後來離開了醫院，不過院長給他寫了推薦信，他藉此在一家偏遠的療養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姆斯進入這家療養院的頭一年，死了三十三位病人，而在此前的十個月裡只死了六位病人。阿德爾斯坦和其他人把這件事情報告給了聯邦調查局、國會和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聯邦調查局進行了調查，但法醫的檢驗結果並不完整，原因之一是實驗室正忙於處理跟辛普森案有關的各種檢驗。威廉姆斯被提起訴訟，但因為檢察官無法斷定死因，訴訟被駁回。根據上一次的報告來看，他目前平靜地生活在聖路易斯的郊區。人們懷疑被他殺害的人多達四十二個，其中多為退伍老兵——相位元德·邦迪、約翰·維恩·蓋西或是後藤忠政手上的遇害者還要多。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傑克正好在日本開始他的職業生涯。「這讓我對誰都無法信任，」他說道。「給我的最大教訓就是，即便你是對的，哪怕你做的事情很有好處，但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在我看來，阿德爾斯坦生命中最陰暗的部分不是他表現出來的痛苦不堪的記者形象，甚至也不是那些瘋狂的幫派報道。在他的異域風味下，最令人心煩的其實是犯罪的常態化。無論身處密蘇里或者東京，事情往往不同於表面——護士可能是殺人犯，幫派惡棍可能管理著對沖基金。
我在日本出差期間，曾經聯絡過後藤忠政的宣傳代理人，他說自己的客戶不願意接受採訪。於是我聯絡到了曾為黑幫的粉絲刊物寫過稿件的新聞記者鈴木智彥，這本刊物把刑事罪犯們描寫成了社會名流。最近有謠言說鈴木在為後藤忠政傳遞資訊。
我們見面的地點位於東京的一家咖啡屋。鈴木穿著白色的工作服和厚重的靴子，因為他剛從仍在遭受海嘯影響的南相馬鎮的一項慈善活動歸來。最近幾周，各黑幫一直在提供援助，後藤忠政資助了當天的慈善活動，活動的名稱就叫做「恕我直言」。我問有沒有知名的幫派成員參加，鈴木提了一個人的名字，然後說道：「他就是當著媒體的面戳傷邪教成員的那個傢伙。」我沒有追問細節；至此我已經明白，此類斷語中看似漫不經心的語氣才是問題的關鍵。
鈴木說，阿德爾斯坦的外國人身份是使其免遭後藤忠政威脅的擋箭牌。執法部門和外交界的人士曾經對我說過，他們仍舊把死亡威脅當一回事兒，不過鈴木說他們的戒備完全沒有必要。「類似的話幫派成員經常掛在嘴邊，」他說道。「這跟他們對另一個幫派成員說的‘你好’大同小異。」
不過，幾個月後有報道說，後藤忠政再一次正式地活躍於有組織犯罪。沒多久，幾項新的法律生效，規定清償幫派成員債務的行為屬於非法。尚不清楚這樣的規定將會得到怎樣的執行，不過它反映了人們打壓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想法正變得日益強烈。在我們會面的過程中，鈴木對後藤忠政的計劃隻字未提。他前一個星期才拜訪了這位犯罪頭目。「我沒發現他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他看起來十分健康，」鈴木說道。「我認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得很棒。」
我離開的那天早上，望月照雄載著阿德爾斯坦和我前往成田機場。阿德爾斯坦聽說最近有人通過海關走私了一把專供海軍陸戰隊使用的步槍。「我在海關有線人，我想跟他談一談，」他說道。「也許有戲。」然後，他打算進城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他穿著黑色西褲、條紋襯衫，和一件帶有紅色絲綢襯裡的黑色軍用雨衣。他戴上了窄邊圓頂帽。我們出門幾分鐘之後，他想起忘了換鞋。他對腳上穿著的蓬鬆家居拖鞋笑得樂不可支，說非得到機場的商店買一雙便鞋不可。
那個星期他應該進行化療。七點二十五分，他點燃一天中的第一支丁香香菸，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大口大口地抽了起來。一路上，望月照雄問阿德爾斯坦是否願意跟他去海濱度一次假。「我們應該趁大家的身體都沒有問題的時候度一次假，」駕駛員說道。幾天前的一個晚上，我坐在車上，阿德爾斯坦問望月照雄有沒有殺過人。駕駛員沉默不語，彷彿在仔細斟酌該怎麼回答。「我從沒殺過不是幫派成員的人，」他最後笑著回答道。
阿德爾斯坦講故事時好像總是脫口而出，而且不可思議地充滿著幫派元素，他今天又講了一個新故事。他說，自己醉心於調查工作期間曾經與後藤忠政的一個情婦有染。這個混蛋據說在東京和其他地方供養著十多個女人，阿德爾斯坦和給他提供有用資訊的那一位睡了一覺。後來，他把她介紹給一位需要娶妻並將被派往海外的同性戀工薪族，目的是幫她擺脫後藤忠政。他說，兩口子給過他自己在歐洲的地址，現在相處得非常和睦。我問那一位情婦的情況怎麼樣。
「我們曾經在床上談論過這個有趣的問題，」阿德爾斯坦說道。「她問：‘你愛我嗎？’我回答說：‘不，但我喜歡你。’她又說：‘我也喜歡你，你很風趣。’她接著又說：‘你跟我睡覺是為了瞭解後藤忠政的情況嗎？’我回答說：‘是的。那你呢？’她回答道：‘嗨，我恨死他了，我每次跟你睡覺就等於是抽他的耳光。’她很喜歡天文學。我們有一次去太陽城參觀天文館。我記得那是我們唯一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的一次。也是我們唯一的一次約會。」他繼續說道：「美妙極了。還有一次我給了她一件禮物——我給她買了一隻世嘉生產的天象儀，很貴，她哭了。」
他又點了一支菸。他曾經告訴我，不指望自己長命百歲，但他在東京好像活得十分開心而且精力充沛。我欣賞他這個故事裡的意象：天文館裡並不般配的男女、日本惡棍的情婦和眼睛斜視的密蘇里男人，兩個人凝望著滿天星斗。我思忖著，直到機場出現在眼前，他下車去買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