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前一夜，魏子淇跟另外兩個鄰居一道在當地設起了路障。路障是一條橫跨道路的繩子，村民們還帶來兩塊木板，用中英文寫上了「停」和「stop」。兩位村民穿著藍白條的圓領套頭汗衫，胸部印著「beijing2008」字樣。他們的村子三岔離首都只有九十分鐘車程，在此萬里長城向華北平原的兩端蜿蜒伸展。路障邊還有一張紙，上面用英文寫著：「請支援我們保護萬里長城。本段長城不對外開放。」
根據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bocog）的說法，該地區一共活躍著一百七十萬名志願者。最容易找到志願者的地方莫過於奧運專案舉辦場所和機場、城區的十字路口，這些地點的志願者由會講英語的大學生擔任。城區的志願者們身著奧運會官方合作伙伴阿迪達斯提供的服裝，該公司提供灰色的褲子、全新的跑鞋和天藍色t恤衫，全都由一種叫做climalite的高科技材料製作而成。不過，在農村見不到climalite和企業贊助。這是丈量差距的一種方式——首都以北，發展的勢頭逐漸弱化，志願者們的行頭也隨著越顯破敗。climalite被廉價棉取代，運動鞋不再是標準配置，阿迪達斯商標更是難覓蹤影。很多農民只戴了一個紅袖章，他們得把那件新襯衫省下來，用到比奧運會更為重要的場合。
不過，農村地區的志願者們也十分勤快。三岔的人口不到兩百，但全村挑選了三十位村民到路障二十四小時輪流值守。那天下午的早些時候，魏子淇開車載著我回到村子，一路上經過了另外兩個檢查站。我們還經過了一處快要風化成齏粉的明長城瞭望塔，一個孤獨的哨兵守在這裡，手臂上戴著綠色的袖章，上面寫著「長城保潔員」。在距離村子十公里遠的渤海鎮，我去派出所進行了登記。奧運會期間，政府禁止外國人在這裡的鄉下過夜，不過我是個例外，因為我自2001年起就在村子裡租了一套房子。「別去爬長城就行，」警察這樣告誡我。他說大型的旅遊景點已經全部開放，但其餘地區一律不得入內。他的辦公桌上堆著一摞警察手冊，名叫《恐怖預防手冊》。就在閒聊的時候，我隨手翻到一個章節：「如果卡拉ok歌廳遇到恐怖襲擊怎麼辦？」
對中國來說，2008年是自1989年以來最為多事的一年。3月西藏發生騷亂。海外的民運人士干擾奧運火炬的傳遞活動，引發國內愛國主義者們的強烈反彈。5月，四川發生特大地震，導致六萬多人喪生。最近，新疆的武警又遭到嚴重襲擊。一系列事件加劇了奧運年的緊張氣氛，不過我不太明白，長城怎麼會引起大家的擔心。「他們擔心外國人，這些人可能想鼓吹西藏獨立，」魏子淇告訴我。「他們不允許外國人拿著標語或其他東西上長城。」
原來是擔心拍照——擔心有人在中國最為獨特的建築物上打出政治標語並拍照留念。政府還擔心外國人到偏遠地方攀爬長城，萬一受傷就成了媒體上的負面訊息。為此，政府在當地動員了五千多人，當然，中國農村有的是勞動力。這些志願者都有報酬。這是農村和城市的第二個區別，因為城市裡的愛國學生願意把自己的時間奉獻給祖國的奧運工作。農民們對此的態度實際得多；除了免費的t恤，農村的志願者每個月還能拿到五百元錢。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來塊的三岔村，這是一大筆錢。
不過，魏子淇並不覺得奧運會代表了意外之財。他和他老婆是村裡少有的經營戶，開著一家小餐館和幾間客房，目前他們失去了從城裡開車到鄉下度週末的消費者。自7月20日以來，政府開始限制轎車的使用，目的在於改善首都為人所詬病的空氣汙染問題。這一制度通過號牌加以實施：尾號為單號的車輛只能單日出行，尾號為雙號的車輛只限雙日上路。這極為有效地限制了隔夜出行——如果有人開車來村子並停留超過當日午夜，他就得在這裡多待二十四個小時。
我從來沒聽見魏子淇對奧運會有過任何抱怨，他也沒對據認為會對長城形成威脅的抗議分子表現出任何恨意。但對北京的中層或上層居民而言，他們的反應要有感情得多——他們對於奧運會的舉辦頗感自豪，很多中國人對於破壞火炬傳遞的行為深感厭惡。不過，農村人深知自己能夠掌控的十分有限，儘管這會對村子帶來一定的影響。三岔村沒有一個成年人計劃觀看奧運會。我問魏子淇和他的家人是否願意陪我去看幾場比賽，他這樣回答道：「我不想去。」
「為什麼不？」
「我們不能去城裡，」他回答道。「他們現在不希望很多人擁到那裡去。」
我讓他放心，持票觀賽的人都會受到歡迎。
「沒有必要，」他說道。「我們可以看電視。」
開幕式的前一夜，我跟他和其他幾個村民看守路障。魏子淇的值守時間是晚九點至次日清晨六點。一共只過了兩輛車，全都是本地村民。之後，兩輛車都掉頭朝著進城的方向開走了，因為號牌是單號。簡直就像是「灰姑娘」——午夜鐘聲一旦敲響，誰都不願意還在路上奔忙。
在路障值守的另一位志願者名叫高永福。「布什總統剛剛到了，」他一邊搗鼓著小收音機一邊大聲說道。「他已經到北京了。普京也到了。」他繼續說道：「一家美國公司獲得了奧運電視轉播權。全世界的轉播權哦！就算中國想轉播，也得找這家美國公司。」
第三位志願者是一位名叫薛金蓮的女子，她覺得這樣的做法很不妥。「中國轉播什麼它怎麼管得了，」她說道。
「對，人家肯定管得了。」
「我覺得不行。這是在中國！」薛金蓮沉默了一會兒。「中國人天生聰明，」她終於又說道。「問題是沒有錢。你看人家美國，很多頂尖的科學家都是中國人。我們這裡聰明人不少，可如果錢不夠，人家終究要走的。」
村民們的閒聊似乎戛然轉了方向，頗像老鷹遇到了看不見的氣流，不過他們終究會回到某些話題上來：食物、天氣、金錢。高永福跟我們說起了天氣——雲層很厚，但他說政府不允許明天晚上有雨。「他們可以讓其他地方下雨，」他說道。「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反正是高科技。」
眼看臨近午夜，他們還在說天氣的事兒，於是我起身回屋子睡了。後來，我聽說8月8日凌晨兩點鐘左右，有第一輛車駛過了路障。車牌尾號是「2」——駕車的北京市民決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二十四小時。同一天，政府向天空中發射了碘化銀彈，以保證開幕式期間絕不下雨。凌晨五點，我因為時差醒了過來，又回到了路障。路障邊上，魏子淇正坐在自己的車裡呼呼大睡，晨光灑在了軍都山上，如此寧靜的場景，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會讓那一天不同尋常。
那個星期的早些時候，我乘坐美國聯合航空公司889號航班從舊金山飛到了北京。該航空公司是美國奧運代表隊的贊助商，舊金山的登機閘門已經有了賽前氛圍：大家在出發線前擠作一團，隨即自然而然地分散成各個小組。美國女子壘球隊來了，花樣游泳隊也來了。美國場地腳踏車選手集中在了可以俯瞰停機坪的窗子邊上。兩位貝里斯選手穿著相同的黑綠相間運動服。委內瑞拉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委員是一位老者，打著蝴蝶領結，拄著一根柺杖。電視臺的人很容易辨認出來——個子高大的金髮女子皮膚光潔，手裡拿著黑莓手機。著名的體育節目解說員吉姆·格雷將為全美廣播公司全程主持奧運節目，此時正在航站樓裡來回地踱步，避免跟任何認出他的人進行眼神交流。
一旦登機，團隊立馬土崩瓦解。電視工作者們跟著委內瑞拉奧委會委員一同消失在頭等艙和商務艙。坐在經濟艙裡的兩位貝里斯運動員一言不發。美國運動員絕大多數乘坐的是豪華經濟艙。壘球隊坐左側，腳踏車隊和花樣游泳隊坐右側；如果這不算是壓艙石，至少也很類似。「聯合航空公司的全體工作人員歡迎所有運動員登機，」飛機一起飛，機上廣播就傳來了飛行員的聲音。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了一遍。「我在此轉達女子壘球隊的意思，」他說道。「她們想說的是：‘祝所有穿著緊身衣的男同胞們好運！’」
腳踏車隊沒有任何反應。他們穿著白色壓縮式貼身緊身衣，外面套著t恤和熱身服，每過一會兒便有人站起身來，到過道上踱幾步或者伸伸腿。889航班成了他們的室內腳踏車賽場：走到衛生間，在艙門處掉頭，低頭從壘球隊邊上走過，再折回貝里斯隊座位處。就在這一來一回走動中，邁克爾·弗裡德曼與我迎頭相遇，他計劃參加兩星期之後的男子場地腳踏車賽。他是一個友善的人，二十五歲，蓄著棕紅色頭髮，胸部粗壯。「這樣可以防止淤血，」當我問起壓縮式緊身衣和來回踱步時，他這樣解釋道。「我們不可以坐得太久。」
飛機飛行了十三個小時，我們在北京機場的第三航站樓受到了身著climalite的志願者們的歡迎。同時還有美聯航的代表向所有的美國運動員分發資訊單。除了其他事項，資訊單就奧運志願服務進行了專門提醒：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與各自的代表隊或本航空公司工作人員走散，因為我們發現，北京奧運會的部分（身著藍色制服的）志願者有心幫忙，但卻帶著部分運動員走散了。
其他的要點性提示略帶不祥的語氣：
請注意：邊檢人員通常會在不做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拿走你的護照和奧運會身份與註冊卡。
運動員們默不作聲，全都聚成一堆，活像暴風雨來臨前待在空曠地帶的牛群。四位腳踏車運動員戴著口罩，鼻子和嘴巴都被遮了起來，彷彿穿了一副盔甲。邁克爾·弗裡德曼說，口罩是運動隊發放的，主要是考慮到北京的空氣汙染太嚴重。「有人說我們應該戴口罩，」他說道。他看起來有些侷促不安；其他運動隊沒有一個人戴口罩。不過，他們也沒穿壓縮式緊身衣。「我想，沒有必要冒風險吧，」弗裡德曼一邊聳肩，一邊對我說道。
腳踏車運動員們通過行李檢查和海關的時候仍舊戴著口罩。電視工作者們早就守在出口處，他們這番模樣一齣現就引起了短暫的騷動。不到一天，這幫運動員就通過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表了致歉信。致歉信上寫著：「我們並不想侮辱北京奧組委，以及眾多竭盡全力改善北京空氣質量的其他人士。」我來到三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國日報》的頭版頭條：
京城傳遞火炬，市民熱情高漲
普京盛讚奧運準備工作
美國腳踏車選手就戴口罩行為作出道歉
開幕式後舉行的第一項比賽是公路腳踏車男子組的比賽，這也是少有的不要入場券的比賽專案。比賽的起點設在城區，蜿蜒向北出城後，一路向長城進發。雍和宮門前的整條街道和人行道之間設定了金屬路障。工作人員穿著climalite，相互間隔十餘米。還有t恤上印著「首都公共秩序維護者」的本地誌願者。圍觀的人群裡充斥著便衣警察。在中國，便衣的外貌特徵非常明顯：三四十歲的魁梧男子，穿著紐扣式襯衣、黑色褲子和廉價皮鞋。他們幾乎清一色留平頭。他們以小組為單位溜達，盯著固定的目標。為了敷衍了事的掩飾作用，比賽圍觀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國旗，只是他們不像其他人那樣使勁揮舞。他們拿著國旗的手靠近臀部，彷彿握著武器隨時準備射擊。
有兩個人在人行道上下著象棋。他們圍著一塊木板相對坐在小凳子上，對越來越多的圍觀人群毫不在意。兩位棋手即便注意到了便衣也沒有表露出任何神情——對此，北京的居民們早就習慣了從容面對。這裡是棋手的地盤：上有大槐樹，後有八達嶺皮鞋店。其中一位棋手張永林是這家店鋪的老闆。他的對手是一位退休的汽車機械師，名叫張有志。兩位棋手並不沾親，當地人稱他們小張和老張。腳踏車賽開賽前四十分鐘，一位志願者要他們趕快搬走。
「等我們下完這一盤，」老張說道。
他手裡有一把印著黃色題字的扇子，他握著扇子打著手勢，輕輕一揮表示這盤棋很快就要下完。這位志願者的等級不高——沒穿climalite——只是聳聳肩便走開了。幾分鐘後，北京奧運會的正規志願者走了過來。「你們要搬走，」他說道。「這裡要舉行腳踏車比賽。」
「我們知道，」老張說道。「這一盤馬上就下完。」
這一次揮動的扇子更帶有藐視。年輕的志願者似乎並不願意招惹這樣的老人，於是棋賽繼續進行。至此，棋盤周圍聚攏了七個人，其中一個人告訴我，老張是附近一帶下得最好的棋手。在中國，象棋也是一個體育專案：跟中國腳踏車運動協會和中國籃球協會一樣，中國象棋協會受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領導和管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還管理橋牌、圍棋、飛鏢和中國拔河協會。也許這樣的體育運動觀含混不清，但有助於人們把體育總會想象成廣義的競技性娛樂活動的組織單位。在這個傘狀組織的領導之下，有些協會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到奧運會上跟外國人較量。所以，中國人在某些非普及專案上的成績出類拔萃，並於2008年在普通民眾很少接觸的專案上取得了那麼多塊金牌：射箭（一塊金牌）、帆船（一塊金牌）、射擊（五塊金牌）、舉重（八塊金牌）。他們在皮划艇專案得到一塊金牌，對於中國人這種水上運輸方式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戰斧。這是官僚體制的勝利，誰都不必大驚小怪。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在天安門廣場至長城腳下的範圍內組織起一百七十萬名志願者，並根據其階層和身份的細微差異用服飾加以區分，那麼他們肯定能挑選出一名女子，並培養她奪得rs：x級的帆船帆板冠軍。（她名叫殷劍。）
不過，跟官僚體制一樣，象棋在中國的出現遠早於獎牌舉足輕重的時代。中國象棋確實有體育運動的感覺，觀棋同樣如此。這項運動甚至有固定的角色定位。一般至少有一位觀棋者，每走一步他都要給出建議。另一位觀棋者則會等著這一步走出後再下評論。這對觀棋者而言是一種雙人比賽——教練員和評論員——這樣的雙人比賽有時甚至能讓兩位棋手訴諸武力。不過，即便有武力，也直衝著棋盤而去。雍和宮前，老張和小張每走一步，都要把木質棋子砸得啪啪直響。
啪！
「我就餵你的馬吧！」
啪！
「我要突圍！突圍！」
「對，對！這一步走得很對！」
啪！
「我讓你撿個便宜！」
離腳踏車專案開賽還有二十四分鐘，在三撥人先後吩咐兩位棋手收手之後，小張終於舉手認輸。他耍起了北京範兒：把棋子狠狠地扔到地上，然後大聲說道：「老張耍賴！」不過，他們隨即又開始了第二盤。至此，已經有了十五名觀棋者，其中包括四名身著制服的治安志願者。間或，一個手拿國旗貼近臀部的便衣踱過身來圍觀上三五分鐘。
老張下棋的時候，使用扇子的模樣活像一位大師。他收攏扇子陷入沉思，每走一步便會得意地展開扇子。下至尾盤，眼看自己大勢已去，他手中的扇子彷彿發怒似的不停扇動；不過，老人依舊一言不發。終於，他微笑著認輸了。剩下不到十分鐘的時候，他們終於撤掉了棋盤。
這時，人群朝著路障擁了過去，大街上已經空了好長時間。「來了！」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來的是轎車！」
「全是大眾，」另一個人仔細辨認著。走在前頭的，是車窗貼膜的黑色大眾轎車。後面跟著駛來一輛警用摩托和一輛警用轎車，其後是一輛大卡車，上面的巨大平臺可以像機關槍一樣隨意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