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電視攝像機！」
領頭的兩位腳踏車手呼嘯而過，一位是智利人，另一位是玻利維亞人。半分鐘之後，車手群一閃而過，圍觀的人群甚至來不及反應。沒有人知道走在前面的是哪國運動員；運動服上沒有漢字；車手們的臉模糊不清。剎那間，圍觀的人群出奇地安靜，隨後，大家看見一長串保障車開了過來，不禁歡呼雀躍。
「頂上怎麼放著腳踏車？」
「用來維修唄。」
「每一輛車都插著旗幟——你看！」
「那不是大眾。」
「我覺得是斯柯達。」
「絕對是斯柯達。」
「還有救護車呢！」
大家對走在最後的救護車行了好一陣注目禮。一連數分鐘，大街上空無一物，隨即彷彿開始了另一場比賽。打頭的是一輛破舊的人力腳踏車，拉著一大捆碎木片。一輛普通腳踏車緊隨其後，再其後是一輛本田計程車。然後是一輛拉著桶裝水的大卡車。一連串單數號牌：1、7、5、9。圍觀的人群散開；志願者們拆除路障；老張邁開腳步去吃午飯。「還不錯，」他說的是腳踏車賽。之前，他向我展示了扇子上印著的題字，那是一首名為「莫生氣」的詩歌。
「它提醒我，下棋要保持心態平和，」他說道。詩句的開篇這樣寫道：
人生就像一場戲，因為有緣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該去珍惜。
當我告訴魏嘉我有多餘的擊劍比賽門票時，他問我是哪一類擊劍。十一歲的魏嘉是魏子淇的兒子，是三岔村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有佩劍、重劍和花劍，」他十分內行地說道。「不同的劍有不同的規格和形狀。」
跟全北京市的中小學生一樣，魏嘉也領到了一本《小學生奧林匹克知識讀本》的課本。課本一開始講的是奧林匹亞（「草綠花香」），接著是希臘人裸體摔跤的漫畫場景，一直到巴倫·顧拜旦。其中一章專述芬蘭長跑選手帕沃·魯米；另一章則講述約翰·阿赫瓦里，這位坦尚尼亞的馬拉松運動員在1968年因為最後一個跑完全程而顯現出偉大的體育風範。關於中國著名的跨欄跑選手劉翔的那一章不禁令你希望本書的發行會給他帶來好運：
劉翔身體健康，在訓練和比賽的過程中很少受傷，這一點對運動員來說很不容易。
魏嘉的父親接受了我請他們觀看比賽的提議，兒子感興趣是原因之一。我們觀看的第一場比賽是賽艇，魏子淇在比賽的頭一晚給我打電話探討了雨衣的問題。「他們會不會免費發放？」他問道。
「我想不會吧，」我回答道。「人家為什麼要免費發放？」
「我在電視上見過，」他說道。「看臺上的每一個人都披著同樣顏色的雨衣。」
儘管看了幾個小時的電視報道，我還是錯過了這一細節。我說也許哪裡都可以買到雨衣，但魏子淇更敏銳。「不能打雨傘，對吧？」
這倒是真的，因為安全的原因。
「那麼，既然不讓大家打傘，」他說道。「也許他們會發放雨衣。」
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邏輯，但我們第二天在北京城外三十來公里的順義奧林匹克水上公園經過安檢之後，碰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女子正在派發廉價的塑膠雨披。每場比賽都會這樣——組織者對自己的觀眾瞭若指掌。中國人對免費贈品情有獨鍾，隨時有志願者免費發放各種物品：塑膠旗、廉價的硬紙板望遠鏡、印有麥當勞圖案的扇子。他們也分發小冊子，講解各個專案的比賽規則和觀賽禮儀。（觀看排球賽：「提倡在比賽的適當時間鼓掌。不許發出噓聲和倒彩聲。」）特許商品的價格便宜得出奇。中國人喜歡幹吃的泡麵只賣兩元錢。一聽冰凍啤酒五元。上午十點鐘的時候來到擊劍館，花三十元能買到半打百威啤酒。不過，沒有一箇中國人購買啤酒。中國人很少花時間觀看比賽，也沒有在球場喝啤酒的習慣。購買啤酒的似乎多為外國人。
中國人看得很專注。他們一改大街上的鬆懈和拖沓，畢竟都花錢買了票，而且知道這樣的機會不可多得。大家在比賽的開始階段往往沉默不語，彷彿在緊張不安地琢磨運動員的每一個動作；隨即，尤其如果出場的是中國運動員，他們會高聲尖叫。在男子佩劍的預賽階段，比賽開始了一個小時，在我和魏嘉前三排的地方有人打了一架。一場戲中戲啊：作為背景的賽場上，巴西選手倫佐·阿格里斯塔正在對著義大利選手路易吉·塔朗迪諾狂劈猛砍，兩個中國人站起來互朝對方大打出手。他們看起來都是中產階級，其中一位還帶著孩子。在中國，公共場所發生紛爭司空見慣，而且往往伴有不知所云的破口大罵。但擊劍館發生的這一場鬥毆沒有序曲，也沒有重唱，只相互對打了十來秒鐘。等到climalite出現的時候，兩個人一言不發，志願者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兩個人坐在那裡，因為怕被趕出去而沉默不語。我從鄰座那裡知道，兩個人的爭端是因為視線問題。
坐我邊上的女子名叫王萌，是個農學研究生。她的門票是一個朋友一年前在網上購買的。門票的票面價值是三十元；我問她願不願意以兩千元的價格把票賣掉，她搖了搖頭。「觀看奧運會的機會只有這一次，」她說道。前半個小時她幾乎都在和鄰座耳語，試圖弄清楚擊劍手的頭盔發亮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以往一直不喜歡在中國參加體育活動，因為民族主義有時顯得非常狹隘。很少有人關心運動本身；勝負才是關鍵，運動過程中很少能體會到樂趣。但奧運會讓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魏嘉的媽媽曹春梅說的都是比賽專案帶給她的種種感受。「很平和，」這是雙人跳水專案給她的感覺，而摔跤專案讓她緊張不已。她覺得「鳥巢」，也就是北京國家體育場很「亂」。「就應該是這樣，」她說道。「真正的鳥巢也是這麼亂。」她最喜歡的還是國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我告訴她，水立方整齊劃一的外牆裝飾酷似水泡，她並不贊同：「沒有那麼大的水泡。」她之所以喜歡，是因為這兒給她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嶄新的順義水上公園開始也讓她感到非常緊張，因為她既不會游泳，也不喜歡坐船。（我問魏子淇會不會游泳，他回答說：「一點點。」）突然下了一會兒小雨，一家人穿著免費的雨披坐在那裡顯得特別高興。鄉下人出門喜歡一身輕——魏家人進城什麼東西都沒帶，就連計劃住在城裡陪我多看幾個專案的魏嘉也兩手空空。觀看完比賽，我們跟他的父母親分手後坐上了計程車。我讓駕駛員推薦一下順義的餐館。
「金百萬不錯啊，」他說道。順義離北京三十來公里，在中國迅猛發展的特大城市周邊，這樣的小城市比比皆是。順義的居民從前是農民，現在正告別農民身份，即將獲得別的身份。當地官員對於主辦賽艇、獨木舟和皮划艇等奧運專案感到十分自豪。滿大街都拉著標語，上面寫著「文明順義/奧運順義」等詞句。位於市中心的金百萬餐館在入口處鑲嵌著玻璃，擺放著四百九十三瓶馬諦氏尊者蘇格蘭威士忌。餐館中央有一隻巨大的水箱，裡面養著十多條鯊魚、兩條甲魚，還有一位穿得像美人魚的女子。除了一條長長的魚鰭，這個女子還穿著比基尼上衣，戴著面罩和鼻夾。邊上的標語寫著：「首都頂級美人魚秀！」水箱呈圓形，那個女子跟著鯊魚和甲魚不停地遊動轉圈。跟魏嘉一起出門的好處，是他總能夠提出我想問而不敢問的各種問題。
「那個女的在水裡做什麼？」服務員走過來的時候，魏嘉十分關切地問道。
「她在表演啊，」服務員回答道。
「鯊魚怎麼不咬她？」
「因為它們吃飽了，」她微笑著很有把握地說道。「你只要把它們餵飽了，它們就不會咬人。」
魏子淇後來告訴我，我跟魏嘉在水上公園坐上計程車之後，我們身後的計程車拒絕他們兩口子上車。當時的計程車排了一長溜，但駕駛員們早就被要求，只能拉外國人：中國觀眾只能等著坐公共汽車。魏子淇跟我講的時候只是笑了笑，他並沒有把這當回事兒。
2001年2月，北京正在申請奧運會主辦資格，我跟隨國際奧委會考察團對首都進行了最後一次巡察。整整三個小時，我們的車隊穿城而過，對可能修建奧運場館的地方進行了考察，每到一處，交通訊號燈猶如神助一般變成了綠色。（中國人在前一天已經演示過，所有交通訊號燈都可以在該市的交通控制中心實現遠端控制。）考察線路兩側成百棟房屋的立面剛剛被塗成了鮮豔的顏色。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工人們的粉刷面積達到二千六百萬平方米，相當於把半個曼哈頓粉刷了一遍。
即便是異議分子在那個時候也支援申奧，以期待奧運會帶來政治變革。據報道，國際奧委會在做出決定的時候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國際奧委會多名委員認為，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推動了韓國的改革步伐。「他們的政府究竟會怎麼做？」曾經擔任國際奧委會顧問的一個美國人在2001年時這樣問我。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告訴我，主辦方曾經考慮過，但最終放棄了「偉大長城，偉大奧運」這樣的口號。七年後的事實清楚地表明，中國政府也能舉辦奧運會。考慮到現在安排了五千多位農民防止外國人登上長城，當時關於那句口號的決定似乎也是非常明智的。
自鄧小平上臺以來，中國逐漸接受了外部世界，不過仍然存在害怕和擔心。奧運會無疑有助於增加開放程度，但舉辦體育比賽並不會開啟任何政治變革，正如它無法改變大多數人的基本觀念。很久以前，中國人便已經學會從容冷靜地面對重大事件，所以他們才能在「文革」時代倖免於難，並熬過四川大地震這樣的自然災害。這種頑強的精神在各個比賽專案中都得到了體現，儘管你得首先弄明白究竟往哪裡去看。在安之若素的跳水選手身上，在堅毅頑強的舉重選手身上，在步調一致的體操選手身上，你都可以發現這樣的精神。中國運動員大多來自偏遠的農村地區，從小就被錄取到體育運動學校。三岔村足夠繁榮，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們的記憶中沒有一個孩子就讀過體育運動學校，魏子淇告訴我，他也不會讓自己的兒子走這條路。不過，其他地方沒有選擇的餘地，父母對於自己的孩子能夠進入體系完善的體育運動機構已經心滿意足。
農民們至少以間接的方式在體育設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跡。我重讀北京奧組委在申奧期間發放的宣傳資料時才發現，場館的規劃方案與實際建成效果相比顯得非常普通。這與申奧城市的一般情形相反——奧運會申辦城市在做出承諾的時候往往說得天花亂墜。中國政府在2001年宣佈，將建設六條總長為一百四十公里的地鐵線路，後來實際修建了八條總長為二百公里的地鐵線路。比賽場館的規劃方案看起來矮小平淡，富於實用。既沒有鳥巢，也沒有水立方，沒有一點有特色的東西。但自此以後，農村人不斷地擁進城市，他們不光刺激經濟，還為修建各種綜合性場館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可不是刷刷油漆而已。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適合舉辦奧運會的絕佳時期：勞動力依然廉價，政治責任依然微不足道，不斷崛起的中產和上層人士願意觀看比賽並以此為榮。這些人對於奧運會的反應才最為熱烈——主要是年輕人和富裕群體。坐上看臺，你很容易就會忽略，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來自農村。
觀看比賽的時候，我喜歡到場館的偏僻角落閒逛。最次的位置一般作為贈品：在男子佩劍比賽時，最偏僻的區域坐著一百五十位北京市的林業職工，他們手拿充氣棒，露出略顯迷茫的眼神。在古典式摔跤的預賽現場，坐著一群來自昌平的中小學生。他們的老師站起身來大聲提醒：參賽者的父親就坐在他們的身後！
那個人坐在最後一排。他名叫常艾美（音譯），五十二歲的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至少大了十歲。他皮膚黝黑，被太陽晃得眯縫著眼睛，隨身帶著農民常用的白色毛巾。他的大腿上堆放著那一天領到的免費物品：一面中國國旗、一面印著奧運吉祥物的小旗、一本英文的觀賽手冊。他還拿著一本小冊子，指導大家如何觀看古典式摔跤：「當摔跤手錶現出高超技藝，或者得到高分時，觀眾應當熱烈鼓掌。」
常艾美的兒子名叫常永祥，之前剛剛擊敗了雄霸跤壇的保加利亞籍世界冠軍。常艾美正在給自己的妻子打電話，跟眾多的農村人一樣，他一拿起手機就扯開了大嗓門。「老大剛剛比完！」他大聲說道。「贏了！什麼？我說他贏了！」
此後一小時，他的電話鈴聲不時響起：家鄉的親戚、朋友和記者。常艾美住在漢霸，這是河北省一個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子。他們在自己那四畝多的土地上種植小麥和玉米，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1980年代，常艾美的一個侄子被選中參加摔跤比賽，最終成了全國冠軍。之後，常艾美相信，自己天生一副大塊頭的兒子也應該有機會。十三歲時，他的兒子離開家鄉，進入了縣體育運動學校。他現在參加的是七十四公斤組別的摔跤比賽。我問常艾美怎麼坐在了最後一排。
「教練不想讓他知道我來這裡看比賽，」他說道。「他們不想讓他受到任何干擾，所以讓我坐在最後面。」
他這是第二次觀看兒子的摔跤比賽。觀看奧運會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天前，當地的幹部告訴他，他們有幾張票，他可以拿到一張。其他的票分給了村黨支部書記和縣體育局局長，兩個人都拿到了前面的好位置。常艾美的女兒在體育館的外面等著；她沒有拿到票。
手機又響了。「一個美國記者正在採訪我！」他高聲說道。「現在！美國人！」
兩年前，他的兒子在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參加過摔跤比賽。「他說你們美國人很好，」常艾美告訴我。「他還說你們那裡很乾淨。」
當時正值上午，運動員們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比賽。中國摔跤選手在奧運會上只拿過銅牌；沒有一個人闖進過決賽。常永祥那天早上參加第二輪比賽的時候，擊敗秘魯選手取得了半決賽資格。當輪到他進行下一輪比賽的時候，我來到了看臺的最邊上。他的父親還一個人坐在那裡。
常永祥將對陣名叫奧列格·米哈洛維奇的白俄羅斯選手。整整一個上午，觀眾們的呼聲越來越高，現在他們終於齊聲呼喊：「中國隊，加油！中國隊，加油！中國隊，加油！」幾乎與此同時，白俄羅斯人把常永祥摔出圈外獲得四分，由此贏了第一局。但隨後常永祥似乎精神大振。他體格強健，大腿粗壯，方形下巴。他黑髮林立，每完成一次抱摔都像野牛一般猛甩頭髮。第二局，他扳平比分，全體觀眾站了起來。來自昌平的中小學生高聲喊叫，使勁拍打著充氣棒。
他們身後的常艾美仍舊坐著。他蹺著二郎腿，彷彿經過一天的勞動正在藉此放鬆，那一堆物品依舊整齊地碼放在大腿上：毛巾、旗幟、小冊子。自比賽開始以來，他沒有挪動過半塊肌肉。他的視線集中在遠處的墊子上，一句話也不說。但我聽見了他的呼吸聲——平穩、平穩、平穩。第三局，白俄羅斯人率先得分。深呼吸，深呼吸。比賽繼續，常永祥被壓倒在身下；他掙脫出來，得了一分。吸氣——差不多是倒抽一口涼氣。又得一分，比賽結束，裁判舉起了常永祥的手臂。
之後，常永祥輸給喬治亞人，拿到了銀牌。不過，他在半決賽那天驕傲地離場，因為他是中國古典摔跤史上成績最好的選手。人群中一片歡騰——中國隊，加油！中國隊，加油！看臺的頂端，常艾美安全地躲在眾人的視線之外，依舊錶情輕鬆。他一言不發，直到掏出手機。「喂！」他大聲說道。「他剛剛又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