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在的地方是開發區新建的投資服務中心，大理石裝飾的門廳寬敞得足夠並排拉上兩張羽毛球網。當我在午間休息前往拜訪的時候，很多幹部正在興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昌俊和何學東遞給我一大摞用英語編寫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資者的綠洲」和「投資者是我們的上帝」這樣的名言警句。一個句子寫道：「蕪湖有高質量低成本的人力資源。」其後的句子談到了電力、水資源和下水道。
開發區位於城北的長江邊上。繼奇瑞這家主力租客之後，蕪湖已經吸引到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隨時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廠房。很多工廠搬遷自南部沿海，過去二十年間強勁有力的經濟增長已經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資大幅增加。
一天下午，我來到蕪湖第二大廠區的保順路，馬路兩側的工廠正處於不同的建設時期。帝國希爾計劃於下月開始生產（空調電氣部件），順城電子計劃再招聘一百名工人（空調配線工）。世紀廠每天生產四千個空調器塑膠外殼。來到蕪湖世界硬體公司，我向門衛諮詢他們的產品，他開啟抽屜，抓起一大把嶄新發亮的釘子，像拋骰子一樣把玩著。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子走出來，遞給我一張印著「國際業務部經理葉美麗」（merryyeh）的名片。我們來到樓上的辦公室，葉美麗給我倒了茶水，牆上掛著一塊牌匾，紀念這家工廠與美國全國釘子集團公司的合作成功（「不僅僅是釘子」）。蕪湖世界每天生產六十噸釘子。三百四十名工人。一萬八千平方米。還有問題嗎？
「你怎麼取了這個英文名字？」
「我是根據merrychristmas（聖誕節快樂）取的！」
位於主城區的英國舊領事館已經被改造成黨委所在地，西班牙教會學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原來負責鴉片加工的舊海關大樓曾經多年被用作幼兒園，現在已經棄之不用。在這遭人痛恨的英帝國炮艦外交的標誌物上，縱向塗寫的「文革」標語雖日漸模糊，但依舊能夠辨認。不過，小攤販們圍著大樓底部搭建的木質棚架擋住了標語的部分詞句：
毛主席語錄
在鬥爭中學習
一天下午，一個名叫約翰·丁克爾的美國人開著奇瑞t-11原型車來到了蕪湖經濟開發區。「幻想汽車」僱用丁克爾擔任技術顧問，他的專長是道路測試。「你通過做壞事便能知道一輛汽車究竟好到什麼程度，」我們駛出廠房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後排坐著三個中國的道路測試工程師。他們誰都沒系安全帶。
t-11是一輛suv運動型多用途汽車，後來被冠名為「瑞虎」投放到中國市場。其外形與豐田rav4極為相似。丁克爾還打算測試一款計劃於當年晚些時候投放中國市場的新型跨界車b-14。奇瑞正在提升其國內生產線，原因之一是為進入更加嚴苛的國際市場做好準備。計劃打進美國市場的車型尚處於設計和研發階段，最大的阻礙之一是如何滿足美國的安全和排放標準。儘管t-11和b-14都不會用於出口，但丁克爾還是計劃對兩者的質量進行評價，並藉機向奇瑞的工程人員展示美國人是如何進行汽車道路測試的。他之前要求我一同前往，並幫著做一些翻譯工作。
在開發區的一條街道上，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加速、剎車、轉向。「一個輪子抬起來了，」他在轉一個急彎的時候說道。「這個輪子在空轉，需要增加限滑差速器。」我盡最大努力把他的底特律汽車英語翻譯成中文。我們沿途經過一輛裝滿磚頭的拖拉機、一家新建的空調變造廠，以及一個在草叢裡撒尿的小男孩。丁克爾加速轉向；一輛公共汽車正使勁摁著喇叭。坐在後排的三位工程人員用手使勁地撐著車頂棚。其中一位終於通過我表達了請求：「我們可不可以找一個沒有其他車輛的地方？」
那還不簡單：在中國，只要順著某條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嶄新的開發區。我們往北駛去，先後經過一輛輛推土機、運土車，以及一處處未來房產的雛形骨架，來到了保順路。丁克爾說：「告訴他們，從二擋換到三擋、從四擋換到五擋的時候，變速箱的頓挫感很明顯。」
丁克爾很敏銳，說話輕言細語，身材十分瘦小。作為1960年代晚期密執安大學迪爾伯恩分校的畢業生，他是排放實驗室唯一適合操作馬自達cosmos車型的人選。我問他為什麼原本學習的是工程技術，他回答道：「我遇到的輔導員不怎麼聰明。」在那個時候，大家以為數學成績好的人就應該當工程師。在克萊斯勒短暫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轉行做了新聞記者。他在《道路與測試》雜誌工作了二十年，其中包括兩年時間的總編輯。「我測試了三十年的汽車，」他說道。「路上跑的車我幾乎都測試過。」他告訴我，蕪湖空蕩蕩的街道讓他想起了曾經在加利福尼亞度過的舊時歲月，也就是他們在奧蘭治縣的豌豆地裡測試車輛的那段時光。
在廠區的西頭，位於釘子廠和空調外殼廠之間，有一段空蕩蕩的環形路。在丁克爾的眼裡，這很像一個試車場。他把車速提到每小時六十多公里，從一堆支成塔形的竹竿旁一駛而過，這堆竹竿即將被用作下一個建築工程的腳手架。他持續繞著彎路，輪胎吱吱作響，環形路一次次被甩在身後：釘子、竹子、空調罩子。釘子、竹子、空調罩子。三位中國工程人員被甩到右側擠作一團。他們還是沒有繫上安全帶。
坐在中間的名叫齊海波。他本可以拎著雜物袋坐上馬自達cosmos汽車的駕駛座。二十二歲的他在內蒙古的一個農場上長大成人。他的祖父從陝西省遷到了那裡（「要麼因為饑荒，要麼因為戰爭」）。齊海波的父親讀到五年級，他的母親只讀過一年級。他們種植小麥、玉米和葵花。
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他都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高中畢業的時候，儘管對於工程技術並沒有特別的興趣，他還是考入了武漢工業學院。「我想考一所好大學，我還聽說計算機和電子技術是當今最好就業的兩個專業，」他說道。「所以，我在考試的時候填報了這兩個專業。」
一年前他還在大學裡就讀最後一個學期，參加人才招聘會的時候遇到了奇瑞的招聘人員。「他們可以錄用我，學校的人都說這是一家新建的公司，發展很迅速。於是我在第二天簽訂了合同。我覺得年輕人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以奇瑞的標準來看，他並不算特別年輕——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四歲。齊海波每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個月的收入不到兩千元。他跟另外三位工程人員同住一間宿舍。他希望擁有獨立的空間，但宿舍的條件比他所知的內蒙古的條件好多了。他希望在奇瑞公司擁有長遠的未來。「它不是合資企業，這一點我很喜歡，」他說道。「它是中國自己的汽車製造廠。」
道路測試結束之後，我問齊海波從丁克爾身上學到了什麼。齊海波說t-11的傳動軸有點小問題，也就是急轉彎時其外輪略微打滑。b-14的尾部在高速行駛時容易飄浮。齊海波尤其羨慕丁克爾操縱汽車的能耐。這位中國工程人員的工作既涉及質量控制，又涉及汽車試駕，一個月前他才剛剛拿到駕照。
奇瑞的早期策略，是到全世界遭遇滑鐵盧的汽車廠收集有用資訊，這在一款名叫qq的微型車上達到了極致。1990年代，位於韓國的大宇汽車試圖在全世界拓展業務，並在越南、印度、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和烏茲別克大肆投資建廠。沒過多久，大宇汽車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度擴張——後來證明，烏茲別克根本不是建立汽車製造廠的理想之地——於是不得不宣佈破產。幾家大的美國公司一面看著價格不斷下跌，一面抓緊時間在這家破產的公司上挑挑揀揀。2002年，通用汽車公司在經過一年多的研判之後，終於獲得對大宇汽車的控股權。通用汽車公司接管了大宇一款名為馬蒂茲的微型車的生產平臺，重新包裝為雪佛蘭spark（樂馳），並打算在中國開始投產。
2003年6月，距離spark上市還有半年，奇瑞揭開了qq的面紗。這款車與通用的車型看上去幾乎如出一轍，但售價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五萬多元。奇瑞還開發了一款與大宇magnus十分相近的車型，並取名為東方之子。
中國消費者一直不喜歡東方之子，但qq轎車很快大獲成功。這款車長度不到三米七，搭載0.8升發動機，甚至比minicooper還要小。這款車對於中國新興的城市中產階層是完美之選，他們以往根本買不起昂貴的合資品牌。2003年，全國的乘用汽車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奇瑞和其他小型汽車生產商在低端市場佔據了牢固的地位。2004年，奇瑞qq轎車的銷量是通用spark轎車銷量的五倍。
2004年12月，通用大宇在上海提起訴訟，狀告奇瑞公司「通過抄襲和未經授權使用通用大宇商業機密的方式」研製出qq轎車。一般的侵權行為在中國比比皆是，而這起案子要複雜得多：奇瑞公司推出仿製品的時候，原型還沒來得及上市。這意味著就在通用汽車公司與那家破產公司進行磋商的那一年，韓國的設計機密已經被洩露。
當我前往上海拜訪通用中國公司時，公司的法律總顧問夏尊恩（timothyp.stratford）遞給我兩張照片。第一張照片上並排擺放著兩輛轎車：綠色的qq轎車和原產於韓國的黑色馬蒂茲轎車。第二張照片上，兩輛轎車的車門做了對調：綠色轎車裝著黑色車門，黑色轎車裝著綠色車門。
「從來沒有兩家競爭對手的轎車，車門是可以對調的，」夏尊恩解釋說。「這意味著他們不光抄襲車門，還抄襲了車門的門框。車門的門框相當於一輛轎車的指紋。」
奇瑞的管理層除了說明qq轎車已經取得中國專利（如果設計方案的獲取途徑非法，這將不具有實際意義），並未對這一案件發表過公開宣告。當我與奇瑞國際公司的總經理張林談及此事時，他強調自己進入公司的時候qq轎車已經上市銷售。不過，他否認有什麼違規之舉，並說像奇瑞這樣的年輕公司自然會以合法的手段開發與在其他地方已經證明成功的車型相類似的車型。
「這就是初始階段的創業模式，隨後進入下一個階段，」他說道。「就像學畫畫。你不可能一開始就畫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臨摹他人的畫作。任何產業都有這樣的本質。索尼、現代和豐田都是這樣起家的。它們以某樣東西起家，很快又棄之不用。」
一年前張林進入奇瑞公司。他出生於上海，在密執安大學安娜堡分校獲得機械工程的博士學位。他在位於底特律的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工作過九年時間。他有兩個孩子，分別為八歲和十歲，在美國的求學時光十分愉快。不過，張林每年回到上海的時候，這裡總有他認識的新城區湧現，這讓他覺得自己錯過了很多。在一個朋友——也是一位在美國受過訓練的中國工程人員——接受奇瑞公司提供的職位之後，他做出了同樣的決定。
「如果留在美國，我可以預見五年或十年後的自己在做什麼工作，」他告訴我。「這樣的生活容易得多，但也會錯失很多精彩。我覺得風險和回報往往相伴而行。」
風險是奇瑞的文化之一，即便qq轎車也可能是一場處心積慮的賭博。多位獨立分析家告訴我，他們質疑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否足夠完善，能處理好這一案子。再說，奇瑞是國有企業，中國人一直夢想擁有真正的國產品牌。通用大宇希望迎來開庭，但誰都不敢保證這家外國公司能否得到公正的對待。同時，因為奇瑞無意向美國出口qq轎車，也不存在訴諸美國法律體系的可能性。
奇瑞的規模依然很小——八千名僱員——但在不怎麼花錢投入設計和工程技術的情況下，一年竟然可以製造十多萬輛汽車。管理層開始轉變策略；龐大的研發中心剛剛建成，並僱用了三十來位像張林這樣在國外接受過訓練的工程人員。最近該公司開始強調質量控制，其規模和精密程度給每一位到訪的專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專事汽車生產的美國顧問羅納德·e·哈勃爾告訴我，奇瑞公司的鋁棚廠房十分巨大，目前只利用到十分之一的空間。「在中國，人們喜歡先於需求建設龐大的生產能力，」他說道。「他們似乎擁有源源不斷的資金渠道。我不知道這樣的資金從何而來。大多數西方公司不可能把錢投到這種對未來的假設上。」
作為一家國有公司，奇瑞並不需要對股東們負責，也沒有人說得清投入了多少資金。一天，我前往qq轎車和東方之子轎車龐大的總裝廠房。門口立著一塊用中文書寫的標語牌：
我們不僅要努力工作，
還必須勤奮，
更要有國家使命感。
邊上的電子屏顯示，他們當天已經制造出二百五十三輛qq轎車。穿著藍色制服的工人們正在組裝線上移動著嶄新的轎車。一位名叫胡斌的經理告訴我，為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量，他們在過去幾年間逐漸加快了生產步伐。胡斌所在部門的各個裝配站一開始需要三分鐘才能完成一項任務，現在只要兩分零五秒。胡斌說，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車數量而不是工作時間為標準向工人們支付工資。他問我，美國的汽車製造廠是否也採用同樣的策略來增加產量，我說不會，並提到了「工會」這個詞。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門到年底時把時間再減少十八秒。
在國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時候，馬爾科姆·布里克林說蕪湖需要在長江上再修建一個港口。
「港口還要深挖，街道還要鋪寬，燈光要更明亮，以確保安全和檢視損耗，」他說道。「要能在五個小時內裝載五千輛汽車。」
布里克林在美國尋找著願意出資四百萬美元獲得中國汽車銷售權的代理商。「幻想汽車」也需要起一個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龍’，」他說道。「我碰巧又喜歡chery這個名字。」就在這次談話後沒多久，通用汽車公司的律師給布里克林發來警示函，說chery不僅跟cheery只有一個字母之差，跟雪佛蘭的英文名稱chevy也只有一個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發訴訟。之後沒有多久，通用汽車公司和奇瑞最終就spark—qq之爭達成庭外和解，雙方都未公開置評過和解條款。
中美公司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十分普遍，雙方都在琢磨怎樣在同一個世界中共存。當我在上海和一家名為亞洲汽車資源的諮詢公司的總裁邁克爾·鄧恩談起這事的時候，他說自己不認為奇瑞的低價吸引力能讓它成為美國市場上的新品牌。歷史上的外來汽車製造廠——以現代汽車為例——在美國消費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蹣跚，原因通常是質量低劣。豐田汽車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謹小慎微——這正是底特律長久以來所缺乏的品質。鄧恩相信，中國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樣的弱點。「中國人跟美國人很相似，」他說道。「都想底線得分，都想來個本壘打。我們很聰明。」
中國人總喜歡這樣說：「我們很聰明。」鄧恩繼續說道：「但我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恆心和毅力。這句話的意思更像是：‘我們能夠趕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國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發讓我想起美國。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擁有無止境的樂觀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間修建了寬闊的道路。他們一向擁有自命不凡的品質，相信自己能夠戰勝時間——中國人的這一品質比美國人還要美國化。每當中國的工程人員與「幻想汽車」的僱員們站在一起，來自更為年輕國家的人們突然之間更顯衰老：時差、頭髮花白、大腹便便。他們都是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過百萬富翁，也經歷過破產潦倒；他因為幻想受過讚揚，也因為仿冒受過譴責。他說起話來口若懸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這樣的往事。
2006年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公司的關係戛然破裂。兩年後，「幻想汽車」狀告奇瑞公司，提出大約四百萬美元的賠償。布里克林轉向插入式混合動力汽車。奇瑞公司繼續發展，終於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出口商。隨後幾年間，奇瑞公司跟菲亞特和捷豹路虎成為合作伙伴。不過，他們出口的汽車大多針對發展中國家——截至2012年，他們還沒有為美國市場生產出一輛汽車。
在蕪湖期間，我會見了曾經身為大眾公司僱員、現已升任奇瑞公司總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聞媒體，但他還是答應於傍晚時分在國信大酒店的一間會議室裡會見我和另外幾位記者。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彷彿剛剛離開辦公室。他四十出頭，面相更顯年輕。不過，當我問起他的教育背景時，他的回答彷彿在描述一段遠古的歷史。
「我剛進大學的時候，」他說道。「還沒有坐過小轎車。」他解釋說，那個年代的好學生都分配到了卡車製造廠，因為中國根本不存在乘用轎車市場。他屬於差生——他一邊說一邊自嘲地笑了起來——所以被分配到了東北。我問到了公司的優勢。
「我們擁有的是進取心，」他說道。「我們沒有品牌、沒有認知度，什麼都沒有。我們擁有的只是強烈的進取心。」
在蕪湖的最後一晚，我無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駕車之旅正等待著我，燈光和噪音也鑽進了我的房間。早上四點三十分，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對面，海螺工廠因為連夜趕工而轟鳴不已，裡面的工人們正在生產著pvc窗框。「幻想汽車」的人馬已在頭一天離去。我是繼續住在國信大酒店的最後一名外國人。
我走到外面，發動了捷達轎車。開發區籠罩著一層薄霧，車頭燈在空蕩蕩的大街上一掃而過。農曆新年即將來臨，很多工廠都在為節日的到來連夜趕工。低矮的廠房透出縷縷光線，宛如一個個紙糊的燈籠。
天剛亮，我駛過新建的長江大橋，進入了高速公路。在蕪湖城外十幾公里的地方，我駛過了一個標示為「無為」的出口。「無為」是一個遠古的道家用語，意思是「什麼都不做」。該地區還有一座城市取名為「無錫」。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車時經過了「石棉」。對一座小城市而言，這名字頗有些生硬，不過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