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生活期間學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應該詢問方向。我學到的最後一件事情是，即便沒有最終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個箱子從北京運到太平洋的對岸。我一直不善於提前謀劃，在中國生活了多年之後，我的這種習性愈發糟糕，因為那裡的每個人似乎都活在當下。在那樣的國家，要找到願意隨機應變的搬運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維恩，像中國藝術家那樣蓄著長長的頭髮。就在我們斟酌合同內容的時候，維恩問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經想好，我們即將前往什麼地方。「總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許就在科羅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們還沒有決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來幾個星期能夠定下來吧？」
「我覺得可以。」
維恩解釋說，船運集裝箱將在大洋之上顛簸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所以地址無關緊要，只要運載的物品朝著大致正確的方向行進就可以。但到達美國之後，美方合夥人需要知道運貨卡車將開往什麼地方。那也就是維恩的最後期限：我們需要在五個星期內找到住處。
維恩在我們位於北京的寓所忙活了兩天，以指導那幫搬運工人。一共有十來個搬運工，全都穿著潔淨的藍色制服，帶著金屬開箱器。對於每一件傢俱，他們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塊硬紙板劃成同樣大小的小片。他們先是劃下一塊紙板，裹住椅子的前腿，接著依次是後腿和側面。所有的紙板貼上在一起之後，看上去就像一個椅子狀的盒子。他們據此做出餐桌狀、書桌狀、書架狀、條凳狀和沙發狀的紙盒。他們做了一張巨大的紙板床。一個三層的古董鴉片桌被一層層嚴絲合縫地裹了起來。那情形如同看著一隊雕塑家逆序創作，直到我們所擁有的每一樣物品被轉換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數次想與工人們交談幾句，但他們的反應簡短而且乏味。他們不讓我們幫忙。每當我撿起某個物件，立馬有人一個勁微笑著向我道謝，同時把東西拿了回去。「還是留給他們做吧，」維恩說道。他說得沒錯。他們把集裝箱塞得像積木那樣密實，一輛卡車拉著它進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們的財物消失了；我們沒有地址；我們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個月的晚些時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尋找新家的路。
我們倆成年之後都少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我大學一畢業就前往英國進入研究生院，隨後旅行到了中國；不知不覺間，我已經離開了十五六年時間。我從未在美國找過工作，既沒有買過房子，也沒有租過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國買車的時候，加的還是含鉛汽油。我的父母親仍舊居住在我從小長大的密蘇里州，此外便找不到任何把我維繫在這個國家某個地方的其他東西。彤禾跟美國的維繫更少：她是兩個中國移民的女兒，出生併成長於紐約，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從事寫作。
我在中國生活期間很少回美國，但花了大量時間思考這個國家。中國人大多對外國人的生活深感好奇，總喜歡提出某些特定的問題。你們那裡幾點了？你們可以生幾個孩子？回去的機票要多少錢？人們對於美國的觀點往往位於兩個極端，既積極又消極。他們總是沉迷於之前聽來的種種稀奇古怪的細節。美國農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飛機來播種？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飯，孩子們會讓父母自付飯錢，因為他們的關係不像中國家庭那麼親密，這是真的嗎？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一個名叫塞恩的學生寫過一篇作文：
我在書上和電影裡看到，美國人可以擁有槍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書上看到，乞丐必須穿著防彈背心。這是真的嗎？關於美國有一種說法。想進天堂，請去美國；想去地獄，請去美國。
對於這種交織了真相和誇張的問題，實在難以回答。頭幾年，這讓我感到十分忐忑，因為我未能傳達一種更為精準的視角。不過，我終究意識到，類似的對話不僅僅與我有關，甚或與我的國家有關。在中國的時候，我逐漸把對美國的認識當成一種想象：它往往形成於人們的意識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那與其說是我個人的問題，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反映了中國人的興趣、夢想和憂慮——即便他們談論美國的時候，也總有部分話題涉及自己的國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時間越久，就越覺得自己的視角正在發生相似的變化。中國成了我的參照物；我總拿自己對美國的認識與自己對亞洲的認識加以對照。我對美國生活的認識日漸成為開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難想象自己身處特定的地方，那實際上也意味著我有很多地方可去。當我和彤禾決定離開北京的時候，我倆都已經完成了寫書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帶著工作上路。我們沒有職業，也沒有孩子，並不需要長久的家；最終，我們可能還會前往海外。我在中國的城市裡生活多年之後，更喜歡鄉下的幽靜和平淡無奇。落基山脈的小鎮上沒有人認識我們——那裡便是我們自己中國版的美國夢。
我們買了一輛二手的豐田車，在後座放上冷藏箱，沿著兩車道公路在科羅拉多州四處轉悠。時值3月下旬，山上的積雪依舊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閉著。夜幕降臨，我們住廉價旅館，白天，跟房產中介們交談，他們手頭很少有房源。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中產階級幾乎從不租房子來住；當時正值房地產次貸崩潰的前夜，買房很容易。在一個不到三千人的銀礦社群裡德威爾小鎮，我問房產中介是否有物業可供出租。「你有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頒發的hud證書嗎？」她問道。我告訴她，我確信我們倆都沒有那樣的證書；於是她建議我們租一套活動屋。我們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動屋，坐落在距離24號公路六米遠的地方。活動屋裡正居住著一群鉬礦礦工，但房產中介向我們保證，那幫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們列入待租名單。裡德威爾鎮打算開掘更多的礦洞，主要是因為來自中國的需求激增。我們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繼續開車上路。
我喜歡寬廣而色彩亮麗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巒，以及坐落於山谷間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鎮：花崗石鎮、基岩鎮、鋸坑鎮、雞冠丘鎮。我們沿著科羅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連開了十餘公里，沿途看見的標牌就讓我心情舒暢。離河不遠的地方，一個人帶著我們參觀了坐落在鹽鹼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猶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這樣的地方寫書就讓我感到頭痛。我們找到的出租房，總是不太稱心。要麼地毯破舊、牆板損壞，要麼建在背陰的山谷裡，積雪難融。我時常感覺，在我們來之前，這裡一定遭遇過大災大難。離婚、死亡、破產——以我的想象，這是小鎮上的大房屋紛紛落入租賃市場的主要原因。
在一個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們先給一個房產中介打了電話，隨即又偶遇一位剛與男友分手的年輕的辦公室經理。男友離去，留下她和一紙新屋租約，她打算搬到丹佛從頭再來。地方很漂亮：位於一個小山包的山頂，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來米。站在屋後看出去，沒有一棟房子；視線掠過一片矮松林，徑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馬侖山脈。瑞奇威位於猶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處，總人口只有七百多。全縣只有一盞交通訊號燈。瑞奇威沒有麥當勞，沒有沃爾瑪，也沒有星巴克；在屋子裡收不到手機訊號。我們想不出有什麼地方比這裡跟北京的差異還要大，於是決定就此落腳，並簽訂了一年租約。
我們買了一張床墊和幾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帳篷等著船運集裝箱的送達。一天下午，我們駕車來到蒙特羅斯鎮，在一處古玩市場發現了一對木質書架。售賣者答應與我分擔送貨費：我們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負責。她給自己的兒子打了個電話，因為他有一輛皮卡。「二十五美元嗎？」我聽到她對兒子說。「太貴了，二十美元怎麼樣？」中國人就對這樣的細節感興趣——回到美國不到一個月，我已經親眼見證了年邁的母親和自己的成年兒子就金錢問題討價還價。
我們在空蕩蕩的屋子裡簽訂了電話服務協議。當我提出電話號碼不要列入黃頁簿時，電話公司的業務代表說那得每個月加收兩美元的服務費。瞬間，省錢的心態壓過了我期待隱匿的願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說道。「她的名字是萊斯利·張（張彤禾）。」
我當時覺得，她的名字相對來說更為普通，但沒有想到最後電話黃頁簿會把我附帶列出：「彼得/萊斯利·張。」緊接著，郵件就來了。
尊敬的彼得·張先生，
你喜歡省錢。還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錢，又能得到更優質的服務。因此，幹嗎不換一家電話公司呢？
我和彤禾幾乎沒有收到過任何郵件。收到郵件的是彼得·張，頭幾個月我們的郵件幾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電話公司會像汽車經銷商一樣給我們派發宣傳單。彼得·張收到過用韓文和繁體中文印製的廣告單。有人深更半夜打來電話，操著莫名其妙的語言。韓國人一看我們聽得雲裡霧裡，立馬結束通話電話，但我們通常會跟講中文的電話推銷員糾纏一番，以弄清他們究竟是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是誰在翻閱科羅拉多州農村地區的電話黃頁簿，專門搜尋亞洲人的名字？
多數時候，打進電話的似乎都是推銷長途電話卡的個人。不過偶爾也有中文電話推銷員向我們推銷其他東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電話就聽到一個女人起勁地推銷位於懷爾明的某處旅遊景點。我把耳朵湊了過去，儘管我們倆一開始誰也弄不懂那是個什麼名字。「懷爾明？」彤禾問道。「在哪裡？」
來電者解釋說，懷爾明位於美國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沒的山地，空氣清新。那情形如同盯著拼圖看了好半天，圖案一下子變得清晰明瞭，並且絕無差錯：懷—俄—明。
「你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彤禾問道。「中國大陸嗎？」
一陣沉默。「我們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們做懷爾明的旅遊專案。」
「我不相信你們是香港公司，」彤禾說道。「香港公司不可能這樣隨機撥打電話。還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陸的什麼地方？」
打電話那個女人的聲音越來越小。「我只能說我們是香港公司，」她說道。「其他的我沒法告訴你。」之後，我會不時地重複那個地名，只是想聽聽它的讀音。有點像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懷—爾—明，懷—爾—明，懷—爾—明。
貨運集裝箱晚到了。丹佛的搬運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貨，但他們的卡車走到莫納克山口時陷進了積雪，隨後又遭遇了機械失靈。駛上我家車道後，他們往後倒車撞上一根矮松，颳倒了幾根枝條。駕駛員發現自己沒有鑰匙開啟集裝箱上的中國海關關鎖，於是抓起了一隻重重的退耦器，笑道：「找個鄉下佬用這個東西使勁敲打，多半能搞定。」
從北京回美國的朋友曾經提醒過我們，行李送達時會是怎樣的心情。如同將新生兒從醫院抱回家裡：轉瞬之間全靠你自己。來到瑞奇威，維恩的十多個中國搬運工變成了叫做詹姆斯和葛利格的兩個美國人。他們沒穿制服，搬運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幫手，他們毫無怨言。他們一到我家就打聽，哪裡可以找到吃的東西。詹姆斯成功地搗毀了海關關鎖之後，他倆站在開啟的集裝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詹姆斯終於說道。「我得打電話把這事兒告訴別人。」
下午剩餘的時間，我們一邊把盒子往家裡搬，詹姆斯和葛利格一邊不時地檢視著中國人的手工活兒。有一陣，我看見他們兩個蹲在車道上，正琢磨被紙板裹起來的一張餐桌。「他們簡直令我們無地自容，」詹姆斯一邊搖頭一邊說道。「太不可思議了。」
每個盒子上都有編號和標籤，詹姆斯每跑一趟都會讀一遍號碼，以方便拿著表單的彤禾進行對照。搬運盒子的過程中，他簡要地講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長經歷，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個孩子，以及他曾經當長途卡車司機時聽來的逸聞趣事。他最近賣掉了自己的卡車，因為油價漲得太高。「賣給了一個想掙上千兒八百的傢伙，」他說道。「千兒八百個麻煩還差不多。」詹姆斯說，他每年都要拿出幾千美元購買書籍，所以講的逸聞趣事各不相同：卡車司機的加油策略、植物護理、養雞場心得。「那些傢伙現在用藥太多，」他說道。「我有一個朋友在雞場幹活，從小雞孵出到加工處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來可是要好幾個月。還有一個女人曾經在雞場給小雞打針，偶爾不小心會把針扎到自己身上。她後來得了狼瘡，臉上還長出了毛髮。所以我再也不吃雞肉了。這個盒子的編號是九十四——辦公室資料夾。」
最後拆開的，是我們的大床——彤禾數年前發現於上海的一處古玩市場。這張床有個頂篷，頂篷共有十八塊，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繪渦形圖案，或為花草、人物，或為佛教聖像。頂篷既不用螺絲，也不用閂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組裝時必須按照固定的順序。我們從立柱開始，按順時針方向推進，一人扶撐一邊，直至整件物品完美合成。夜幕降臨，黑暗讓這樣的場景有了一種親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葛利格，一起忙活著民國初年的頂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蓮花、菩薩和相互交織的8字元號。高大的頂篷豎起來之後，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鐘的時間琢磨其中的卯榫。「設計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嘆道。他們還得開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興能堅持到最後。他跟我握手道別，並祝我好運；他的行車經歷又有了新的逸聞趣事，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開心。
回到美國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懷念美國人說話的方式——尤其是在小鎮上。我喜歡他們不慌不忙地講述逸聞趣事，也樂見自己還能明白他們話語中的細微含義。有一次，我回到密蘇里州看望父母。我從機場坐上穿梭巴士，駕駛員來自南卡羅來納州，濃密的鬍鬚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來回抖動。我說我剛從中國回來。
「你會講撲騰話嗎？」他問道。
我的口音沒那麼正，但我還是告訴他，自己會一點點撲騰話。
「我在什麼地方看過一份資料，」他說道。「什麼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說中國人能四人一排齊步走向大海，直到永遠。」
近兩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駕駛員一直不停地說話。他講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對《聖經》希伯來文的鑽研，還對《但以理書》發表了激烈的觀點。他當時住在密蘇里中部的一處拖車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訪過法國、西班牙、希臘和土耳其。「我有一個有錢的叔叔，是他出錢讓我走了那麼多地方。」
「哦，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問道。「你叔叔是誰？」
「山姆大叔啊。」
在中國，人們不會這樣說話。他們不善於講故事——他們不希望成為被關注的中心，很難從講故事的過程中獲得樂趣。他們很少糾纏於興味盎然的細節。這並不是說他們願意緘口不言；實際上，很多中國人都能夠用食物、金錢和天氣這樣的話題讓你的耳朵生繭，他們還善於向外國人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不過，他們一般不談私人話題，身為作家，我知道，有時需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才能讓採訪物件敞開心扉。也許，在一個彼此接觸十分密切、凡事圍著家庭和其他群體打轉的國家，這種現象非常自然。
有選擇權的中國人，決不會選擇住到科羅拉多西南部這樣的地方。美國人喜歡獨來獨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這樣的獨居讓大家的閒談變得無拘無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個人，他跟我交談不到五分鐘就解釋說，自己剛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另一位酒客告訴我，他的老婆已經過世，他最近又心臟病發作，所以預料自己活不過當年。我知道，美國人的閒扯多半不靠譜；任何時候人們都可能扯到私人話題。當我申請安裝「directv」時，一位技術人員來我家的側牆上開洞。他說自己剛搬到一個叫做三角的小鎮，於是我問他對那個小鎮的看法如何。
「安靜，」他回答道。「三角鎮很少有事兒。」
「你怎麼會搬到哪兒去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