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她衝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說道。「他純粹是在撒謊，他會因此惹來更大的麻煩。」
「你要跟他分手嗎？」
「是的。」
他們圍著櫃檯站在一起。「我的店裡有犯罪分子，好可怕，」多恩開著玩笑。那位年輕婦女在商店的前廳拿到一份報紙，讀起了警事報道。「還有比這更胡扯的嗎？」她說道。「報紙上說是二級攻擊，算是重罪。但他們把它降格為輕罪。」
「我跟朋友們說，你沒有出手傷人。」
「他說我用煎鍋襲擊他。他說我打到了他的手臂。我如果用煎鍋打他，應該打在他的頭部啊。」
「讓我來告訴你應該怎麼做，」那位老太太說道。她七十多歲，留著一頭捲曲的白髮，臉上帶著慈祥的微笑。「你去找一瓶黃蜂噴霧劑，」她說道。「不弄瞎他的眼睛才怪。」
「我連球棒都不能用，因為那是武器啊。」
還是老太太年高智長，她解釋說，黃蜂噴霧劑不算是武器，所以即便是取保候審的人也可以買到。「比辣椒噴霧劑好多了，」她說道。「保準弄瞎他的眼睛。」
過了一會兒，我看見那位年輕的女子用一把剪刀剪下了逮捕名單。當我問她怎麼會剪下這個時，她絲毫沒有顯得難堪。「假如我傻到想讓他重返家門的時候，我就會看看這個玩意兒，」她說道。「我會把它保留在剪貼簿裡。」（後來，所有的指控都被駁回，他們離了婚。）
多恩從不在商店與他人談論某個人的病情，卻會時不時地提起自己的健康問題。二十年前，克瑞莎被診斷患有罕見的脊柱裂，病情不斷惡化，已經到了很少離家出門的地步。曾經有一年，因為這種病，全家人都無法享受醫療保險。他們的大兒子在空軍部隊駕駛f-16戰鬥機，女兒卻因為酗酒一直在勉力尋找比較穩定的工作。因為她無力照顧自己的兒子蓋文，多恩和克瑞莎只得接過了孩子的監護權。多恩經常向一個顧客提起這件事兒。「如果我治療的病人家裡有酗酒者，讓他們知道我女兒的情況會有一定的幫助，」他說道。「在小鎮上，什麼東西都藏不住。一個人無法假裝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我的女兒不完美，但她一直在努力。」他接著說：「小鎮上差不多所有的癮君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是這個社群的一分子。沒有誰更好些，也沒有誰更壞些。我們全都一樣。」
星期三是紐克拉鎮的保齡球協會之夜。本地的保齡球道早已不對公眾開放，因為鎮上留下來的人不多，不過每週會向本地的社群協會開放兩次。球道建於1962年，所有裝置至今保持原樣，鋼材的大量使用現在絕無僅有：修長而閃亮的布倫瑞克回球架、桌腿厚重而外展的餐桌。牆上是有著五十年曆史的可口可樂掛鐘，指標凝固在六點零幾分。記分牌上顯示著退出歷史舞臺十餘年的企業廣告：神奇屋頂及通風公司、快速先生及時列印中心。（「無論份數，立等可取！」）多恩是該協會的主席，他每年都要對球道進行質量認證。為了有資格使用保齡球道千分尺，他專門去蒙特羅斯培訓過。
為了滿足當地的某些需要，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證書。他修讀過心腦復甦課程cpr，有資格使用電擊除顫器。他擁有煙花表演證書。他負責對一百六十公里半徑內多家小診所的配藥室定期行使州級檢查。他有飛行執照，駕駛的是一架已有五十年曆史的塞斯納飛機，經常外出檢查工作。他聽說加利福尼亞有人開辦激素療法的培訓課程，徑直飛過去上了兩天的課；他現在為分散居住於西部各地的四位變性人配置藥方。他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病人們每三個月給他打一次藥品預訂電話；他很同情他們，陪他們在電話裡聊醫療保險方面的煩心事兒，因為變性人幾乎無法享受醫療保險。
秋季的星期五晚上，他會宣佈紐克拉高中橄欖球賽開幕。橄欖球賽實行八人制，不過如果有人數較多的學校前來比賽，他們會在每次控球時轉換規則：逢紐克拉進攻，實行八人制，如果另一方球隊獲得球權，又轉回十一人制。這樣雙方都能按照自己的習慣發起進攻。偶爾有人會犯迷糊，揚聲器裡響徹了多恩的聲音：「場上有十一名白衣隊員，只有八名藍衣隊員。這不算數。」橄欖球比賽可能算不上一流，但隊員們的名字卻是小說家筆下的夢之隊。紐克拉隊有門把手賽斯、投石器查德和謎語謝爾頓。鴿子溪隊有一個隊員名叫狂怒的湯米。布蘭丁隊有利爪傑克、黑色英鎊、鐵疙瘩湯姆和癩蛤蟆赫舍爾。斯洛·斯坦利、泰倫斯·泰特、戴倫·戴維斯：如果有球隊需要姓名首字母押韻的進攻隊員，挑選工作應該首先從科羅拉多州和猶他州的邊界地區做起。
紐克拉隊的教練名叫吉姆·艾普萊特，他也是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前往他的辦公室拜訪，他與我閒聊了一會兒便告訴我，他生長在紐克拉，在外地住過幾年，隨後又搬了回來。「我之所以回來，是因為這個小鎮養育了我，」他說道。「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這裡的很多人看著我挺了過來。只要還是這個社群的一分子，我就對此感到十分驕傲。」
我問他，「困難」是指什麼。他個頭很大，友善的紅臉上閃著一雙冷峻的藍眼睛。猶豫一會兒之後，他看著我的眼睛。
「我母親近距離擊中了我的父親，」他說道。「他回家的時候爛醉如泥，母親不讓他進屋，他硬要闖進去。他破門而入，她朝他開了槍。我站在三米開外。兩個弟弟都在另外的房間。爸爸被抬上了救生直升機，媽媽進了監獄。在這裡沒有社工服務。我帶著兩個弟弟住進了銳意汽車旅館，一個星期還沒住滿錢就用光了。」
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四周都是孩子們的畫作和詩句。他又講了一個故事：十四歲時，他搬到了一位「幫助其他迷途者的好太太」家裡，這位太太資助他讀完了高中。每逢週末，他都會到加油站幹活。也許他是紐克拉鎮有史以來最好的棒球球員，獲得過一等獎學金。他進了大學，但只堅持了不到半年：他把所有的錢都用在了吃喝玩樂上。「很多人對我失望透頂，」他說道。
他回到家鄉的礦上工作，後來又成為了學校裝置的維護人員。三十歲那年，他的上司鼓勵他再試一試大學生活，於是他舉家搬到新墨西哥州，終於獲得了教育學方面的學位。他先後在紐克拉和納徹裡塔教了十五年書。這所小學有七個年級，共有一百五十名學生，每年差不多流失十五個學生。每流失一名學生，來自州政府的預算就減少大約一萬美元。學校最近削減了約百分之八的經費預算。教師的起薪不足二萬九千美元。
「我想到了‘命懸一線’這個詞，」艾普萊特說。他上一次對學生進行家訪時發現，四分之一的孩子沒有與親生父親一同生活。很多孩子像多恩的外孫那樣與祖輩同住，還有的孩子與親戚朋友同住。不過，艾普萊特說，人們有的是辦法，孩子們自我照顧的效果令他銘記在心。「在我們看來，非傳統的方法反而成了傳統，」他說道。「我們可沒有你們大城市那麼優越的看護體系。」
上暑期課程時，艾普萊特往往沒有報酬。他經常修剪學校的草坪，如果哪裡需要油漆粉刷，他也會拿起刷子。去年，校園內的一批樹木需要砍伐，招標價為一萬美元，艾普萊特租來一輛鬥式剷車，帶著自己的女兒幹了起來。當地有一個自發組成的群體，勉力維護社群的完整，他是二十個群體成員之一。很少聽到有人提及作用並不明顯的當地政府，紐克拉甚至找不到足夠的成員組成市議會。艾普萊特告訴我，至關重要的是學校老師、校董會成員，以及多恩這樣的本地經商人士。「正是他們這樣的人讓一切得以苟延殘喘，」他說道。
當離群索居者和流浪者來到小鎮之後，他們總會循路找到多恩。多年前，一個名為蒂姆·布瑞克的七十歲老人搬到納徹裡塔租了一套活動屋。他在藥劑師商店提交了一份特別訂單：紫錐菊、白毛茛、甘菊茶。他信不過醫生，時常讓多恩替他量血壓。他的血壓很高，多恩終於說服他定期接受藥物治療。沒過多久，他便每隔四五天拜訪多恩一次，主要目的是找他閒聊。
多恩稱他為布瑞克先生。他在本地沒有其他朋友，他對自己的過去閃爍其詞，儘管隨著時間推移總有諸多細節不時出現。他出生時名為彭羅斯·布瑞克——是來自費城、並靠著跛子溪的礦業所有權大發其財的彭羅斯家族的後裔。不過，不知何故，布瑞克先生已有十餘年疏遠於家人和親戚。他改了名，一輩子大多數時間從事汽車修理。
一天，他的活動屋被人破門而入，盜賊們拿走了一摞股票證書。布瑞克先生從不僱用經紀人——在他看來，股票經紀人跟醫生一樣不值得信任——於是他來到藥劑師商店求助。多恩便數次開車穿行於失望峽谷，來去一趟要兩個小時，只為前往科特斯的銀行對某些檔案進行認證。後來，他整理出了布瑞克先生的財務報表，但老人的身體已經每況愈下。多恩負責照料工作，在不同的住處把他搬進搬出；有好幾次，布瑞克先生在多恩的家裡一住就是很長時間。九十一歲時，布瑞克先生病情嚴重，前往蒙特羅斯看了一次醫生。醫生說他的攝護腺癌已經擴散至胃部，如果接受手術，他還能再活六個月。布瑞克先生說，自己從沒做過手術，現在也不想做。
第二天，多恩在老人的病床前過了一夜。夜晚的某個時刻，布瑞克先生突然神志清醒，能聊天了。「我覺得你就要死了，」多恩說道。
「我死不了，」布瑞克先生說。「但我想做個禱告。」
「好的，你最好用心禱告，」多恩說道。「不過我還是覺得你就要死了。」他問布瑞克先生要不要見律師。老人拒絕了，他說自己的後事早已做了安排。
多恩找了一位臨終關懷護士，不到兩天，布瑞克先生去世了。多恩替他安排了葬禮彌撒，接著開始整理他那幾大箱財產。有一堆高速公路舊地圖、一部古董搖椅電話機，以及一隻天主教禱告支架。也有很多裸體男人的照片。多恩找到一本有四個化名的支票簿。還有幾封信，簽名人是布瑞克先生，他請求朋友們給他介紹「與我同類的」男人。不過，他一定缺乏勇氣，因為這些信全都不曾郵寄出去。多恩還發現了布瑞克的母親半個多世紀前寄來的幾封一直未曾拆開的信。其中一封裝有一張十美元的鈔票，信件內容是要求自己的兒子跟她取得聯絡。鈔票的年份回溯至1940年代，看上去依然嶄新如初，這張柔軟的鈔票不禁讓多恩感到一絲悲哀。多年以前，他就感覺布瑞克先生是個同性戀，並覺得那是他與家人們疏遠的主要原因，不過從未提及。多恩琢磨，如果他願意聊一聊，老人可能會有所提及。
布瑞克先生在遺囑中給藥劑師留下了五十來萬美元的現金和股票。除去稅收和其他開支，總額還有三十萬美元，差不多正好是社群賒欠多恩·科爾柯德的數字。不過，多恩似乎並不覺得這一連串事情中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絡。他所談過的三個主題——對自己垂死的哥哥置若罔聞、賒賬給小鎮居民、幫助布瑞克先生並獲得饋贈——出現在長達一年的不同談話中。他自己也許不會提及別人賒欠他的錢財，但紐克拉鎮有人告訴我，我便過問了。在我看來，很有必要用到道德的微積分不斷累加出一個在前烏托邦社群的關於救贖和回報的美好故事。他看到了另一種型別的聯絡：這些人和事更像是輪子上的輻條。它們互不接觸，但總跟更大的事物相關聯，而他的角色便是讓所有事物以最好的方式不斷運轉。
7月4日是多恩·科爾柯德的生日。這也是紐克拉鎮一年一度的「水節」，以紀念該鎮終於建成水利工程。每一年都會在主大街舉行遊行活動，多恩通過大喇叭宣佈彩車儀式開始，並評出最佳彩車裝飾。獲勝者能得到七十五美元。人們用消防水龍帶打水仗，在當地一家公園舉行燒烤會，這個公園還有一項習俗，那就是請一位女士走上舞臺，為多恩高唱「祝你生日快樂！」夜幕降臨，他開始忙活焰火晚會，因為他是鎮上唯一取得過執照的人。
今年的天氣很好。傍晚時分，我和多恩把車開到了紐克拉鎮背後的山頂。面向小鎮的石壁刷成了白色，上面隱隱約約有一個歪扭的字母n。我們身後，太陽正下落到黛青色的拉薩拉山後。多恩帶上了他的外孫蓋文，他說今年的遊行活動規模最小。今年的主題是「過去與未來交匯」，焰火晚會跟其他專案一樣由「獅子俱樂部」負責。1978年加入該俱樂部時，多恩是最年輕的成員；三十多年過去了，他依舊是最年輕的成員。本週末，他即將年滿五十九歲。只剩下六頭獅子，他們決定於明年解散本地的分會。
幾個志願消防員坐著卡車跟了上來，兩個農場主隨意地說起了乾草收成。
「今年你的灌溉用水怎麼樣？」
「我覺得還行。」
「乾草已經割過第一輪了嗎？」
「對。」
他們指了指遠方的紐克拉水渠——一根細長的線條，略微上翹，沿途覆蓋著蔭翳蔽日的楊樹。其中一位消防員名叫馬特·魏瑪，他的祖先是紐克拉最早的定居者，現在還經營著一片農場。他說，有人不久前在水渠邊發現了一把老式的火帽彈頭手槍，手槍位於壁架上，彷彿是某位開路先鋒昨天才遺忘在那裡的。
卡車和轎車紛紛駛出小鎮，停在山腳觀看焰火表演。隨著夜幕降臨，獅子們把焰火裝進金屬管。緊接著，多恩挨個點燃。他們為今年的焰火晚會籌集到一千七百美元，算是很少的金額。不過，周圍的地勢令焰火的效果非常耐看：紅色、藍色、綠色，紛紛爆開在高高的山頂之上。焰火結束，我看著成對的車頭燈有序地返回主大街，接著紛紛散開，轉入各自的回家路。我們抬頭仰望——爆開的焰火和車頭燈已經散去，成串的星星顯得更加璀璨，彷彿某座城市遙遠的街燈。多恩取出幾瓶啤酒。「我不在乎這裡是不是小城鎮，焰火很好看，」多恩說道。他呷了一口啤酒，仰頭凝視著銀河。「從這裡看，星星們好像離得很近，」他說道。「很難相信，它們彼此相距數百萬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