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橋上的另一位攤主經營著一家咖啡屋，遊客可以買到「泰坦尼克」牌棒冰，包裝紙上印著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凱特·溫絲萊特的圖片。這家咖啡屋的老闆解釋說，儘管斷橋屬於國有，但私營企業可以租用空間，擺放望遠鏡或開辦軟飲料店。這是典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咖啡屋老闆每個月支付五百元。夏夜，他睡在吹拂著清涼江風的大橋上。
大橋位於丹東邊境合作經濟區的盡頭，當地人稱之為開發區。他們對開發區頗感自豪，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在這一地區深入人心十年後，它向世人展示丹東究竟取得了怎樣的成就。人們告訴我，十年前的開發區一無所有，只有農家棚屋和臨時碼頭。現在，這裡有了餐館、咖啡店、冰淇淋攤檔和卡拉ok歌廳。在開發區的西頭，一片帶有西式別墅風味的豪華住宅樓群正在建設之中。這裡被稱作歐洲花園。開發區的東頭是被炸燬的斷橋和通向鄉村狩獵公園的入口。在斷橋和豪華住宅樓群之間，開著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性病診所和芬蘭洗浴娛樂中心，這個中心是一家按摩院，大門入口掛著一幅大大的圖片，一個上身赤裸的外國女人正在淋浴。
鄉村狩獵公園的入口處有一項遊客娛樂專案，在這裡人們可以獵殺「野生的」鵪鶉、鴿子、雉雞和兔子。鳥兒被拴在地上，遊客花一元錢便可以用點22口徑步槍或者弓箭射殺它們。如果花上三元，遊客還可以對著同樣被拴在地上的兔子進行掃射。人們可以吃自己射殺的獵物。我一直沒看見有人射兔子。太貴了。
一天，我看著來自廣東的兩位遊客射殺了鵪鶉。這兩個人二十出頭，穿戴光鮮，男的醉得很厲害。他射偏得厲害，被拴住的鵪鶉一動不動，就那樣蹲在陽光下。那是我見過的神情最無聊的鵪鶉。
「我喝多了，」廣東人對他的女朋友說道。「你來打？」
「我才不想打鳥呢，」那女孩說道。「太吵了。」
「拿著，」他又說道。「你來打。我喝太多了，打不著。」
「我不想打。」
「試試吧，很簡單的。」
男人向她演示著，應該把槍架在圍欄上，這樣才容易瞄準。一般來說，遊客不可以這麼做，但公園管理員樂於破例，誰叫這兩人大老遠的來自廣東呢。我坐在不遠處，一邊聽著他們的對話，一邊竭力回憶著海明威寫的類似的故事。他在故事裡通常會提到槍支、動物、女人和喋喋不休的醉漢。唯一不同的是，海明威筆下的動物們永遠不會被拴在地上。
男人好不容易說服女友拿起了點22，管理員幫她把槍架在了圍欄上。她打了三發子彈，每打一發，她都要捂著耳朵尖叫一聲。她也射偏了。鵪鶉們貌似已經睡著了。時間已是傍晚。接著，天黑了，開發區變成了燈火的海洋，餐館、卡拉ok歌廳和芬蘭洗浴娛樂中心紛紛亮起了霓虹燈和熒光燈。與此同時，朝鮮那一側的鴨綠江一片漆黑。沒有朝鮮人在夜裡游泳。
我在當地認識了兩位船主，他們數次開船帶我兜到朝鮮岸邊。我們駛過一艘艘空無一物的廢棄遊船，艙壁上還留著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畫像，以及一座座看上去荒廢了的工廠。一處處沙灘上，數百名朝鮮人正在游泳。我們的船隻經過，孩子們大笑著揮舞雙手。再往上游，河道變窄，時常見到敢於冒險的年輕中國人橫跨鴨綠江，游到最遠處，然後折回。沒有朝鮮人游到中國這一邊。新義州一側的江岸上，哨所裡筆直地站立著荷槍實彈的軍人，正在密切注視游泳的人。就像是帶槍的救生員。
一天，我們從一艘駁船邊上駛過，幾個士兵正在搬運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捐助的糧食袋，上面標著美國的英文名「usa」。我讓船主開得再近一點。我們來到距離駁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隨即做了一個下流的朝鮮手勢：拳頭緊握，大拇指從手指間向外伸出。我們趕緊離開。
「那些糧食會分配給士兵和幹部，」船主說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他說這句話的語氣很平靜——我在丹東詢問人們對於鄰居的看法時，他們全是這樣的反應。人們不假思索地告訴我，朝鮮很窮，領導人不行，接著一邊聳肩一邊說：「沒意思。」他們不關心朝鮮的貧窮和孤立無援；每一個經歷過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都看慣了這樣的事情。
普通中國人之所以坐船遊覽朝鮮一側的江岸，僅僅因為這是他們近距離接觸外國的一種方式；不過，富裕的遊客可以組團進入朝鮮境內。並不需要護照；管理規章也很鬆懈，因為中國政府非常確信，不會有人願意留在對岸。
每天早晨，有錢人組成的旅遊團都會在我住宿的賓館門前集合準備前往朝鮮。一天，我看著一位導遊簡要地交代了一番。導遊告訴大家，在參觀朝鮮領導人紀念碑時務必顯示尊重，他還叫遊客們不要對著幹活的朝鮮人拍照，這種聚焦於貧困的行為有可能招致朝鮮人的指責。他說，朝鮮人講究自尊，中國人尤其要注意這一點。還有，參觀「三八線」時，中國遊客千萬不能對另一側的美國士兵說「hello」！
「大家會發現，那邊沒有我們發達，」導遊繼續講解。「你們千萬別對朝鮮人說，他們應該實行改革開放，或者向中國學習。記住，他們有很多導遊會說中文，所以說話的時候千萬要當心。」
一天，我遇到一個上過朝鮮戰場的中國老兵。他加入的是海軍，所以並沒有參加過多少戰役，不過在1964年的時候還是在臺灣海峽的一次戰鬥中負了傷。他六十四歲，是個有著四十年黨齡的中共黨員。他走起路來腿腳有點兒跛。打傷他的是臺灣人，武器卻來自美國。這位老兵特意說明了這一點。在他看來，毛澤東去世後，很多東西都走了下坡路。「現在不確定的東西太多，」他說道。「有些人退了休卻拿不到退休金。富人太富，窮人太窮。」他不認同年輕人的觀點，其中包括他二十六歲的兒子，後者先是辭掉舒舒服服的政府工作，接著又加入一傢俬營企業。企業給的薪水倒是多，但並不那麼安穩。他問我，美國人也這樣過日子嗎？他兒子是不是讀大學時從外教身上學到了這種思路？
我向老兵問起對岸的情形，他說朝鮮的領導有問題。「金日成在的時候，他就像毛主席——每個人都崇拜他。但金日成的兒子沒有他父親那麼偉大。他太年輕，沒有受過戰爭的磨練。你看看金日成的一生，他從小就體驗過戰爭。所以他才成了那樣的偉人。」
我的房間裡能看到朝鮮的電視節目，這是我在遭遇小偷之後依然選擇住在這裡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李鵬在門前的啤酒園招待我免費吃飯喝啤酒。我成了當地的名人——與小偷搏鬥時弄斷手指的外國人。
下雨天，我坐在房間裡一邊吃零食，一邊看朝鮮的電視節目。我覺得有趣的中國電視內容在朝鮮的電視節目上都能看到，甚至更多。更多的軍隊匯演、更多的愛國樂團、更多的英雄領導。歌曲更加膩味。笑容更加誇張。制服更加統一。小孩子化著濃妝又唱又跳的節目更多。
我慢慢進步，已經可以一氣呵成地觀看近一個小時的朝鮮電視節目。有新聞報道，一邊展示報紙頭版，一邊由一位播音員加以朗讀。有偉大的領導人，戴著眼鏡對著地圖指指點點的金正日。一支由小提琴手和歌唱家組成的軍隊合唱團，全都佩戴著勳章。金正日視察工廠。化了妝的小孩子在舞臺上活蹦亂跳。金正日登上太白山。平壤夜景。礦工們幸福地勞動。孩子們歌唱。金正日。
入夜，我夢見自己遭遇了偷竊。醒來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躺在那裡，使勁地回憶著小偷的模樣。我記得一拳就把他打了個趔趄，然後我又打了一拳。我回想著自己的憤怒和害怕——這兩種情緒在我的頭腦裡不安地交替出現。既然他已經丟下了我的財物，我為什麼還會對著他一頓猛揍？他又為什麼絲毫沒有反抗？
我在丹東的最後一個下午，江面上滿是中國人的婚船。無論什麼時候，江面上總會漂著十幾艘婚船，隨著船隻劃過朝鮮一側，新人們站在船首擺出各種姿勢。有錢人租用雙層觀光艇，其他人租用機動小艇。他們全都遵循同一線路——快速駛到斷橋附近；停留照相；沿著朝鮮的岸邊緩慢巡遊。中國的新娘們穿得五顏六色——白色、粉色、橘色、紫色——一個個猶如站在船首的傀儡。下午的天氣很炎熱，朝鮮人又出來游泳了。
我跟著一位名叫倪世超的船主駕船出發，穿行於一艘艘婚船之間。倪世超解釋道，當天是農曆中的吉日——第六個月的第六天——所以才有那麼多人結婚。不過他說，今年結婚的人總體少於往年。
「人們覺得以九為尾數的年份是災年，」他解釋道。「我自己也不相信，但很多人都這樣認為。89年有動亂。79年審判‘四人幫’。69年有‘文化大革命’。59年，你們美國人炸了這座橋。」
他停下來想了一下。「不對，那是1950年的事兒，」他搖了搖頭說道。「反正59年發生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那是「大躍進」的高潮時期，餓死了很多人。一如許多中國人，倪世超對近代史的瞭解似是而非；他還記錯了對「四人幫」的審判，那是在1980年和1981年間。
「1949年呢？」我問道。
「新中國成立，」他說道。他再次停頓了一下。我們又回到了斷橋附近的淺水區，水流緩慢的鴨綠江清澈見底。「那一年不一樣，」他繼續說道。「當然是個好年。」
離開丹東之後，我向東來到了與朝鮮北部接壤的圖們市。圖們更窮，全然沒有丹東的活力與發展，不過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朝鮮難民。圖們江在這裡變得很窄，據報道，朝鮮自1995年以來遭受的歷次大饑荒中，這一地區多次榜上有名。渾濁的圖們江裡幾乎沒有人游泳。兩岸的邊境線都加以重重防禦。中方一側的河岸上有幾處禮品攤和幾架望遠鏡，但遊客的數量並不多。河對岸什麼也看不見。
我沿著河岸走，經過一個坐在樹蔭下的孩子。我從他的身後走過，以為那不過是一個七八歲的當地小孩，可隨即我看見他的臉，停下了腳步。我從未在一個人的身上看見過這麼多不同的年齡段。他有著小孩子的身軀，但從臉部看，年紀更大，也許十四歲，也許十五歲。他的眼角長著皺紋，皮膚皺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無神地凝視著我。
我盯著他看了一會，這才意識到他是來此乞討的朝鮮人。在那一霎，我對這個閉鎖之國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電視節目——煙消雲散。小男孩同樣盯著我。我翻出錢包，抽出一點錢。他面無表情地接了過去。誰都沒有說話。我一步步走遠，感覺背後有一雙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