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日子裡，我獨自來到廣場上閒逛一圈，然後走到清真寺的後面坐下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帶了個隨身翻譯，以便了解更多。這座清真寺是開啟對話的好地方，人們總想知道我來自什麼地方，一旦他們得知我不是穆斯林，就會立馬強調清真寺向每一個人開放。好幾次，有人緊緊拉著我的手，以非常慎重的口吻宣佈，如果發生暴力衝突，他會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維護我的安危。事實上，我在抗議活動的頭幾天感覺到非常安全，儘管實際上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暴力活動僅侷限於本地人，我一點也沒感覺到什麼排外情緒。廣場上的人們對我再友好不過了。
然而，當鬥爭停止時，氣氛驟然改變。經過一個星期的抗議，埃及最受敬重的伊斯蘭組織阿茲哈的教長們在內政部達成了臨時停火協議。休戰期間，軍方在通往內政部的各條道路上豎起了水泥牆和倒刺網。現實的隔離和休戰狀態使差異顯現出來——中斷的進攻節奏猶如催眠大師捻響手指，抗議者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我開始發現，解放廣場上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多地發生小規模衝突。由於缺乏明確的目標，人們的精力無處發洩，打架鬥毆變得稀鬆平常。突然間，半數的年輕人似乎都成為了志願安保——好幾個傍晚，我不得不在一個小時之內多次出示自己的護照。在此期間，媒體的標題似乎溫和了下來——再也沒有了死傷者的報道——但廣場上的麻煩事與日俱增。
清真寺裡明顯沒了負責人。寺裡的阿訇名叫謝赫·馬茲哈·沙辛，這個長相英俊的人經常上電視臺的宗教節目。作為埃及的名人，他在抗議活動一開始就高調地力主和平，最後以失敗告終。不過，在此期間他從未去過清真寺。即便在日落和傍晚禱告之間，我一連去了十次都沒有見過他的身影，而按照規定他應該在這個時候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如埃及的諸多清真寺，奧馬爾麥克萊姆清真寺同樣由政府掌管。）關於謝赫的去向一時間謠言滿天。有人說他不想與革命者過從甚密，因為他的擢升得益於舊政府。也有人說他不願意跟激進的教長們扯上關係，因為這些人自抗議爆發以來就一直待在奧馬爾麥克萊姆清真寺。
的確，埃及最為保守的薩拉菲派成員一到解放廣場就把這座清真寺當成了自己的大本營。我跟他們其中一個人交談的時候，他說自己支援這場革命，因為他相信這場革命代表著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伊斯蘭教教法的第一步。（他用手指拂過我的面頰，然後搖了搖頭，意指我接下來不應該再剃鬍須。薩拉菲派成員因為模仿先知的模樣留長鬍須而聞名。）不過，我還是不明白，這樣的觀點怎麼就能逼謝赫·馬茲哈這樣的人離開自己的清真寺。他的改革態度同樣人人皆知——他總是公開表達對「阿拉伯之春」的支援——只是他這個人也非常理智，無疑跟許多宗教激進分子打過交道。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謝赫·馬茲哈醉心於宣傳革命理想，卻缺乏參與廣場上亂糟糟的具體事務的興趣。其他的政治人物和政黨採取了類似的策略。穆兄會與解放廣場始終保持一段距離，一心指望通過選舉實現和平。與此同時，軍方似乎也故意淡化人們的回應。它接受了內閣的辭職，並重新承諾將不晚於2012年6月完成總統選舉。它更換了總理——不到一年的時間輪換了三位總理。新的領導機構被稱作「民族拯救政府」，這名字顯然無法喚起人們的信任。目前尚不清楚軍方是否會放棄控制權。武裝部隊最高指揮官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很少提及人們的抗議活動，儘管有示威者呼籲他辭職走人。
在奧馬爾麥克萊姆清真寺，人們時不時會談論不見蹤影的謝赫·馬茲哈。「我一直在打他的電話，但他就是不接，」臨時借住在清真寺內的穆斯林謝赫·薩米通過翻譯告訴我。他說他並不清楚阿訇為什麼不見蹤影，不過那不關他的事兒。他還說，現在這場革命跟上次推翻穆巴拉克那一場有明顯的差異。「1月份那次是中上階層，」謝赫說道。「他們要求得到社會正義和自由。現在這場革命純粹是為了窮人。他們一無所有。」他說這些人的想法很混亂，但仍值得同情和尊重。「他們來這裡可不是為了惹麻煩，」他說。「他們的日子過得很苦，時常忍飢挨餓。」
就在我們交談的時候，一幫年輕人牢騷滿腹地來到了清真寺。他們告訴謝赫·薩米，一位埃及女基督徒在廣場上對清真寺口出穢語，說清真寺的衛生間很髒，還說女性禱告室因為有人睡覺而惡臭不堪。「她說他們的教堂比我們的清真寺乾淨得多，」其中一個年輕人數落道。他對謝赫說，對於進入清真寺的人穆斯林應該更嚴加篩選。
「在清真寺睡覺的女孩子一半以上是離家出走，」謝赫爭辯道。「是把她們留在廣場上跟壞人為伍，還是讓她們住在這裡？」他又說：「清真寺是真主的居所，而不是睡覺的地方。不過，如果這種時候有人進入清真寺，我肯定不能把她們趕走。這不是我的職責——我不是阿訇。再說，廣場上半數都是壞人。我要是把她們趕出去，那些人會等在外面把她們揍個半死。」
「我也在廣場上，我就不是壞人，」其中一個年輕人咕噥道。
「我說的是‘半數’，」謝赫·薩米接過話頭。他正坐在一張小桌子跟前，桌上的身份證不下一百來個。「這都是我們從被偷的錢包裡找到的，」他抓起一摞身份證問道。「你們還敢跟我說廣場上沒有壞蛋？」
抗議活動的第十天，一個人因為在其攜帶的行李中搜出剪刀而被帶進了清真寺。幾個人押著他穿過禱告室，一進入後邊的盥洗室就開始揍他，而這裡一直是禱告儀式前的淨身場所。我坐在幾米開外的地方，正通過翻譯與瓦利德交談，因為那個人的哀嚎，我們只得不時停下話頭。邊上跪著幾個人，正試圖繼續自己的禱告。現如今，瓦利德身上的白色汗衫已經變成了髒兮兮的灰色。所有志願者看上去都一個樣：日復一日，衣衫變髒，神經緊繃，眼神疲憊。從我在清真寺看見人們對第一個小偷寬宏大量之後，彷彿過去了漫長的歲月。
剪刀被視作違禁品，因為小偷們可以用它來劃開人們的衣袋。瓦利德說，這個人的雙手會一直被綁著，直至人們打定主意究竟拿他怎麼辦。人們通常把小偷關在樓上的一個房間，有時候揍他一頓算是給點教訓，有時候也會交給廣場上的某位檢察官。斷定罪行等級的方法通常是清點這個人身上的手機數。一位志願者告訴我，他曾經對一位試圖從他身上打探訊息的政府特工用刑。（他說用刑十分奏效，儘管他不願意透露最終成果。）廣場上的人疑心越來越重，清真寺裡也不時發生鬥毆現象。自封的安保人員穿著武術家的拳服，時常進入清真寺四處閒逛。他們的拳服多印有旭日東昇的圖案，當他們赤腳來到壁龕跟前，清真寺彷彿變成了跆拳道武館。
不過，頻繁發生財物失竊倒是事實，有些盜竊案還顯得稀奇古怪。有個人因為假扮醫生進入清真寺而被人們逮了起來。幾位志願醫務人員告訴我，大量的捐贈藥品未經許可就被人拿走，也許正在黑市上叫賣呢。我來到清真寺後方入口處的藥品儲藏室檢視，有幾個不知是誰派來的守衛，手裡拿著臨時性的武器。他們剛拘押了一名警察，按他們的說法，這名警察捅傷了人。他們說還沒打定主意怎麼處置他。他正蹲在地上,玩著撲克牌。清真寺前門附近有人向我兜售大麻。剪刀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對男女在廣場上的帳篷裡做愛，被逮了個正著。一群人把他們狠揍了一頓，女人被送去了醫院，男人則像垃圾一樣被直接丟進了清真寺。「當人們把他拖進來的時候，他只能靠四肢勉強爬行，」瓦利德告訴我。「過了一會他感覺好點了。我喂他喝了一點牛奶和果汁。」
從這時起，我開始對伊斯蘭教教法心生好奇。不過我注意到，薩拉菲派成員大都很少露面，曾經告訴我這場革命將會導致嚴格的伊斯蘭教法的那位教長似乎也回家了。（我還注意到，此間沒有人介意我是否剃了鬍鬚。）曾經滿懷虔誠和同情地談論廣場上那幫年輕人的謝赫·薩米因為勸架受了傷。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頭上裹著厚厚的紗布。後來有人告訴我，他離開開羅，去另一個城市重操教師職業。
很難想象，解放廣場上的這些年輕人將會從革命的這個階段學到什麼教訓。事實上，擁有一定權力的每一個人——阿訇和政治家們，進步人士和宗教激進分子——都已經和示威者們擺脫了干係。清真寺的志願者顯得不知所措，他們目前暫管的這個機構比整個國家更沒有方向。然而，從旁觀的角度看，抗議者已經達成了有價值的目的。他們提醒埃及人民不要忘了「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標，同時向軍隊和各個政黨表明，憤怒的源泉依然深不可測。考慮到局勢如此動盪不安，抗議活動爆發後第十一天所舉行的首輪選舉相當引人注目，它實現了民選，而且組織良好。當我前往投票站和人們交談時，很多人都說他們感謝那些遊行示威的人。我同時聽到人們以十分平靜的口吻說，這是他們一生中第一次為投票而認真費心。在開羅市郊馬迪區的一個投票站，我數了一下，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隊投票。
根據初步計票結果，穆兄會在首輪選舉中如願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援。不過，薩拉菲派的成績也好得出奇，初步結果表明，其下屬黨派光明黨將名列第二。考慮到以上結果已涵蓋埃及相對進步的很多區域，激進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在1月份的議會選舉結束後獲得多數席位。不過，很難斷定，由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主導的政府將會帶有怎樣的宗教色彩。該黨的官方平臺強調自由市場政策，旗幟鮮明地主張人與人的平等，而不管其信仰和性別，儘管婦女和年輕人在這個黨派的領導層並沒有多少地位。我在開羅跟許多看重穩定而非宗教的支援者交談過，他們均認為該組織一向強調的紀律性使之不太可能屈從於穆巴拉克當政時的腐敗和殘暴。參選者們小心翼翼地弱化著宗教的角色。「我們並不關心是否談論伊斯蘭教，或者強拉大家進清真寺，」來自開羅肖博拉區的候選人哈西姆·法魯克·曼蘇爾告訴我。「這都不是政黨要做的事情。我們對此心知肚明。」
我提到包括海外觀察家在內的觀察人士表示過擔心，穆兄會很有可能按其多年遭禁期間賴以成型的宗教激進主義精神行事。「你這樣認為一點都沒錯，」曼蘇爾回答說。他原本是一位口腔醫生，今後仍將重操醫療行當。「我們在地下活動了八十年，」他說道。「我現在跟你說話，終於站到了陽光底下，這樣你才能更加了解我。我來到陽光底下的時間只有六到八個月。」他著重指出，過去所遭受的壓制把大家推向了極端主義。這樣說固然沒錯，但同樣屬實的是，沒有人知道當這樣的組織初嘗權力的滋味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廣場上有很多人抵制選舉，並拒絕結束自己的靜坐活動。解放廣場繼續維持著自給自足的狀態：隨著時光流逝，上一代人陸續孤獨地離開廣場，而年輕人、窮人和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在去往這個國家的什麼地方之前，似乎總能在這裡初嘗權力的滋味。這種本能裡總有讓人失望的東西——志願者崗哨、公民逮捕、暴民的正義。同時，儘管從長遠來看，你總能找到連續一致的內在邏輯，但廣場上的情形總是令人迷糊而沮喪。清真寺的人們似乎是孤立的，我從未聽見他們談論facebook和twitter，這可都是他們革命之初的熱門社交媒體。實際上，我要電話聯絡那些見過面的人都困難重重，因為被偷的手機實在太多了。
大選之後，抗議者們在解放廣場上為最近的死難者舉行了紀念活動，但到場者寥寥無幾。埃及的中產階級在活動的頭幾天確實願意現身，看抗議者們展開戰鬥，並隨時有人倒下——死難者最終超過了四十——但他們似乎沒有紀念死難者的興趣。對大多數人而言，是時候該走下一步了；示威者和死難者已經完成了他們應該做的。
抗議活動的第十五天，我終於看見謝赫·馬茲哈·沙辛出現在奧馬爾麥克萊姆清真寺。這位阿訇在解放廣場主持了一場露天禱告，他在佈道時對那些參與示威的民眾大加讚賞。「這個國家應該由那些參加過這一場革命，併為之戰鬥到底的人來領導！」他說道。「我們都是殉道者，那些指望我們撤離廣場的人，首先必須嘗一嘗我們心靈所遭受的痛苦！」
禱告結束之後，謝赫走進了清真寺，幾個保鏢簇擁著他，把他與崇拜者隔離開來。當我朝他走過去的時候，他微笑著說沒法和我交談，因為他馬上要趕去開羅的其他地方拍攝電視節目。後來，一位翻譯代表我給他打電話，詢問抗議期間他離開清真寺的說法是否屬實。「我每天都在清真寺，」這位教長回答道。「我必須留在清真寺，主持日落禱告和晚間禱告。」我告訴這位教長的助手，我觀察到的情形並非如此，不過我們可以隔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還想再去出席一次日落禱告。一如既往，主持禱告的另有其人，教長依舊不見身影。長達兩個多星期的時間裡，我在清真寺只見過這位教長一次。
那一天，他不到五分鐘就離開了禱告室。我只好與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蘇爾坦的志願者交談了幾句。我問起瓦利德的情況，穆罕默德這樣回答我：「瓦利德不知去了什麼地方。」接著，他給我講了這麼一件事：早在幾天前的一個晚上，瓦利德從在清真寺睡覺的人身上搜羅了十多部手機和三百美元，理由是他會替他們妥善保管這些財物。那也是大家最後一次看見瓦利德。「你應該在文章中稱為他‘騙子瓦利德’，」穆罕默德對我說。後來，我打通了瓦利德的電話，他對這一切矢口否認，不過他並沒有再回到清真寺，同時，也有多位其他人員肯定了穆罕默德的說法。
穆罕默德是一位嚴謹的信徒，也是一名四平八穩的志願者。他很少微笑，我也從沒見過他發脾氣。他對瓦利德的罪行泰然處之：來到解放廣場參加抗議活動的前輩們曾經用彈殼做成項鍊，現在他們把戰鬥的故事換成了小偷小摸。不過，穆罕默德說自己非常樂於放下開車的活計，抽出時間來參加這場革命。「這樣做很有意義，」他說。「一開始上陣的是熱血男兒，現在則要由其他人來結束這場革命。」
這時，一位在清真寺藥房做志願工作，名叫艾哈邁迪·薩利姆的年輕人加入了談話。「我們與1月的革命者還是同一個圈子，」艾哈邁迪告訴我。「也許我們不清楚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我們只是一幫年輕人。老一輩革命者還在給我們提供指導，他們好比是棋手。我們現在只是棋子。」
我問穆罕默德，他打算在清真寺幹多久。
「直到革命成功，」他表情嚴肅地回答道。不過，當我問他要手機號碼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手機被偷了，」他說道。接著，他解釋說，他在清真寺睡覺的時候，有人把手伸進了他的口袋。「你呢？」他問道。
我蹙了蹙眉頭回答道：「我的錢包第一天就被人偷走了。」
supsmallid="filepos777616"/small/sup意為「真主至大」。——譯者
supsmallid="filepos777803"/small/sup「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地區一些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運動。——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