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一本書的書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我來到安陽這個河南小城是為了研究當地的文物古蹟。根據歷史記載，該地區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榮興盛六百多年後，於西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滅。據記載，商朝的滅亡禍起荒淫——傳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後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裝美酒的大酒鬼。不過，這本書是我發現跟美國人扯上關係的第一條線索，讓我不禁細看起來。
沒有作者名。該書出版於1962年，印著八百多張商、周銅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國古代冶金術最發達的時期之一）。每一件銅器，書裡都提供了帝國主義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錄裡有多麗絲·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銅器）、艾弗裡·c·布倫達治（三十件）和阿爾弗雷德·f·皮爾斯白瑞（五十八件）。
圖書館裡有一位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我問他知不知道那本書是誰寫的。「陳夢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專業就是甲骨文。他還是個著名的詩人。」
甲骨上雕刻著東亞地區已知最早的文字元號。甲骨原料來自牛的肩胛骨和龜的胸甲，常用於商朝宮廷的占卜儀式。我問那位考古工作者，陳夢家是否還在中國。
「他死了，」年輕人回答道。「‘文革’期間自殺了。」
我合上書，問安陽考古站還有沒有人認識陳夢家。
「去找老楊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陳夢家在北京自殺的時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對面就可以找到老楊。」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並不多，工作站有十來棟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數房子用來存放文物。微風吹拂著梧桐樹，遠處間或有火車轟鳴而過，這裡離北京只有六個小時的火車車程。除此之外，周圍一片寂靜。四周修著高大的圍牆，圍牆上架著倒刺鐵絲網。
我在一間佈滿灰塵的會議室見到了老楊——楊錫章。他六十六歲，鑲著滿口銀牙；他每次微笑，總讓我吃一驚，有如瞥見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閃爍發光。老楊告訴我，陳夢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銅器的。陳當時身在美國，同在美國的還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妻子趙蘿蕤。趙蘿蕤出身於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家庭，她的父親是聖公會牧師，也是北京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
「所以陳夢家麻煩不斷，」老楊說道。「他老婆家跟外國的聯絡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夢家就被打成‘走資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還是男女生活作風問題。」
這個詞彙我很陌生，於是便問其詳。老楊表情頗不自然地笑了笑——銀光一閃。「意思是，」他過了一會兒才回答道。「你跟一個不是你老婆的女人發生了關係。」
「陳夢家做過這種事？」
「不太清楚，」老楊回答道。我身後是一面窗戶，他無言地凝視著窗外。我問起陳夢家的自殺，老楊繼續說道：「這事兒發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陳夢家第一次自殺的時候，大家把他救了下來。之後，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幾個年輕人去看著他。但我們不可能二十四小時和他待在一起。」
老楊指了指窗戶，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斑駁的陽光灑在外面的樹蔭下。「想象你就在陳夢家北京的家裡，外面是一個院子，」老楊說道。「一天，陳夢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閃而過。」老楊做了個一閃而過的手勢，彷彿跟著一個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過了幾分鐘，我們才發覺他跑了。我們追出門，可還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楊說，陳夢家的妻子沒有住在那裡，因為紅衛兵正押著她在北京大學遊街。我問關於美帝國主義者的那本書為什麼沒有署陳夢家的名字。
「1957年，陳夢家批評過領導的一些觀點，」老楊說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書。可那本書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楊在辦公室裡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鑑，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頁。照片裡的陳夢家還是個中年人，他長著酒窩，眼睛明亮，一頭黑髮油光閃亮，穿了一件舊式的高領襯衫。在所有人中間，他的笑容最為燦爛。
幾個月後，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歲的學者，他給我講了這個故事的很多細節。1950年代，毛澤東提出用字母替代漢字書寫，陳夢家持反對態度。捍衛漢字是他的第一項主要政治錯誤。
骨
在人類文明史上，漢字顯得十分獨特：這一套書寫系統的基本結構原則自商朝以來未曾改變過。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漢字由象形符號（一個字代表一種事物或意義）演化成表意表音符號（一個字代表一個讀音）。西元前2000年，近東地區的閃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轉化成人類的第一套字母體系。字母書寫系統比表意表音符號更具靈活性，因為字母可以把一個音節細分為更小的單位。這使拼寫系統用於不同的語言乃至方言變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語書寫者可以此區分讀音正規的「what」與帶有倫敦腔的「wot」。
漢字是唯一未被棄用或被轉換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號，結果導致人們所讀和所寫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差異。就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期而言，正式書寫採用的是古漢字，這種文字元號在漢代（西元前206年至西元220年）得到發展並僅存於書面語言。到了20世紀初葉，改革者們成功地使正式書寫系統遵從一種被稱為普通話的北方方言。
漢語口語並不是一種單一語言——語言學家有時把它的多樣性比作羅曼語族。一位語言學家告訴我，北京人所說的方言和廣州人所說的方言實際上有如英語和德語。如果中國採用字母符號，寫出來的文字就能反映這種差異，但在表意表音符號體系下，很多口頭語言無法加以書寫。例如，東南沿海浙江省的某個人如果要識文斷字，首先得學會普通話。大多數南方人所書寫的文字實際上是一種第二語言。
這套書寫符號從技術上說具有一定的難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個人需要識記四千個漢字。儘管這些漢字原本包含的發音和視覺線索十分清晰，但許多線索由於發音改變而被逐漸淘汰，這使得漢字更難識記。儘管如此複雜，中國人並不缺乏學習的雄心。中國文化多與書寫有關——書法作品是最具價值的藝術形式，繪畫作品通常要有顯眼的書法題字。人們在某些時候會支起專門的鼎爐，很敬重地用於焚化寫滿文字的一摞摞紙片。到17世紀，中國已經建立起完善的商業出版體系，讀寫能力比起歐洲的很多國家來能涵蓋更廣大的社會階層。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s.rawski）估計，18、19世紀中國男性的識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間——相當於日本和英國工業革命前的水平。
這一套書寫系統也有其他優點，比如它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非凡能力。一個具有讀寫能力的中國人無論來自何方，他總能讀懂另一箇中國人寫出來的東西。而且在面臨古時候留下來的文字作品時他不會覺得遙不可及。當甲骨文在19世紀末被重新發現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們幾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識——完全不同於埃及的象形文字，羅塞塔石碑被髮掘前的數百年間，無人能識別這種文字。
兩年前，我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煒（david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類似專家全世界可能不超過三十人。）吉德煒告訴我，他一直痴迷於漢字和中國先祖崇拜之間的關聯，後者正是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
商朝宮廷經常舉行占卜儀式，召喚先祖提供資訊和幫助。舉行儀式的時候，他們炙烤一種經過特殊處理的龜甲或獸骨直至其開裂——這一物理變形常被解讀為來自逝者的聲音。雕刻師隨後會把占卜的事項刻寫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顯示，商朝宮廷占卜的事項包羅永珍，上至戰事、下至臨盆，大到天氣、小到疾病。他們還會詢問夢境的意義。他們會與逝者溝通：在一塊甲骨上有一段卜辭，卜辭提議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獻祭三名囚犯；之後，估計是龜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辭把獻祭囚犯的數量增加到了五個。有時候，商朝一次獻祭的活人就多達數百名。
吉德煒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記錄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儀式。這塊龜甲刻寫於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統治時間大約在西元前1200年至西元前1189年間。這位國君覺得自己的一顆病牙與一位不滿的先人有關，於是試圖找出這位先人的身份，並給予適當的祭祀。龜甲上刻著四個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親，另外三個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煒說。對每一位先人，均舉行了多次占卜儀式。「還有一段卜辭：‘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認為牙痛是源於父庚作祟。」吉德煒抬起頭來。「這些就像是音符，」他說道。「曲調要靠我們自己去編。」
信
我在安陽發現這本書之後，一直在尋找認識陳夢家的人。有時候我來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聯絡，卻被告知這人已經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時趕到，關於陳夢家的各種故事版本聽起來卻大相徑庭。臺灣一位九十九歲高齡的考古學家說，他曾經聽到謠傳，說陳夢家死於共產黨之手。在大陸，每一個人都說他死於自殺：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認。有人告訴我，陳夢家曾經與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則說，她實際上是一位京劇演員。仍住在北京的趙景心是陳夢家的妻弟，他說陳夢家曾經自殺過三次。「我姐姐救過他兩次，」趙景心說。「第三次的時候她因為勞累睡著了。等她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趙景心八十三歲，他的手在空中一揮，像是一筆勾銷了有關婚外情的謠傳。「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傳聞，」他說道。
陳夢家生前留下的遺物並不多：幾張照片和一沓書信。上海博物館專門騰出一個小房間，以陳放他曾經收藏的明代傢俱，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有一把刻著「壽」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黃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館退休館長馬承源是陳夢家的生前好友。馬承源告訴我，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1963年，陳夢家當時給了他一本《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馬承源笑了笑說：「你得明白，那個書名不是陳夢家取的。」
陳夢家的遺孀去世之後，上海博物館於2000年從趙景心的手裡購得了這一批傢俱。（陳夢家夫婦沒有孩子。）八十五歲supsmallid="filepos791328"/small/sup的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影印件，那是陳夢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獻自己的傢俱。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話：「那把黃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應該捐給上海博物館。」supsmallid="filepos791706"/small/sup我問馬承源，陳夢家做出捐獻決定是不是因為擔心傢俱會在政治運動中遭到破壞。「他在1963年告訴我，他對這批傢俱的保護很有些擔心，」馬承源說。「不過他從未提過具體的政治問題。我們只能猜測。」
我到處尋找著有可能串起陳夢家生前故事的相關物品。沒有發表過關於他的完整傳記，也沒有對他的死因的細節描述。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依然顯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書寫那段時期，但有一種默契，調查研究不能過火。同時，由於政治上的風險，那一時期的人們很少記日記或保留信件。
陳夢家的早年歲月比較容易追溯，因為他很早便開始發表作品。他於1911年出生在東部的南京市，他的父親既是教師也是長老會牧師。長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個——五男五女，全都大學畢業。最為聰明伶俐的陳夢家排行第七。他十多歲發表第一首詩歌，到二十歲出版詩集時，他已經名聲大振。按照中國詩人的傳統做法，他給自己取了筆名：漫哉。他成了最年輕的新月派詩人，這一派的浪漫詩人刻意規避中國古典詩詞的死板規則。
陳夢家的詩詞風格簡單而規整，評論家往往將他與豪斯曼和哈代相提並論。童年之後他就沒再信過基督教，不過對於遙遠的過去似乎總懷著一種宗教情結。在早期的一首詩作中，他凝望著一尊有著千年歷史的女子面部雕像，注意到了她那「冷淡的，沉默著一抹笑角的希微」。1932年，陳夢家進入燕京大學研究生院，先是學習宗教學，隨即又研究中國古代文字。歷史越來越近，詩性卻日漸遠去。陳夢家在《自己之歌》中寫到了創作的痛苦：「我撾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他後來又寫道：「十七歲起，我開始用格律束縛自己，從此我所寫的全可以用線來比量它們的長短……這把鎖鏈壓壞了我好多的靈性，但從這些不自由中，我只掙得一些個造字造句的小巧。」等到三十出頭，他基本不再寫詩，而是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到對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
他的妻子趙蘿蕤也是奇才。她二十五歲便出版了《荒原》的首箇中文譯本。日本人在1937年入侵南京之後，陳夢家和趙蘿蕤跟著許多中國學者一起搬到了西南部的雲南省。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向他們提供人文科學獎學金，以資助他們前往美國。來到芝加哥大學，趙蘿蕤以亨利·詹姆斯為題寫了一篇論文，陳夢家則四處搜尋來自中國的青銅器。「漫哉」先生人如其名，他在底特律、克利夫蘭、聖路易斯、紐約、波士頓、舊金山、檀香山、多倫多、巴黎、倫敦、牛津等城市遍訪博物館和私人藏品。1947年拜訪過斯德哥爾摩之後，陳夢家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了一封信：「王子在他的城堡裡接見我，並帶著我參觀了他的私人藏品。我深感榮幸地與他交流和探討了兩個小時。」
尤其在動盪不安的20世紀初葉，有很多古代青銅器被劫掠出中國，但很少有人進行過認真的研究。陳夢家計劃以此為題寫一本權威性的著作，配套提供照片和型別學分析。1947年，他回到中國，同時把一大摞手稿寄給了哈佛大學。編輯工作通過來往郵件進行。但是，共產黨於1949年執政，1950年旋即爆發朝鮮戰爭，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聯絡霎時中斷。
芝加哥美術館的一位部長潘思婷（elinorpearlstein）近年一直致力於追尋陳夢家到美國後所撰寫的書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陳夢家歷次旅行的線路資訊，但她告訴我他寄給哈佛的書稿已經遺失。有證據顯示，這部手稿交給了哈佛的一位研究生進行編輯，但這位學生在1967年自殺身亡。這本書一直沒在美國出版。（我看到的帶有反美標題的中文版本編輯粗糙，是一本縮編本。）
1956年，陳夢家就甲骨文出版了一本開創性的著作，名叫《殷墟卜辭綜述》。全書包含商代文法、天文、祭祀、戰爭、地理等重要話題。我碰到的每一個古漢語學者都說這是一本曠世之作。
不過，陳夢家的個性總與紅色中國的政治走向背道而馳。「陳夢傢俱有詩人的敏感，」同為陳夢家朋友的考古學家王世民告訴我。「他總是言由心生，心直口快。」
字母
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之後的幾十年間，中國為外國列強所佔領，其文化知識未能做好轉向現代化的準備。在19世紀的歐洲，考古活動以日漸興起的中產階級為主導，他們信仰變革和物質進步，這反映在他們對於從石器到銅器再到鐵器的舊時歲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國人對於文物古蹟的興趣依然圍著文字打轉，傳統的歷史仍舊強調延續而非變革。中國人執拗於中國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續性的東西——儒家學說、帝制、漢字——似乎都已成為明日黃花。一夜間，中國人似乎意識到，他們的書寫符號有別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提出，中國應在口語和書面語上轉向世界語。20世紀的多位重要學者均主張廢除漢字，因為他們認為漢字已經成為文化和民主的絆腳石。生活於1881年至1936年的魯迅也許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他曾提出採用拉丁字母，因為這有利於人們書寫各自的母語方言。他寫道（當然用的是漢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隻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
1936年，隨著共產黨逐漸壯大，毛澤東向一位美國記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難免。毛澤東在1949年主政中國之後，很多人以為政府將像20世紀初期的越南那樣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澤東下達了一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要求語言學家們制定一套「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也就是一種嶄新的書寫系統，採用獨具中國特色的字母。
對這段歷史展開過專門研究的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語言學家德範克（johndefrancis）告訴我，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動因一直成謎。德範克建議我找九十七歲高齡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年屆九十二歲的德範克自1980年代以來就再沒有見過周有光。「他說他知道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範克告訴我。他覺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許願意把這事公之於眾。
周有光和另外兩位健在的漢字改革支援者一起居住在中國語委宿舍區的第一個入口處。一天下午，我從底樓開始走訪，首先拜訪的是尹斌庸的家，這位七十二歲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聖賢一般蓄著濃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訴我，在毛澤東提出制定「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的要求後，文字改革委員會曾經考察過兩千多份文字書寫方案。有的純粹由漢字演化而來，有的採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爾字母，還有的將漢字偏旁與外文字母加以組合。還有幾套用阿拉伯語書寫的漢語字母。尹斌庸記得有一套方案採用數字來表達漢語讀音。1955年，委員會將備選方案縮小為六套：拉丁語、西里爾語，以及四套全新的「漢語字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