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車後，計程車駕駛員微笑著用英語說了一句「早上好」。時間是下午三點半。當他一開口，英語就變成了肢體語言：身體前傾，一邊抓著方向盤一邊噘起嘴巴，同時提高了聲調。他還會說「hello」和「ok」。他用英語說了兩遍「早上好」，接著就說起了中文。我們往北駛去，尋找著奧運的跡象。
2月末的這個星期，對北京的外國人乘坐計程車很有利。計程車上的短波節目每天都會做出特別提醒，要求駕駛員對外國客人以禮相待，因為國際奧委會的考察團正在北京對該市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進行為期四天的評估考察。計程車配備了兩盒英語學習磁帶，教司機們學習有助於申奧的詞彙短語，其中包括了「陽光明媚」，「若能辦奧運，城市更漂亮」和「漆器於唐代由中國傳往日本」。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孟景山師傅，他去年和亞特蘭大《憲法報》的記者談論了中國申奧的事情。據此寫成的文章只有三百三十五個字，但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也許因為文章引述了孟景山的一句話：「奧運會不是用來討論人權的。」為表彰孟景山出色的外交才能，政府向他授予首都「百佳計程車司機」的榮譽稱號和幾千塊的獎金，北京的報紙紛紛把他作為普通人的楷模加以報道。
我告訴駕駛員，我是新聞記者，想去察看2008年奧運會的場館所在地，他彷彿一下子覺得載我的責任沉重了許多。他向我打包票，在我們通往長城的高速公路沿線肯定能找到修建場館的地方。我掏出記錄本時，發現他開始冥思苦想。「奧運會對中國人民有利，」他說道。「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對，反正就是有助於提高我們在全世界的地位。」
我們上了二環，兩旁飄揚著迎接考察團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奧運」，對應的英文卻是「newbeijing，greatolympics」。我很好奇，怎麼單單就一個形容詞進行了改譯。幾個星期後，我採訪北京的劉敬民副市長，他說中文的「新」字含義更豐富，不太好翻譯。「我們決定把這個字改譯成英文的‘great’，因為奧運會本身就具有古典意義，」他說道。「用‘new’來描述，似乎不太妥當。」不過，當我和另一位體育官員說起這事兒的時候，他的解釋似乎更為直接。「如果翻譯成‘newolympics’，那會讓人覺得中國人想改變奧運會，」他說道。「國際奧委會可不喜歡這一點。他們會覺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莫非想奪奧運會的權。」
計程車司機是申奧活動的排頭兵，不過其他的參與者也數量眾多：被動員起來清潔城市的工人、學生和志願者就有數十萬。我有一個朋友在寫字樓上班，那裡曾釋出過如下告示：「因為奧委會代表團將於下週考察北京，三環路沿線的建築物將被要求停止供熱，以免產生煙霧和粉塵。因此，請大家下週上班時穿上厚衣服！」對北京的空氣，大家只能採取這樣的措施，誰叫這座城市是全世界空氣汙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呢。不過政府已經啟動了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工程，其中包括大量使用油漆：根據官方數字，油漆覆蓋的總面積為二千六百萬平方米。工人們把高速公路的護欄刷成白色，天安門廣場的草皮也被刷成了綠色。他們把舊世界的色彩潑到了華麗新世界的建築物上。突然間，全城的工人居民樓彷彿集體用上了熱騰騰的義大利調色盤：亮綠、黃赭、淡藍。離我辦公室不遠的工體路上，一溜灰色的陳舊樓房呈現出紅赭色。沿街走下去，一棟六層樓高的公寓正立面被澆成了明亮的威尼斯粉紫色。其他三面依舊灰白，不過從路上根本看不見。
針對城市的這些改進措施代價不菲：北京做出的預算相當於二千萬美元，據政府主辦的通訊社報道，如果申辦成功，該市還將另外拿出二百億用於治理汙染、改進基礎設施和修建比賽場館。參與競爭的城市有巴黎、大阪、多倫多和伊斯坦布林，國際奧委會將於7月13日在莫斯科做出最終決定。1993年，北京提出申辦2000年夏季奧運會，以兩票之差輸給悉尼。一說起這樣的結果，有些中國人依然憤憤不平，一如他們對於國家男子足球隊屢次無緣世界盃時的怨聲載道。今年，大家都認為申辦路上不會再有絆腳石。在撞機事件導致的最緊張氛圍期間，中國的新聞媒體特別指出，兩件事情應該區別看待，著重強調了中國人民舉辦奧運會的決心不會因為與美國的衝突而削弱。實際上，北京申奧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許正是來自公眾的高度支援。
這樣的熱情讓我感到吃驚，因為在文化上奧運會沒有一樣東西和中國有關。除了柔道和跆拳道跟中國有著間接的關係，中國古代其實並沒有奧運會的體育專案。中國古代的貴族玩一種與足球略微相似的「蹴鞠」和類似於高爾夫的「捶丸」。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畫，畫中的唐明皇正與宮女們玩一種類似馬球的遊戲。不過，古老中國傳統體育的核心，也就是普通大眾更能接觸的部分莫過於搏擊之術「武術」，以及「氣功」這種冥想性吐納的練習方式。中國古人沒有修建過體育館，因為他們所從事的運動原本就不是為了吸引願意交錢的觀眾。中國古代語言中沒有「運動」一詞，直至19世紀外國人方才引入了更為系統的體育運動方法。
中國歷史學家將1840年作為古代體育和現代體育的分界線。那一年夏天，第一支荷槍實彈的英國艦隊開進廣州，催生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最為痛苦的歷史紀元。19世紀到來的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為中國體育引入了西方的競爭觀念。20世紀初葉，中國人開始對奧運會萌生興趣，1932年，中國第一次派出一位短跑運動員參加了比賽。四年後的柏林奧運會，中國派出六十九人的代表隊，其中男女混合武術隊在希特勒面前進行了表演。至此，中國人全力投入奧運會，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體育運動可以幫他們洗刷過去一百年間所遭受的種種不公。「大家有一種被壓迫的感覺，並急於向世人證明，中國人並不弱小，」薩利大學致力於研究蘇聯和中國體育的詹姆斯·里奧丹在電話中這樣對我說。
1949年之後，中國人的體育運動與政治更為糾葛。中國大陸參加了1952年的夏季奧運會，但之後一直缺席，因為國際奧委會繼續認可來自臺灣的運動員。直至1979年，中國終於同意迴歸奧運會——不過，隨即在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他們加入了由美國發起的抵制活動。1984年中國人重返洛杉磯奧運會，並在獎牌榜上名列第六。然而，那一年的競爭因為蘇聯人發起的抵制活動而受到削弱，中國運動員在游泳和田徑等熱門賽事上技不如人。
「他們發現，西方人以一種不公平的方式佔有了先機，因為後者在使用各種各樣的興奮劑，」里奧丹教授說。「從洛杉磯奧運會開始，中國人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想在奧運會上有所斬獲，你就得服藥。」
東方陣營的運動體系解體之後，據說來自歐洲的教練和興奮劑行家把自己的技藝帶到了中國。與此同時，這個國家投入重金建設體校體系，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為止，據估計中國為構建全國性的體育運動體系投入了二億六千萬美元。那一年，中國隊只奪得五枚金牌，但到9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培養出了多位世界一流的女子游泳運動員和長跑運動員。
自古以來，中國女子就在體育運動中比西方女子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俠女英豪是武俠小說中的典型角色。不過，中國女子在耐力和力量型運動專案中的突然崛起還是不免讓人訝異。1994年，十一位中國運動員在廣島亞運會上檢測呈陽性；1998年，澳大利亞海關官員在中國游泳運動員的行李中發現裝有人體生長激素的小瓶子，更讓參加錦標賽的中國隊經歷了最為尷尬的時刻。2000年夏季奧運會之前不到兩個星期，有二十七名運動員被剔除出中國代表隊——大多因為興奮劑檢測呈陽性。
然而，中國人已經在一些西方人的體育專案方面展示出過人的能力。中國在女子壘球上相當成功，這個專案在1996年正式被引入亞特蘭大奧運會。那一年，中國女子壘球隊獲得一枚銀牌，之後在2000年的奧運賽事中名列第四。然而，在我生活於中國的四年期間，我從未見過有人從事這樣的運動，同樣也沒有聽見人們提起過它。中國國家隊在訓練和談論這個專案時所使用的術語——局數、出局、壞球、幾振球——幾乎沒有人聽得懂。跟中國的許多奧運會運動員一樣，壘球運動員們所從事的是一種完全陌生的運動專案，但他們仍舊錶現出了驚人的天賦。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隊居於獎牌榜第四位。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上，中國隊位列第三。
不過，至少從象徵意義上來看，中國仍舊在宣揚非競技性的體育傳統。在我們前往長城的路上，彩旗上印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標誌，交織的五環變換為操練太極的人形，這樣的自我修煉與奧運會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出發的第一個小時內，計程車停下來問了兩個警察、兩個司機和五六個路人，他曾試圖用手機撥打北京奧運會申辦委員會，但號碼一直佔線。
大家似乎都十分關心，很想幫外國記者找到奧運場地，但對於城北的具體地址誰也說不清。計程車司機叫我別擔心，肯定能夠找到。可他自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直至我們來到城北三十多公里處的沙河，仍然沒有發現未來奧運的任何跡象。我們開過一家煉油廠後，駕駛員對著沙地撒了一泡尿，接著抽起了都寶香菸。抽完香菸，他似乎平靜了許多。回到計程車，他一隻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們是朋友，對吧？」他說道。
「對，」我回應道。
他介紹自己叫楊樹林，我可以叫他楊師傅。他五十二歲，每個月能掙五千塊。他穿著一件橄欖綠聚酯材料的軍人制服，厚重的制服上釘著銅釦。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內蒙古當過兵。他的計程車有一種復古風格：司機專用的白色棉質手套，老式的布鞋，後視鏡上掛著帶毛澤東像的垂飾。毛澤東像下方有兩句話：「一帆風順」，「百毒不侵」。
我們在一個警察跟前停下，他告訴我們說奧運場地應該往回走，在大屯社群。我們調轉方向，在安立路和慧中路交會處停下了車，兩個警察正在給另外一輛計程車開罰單。楊師傅深吸了一口氣。「這位是正在報道奧運會的外國記者，」他說道。「我們正在找尋2008年將要舉辦奧運會的地方。」
一切都停止了。其中一位警察正在填寫罰單，他的筆一下僵在了空中；被開罰單的人抬頭看著，臉上充滿了期待。他個子瘦小，穿著有些骯髒的尼龍外套，因為在禁停區拉客被警察逮了個正著。奧委會檢查團進城之後，所有的交通規則都得以熱情執行。那位警察朝我微笑。
「請等一下，」他彬彬有禮地說道。他拿起對講機一番交談後，轉向了我。
「請問，你來自哪個國家？」
他又對著對講機大聲嚷嚷道：「我們這裡有個美國記者，他正在報道申奧活動，他要來大屯這裡看看奧運場館。」
稍稍停頓之後，他抬起頭來：「他們正在給上級打電話。」
大家都等著。被開罰單的傢伙建議我們往西開幾個街區，那裡有一塊地剛被清理出來。警察叫他不要亂說。對講機響了。
「往西開，那兒有一片插著彩旗的場地，」警察對楊師傅說道，隨即又轉向了我。「你會發現，那個地方很適合修建體育場，」他中氣十足地說道。「在那個地方可以踢足球、打羽毛球和網球。」
中國的老百姓總是喜歡用寬泛的哲學術語談論奧運會，特別是當他們面對那些一直無法在重大的奧運專案上具有過人表現的國家代表隊時。有人把他們的失敗簡單地歸結為天生的能力，也就是說西方人比中國人塊頭更大，肌肉更結實，還有人指出了心理方面的差異。我遇到過很多中國人，他們深深迷戀一種網論：中國人在乒乓球、羽毛球和排球上的表現出類拔萃，因為這些專案的參與雙方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中國人不善於直接對抗，」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何慧嫻告訴我。「我們更擅長比賽者中間隔著一張網的體育專案。」跟我交談過的很多人一樣，何慧嫻也用「小巧」這個詞來描述中國人——巧妙靈活，而非強壯。她還說，儘管中國人天生善於團隊專案，但傳統文化妨礙了造就偉大運動員的那種個性特徵。「儒家思想要求大家有所收斂，」她說道。「你看美國——孩子們從小就受到獨立和創造的教育。中國呢，強調的是紀律。」
就連中國人最為根深蒂固的愛國體育熱情都受到這種不自信的驅使，1993年國際奧委會把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交給悉尼狠狠地刺激了他們的神經。他們推論做出這一決定的各種原因：有觀察家相信，對一些人權組織的批評使投票結果發生搖擺；另一些人則指出，媒體上報道了諸多流言蜚語，說澳大利亞成功賄賂了多位奧委會成員。不過，在中國人看來，這一失敗的結局恰好印證了他們並不陌生的來自外國人的不公正對待。投票次日，一份《中國日報》的社論提醒讀者，中國「所遭受的殘酷的殖民侵略和剝削」長達一個世紀。對那些無意於反殖民論調的中國人而言，奧運會仍然突出反映了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顯著差異。
「發達國家視奧運會為商業活動，」自1988年便跟隨中國代表團出席過歷次夏季奧運會、高大而帥氣的電視解說員徐濟成說。「正如他們所說：‘我家有一棟大房子，裡面有很多漂亮的擺設，所以我想辦一場招待會，你們大家都來吧。’還要買票。但發展中國家根本不這樣認為。奧運會不僅會改變北京的經濟和麵貌，更重要的是，它還能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我問徐濟成，他對中國採用西方的體育運動理論是否持保留態度，他對我的問題置之不理，只說這是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我在1988年參加過漢城奧運會，」他說。「韓國人告訴我，如果不是舉辦奧運會，沒有人知道韓國是什麼樣子。舉辦漢城奧運會之前，外國人只知道朝鮮戰爭。」
在徐濟成看來，中國應該效仿西方人把體育當做商業的做法。他指出，政府今年已經把很多體育專案由國家支援轉向了企業贊助。希爾頓香菸資助過全國籃球比賽，可口可樂現在資助的是中國足球。「五十年之後，我們會跟西方一模一樣，」徐濟成信心滿滿地預測道。「我們會覺得奧運會就是一種商業活動。我們會說：‘我家有一棟大房子，想把大家請過來，為的就是好好炫耀一番。’」
楊師傅終於在五點半找到了一處奧運場館所在地。我們鑽出計程車，走到了一片空曠的場地。這裡有四個街區那麼大，位於北京北邊的正中央；原先聳立於其上的建築物都已經被連根拆除。周圍插上了粉色的旗幟。
「這裡將舉行足球和網球比賽，」楊師傅告訴我。他一邊笑，一邊在空中做了個揮拍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