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碰到另一家工廠的打工女孩，你會馬上探探她的底細。你哪一年的？你們相互打聽，好像談論的不是人，而是汽車。一個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費多少？你可能會問她是哪個省的。你根本不問她叫什麼名字。
在工廠裡交個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個打工女孩睡一間房，在狹小的宿舍裡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進廠的時候，用的是借來的身份證，從不會告訴別人她們的真名叫什麼。一些姑娘只跟老鄉談，但是這也有風險：很快八卦從廠裡傳到村裡，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掙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沒有跟男孩子出去約會。
當你真的交到一個朋友，你什麼都會為她做。如果朋友辭職了，沒地方住，你會讓她跟你擠一個鋪，即使一旦發現就會被罰十塊錢。如果她上班的地方離你很遠，你會起個大早坐幾小時的公車去見她，雖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會為了陪你而請假一天——這次罰款就一百塊。你可能會留在你不喜歡的工廠幹活，或者離開一個自己喜歡的廠子，都只是因為朋友要你這樣做。朋友之間每個星期都會互相寫信，雖然那些出來時間比較長的姑娘會覺得這太幼稚了。她們會發簡訊溝通。
朋友間經常會失散，因為生活改變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絡。
發工資那天是一個月裡最棒的一天。但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麼長時間，卻惱火地發現就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麼多錢：某個早上遲到了幾分鐘，某次請了半天病假，制服從冬裝換成夏裝而不得不額外付錢。一到發工資那天，大家都擠到郵局寄錢回家。剛出來的打工女孩更熱衷於寄錢回家，但是那些出來時間比較長的姑娘會笑她們。一些打工女孩給自己開了存錢的戶頭，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別會存錢，存了多少錢；當然也知道哪些是最會花錢的主兒，那些抹著亮閃閃的唇膏，拿著銀色的手機，戴著桃心墜子項鍊，有很多雙高跟鞋的準是。
打工族總是說要走。老闆要工人做滿六個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證同意離職。工人頭兩個月的工資扣在工廠手裡；未經許可就走人意味著失去兩個月的工錢，得到別的地方從頭來過。這是局外人難以理解的打工生活。進廠容易，出來難。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辦法是辭掉手頭的活。面試必須佔用工作時間，一旦錄用估計要馬上開始幹活。辭職也最能確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飯睡覺，這種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們經常一窩蜂地辭職，人多膽子大，大家發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廠，雖然結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絡。
呂清敏很長時間都是一個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廠打工，去那兒坐公車要一個小時。她的朋友散佈在中國沿海南北各處的工廠，但是敏——她的朋友都這麼叫她——並沒有和她們聯絡。這跟自尊有關——因為她不喜歡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訴別人她在哪裡。於是她在她們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廠子叫佳榮電子製品廠，這家香港公司生產鬧鐘、計算器，以及顯示世界各個城市時間的電子日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試的時候覺得廠子看起來挺體面的，大樓貼著瓷磚，庭院裡鋪著水泥，金屬的伸縮式大門緊緊關閉。這種好印象直到她被錄用並進到廠裡面才有所改變。十二個工人擠一間睡房，上下鋪緊挨著廁所；屋裡又髒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頓只有一葷或一素，米飯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湯。
流水線上的工人從早上八點連續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個小時，另加兩頓飯的休息時間——而工人們連續很多星期每天連軸轉。有時候週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們唯一的休息時間了。工人一個月掙四百塊，算上加班費接近八百，但工錢總是拖欠。工廠僱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麼是十幾歲剛出來幹活的，要麼是三十歲以上的已婚婦女。二十幾歲的年輕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廠僱不到這些人，從這點你能看出這家廠的檔次。敏一想到未來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線上就充滿恐懼。她才十六歲。
一進廠她就想走，但是她發誓要撐半年。吃點苦對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選擇餘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齡是十八歲，雖然十六七歲也能幹點兒工時不那麼長的活兒。通常那些毫無顧忌違反勞動法的工廠，就是敏說的「最黑的工廠」，才會用她這樣年紀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個星期裡過了十七歲生日。她請了半天假，一個人逛街，買了些糖果，然後自己一個人吃了。她不知道別人都玩些什麼。進城前，她對到底什麼是工廠沒什麼概念。她模糊地將工廠想象為一個社交場所。「我還以為在流水線上班會好玩，」她後來說。「我以為會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邊忙，一邊聊天，一起玩。我以為會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上班不許說話，說話罰款五元。上一趟廁所限制在十分鐘以內，還得填表簽字。敏在質檢車間，電子產品在流水線上傳遞到她面前，敏要確定按鈕正常工作，塑膠零件咬合緊密，電池扣牢。她不是模範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線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著不動讓她覺得像鳥入牢籠，所以她經常跑去廁所，就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讓她想到家。東莞這座城市置身於亞熱帶的青山翠谷里。有時候，彷彿只有敏一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她，工廠加了一條規定，工人每四小時才能去一趟廁所，違者罰款五元。
六個月後，敏去見老闆，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男人。她說她要走，老闆不同意。
「你在流水線上表現不好，」敏的老闆說，「你瞎了麼？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駁道，「我也不給你這種沒心沒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翹班以示抗議，結果被罰了一百塊。第三天她又去見老闆，再次要求辭職。他的反應讓敏有些意外：老闆要求她留下來幹活直到春節放假，也就是再幹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廠欠她的頭兩個月工錢。敏的老闆認準了她會留下來。春節之後打工者像潮水一樣湧進東莞這樣的地方，那時候找工作競爭最激烈。
一番抗爭之後，敏的老闆對她態度好一點了。他幾次慫恿她考慮留下來，甚至談到讓她升職做車間文員，雖然就算升職也不會加工資。敏還是堅持要走。「你的廠不值得我在這裡浪費青春，」她跟老闆說。她在附近的一個商業學校報名上電腦課。晚上不用加班的時候，她就省出晚飯時間，去上幾個小時的課，學打字，學電腦製表。大部分打工族覺得自己反正沒受過多少教育，上這種培訓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這麼想。她覺得，「學總比不學要好」。
她打電話跟家裡說想辭職。她的父母在農村種著一小塊地，還有三個更小的孩子在讀書。父母反對她跳槽。「你總是想東跳西跳，」她爸爸說。女孩子不應該心思這麼活絡。他要敏安生待在一個地方，存點錢。
敏覺得這個建議不太高明。「別擔心，」她說，「我會自己管自己。」
現在她在工廠裡交到了兩個真心朋友，梁容和黃嬌娥，她們都比敏大一歲。敏去上課的那些晚上，她們會幫敏洗衣服。這是個沒完沒了的活兒，因為工人只有幾套衣服。下班後那些悶熱的夜晚，女工們總是排成長龍從宿舍的洗手間來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開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個姑娘不吃晚飯直接去玩滾軸溜冰，然後回工廠看一部夜場電影。入冬之後，沒有暖氣的宿舍裡姑娘們凍得睡不著。敏會拉著朋友們去院子裡打羽毛球，直到身體熱起來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節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時間不夠他們返鄉再出來。敏幾天都待在宿舍裡，兩天內給家裡打了四次電話。假期結束之後她又去見老闆，這次老闆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黃嬌娥說她要走的時候，她們倆都哭了。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這是兩個唯一知道敏要離開的人。她們求她留下來。她們認為別的廠子條件不會更好，走不走最後都一樣。敏不這麼想。
她答應兩個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後就回來看她們。敏那天走的時候，背包裡塞了衣服，還有廠裡還她的頭兩個月工資。她沒帶走毛巾和鋪蓋；那些東西雖然是花錢買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覺得無法忍受。
流水線上的十個月裡，敏寄回家三千塊錢，交了兩個真心朋友。
她本應該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呂清敏的老家，幾乎所有人都姓呂。村子裡住了九十戶人家，每戶有一小塊地，種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種了三畝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還是孩子的時候，似乎未來就已定型，這是農村生活的核心信條所決定的——每家必須有個兒子。敏的媽媽先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終於才得了個兒子。政府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幾年，大多數農村都執行得很潦草。但五個孩子終究是不小的經濟負擔，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生活的花銷上去了。作為老二，敏得承擔很大一部分經濟負擔。
她不喜歡上學，成績也不好。她記得自己惹的麻煩不斷。她爬到鄰居家的樹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頓打。有一次她媽媽喊她幹雜活，她不肯。「家裡那麼多人，為什麼非讓我幹？」媽媽拿棍子追打她，趕了幾百米。
敏很會玩。她學游泳，學開卡車，特別喜歡滾軸溜冰，受傷也不讓媽媽知道。「有多少種摔法，我全都摔過，」她說。「但是你不能老想著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歡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輛卡車，敏和他開著車在鄉下賣自家種的西瓜。他們白天開車，晚上就睡在車裡。這是她最美好的記憶。大多數農民工會把自己的老家和貧困、落後聯絡起來。有些人甚至不願意告訴別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進城這麼久了，還是會談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個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給孩子掙學費。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廠打工，但因為身體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媽媽也出去過一年。敏在附近縣城的中學住讀，週末回家給爸爸和弟弟妹妹們洗衣服做飯。
村裡的年輕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她的姐姐桂敏到東莞的工廠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給家裡打電話，竭力說服他們讓敏繼續上學。桂敏說，自己打工掙的錢能幫著付學費。爸媽同意了，敏上了兩年中專，也由此成為村裡學歷最高的人——比姐姐還高，多虧了桂敏犧牲自己的學業，幫襯家裡的結果。
2003年的春節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時候帶著敏一起出去。敏還有一個學期才能畢業，但是她想省了學費，直接去找工作。離開家鄉讓她很興奮，敏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也沒見過工廠。「我想早點出來，學點東西，見見世面，」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