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桂敏給敏租了一個便宜的旅館房間，幫她在一個做液晶顯示器的日本工廠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兒做了一個月就離開了。她從來沒有在一個誰都不認識的地方待過，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館，在另一個工廠找到了工作，但是沒去上班。姐姐願意繼續幫她付房錢，但敏覺得自己變成了姐姐的負擔。在公交車站，她看到一張招工傳單，有一家電子產品工廠要招流水線工人。她打了廣告上面的電話——有不少騙民工錢的假廣告——接電話的人告訴敏怎麼到工廠。她坐了三個小時的巴士，來到了東莞的東南角，就是佳榮電子廠。敏在這裡一個人艱難地度過了一年。
敏踏進工廠的那一刻，就意識到這地方還不如她甩掉的那個日本工廠。但是現在想回去已經來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幫忙。她已經習慣了自己處理事情——這樣更好。
出去，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給他們的流動生活下定義。家裡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這個城市並不讓農民工輕鬆過日子。出力氣的活工資很低，往往低於官方規定的最低收入標準，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時間常常超過每週四十九小時的法定上限。受傷，生病，或者懷孕，都沒人管你。地方政府對於保護工人興趣不大；他們的工作就是讓工廠老闆開心，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稅收。但是農民工並不認為自己在忍氣吞聲。從家裡出來進廠打工是他們做過最難的事情，也是嘗試一種探險。是自尊，而非恐懼，讓他們留在城市裡：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認失敗。走出家鄉並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變命運。
農民工是農村裡的精英。他們年輕，受過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裡的那些人更上進。城裡人叫他們「流動人口」，彷彿在說一群漫無目的的烏合之眾，但是大多數農民工離家的時候心裡都有一個工作目標，也有已經摸著門道的親戚或者老鄉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數年輕的農民工不再是種地出身，而是從學校出來。種地其實只是他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動是經濟改革的一個意外產物。1958年，中國政府建立了戶籍登記系統，給每個居民分配了城市戶口或農村戶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獲得糧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給票券；農村居民無法享受這些特權，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許農戶在市場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國家。農業產量突飛猛進。忽然間，全國各地的市場上出現了各種食品供應，農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夠獨立地在城市裡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許農民在小城鎮定居；流動不再以違法犯罪論處。人口加速遷移，1990年，全國已有六千萬流動人口，其中大多數奔向飛速發展的工廠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國已經有一億五千萬農民工。他們在工廠打工，餐館裡服務，工地上幹活，開電梯、送快遞、當保姆、帶孩子、收垃圾，美容理髮，站街接客，幾乎所有活都是農民工在幹。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農民工人數佔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廠林立的城市，農民工在拉動國家出口經濟的流水線上全力以赴。他們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相當於一百年間歐洲向美國移民總數的三倍。
但是政府對人口流動的現實反應得太慢。多年來，農民工必須躲著城裡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沒有居住證就得罰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終於在2003年，國務院釋出了一個綜合檔案，宣佈人口流動是國家發展的關鍵。檔案禁止歧視農民工，呼籲給予他們更好的工作條件，給他們的子女提供教育機會。農村的磚牆上出現了為農民工說話的口號：b出門去打工，回家謀發展。勞力流出去，財富帶回來。/b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農村的年輕勞力。在農村，耕地收糧食的都是年邁的男女，他們一邊種地，一邊還要照顧年紀尚小還在讀書的小孩。在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寄回家的匯款已經成為財富積累的最大來源。但是掙錢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案例裡，驅使農民出去打工的動因並非是極端貧困，而是無所事事。責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縣市則鮮有工作機會。家裡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許久以後，敏還記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場的情形，有些細節像夢一樣讓她難以解釋。2004年2月的一個週日上午，敏已經從佳榮電子廠辭職了，她去了人才市場，在那兒待了四個小時。敏很緊張。她什麼都沒帶。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濃縮為四個字：放低目標。她參加了五六個招聘文員的公司面試。文員要會打字，接聽電話，填寫表格，傳送檔案，接待來客，倒茶；文員是辦公室階級體系裡等級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規格太高的公司，」敏後來說，「那樣會被拒絕，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東電子公司的攤位上，一個招聘員要看敏的簡歷。她從沒想過要準備一份簡歷。招聘的人讓她在一張申請表上填寫工作經歷。她連筆都沒帶，於是那女人借給她一支筆。那個女人對著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對我笑。大概就是吧。」就這樣，敏後來會翻來覆去地回想這一天，試圖揭開這改變命運瞬間背後的謎。
那個女人讓敏去工廠再參加一輪面試，但是敏沒有去。那地方太遠了。但是在奕東電子總部，一個叫李朋傑的經理在翻看報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傑注意到敏的字寫得很好。
按中國傳統看法，書法是一個人教養的標誌。好的字跡體現出一個人良好的修養和文學造詣。書法也能暴露出一個人性格中的弱點。但是李朋傑心裡想的比較實際：他需要一個文員管理廠裡裝置的檔案，而檔案都是手寫的。在這個製造手機介面和背光燈的工廠裡，書法這門古老的手藝最頂事。
李朋傑用手機給敏的表哥打電話——敏自己沒有手機。他讓敏來參加一個三小時的面試。
首先，電腦考試就弄砸了。「別的姑娘電腦懂的比你多，」李朋傑跟敏說。
他問敏都有哪些工作經驗。
「我沒幹過這個，」她說。「我沒有經驗。」
然後他給她一份筆試卷子，她寫得不錯。李朋傑告訴敏，她被錄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傑讓敏把東西收拾一下，當天搬到廠裡來。
這份工作來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說什麼。但是當她離開李朋傑辦公室的時候，她忽然衝口而出：「那麼多人都想要這份工，」她對新上司說。「為什麼你選了我？我什麼都不懂。」
「你很直，」他說，「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誠實。」
第二天敏成了裝置部門的一名文員。她的部門負責追蹤管理沖床、磨床、軋床這些做手機零件的機器。一本厚厚的資料夾記錄著每一臺機器的狀況和歷史，就像一個啞巴病人龐大的病歷。敏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檔案按順序整理好。八個工人一間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飯，三菜一湯，有葷有素。辦公時間一天十個小時，有時候週六或週日休息。敏一個月賺八百塊，是她過去那個工廠基本工資的兩倍。
三個星期後，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結實，一頭捲髮，眼睛烏黑，目光敏銳。像許多中國農村的年輕人一樣，她比實際年齡看起來還小。她可能十五歲，或十四歲，甚至十二歲，像一個穿著工裝褲和運動鞋的假小子，不耐煩地盼著長大。她有一張娃娃臉，圓圓的，對世界無所保留，神情裡充滿著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個叫林雪的朋友家裡見到敏的。林雪為一家雜誌撰稿，雜誌的目標讀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說起我在給《華爾街日報》寫一些有關年輕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廠打工，還邀了一位同事一起來，她就是敏。那個時候我見過許多打工族，對敏這樣的故事已經很熟悉了。
「我從湖北的農村出來，家裡五個孩子，我老二，」她對我說。「父母是種地的，家裡條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來，她去深圳了。我們想在同一個地方打工，但是我們又不能在同一個地方打工，」她說。
她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
「為什麼不能？」我問。
「因為我們總是吵架，」然後她笑了起來。
敏什麼事情都願意說。她不像我認識的大部分中國人，很顯然她挺喜歡講自己的故事。我對她好奇，她對我也同樣好奇：敏後來告訴我，她那天來林雪家是因為想「看看美國人長什麼樣」。我唯一擔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穩了——手上有一份穩定的辦公室工作，或許她生活裡最戲劇性的一段已經過去。其實我完全不需要擔這個心。
我們認識的那天，敏跟我說她的人生規劃。她要在東莞工作七年，寄錢回家以報答父母養育她成人，這也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觀念：孩子要報答父母，感謝父母的生養之恩。等她二十三歲的時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經還清，她就會回到老家，找個人結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經「從車間裡出來了」，就像打工族說的，跨過了幹腦力活和幹體力活之間的階級界線。「上帝還是公平的，」她說。「他讓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給了我一個新的開始。」她剛滿十八歲，卻已經是開創新生活的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