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副市長為什麼工廠裡沒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層管理的職位上也沒有，副市長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剛剛講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為外地人，」他說，「素質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採訪結束，副市長跟我握手，誇我對東莞瞭解不少。我沒有告訴他，我所有的資訊來源都是十幾歲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質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來東莞一年後，我在市中心租了間一室一廳的公寓，每個月一千三百元。這個高層小區叫「東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標客戶是單身女性。在城裡到處有粉豔豔的大廣告牌宣傳「一個人的房子，一個人的精彩」。我想在這裡能遇到一些年輕女人，聽她們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電梯裡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一句話，我也從沒在公共休息室裡見過一個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沒工夫去管別人。我大部分的訊息都來自小區裡的通告欄，上面描繪了一個充滿小偷小摸和晝夜施工的社群。
b為了居民的安寧，1月1日停止裝修。1月2日裝修恢復。/b
b有人敲門時要先確認敲門者的身份，不要輕易開門。/b
b有了解南城區盜竊團伙線索者請聯絡警方。/b
我的女房東許多年前從廣東鄉下搬到東莞。她收租的時候經常穿著粉紅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現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聽到她跟她老公打電話的時候說「操你媽」，因為他剛跟她講出差回來要晚一點。她在一間賓館上夜班，做銷售。我很想知道哪種銷售必須在半夜到早上六點之間進行，卻從來沒有勇氣問她。她有的是辦法轉移話題。
「你怎麼會有兩個小孩呢？」我有次問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個。
「那你說，我怎麼有兩個孩子的？」她反問道。
我公寓外面的購物場所不停變換。我剛搬進小區的那天，在我那幢樓的大門旁看到一家b磚爐比薩/b的招牌，好興奮，這是用家鄉的味道來歡迎我嘛。等下次來住，它已經蛻變為b大志手機數碼超市/b。這正是中國需要的：又一家手機賣場。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樓下的空間從一間天花板上蕩著電線的空殼變成了一家徹底的手機店，站著機器人似的銷售員，巨大的音響裡迸發出的音樂聲一直飄到空蕩蕩的停車場。再下一次來的時候，營銷已經開始了：一個年輕姑娘站在商場門口對著麥克風念手機型號和價格，一個接著一個。我那幢樓前面又出現了另一個招牌：b有肯德基作鄰居！坐收年利8％/b。對於做肯德基的鄰居，我也沒覺得有什麼好激動的。唯一不變的是對街的雀巢咖啡廠。夏天的時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將我包圍，像是泡了一個又苦又甜的熱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覺不到，但是在內陸城市，你能近距離觀察到中國發展不堪重負的一面。公交車常常跑著跑著，就不按規定路線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較常見，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開著，就值得停下來，哪怕車上滿是乘客。全天停電是常有的事，因為政府限電，工廠必須變戲法一樣地調整進度。我小區的通告欄裡有一條從來沒有變過：b原有的電力幹線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必須更換/b。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東莞，至少有一天在停電。有時候停電前會發通知，我能事先準備一下，但有時候完全沒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內待上一整天，儘量少動彈。我會打電話給物業辦公室，發脾氣，但這也不是他們的錯。這不是任何人的錯。中國經濟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這樣維持運轉，就已經是個奇蹟了。
我去哪裡都坐公交車。這樣能更多地瞭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現實所迫。計程車司機是一群大騙子——不止一次，當我坐上計程車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馳，司機會威脅我，如果不給更多的錢，他就把我丟到路邊。另一種快速談判花招是還沒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車費放人中途下車，而不管乘客們願不願意。司機們總是如此短視，他們為了更快到手現錢，寧願少拿一點。即便最老實的計程車司機也有農民的毛病：一旦他們離開熟悉的那一塊地，就跟我一樣找不著北。
巴士上的員工是配好對的：開車的是本地男人，賣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時候他們一路都隔著乘客的腦袋扯著嗓門說話，有時候儀表盤上方裝了個小電視，這樣司機可以邊開車邊看電視。每到一站，車還未停穩，售票員就探出車門外，以嘶吼的嗓音報站。等車的人通常容易為此所迫，如果售票員吼得時間夠長，有些人就上車了。
巴士上的年輕男人散發著濃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長的路卻從來沒有享受過奢侈空調才產生的味道。年輕女子則完美無瑕：她們沒什麼味道，頭髮總是順滑而閃亮。每輛巴士上都會有幾個外地人，拿著塑膠袋罩在嘴上，靜靜地嘔吐。暈車是鄉下人的通病，他們不習慣坐車。綁在車頂上的褐色塑膠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開始腐爛。巴士上的乘客帶的東西五花八門到讓人驚訝；農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麼都不會扔掉。我看到過：有人帶著老舊的電視機；裝著電線的柳條筐；一個外面掛著硬泥漿、裡面裝著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碼長、看起來像兇器的扳手。還有一次我看到有個年輕姑娘拿著兩米長的掃帚柄。
車站是沒有標識的，也沒有站牌寫明路線。你得開口問：資訊要靠口口相傳，彷彿我們生活在還未發明文字的古代。有兩次我買了有巴士線路的地圖，但兩張地圖都過時了。事情變化得太快，來不及用文字記下來。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樣摸不著頭腦，經常會喊出他們要去的但其實早已開過頭的地名，然後倉皇離去。無論我去哪裡，都有人找我問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個外地女人問路，過了一會兒她問我，「你是湖北人？」這算誇我還是罵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對於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來說真是不公平。八點以後，人們就會住在朋友的宿舍裡，即使大部分工廠禁止訪客留宿，一旦抓到會罰很多錢。
我在巴士上從沒見過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輛從深圳到東莞的巴士。大約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來，司機衝乘客吼著，換一輛車。這雖然並不合法，但很常見：深夜的時候，只載滿一半的巴士樂於把乘客趕上另一輛半空的車，而不是繼續開下去虧錢。趕乘客的巴士司機會給接手的司機一筆錢，按交接的乘客人數算錢。
第二輛巴士上路後，售票員說這車根本就不到東莞。這也很常見：一旦第二輛巴士拿到了錢，剩下來唯一的目標就是趕緊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這裡下。」售票員是個瘦得皮包骨的廣東男人，無論說什麼都用濃重的鼻音吼出來。他走到通道上，點來點去，命令一些人下車。他點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個乘客下車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車廂前部，在最低一層的臺階上探出身體。我們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邊是一塊廢棄的工地。
「這裡沒有計程車，」我跟售票員說。「我不下車。」
「這裡有計程車，」他吼著鼻音濃重的粵語。
「我不下車。」
他走到我身後，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別碰我！」我爬上臺階，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沒有一個乘客挪動一下。
然後車子又開動了。巴士沒法卸下乘客，就繼續開。乘客陸續停站下車，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這些車特別黑，」坐我旁邊的一個臉龐又窄又黑的女人說。「你應該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機開的巴士。」然而她也在這車上，和我一樣。
「這巴士上幹活的人是壞蛋，」她大聲說，「嘴裡都是髒話。」我只是靠著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車了。
巴士靠在路邊，又停了下來。「好了，都下車，」售票員吼道。這次他走到通道中間，給每個人兩塊錢。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塊錢到東莞，我要把我的錢要回來。」
他轉過來對著我。當然，他比我高，還是個男人。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無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塊，我就該給你一百塊嗎？」他吼道。「如果我把褲子脫了，你會給我一百塊嗎？」
這話沒有什麼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歡，又說了一遍。「如果我把褲子脫了，你會給我一百塊嗎？」
「fuckyou，」我用英語罵他。「asshole．prick．」這麼做打破了我在中國生活的基本原則——永遠不打「美國人」這張牌，但是有時候用英語罵人是有效的。這個男人看著我，肅然起敬。
我推開他走到車廂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東西扔扔。我想搶過他裝錢的腰包然後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貼身。儀表盤上有條髒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機臉上，然後下車就跑。我的心怦怦作響；我想他可能會追上來。然後我停了下來，意識到自己看起來有多麼愚蠢。
在一條小路上，我遇到一輛計程車，問司機到東莞多少錢。八十塊。我上車了。我氣得發抖。我想到我認識的、住在這裡的每一個年輕女人，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曾經被像那個皮包骨的廣東男人那樣或許一早起來就對世界充滿怨氣的人騙過，欺負過，咆哮過。你對自己的無能束手無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燒心。一旦對抗，所有的一切立刻變成蠻力的較量，而女人總是會輸。我有錢，有了錢我能買到舒適和安全。她們沒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說話、罵司機的那個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則活不下去。
東莞彷彿是一個沒有過去的地方，但市裡的官員不這麼想。在新的市中心，他們建起一座博物館——灰色石材壘砌的巨大樓房，好像獨裁者陰魂不散的陵寢。計程車司機不知道這個地方——毫無例外每次他們都會帶我去街上的一個商業會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過三次，這座博物館始終空置著。
中國的歷史博物館是個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輝煌的——官方描述會這麼說——但卻是封建落後的。現代中國受盡外國勢力的凌辱，但中國人民在屈辱和敗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此後有一些特別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雜亂難解最好不談的事情必須融入合理的模式，因為從孔子開始，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把倫理道德教給下一代。
在東莞，博物館乏味的大廳就像一座浪費空間和十足冷氣的紀念碑。指示牌寫著：歷史，筆直走；經濟，二樓。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探訪了歷史。第一個展廳從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講到清朝，玻璃櫃裡展示著一堆看起來像石頭的東西。近近細看，這些石頭帶著無法理解的英文說明：蠔崗貝丘遺址出土的磨石。一整個房間的立體透視織女模型用來展示東莞早期手工業的才華。迴圈播放的磁帶裡傳出紡機的聲音，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揮之不去。
後面還有更多成堆的石頭，接著是歷史踉踉蹌蹌地以令人驚歎的精確性推進。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順六年（西元1462年）已經達到150378人。市場發達；鹽業繁榮；農業興旺。在一間大的開放展廳裡，一棵假樹的倒影被投射在一片假的湖泊上，那兒有一葉假舟，一座假拱橋，三隻假鵝，兩隻假鴨。鴨子的呱呱叫聲被迴圈播放。
講述過去還有另一個難點。每個地方都必須反映五千年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但大多數時代沒有什麼記錄，也沒有具體的東西保留下來。有價值的藝術品被北京運走了，或是在戰爭和政治運動中丟失了，所以博物館被迫把其餘部分生造出來。他們偽造大炮，鍾鈴，成套的盔甲，將古代文書印在塑膠貼板上，掛上牆。立體透視模型佔領了所有的展廳——這是它最喜歡的展示方式，也許是因為它們很佔地方。東莞博物館裡唯一真實的展品是那一堆堆的石頭。
一旦進入現代歷史，從19世紀鴉片戰爭開始，事情就變得愈發令人困惑。有一個展示標題是「怒對英國人」，內容是英國海軍官員和一個憤怒的中國官員的蠟像。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的戰敗一直是深刻的恥辱和痛楚。但是也許在這個商業發達的城市裡，不可能喚起對英國人必要的仇恨，因為隔壁的展示已經忘了這一切而向前看了。1878年，香港總督建議成立弱勢保護局以保護中國婦女和兒童。展覽飛快地進階到二戰和共產主義勝利——一張模糊的照片上洋溢著幸福的面孔。百萬人民歡慶解放。
在下一個展廳，一條橫幅跨牆壁：「夢想成為現實：從農村到it城市。」一個燈箱上展示著共產黨會議的一組照片，鄧小平在會上闡述他改革開放的計劃。那是1978年。從一間展廳到下一間，一下跨越了三十年，略過了新中國的成立，土地改革，打倒反革命，打倒「階級敵人」，成立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奪走無數人生命的大饑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歷史進入了經濟，現在，展示開始展現出活力。一個巨大的立體透視模型顯示，太平手袋廠裡的四個女人彎著腰在桌前縫鞋子。在政府辦公室模型裡，一個生意人正在申請證照，典型的東莞男人的樣子：挺著啤酒肚，拎著仿皮公文包。歷史加速進行——一眨眼幾十年——然後是巨大的照片，有公路立交，也有汙水處理廠和投資會談。
b輸入——輸出——輸入的良性迴圈/b
b第一個有百萬手機使用者的縣級市/b
b修公路，橋樑和電廠，以便吸引資金建更多的公路，橋樑和電廠/b
有一個互動的展示裝置顯示著城市的gdp，出口，存款餘額和稅收。最後一個展覽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簽字儀式。
b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b
我離開博物館的時候，來實地參觀的三四年級小學生在大廳擠擠攘攘地排隊。學生們穿著學校發的運動褲，脖子上戴著少先隊的紅領巾。博物館的導遊是個年輕女人，面色嚴厲，雙腿似棍，拿著一個擴音器。我鼓起勇氣準備再聽聽她怎麼講鴉片戰爭和一百五十年的恥辱。
「在三樓，你們會看到一個城市模型，」她開始了。「我要你們在這個模型上找到自己的家。你們都知道松山湖嗎？」
「知道，」學生齊聲回答。
「松山湖是我們的高科技工業區。東莞有一個口號，‘一年一大步，五年見新城’。我們現在是在五年計劃的第三年。」
她頓了一下。「你們都知道‘建城、修路、開山、治河’嗎？」
沉默。沒有人知道這個。
「這是政府的政策。東莞還有一個對外國船隻開放的港口……」
在7世紀，唐朝的皇帝命令朝廷史官撰寫前朝的編年史。從此每個朝代都撰寫前朝的歷史，對事實添油加醋或閉口不談，以鞏固當朝的統治。自1949年起，政府開始同樣將現代歷史展示為抵抗外國勢力的英勇鬥爭。但是在東莞，歷史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訓：歷史是開放，市場，外商投資。歷史從手袋廠開始，必須給學生灌輸基礎建設的偉大成就。
博物館導遊敦促孩子們當「文明的遊客」，三四年級的孩子們排著拉拉雜雜的隊伍進入歷史。很快，大廳裡只剩下我一個人，尋思著這個中國歷史博物館隻字未提毛澤東是多麼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