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下班的晚上，我會坐巴士到她工廠門口和她碰頭。太陽下山後，東莞活了起來；一整天令人厭煩的熱氣蒸騰而去，下班的年輕工人湧向暗黑的街道——他們就在我的眼前變形，從兢兢業業的工人再次變回熱情的少年。敏和我繞著她的工廠走幾個街口，然後挑一家便宜館子吃晚飯。她經常點一個葷菜，一個炒素，一條兩人份的魚——總是無可避免的全是骨頭；如果我們碰頭的那天臨近發薪日，她會堅持由她買單。敏吃飯的樣子像是從沒吃過好東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後，她還能從盤子裡挑出東西來，就像挑剔的老饕，從丁點兒碎末渣渣裡提煉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帶我們去吃麥當勞。敏盯著她的巨無霸看了很久，頭低到桌面直到漢堡和視線持平，然後一層一層地吃掉——麵包、西紅柿、生菜，牛肉。她從沒來過麥當勞。有次過生日的時候我送給她兩個小相框，我得演示給她看，怎麼樣開啟後蓋插進照片。有次她還問我什麼是股票。她對國家大事完全沒興趣。有一次和她兩個年長的同事吃晚飯，話題轉到了70年代毛澤東時代他們的成長經歷。
「我們永遠都在捱餓，」一個男人回憶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餓了。」
「現在的毛主席是誰？」敏突然問道。「我都不知道。」
「胡錦濤，」一個男人說。
好像有點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澤民啦？」她說。
我說不是，江澤民已經退休了，胡錦濤接班。
「哦。我以為江澤民去世了。」然後她說，「這些人離我很遠。」
她自己的生活擠開了一切；幾乎每次碰到敏，她都會有新的事情跟我說。有時候感覺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則跟她毫不相關，因為她只用想那麼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這事兒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她見面，她可能會忘了告訴我她剛跳槽或者漲了薪水，因為在她的意識裡，事情已經過去了。她很少會停下來盤算她離家之後做了些什麼，在東莞這很普遍。也許大家擔心如果他們停下來往回看的時間太長，會失去前進的勇氣。
我第一篇寫敏的報道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之後，一天晚上，我們在她工廠附近的一家糕點店碰頭，我給她帶了一份報道的翻譯稿。她看的時候都沒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頁，她咯咯笑起來——「你記得好清楚，」她說——看到第四頁又說了一遍。她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翻過最後一頁，看著我。「沒了？」
「沒了，」我說。
「還想再看呢，」她說。
「還會有更多的。」
「真的？」她說。「你在寫嗎？」
「是你在生活，」我說。「事情正發生著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確定我是不是在跟她開玩笑。
她又讀了那篇文章好幾次，後來給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看看我過去的樣子，她寫到，我發現我真的變了。
有一件事敏沒有忘，就是流水線上的日子有多艱難。在工廠的世界裡，大家幾乎懷舊一般地談起過去流水線上的生活，那些日子無憂無慮，沒有責任。但敏不會。「沒有什麼比當個普通工人更難的了，」我經常聽她這樣說。她從沒有忘記她從哪裡來。這是她身上我最喜歡的一點。
2004年4月，敏領到了新工作頭半個月工資，但是她沒有把錢寄回家。她去商場買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襯衣和一條白色的緊身七分褲。她答應過老朋友要去看她們，而拜訪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點，敏和我坐巴士去東莞很遠的一個地方，敏離家後第一年在那裡工作過。巴士上坐滿了週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輕的姑娘們兩兩坐在一起，身著盛裝——白襯衣，乾淨的牛仔褲，順滑的馬尾辮——沒座位的乘客也快樂地站在過道里排成蜿蜒的隊伍，隨著巴士踉蹌前行。幾個暈車的姑娘緊緊抓住欄杆，低著頭兩眼緊閉，彷彿要把難過勁兒擠出去。
一路上兩個小時敏一直在說話。她希望能說服朋友跳槽，就像她自己一樣。每經過一個地方她都會做一番評價。
樟木頭：「他們管這裡叫小香港。這裡很豪華。我來過很多次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清溪：「這裡有很多做電腦的工廠，但是你得要有技術才能進去。」
鳳崗：「這裡沒有我現在的地方發達，是吧？」
對我來說，每個鎮看起來都一樣。工地，餐館。工廠，工廠，工廠，大門的金屬柵格像網一樣閉合著。敏看這座城市的眼光完全不一樣：每個鎮都意味著一份比她眼下的工作更合意的機會。敏所有的那些追尋更好生活的巴士之旅，勾畫出她心中的東莞地圖。
敏的朋友在高架底下等我們，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焦急地張望。梁容身材高挑，臉蛋漂亮。黃嬌娥矮矮胖胖，眼睛很亮，臉蛋帶著軟軟的嬰兒肥。她們兩個都比敏大一歲。三個姑娘拉著手尖叫，跳上跳下，好像競賽節目選手剛剛贏了大獎。
「哇！你瘦了！」
「你長高了！」
「你剪頭髮了！」
「這身衣服是我剛買的，」敏迫不及待地說。「好看嗎？」她的朋友表示肯定。
公路旁有一個小公園，裡面有一片水泥廣場。幾張石凳被太陽曬得發白，像古墓一樣；幾根細瘦的樹枝在石凳上投下陰影，氣若游絲似的吐出了生命的最後幾口氣。她們找到一條長椅坐下來，互相撥弄彼此的頭髮。兩個姑娘很喜歡敏的新衣服，敏告訴她們每一件多少錢。
「我變了嗎？」敏要她倆回答。她剛好走了兩個月。
「你變了，」黃嬌娥說。
「怎麼變了？」
「你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黃嬌娥跟敏分享廠裡的八卦：誰找新工作了，誰剪了頭髮。今天是這個月第一天休息，因為工廠停電了。薪水還是老樣子，經常拖欠，要看老闆的心情。
敏禁不住小小炫耀了一下她現在上班的地方。「這個廠裡的人素質太低，」她說。「我現在的廠好多了。老闆很有錢。」
「來我這邊吧，」敏突然說。「到時候我請你們吃飯。你們什麼時候來？」
「但是如果我們來了，」梁容說，「可能你剛好不放假啊。」
「你們來看我，我給你們介紹男朋友，」敏忽然冒了一句。「我廠裡有很多男生。」
兩個姑娘眼睛睜得好大。「哇！」她們異口同聲地說，然後三個人都大笑起來。
一個乞丐拄著柺杖走過來，姑娘們不說話了。梁容遲疑了一下，然後輕輕放了一個蘋果在老人的碗裡，就像童話裡發生的一幕。在東莞生活不容易，也許正因為這樣，大家才會這樣出乎意外地善待彼此。我在東莞看到的善行比在中國其他任何城市看到的都要多。打工族會憐憫老人和殘疾人，但是對同齡人卻毫不同情。如果你年紀輕輕又四肢健全，就沒有理由不工作。
敏以前的工廠離鎮上要步行三十分鐘，工業化的中國發展到了農村的空地。一條死水般的小溪，泛著黑亮，好像汽油河。原本平整的大路，變成塵土飛揚的小道，兩旁是麵攤和露天的檯球桌。穿著工廠制服和拖鞋的年輕男人三五成群打檯球。敏走在中間，一邊一個朋友，她的頭高高抬起，就像戰場上歸來的古羅馬百夫長。姑娘小夥衝她喊：「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你現在在哪裡啊？」敏在東莞的市中心上班，這讓他們很是欽佩。
「我變了嗎？」敏問每一個跟她打招呼的人。
「你瘦了，黑了，」一個姑娘說。
敏有點失望。「我要你說我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黃嬌娥到廠裡去領工資；顯然那天老闆心情很好，他同意給工人們發薪。敏在大門外等著，偷看裡面貼了瓷磚的樓房和庭院中堆放的小土山。工廠正在擴建。
「你覺得這看起來怎麼樣？」她問我。
「還可以，」我說。
「從外面看還可以，」她說。「但你永遠看不到裡面什麼樣，除非你答應在這裡上班，然後你就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
下午，姑娘們和廠裡另外兩個女孩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園。打工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知道怎麼打發閒暇時間。在塘廈公園，她們看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正瞄準蹲在淺池裡的烏龜，拿鵝卵石扔它的頭。但公園裡的大部分娛樂專案要收費。遊客可以用氣槍射池塘裡的魚；敏看著池子裡那幾條瘦得皮包骨的坐以待斃的魚，傷感地說，「沒有自由就是這樣。」一架纜車可以把遊客帶到附近的山頂，但是要花十五塊錢。姑娘們遠遠地坐在下面的野餐點，抬頭看上面穿梭的纜車。
黃嬌娥在讀一個電腦班。她想離開這家工廠，去人才市場找一個好點的工作，就像敏一樣。「我已經做了計劃，」黃嬌娥害羞地說。
「你上過網嗎？」敏問她。
「還沒有。」
「那我教你。」敏看了看手錶；已經四點了。「可能今天不行，那——下次吧。」
「儘量多學點東西，」敏囑咐黃嬌娥。「你學到一點，就可以把它帶到新的工作裡去。至少這是我的經驗，」她謙虛地說。敏意識到自己幫不了朋友什麼忙。鼓起勇氣離開一家工廠，這隻能靠你自己完成。就像打工族常說的：你只有靠自己。
五點鐘的時候，幾個姑娘用最隨意的方式道別。「我還不累呢，」我們在巴士上找座位的時候敏說。「過一會兒才累。現在我太興奮了。」當巴士穿過那些她去找過工作的地方，夜幕降臨，敏的心情也變得灰暗了。她重訪了她原來的生活，知道那都已經成為了過去。但她的新生活，只能算是差強人意。外面的街道旁，工廠亮起燈火，窗戶上的人影無聲地移動著；即便是星期天的晚上，人們依然要上班。「如果我只是上學，出來打幾年工，然後回家，結婚生孩子，」敏說，「那我這輩子就白活了。」
藍藍的夜色裡，敏和我站在她工廠的大門外。她的一個電工朋友要跟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等他換衣服。一個穿迷彩褲、長相不錯的保安——b身高一米七或以上，會打籃球者優先/b——從我們身旁走過，他臉上閃過一絲微笑，拋給敏一串之前拜託他代為保管的鑰匙。星期天外出的工人漸漸回到廠裡。敏跟一個年輕女人打招呼，對方閃進黑影中粗著嗓子喊：「我餓死了。」她直接進了工廠，沒有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女人的無禮讓敏很意外。她跟我說，那個女人最近想吃中藥流產，但是沒用。敏跟她一起去醫院做了手術。「有些人我會假裝跟她關係很好，但其實我們不是朋友，」敏說。
一個戴眼鏡，挺著啤酒肚，年紀大一點的男人經過我們旁邊。「是你沒關辦公室的門吧？」他問。
「我一天都在外面，」敏反駁道。
那是敏的老闆。她恨他。「他很自大，」她說。「廠裡沒一個人喜歡他。」幾分鐘後，她的老闆又經過我們，這次是要出去。他瞪了敏一眼。敏立場堅定地瞪回去。兩個人誰也沒說一句話。
「明天他會問我你是誰，」敏說。「我知道他會問，我告訴他你是個朋友，就是了。」私底下她叫他劉老頭。
廠門口的這十分鐘裡，我彷彿看到了敏的整個世界：和保安輕鬆自如的友情，年輕女人的冷漠和她失敗的墮胎，老闆無端的專橫。還有她立場堅定，對老闆寸步不讓。
敏的電工朋友出現了——他的手臂肌肉發達，寬臉，笑容羞澀——然後我們去一個街邊館子吃烤牛肉，紅燒魚，喝啤酒。漫長的一天即將過去，敏的不滿一下傾瀉了出來。「我以前那個廠，有一次我哭了半個小時，朋友想安慰我都不能，」她說。「我來這個廠，哭過兩次，都沒人知道。」
那個電工看著他碗裡的米飯，一言不發。
敏的怒氣轉到下午和我們一起去公園的兩個朋友身上。「我們的關係並不好，只不過假裝是朋友，」她說。「胖一點的那個？她只關心找男朋友。發了工資也不寄錢回家。她會幫男朋友付手機費，或者請男生出去吃飯。她長得也不好看！另一個，有過男朋友，但是發現他有外遇，就跟他分手了。那個男的給了她一塊手錶，她還是戴著。」
「你看到沒有，她們領這工資多不高興？她們都在想：我幹得這麼辛苦，就拿這麼一點兒？每天在工廠裡打工真是辛苦。」
然後，她衝著我來了。「你不可能知道這種感覺，」她說。「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前不久還想得到的東西，敏現在卻已經厭倦。當她意識到自己是裡面地位最低的一個時，加入辦公室的興奮感很快就過去了。每個人都把工作丟給新來的、最年輕的同事，而她唯一的盟友也不見了：她來辦公室兩個星期之後，招她進來的那個好心男人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北京了。現在只剩下敏孤軍奮戰，學習白領世界複雜的辦公室政治。她的新老闆，那個啤酒肚男人，前一年因為包二奶被工廠開除——因為沒有人尊敬他，敏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她的同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她出醜：她一進屋就沒人繼續說話，沒有人幫她上手新工作。她發現別人常常話裡有話，而她也必須學會聽懂弦外之音。「在辦公室，他們可能對你非常友好，但會在背後說你，」敏告訴我。「在廠裡你一個朋友都交不到。」
而階級上的越線也讓她更加孤獨。論年齡和背景，流水線上的工人和她最相近，但她已經不屬於那個世界了。辦公室的同事年紀更大，許多已經結了婚，和她毫無共同點。宿舍一到週末，就空了，因為其他人會出去看男朋友或老公。敏假裝不在乎，也從來不讓別人看到她哭。
4月，敏以前的老闆從北京打電話來要給她一份活。他現在做組裝電腦的生意，需要找個人來看店。他三十多歲，上過清華大學，也是東莞唯一向她表示過善意的成年人：這就是敏所知道的一切。她決定去北京。
她打電話給深圳的姐姐。
「你去幹什麼？」她姐姐問。
「看店，」敏說。
「工資多少？」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比這裡好。」
「你相信他嗎？」
「相信。」
「小心點。」
敏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我她的計劃：
不管怎樣我決定要去北京，給自己一個機會。我會把握好這種「大哥」和「小妹」的關係。但是終於熟悉了這裡的工作，我捨不得走……
快樂無法讓一個人成長。快樂讓人淺薄。只有吃苦才能使我們成長，改變，並且更懂得生活。
但是在這個無所依靠的地方，敏的情緒更容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覺得到北京去投奔老闆不妥當。他是個男的，又不是家裡人，讓她不信任他。結果她還是留在原地。
廠裡的產量增加了；現在宿舍從六個人增加到九個人。這麼多人有不同的輪班時間，晚上很難睡著，她再次想到離開。她的辦公室隔壁是人力資源部，敏常常看到有人在那裡排隊找工作。每十個人來應聘，才招進一個，許多來應聘的還有大學文憑。敏又覺得自己能有手頭這份工作很幸運。
她的工廠裡流水線工人一個月掙三百二十塊。這在東莞算低的，也讓敏感到不安。她總是跟流水線工人打招呼，但卻從未真的瞭解他們。「有些辦公室裡的人從來不跟工人說話，因為他們看不起工人，」敏說。「但是我也曾經當過工人。」
5月下旬，敏給我發了一條簡訊。我有個驚喜給你。現在還不能告訴你。哈哈。
我正在去看她的路上，腦海裡急速搜尋驚喜的各種可能。她跳槽了。她找了個男朋友。她還是決定要去北京。
我回復她：我很好奇。
也許你會覺得不好，她回道。哈哈。我希望你不會失望。
她在工廠大門口等我，我看到她把頭髮拉直了。髮尾呈不對稱的弧線；她那少女式的長卷發不見了。敏告訴我，她在髮廊用藥水燙了三個小時，花了一百塊錢。她剛拿到頭一份整月的工資。
她和我分享廠裡的八卦。她的頂頭上司比敏大幾歲，他跟女朋友吵了一架。那姑娘很聰明，掙的錢是他的兩倍，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知道，淪為笑談。那姑娘存了八萬塊錢；這個大家也知道。如果他們分手，他女朋友會要一萬塊錢作為跟了他七年的青春損失費。這就是東莞的風格：感情傷害轉為財務算計，而且廠裡的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的所有細節。現在這位年輕的上司要跳槽離開工廠，敏說，還有其他一些人跟他一起走。沒有理由再留下來，所以她昨天也辭職了。
「你決定要走了？」我問。她的決定快得令我窒息。
「我昨天交了辭職信，」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