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老闆，就是她不喜歡的那個劉老頭，問她為什麼想要走。
「我要回家，」敏撒了謊。
「你找別的工作了嗎？」他問。
「沒有，」她說。「我就是家裡有事。」又一個謊。
「你在這裡幹得不錯，」她老闆說。「你為什麼想要走？」這一次他對她倒沒有那麼無禮。但他也沒有同意。他跟她說，一個月之內他會做決定。
這就是敏的驚喜：她拉直了頭髮。她也將辭職付諸行動，跳回到不確定的狀態，但顯然她並不以為這是什麼新聞。
那天下午，我們去了敏工廠附近的一個小公園。四周被高層住宅樓包圍，裡面有一個小池塘，池水泛著激浪汽水一樣古怪可疑的綠色。孩子們在及膝的池水裡，往盆裡和玻璃瓶裡灌水。「我們老家游泳的池塘，水又深又清亮，」敏說。
「小時候，一到夏天，」她繼續夢幻般地說，「我們就種西瓜。離家走路十分鐘，大人搭起棚子，樹幹做支架，頂上鋪一排木板，蓋上草。我們整天坐在棚子裡守著西瓜，我爸爸晚上在棚子裡睡覺。」
「我的姐姐，表哥，兩個妹妹和我白天在那裡打牌，釣魚，游泳。我們有暑假作業，媽媽叫我們做但是我們不做。」
「我們會放幾個西瓜在河裡。水流很急，我們把瓜用繩子綁在岸上，這樣就漂不走。吃的時候，特別涼。」
我從未聽過一個打工族像敏那樣聊農村的事。
「如果我是你，我有你的條件和你的錢，」她說，「年輕的時候我會努力工作。但是歲數大一點我就回到鄉下找個人結婚，住在一個小房子裡。你可以住在一個棚屋裡，養幾隻雞。」她沉默了一會兒，在腦海裡編織我們倆都知道不會實現的幻想。
6月上旬，敏廠裡一個新來的工人被單衝機軋斷了左手的四根手指。一個星期後，同一臺機器吞噬了另一個新工人的三個指尖。兩名工人都沒有經過正式的培訓。在這個城市的車間裡，工傷次數直接受生產需求影響。冬天的淡季，工廠有足夠的時間培訓新來的工人；春天由於訂單增加，培訓常常被縮減，但大批沒經驗的新人恰在此時湧入工廠。因為流水線是按件計薪，旺季時幹得越快就意味著掙得越多——花時間培訓別人也沒有什麼回報。這就是東莞工廠的零和邏輯——利人意味著損己。
6月底，敏意外地晉升到廠裡的人力資源部。她的工作就是站在烈日下的人行道邊，說服路過的人加入她的工廠；第一天她招到十個人報名。她給新來的人介紹情況，帶他們熟悉環境，這些人很多年紀都比她大。敏現在沒有周末了，所以我們約在週五晚上九點她加班結束的時候見面，就在工廠門外的果汁飲料店。我前腳剛到，她以前廠裡的朋友黃嬌娥就到了，帶著一個小行李箱。她來這裡的流水線上工作。
敏跟我們談她的新工作。「我站在路邊說服別人到我們廠裡來工作。」
「你跟他們說什麼呢？」我問。
「我跟他們說，‘你們也許會覺得別的廠看起來更好。但是每個廠都有你看不到的問題。留在這兒，穩定下來不是更好嗎？存點錢，有些經驗，然後再決定你想做什麼’。」這話好耳熟；這是她爸媽跟她說過的話。
「但是這和你做的正好相反啊，」我說。
「沒錯。」她點頭微笑。「這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馳。」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這麼誇張地說話！」黃嬌娥說。
「這是我的職責，」敏為自己辯護。「你如果在我這位置也會這樣做。」雖然兩人互相調笑，對話也漸漸流露出尖刻的調子。這兩個姑娘曾經是朋友，是平等的。但現在敏在辦公室工作，地位比黃嬌娥這樣的流水線工人高得多。
敏到隔壁的攤子上給我買麵條。「如果不是因為敏，我不會到這裡來，」敏離開後，黃嬌娥坦陳。兩天前她來廠裡看過，但不喜歡這裡的條件。本來她昨天就要搬過來的，但她有點猶豫。今天她終於離開了以前的工廠，也沒有找人要工廠扣下的頭兩個月工資。跳槽有很多方式。工人可以向老闆辭職，獲准離開，並拿回工廠扣下的頭兩個月工資。也可以暫時離職，能保證回來後恢復原來的職位。一些要走的工人會跟老闆談判，要回他們被扣下的一部分工資。但是沒有比「狂離」更糟糕的了，而黃嬌娥就是這樣。
我問她打算在這裡待多久。
「看吧，」她說。「我在考驗他們，他們也在考驗我。」
敏回到我們這一桌。「如果你幹得好，會升上去的。」她補充道，仍然以辯護的口吻。「我們的工資也不高，一個月八百塊。如果你加班的話，可能賺得比我多。」
「但是我會累死的！」黃嬌娥說。
「累也有不同的累法，」敏說。「我現在的工作，就是身心俱疲。」她正在這個世界裡向上移動。她的新工作包括給訪客端茶倒水，她還上了一個為工廠經理開辦的英語課，每週一次。「你知道pardon是什麼意思嗎？」敏問黃嬌娥。當她的朋友說知道的時候，敏看起來有點失望。
敏還有別的新聞，直到黃嬌娥反覆慫恿她才開口。一個男生從家裡出來到東莞，找了一份流水線的活兒。他和敏讀中學的時候談過一段戀愛，但她已經三年沒見過他了。上個星期，他來看敏了。
「我們之間還有感覺，」她宣稱。接著，突然之間——「但是他很矮，只有一米六五。」她詳細介紹，「他抽菸，喝酒，打架。他家裡條件不好。他有個後媽。」
「他家裡是做什麼的？」我問。
「我不知道，」她說。「我也不想知道。最後我們還是得靠自己。」
之前兩個人一起過了一天。午飯的時候敏給這位前男友倒茶，而他盯著掛在敏腦袋上面的電視機。中國的廉價餐館裡，總會有一個音量調到最大的電視機，老闆和夥計的眼神總是粘在螢幕上面。
「為什麼不聊聊？」敏戳了一下他。「你為什麼一直看電視？」
他走了之後，敏給他發了一條簡訊。你覺得我們這一天過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有壓力，他回信說。我的心情很複雜。
昨天晚上他們通過電話。敏直奔要害。「你覺得我們有未來嗎？」
他跟她說，需要三天時間來考慮。
「所以我兩天後就會有答案了，」她說。「他說什麼我都可以。」以這個學廚師的男孩為中心，她已經開始編織夢想了。「我們可以回家開個小餐館，」她說。「這打工沒有前途的。」
「你想結婚嗎？」我問她。整段對話讓我吃驚。
「不是那麼回事，」她不耐煩地說。「我現在十八歲了。我不想浪費時間。如果他對我不認真，我要他現在就告訴我。」
最後，對於敏來說塵埃落定。三天後的早上七點，她收到一個簡訊：我在廠門口。她不信，跑下樓去看個究竟。是她的前男友，下了夜班，坐巴士到她的廠。敏要上班，所以這個男孩子在外面等，從早上八點一直等到中午。他們倆一起吃午飯，然後他走了，敏回去上班。
「他有沒有說你們還有未來？」我問。
「他沒說，」敏說。「但是因為他來了，我就知道了。」
她最近坐巴士——兩小時的車程——去跟他共度整個下午。「他不高，不帥，沒錢，工作不好，」敏說。
我在等她宣告這些缺點之後說點什麼。
「但是你喜歡他，」最後我說。
敏什麼也沒有說，但她笑了。
現在這個男孩要離開東莞，因為他爸爸要他在離家近一點的地方工作。敏還沒來得及找到一個穩定的未來，這個男孩就消失了，但她沒有心煩意亂。「我們會用手機保持聯絡，」她說。她也沒有原地踏步。那個月底，老闆批准她離職，還給她扣下的頭兩個月工資。敏又去了人才市場。她在原來廠裡的人力資源部剛好做滿二十四天，憑這個她能建立起新的事業。
在這個無情的城市，東莞的人才市場是最冰冷堅硬的一個地方。花十塊錢，每個人都能進去，在裡面的公司攤位前參加幾百個招聘職位的面試。但進去需要勇氣——要跟陌生人說話，推銷自己，還得面對四周每個人都聽到自己被拒絕時的尷尬。敏討厭人才市場，因為它讓她覺得自己「可以取代」。職位列表把人降格成一個個條件，這些必要條件很少超過二十個詞：
b前臺。聲音甜美。貌美氣質佳。會office軟體，說粵語。/b
b車工。18—22歲，男，有外企經驗。不近視。皮膚不敏感。/b
b銷售員。吃苦耐勞。男女農村戶口皆可。非獨生子女。/b
忙碌的週六，東莞最大的招聘會能吸引七千人。九十點鐘的時候，所有人都會擠成一團水洩不通，誰都動不了。偶爾，一小團人會衝出重圍蜂擁到某個攤位前，也不清楚為什麼一下子這裡的工作比別的更誘人。最受歡迎的攤位前擺著噴繪的海報，通常上面印有長長一溜沒有窗戶的大樓，周圍是水泥景觀。簡陋的攤位只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拿著寫字夾板。整個人才市場有一個街區那麼大，填滿了一座四層樓的房子，這裡過去有一家卡拉ok廳和一個保齡球館。看起來，買賣人的未來比娛樂業還掙錢。
b秘書。18到25歲。身高155或以上。五官端正。/b
b保安。20到26歲。身高172或以上。/b
歧視是通行的規則。老闆喜歡他們的文員是女的，貌美，單身，同時對某些特定技術工作的招聘只考慮男性。一家工廠可能會封殺河南人；另一家廠可能會拒絕聘用安徽人。有時候一個應聘者的全家都要通過嚴格審查，因為有兄弟姐妹的人肯定比獨生子女更能吃苦耐勞。要是你身高低於一米六，保證在人才市場鎩羽而歸。
中國人對身高的迷戀無處不在。這個國家對營養不良甚至饑荒有著鮮活的記憶，身高標誌著殷實，也有劃分階級的功能：在任何一個建築工地上，造房子的農民工都要比那些住房子的城裡人矮一個頭。在西方，體力勞動者的身形可能比他們的白領同胞要大一些，但是在中國恰恰相反——受過教育的人確實要低下頭來看那些更低階層的人。對女性來說，最光鮮的行業往往緊扣著對身高的要求。「如果我再高十釐米，」有一次一個美髮店裡工作的姑娘跟我說，「我就能去賣小汽車。」
年老是另一種劣勢——在人才市場，一旦超過三十五歲就表示年紀太大，這是大多數職位的年齡上限。「三十五歲以上的人思維和動力都不如年輕人，」人才市場運營公司開辦的推廣報紙上，一個工廠經理這樣說。報紙還這樣建議三十五歲以上的人群：「別總談論你過去的經驗。你必須有從零開始的心態。」自相矛盾的是，年齡限制也是向上流動地位提升的證據。在一個做床頭板的公司攤位上，職位列表和目標年齡看起來就是職業晉升的時間表。
b成本會計：25歲/b
b市場部經理：30歲/b
b生產副經理：35歲/b
最普遍的職位空缺是文員，前臺，銷售員，保安和廚師；模具設計和機修也很搶手。一家公司在找「具備操作日本三菱和富士通機器技能」的人。職位頭銜詳細具體，有時也不知所云：b圖樣分組工。貼花工。壓力容器電焊工。/b在這裡，現代中國的工業力量分散成各種碎片，而這些碎片就是人。
人才市場的面試簡短而誠實得不留情面。招聘者不會假裝這是你寫信回家報喜的好工作；應聘者也會毫無顧慮地承認他們的無知。難得有面試時間超過五分鐘。錄取常常是當場敲定的，沒有人會去查應聘人的背景或推薦信。
在恆豐模具廠的招聘攤位，一個年輕女人坐了下來。
「我們的工資不高，」招聘員立刻說。然後：「你會用電腦嗎？」
「會，我在學校裡學過電腦。」
「好吧，我們這兒薪水只有六百塊。」
另一個攤位，另一個女人：「你會做什麼？」
「我跟客戶保持聯絡，多半通過電子郵件，如果他們來辦公室，我可以接待。如果是技術性的活兒，我什麼都不懂。」
你會做什麼？在找工作需要大學文憑，需要花錢，需要有關係的中國大多數城市，這種問題很少見。在東莞的人才市場，你從來不會聽到：你上什麼學校？你認識誰？或者至少問一句：你是本地的嗎？問題總是：你會做什麼？你會電腦嗎？你會英語嗎？職位列表通常手寫在預先印好的卡片上，按照標準表已有格式列出資質要求。在戶口一欄的旁邊，僱主通常會寫上他們要招聘職位的性別，而在職位的旁邊，公司會寫上身高要求。
不是每個來人才市場的人都敢進去。走道上巨大的電子招聘欄前擠滿了一大群人，就好像命中註定只能目視榮華富貴的應許之地卻永遠不會進去。招聘欄上的列表好像股票價格一樣，不停地向上滾動，一大群人目不轉睛，看得入迷。
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場，心裡完全清楚她應該怎樣做。她定高了目標，只接觸那些人力資源部空缺的公司。「文員的職位很低，所以我不會找那種工作。」敏面試的時候，她詢問公司員工的流動情況和公司規模；她要找家小一點的工廠，少一些需要取悅的上級。她婉轉回避那些問她為什麼離開之前工作的問題。有一些私事，敏說，她不想談。
這一次，她並不比其他人更誠實。在神興橡膠工業公司的攤位前，她跟招聘員說她在人力資源部工作過一年。「如果你說的時間短了，」她後來跟我解釋，「他們會覺得經驗不夠。」她被錄取了，工資比前一任員工漲了五十塊一個月。
敏兩天後開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資源部上班，這家公司製造手機和電腦鍵盤的塑膠零件。她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日休息。她這一級的工人四個人住一間房，裡面有洗手間和電話。她一個月掙八百，包吃包住——和上個工作一樣，如果她做得不錯，還有漲工資的機會。
敏的新工作是記錄工廠四百名工人的聘用資料、員工表現、懲罰記錄以及工資。過去她的部門是管機器的，現在是管人，看起來更適合她。當工人聚集在工廠大門的時候，她會篩選要聘用的人。你有身份證嗎？打算在這裡做多久？
謝謝，她告訴那些不對她胃口的人，我們現在不招人。
每個月的10號，工廠老闆的臺灣老婆會來給工人發工資，並且拜佛求福。敏跟著老闆娘在工廠裡轉，去餐廳，去大門，去每一臺危險的機器——兩個人會求佛祖保佑工人平安，生意興隆。敏也會悄悄地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和已經在另一個世界的爺爺奶奶，但這些事她沒有跟老闆娘提起過。
她對辦公室政治也更為應對自如了。剛來不久，頂頭上司叫她去辦公室。他告訴敏，她這個位置上的前任員工很喜歡多嘴，還犯過錯。「你不喜歡多說話，」他觀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說話的時候，」他說，「就得說。不需要說，就別說。」這就是中國職場的生存秘則，但之前沒有人和敏分享過。
對父母，她也更老練了。敏沒有告訴他們她辭職了。她先找到一個新工作，寄一千塊回家，然後打電話告訴父母辭職的事情。寄回家的錢就預先讓他們吃驚到無話可說。「他們不知道外面是什麼樣子，」敏告訴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訴他們。」
她認識的每個人都在不斷變化，許多人也在晉升。她在深圳的姐姐被提為行政秘書；她的表哥在廣州做經理。以前工廠裡的兩個朋友分散了。梁容回家了，跟她父母選的一個人結了婚。黃嬌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廠，在敏辭職的同一天也離開了，她在東莞另一個廠裡找到一份生產文員的工作。敏以前工廠的上司也回東莞了。他從北京回來，在一家臺灣插座廠上班，但是敏拒絕和他見面。以前那個廠的工人說，他對敏有興趣。敏回想他之前發來的簡訊——你的大哥想你了——判斷的確是這麼回事。終究，這個唯一對她表示過善意的大人還是無法得到信任。
小工廠也有小工廠的問題，敏也漸漸發現了。工作場所雜亂無章，她的職責也不明確；敏緊趕慢趕才能做完所有扔給她的活兒。她的新上司，和以前那個一樣，缺乏安全感，等級觀念很強。敏發現許多中國男人都有這個缺點。敏沒有凡事都向他彙報，他就很不高興。敏和保安關係好，他也會不高興。而他的反應就是面試敏這個職位的新候選人——同事，對手——而不告訴她。她是從辦公室前臺那裡聽到的。
2004年8月，來這裡兩個月之後，敏領了工資就走了，跟誰也沒說。一個之前的同事進了深圳的一家廠，請敏跟他一起過去工作，她決定去。她在工廠附近的一家旅館過夜。睡著的時候，一個人撬了她的門。小偷拿走了九百塊錢和她的手機，這是她唯一儲存東莞所認識的所有人號碼的地方：介紹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來後交到的朋友，和已經回老家的男朋友。
手機是農民工買的第一樣大件。如果沒有電話，和朋友保持聯絡或是找個新工作都幾乎不可能。工廠間往來的信件經常遺失，往工人宿舍打電話——可能是一百多人共用一個走道里的電話——非常困難。在工廠裡，辦公室的電話通常會被設定成無法撥打外線電話，或者接通幾分鐘後自動斷掉。無論如何，大家如此頻繁地跳槽，宿舍和辦公室的電話很快就過時了。在這個永遠都在變動的世界裡，手機就是磁北，是把一個人固定在一個地方的東西。
我是經歷過教訓的。來東莞的早些時候，我和許多剛來的人交朋友。她們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於是我一個接一個地跟她們失去聯絡。我認識敏的時候，決定給她買個尋呼機，但這個產業在過去幾年中衰敗得迅速而徹底，以至於我在電器商店說要買個尋呼機的時候，銷售員們都笑話我。我送給敏一個手機，這樣我就不會失去她。
在打工者的世界裡，手機是對城市生活無情步調的隱喻。一位鞋廠的經理這樣總結打工遷移生活中的種種脫序：「在老家他們連電話都沒有，突然間來到這裡就用起了諾基亞6850。」一個賣保險的女孩跟我形容鄉下的生活：「在老家，手機從一個人傳給下一個人。」人們用手機術語來描述自己：我需要充電。我正在自我升級。打工女孩的父母本能地不信任手機，一些家長禁止他們的女兒買手機。這種通訊工具允許甚至鼓勵和陌生人私密聯絡，而這是農村的公共生活所萬萬沒有的事情。
姑娘要是想讓小夥子知道自己對他有興趣，可能會主動幫對方付手機費。戀人們共用一個手機以宣告他們的關係專一，雖然有時候一方偷看另一方發給別人的簡訊，會導致感情破裂。我認識的打工族會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手機上——為了更便宜的通話套餐不停地變換號碼，去另一個城市的時候換一張手機卡以節省漫遊費。這就是東莞的短線心態：為了省幾分錢，不惜和一些人永遠失去聯絡。
中國的手機市場全球第一，打工族是主因，但手機業對這類使用者的態度很複雜。一個通訊業的朋友告訴我，這個市場經濟不振就是因為農民工；據稱農民工拉低了通話費率，因為他們只願購買最便宜的服務。流行文化也受到他們的消極影響：近幾年中國流行音樂的品質惡化，有人告訴我，是因為農民工選擇最粗製濫造的歌曲作為他們的手機鈴聲。
在東莞有幾百家工廠生產手機零件，大約每三家零售商就有一家是賣手機的。這個城市買賣失竊手機的生意也很紅火。某些特定的地區是著名的手機失竊高發地帶；有一種戰術是小偷騎著摩托車靠近人行道，減速，從正在通話的行人耳邊把手機搶走。偷來的手機可能會換上一個新殼，當做全新的賣掉。生產出來的，賣掉的，偷來的，重新包裝的，再賣一次的，手機就好像是東莞經濟核心中無盡的再生資源。
手機也是敏和這個城市的紐帶。隨著手機被偷，一年半的友情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消失了。她再一次孑然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