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其他人都蓋了房子，」她爸爸跟她說。「我的怎麼還沒蓋呢？」
「我還想這麼問你呢，」倩倩反駁說。
家裡人總想從村裡遙控他們的女兒。寄錢回家。別在外面找男朋友。快點結婚。回來。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廠裡的電話——她想和他們說話時，就會給家裡打。他們總是在家。
裕元廠周圍的街區有很多消費和提升自我的機會。週末的下午，希望電腦培訓中心擠滿了坐在電腦前學習word和excel的工人（外面的廣告牌用英文寫著microsoftworb）。一家店裡的男式白襯衫賣二十塊錢，還有照相館提供一系列人們夢寐以求的生活背景：田園風光，羅馬石柱，鄉村別墅。各個零售商也用地方特色聊解鄉愁：b河南周口芝麻餅。武漢剃頭/b。有一家店的一面牆上擠滿了一排塑膠的電話亭，只有在流動人口多的地方才有這種生意。對面的牆上貼了一張全國各大城市的火車時刻表：二十五小時到寧波，四十小時到成都。上江城健康站打出廣告，一分鐘妊娠檢測，性病治療和人流。裕元廠裡的診所也能做人流，但幾乎沒有人會去那裡做。在街邊的診所做，手術是一樣的，而且不會被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裕元廠門外看到一個男人衝著一個耳麥，像老式馬戲團攬客那樣吼，話說得很快。「如果你胃疼，如果你背疼，如果你有風溼，這就是你需要的。」空氣裡瀰漫著酒精的氣味，人行道旁鋪了一條毯子，上面擺著幾條幹蛇和一隻海星的標本，還有一些裝了冰茶一樣黃褐色液體的瓶子。那些蛇，顯然已經死了，在一個塑膠簍子裡糾結纏繞。男人拿棍子扒拉著蛇，好像在燉湯一樣。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乾咳連連，一點都不像有資格給別人提供醫學諮詢的。儘管如此，一群年輕的男女還是大聲地叫他，衝他要手上的傳單。
b蛇酒補腎/b
藥方：該產品主要構成包括眼鏡王蛇，金環蛇，銀環蛇等全部七種毒蛇以及其他各味中草藥。
用法：早晚喝，每次半兩或一兩。
另一天，同一條街上，一個男人匍匐在地，兩條跛腿彎曲在身體下面，用一截粉筆在人行道上寫字，一群外來打工者圍成一圈，看他的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兒子病了，他從家裡出來討錢。男人的罐子裡有幾張鈔票，我看的時候又有兩個人給了他錢。
裕元廠前面的主街道上，兩家商店隔開的窄牆縫間常有小巷子向後延伸出去。這些小路上四處散佈著垃圾，樓房的牆壁上貼滿了淋病梅毒診所的廣告。在中國，賣淫盛行的地方就有這些傳單像皮疹爆發一樣到處都是。在一條巷子裡，我有次透過窗戶看到一間平房裡面。年輕的姑娘們坐在陰影裡，埋頭縫著東西。這也是個工廠，最差的那種。
在裕元工作的姑娘很少會冒險走到這種小路上來。這些巷子並不通往那些開著更多電腦班和髮廊的街道；小巷的盡頭是農田。就在工廠世界的邊界外，已過中年的男女在綠葉菜田上勞作，天上的雲，也保護不了他們免受日光暴曬。
中國傳統的農曆把一年分為二十四個節氣，每隔兩個星期就有農作的指令。一年始於立春，這是春天的開始，在每年2月4日或5日，也是春播的時節。農曆決定什麼時候種瓜，種豆，種雜糧，甜菜，葡萄；什麼時候收水稻，收小麥，收蘋果，土豆，蘿蔔和白菜。農曆還會預報高溫和大雨。它指示農民在合適的時日防風，打蟲，積肥，除草，灌溉，修欄，過年。農曆標準在西漢時期已經確立了，有一些地區差異，從那時起它便一直統治著農村生活的節奏，至今已有兩千多年。
裕元廠裡的姑娘對農業作息一無所知。回家的時候，父母通常不會讓她們幹農活；如果去田裡幫忙，她們會曬傷，也會因為農活不熟練而起水泡。一個打工女孩向我描述在家裡典型的一天：她和家裡人一樣按農民的作息起居，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電視。
我6:30起床。我看電視——新聞焦點，然後是電視劇。一直看到下午一兩點。睡個午覺，周圍散個步。吃晚飯，然後十點睡覺。
全球製鞋業的歷法也在春天開始加速。3月，機器開轉，4、5、6月加速運轉，在歐美夏季海運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當農曆催促農民們在雨季來臨之前趕緊夏收的時節——製鞋業陷入蕭條狀態。8月的訂單量下降到最低，有時候生產線只運轉全部產能的百分之二十。9、10月的生意多了起來，機器不停轉，顯示生產緊張期即將到來。11月到12月初是拼老命的時間，每個人擰緊發條加班，全力應付聖誕節蜂擁而至的訂單。聖誕節過後，節奏慢了下來，直到春天再次到來。
姑娘們很快就瞭解鞋子的節氣，以及每天的節奏。在裕元巨大的車間裡，做運動鞋是一種掐著秒錶的科學。每個流水線的操作檯前面都有一個塑膠標牌，寫明一個工人需要多少秒完成一道工序。裕元廠的流水線做一隻鞋子的時間從四年前的二十五天下降到現在的十個小時，每個工人制鞋的產能增加了百分之十。
車間有自己的等級制度。最好的工作在研發部門，那裡的工人做少量的樣板鞋，沒有多少生產壓力。裁斷工和鞋底工次之：她們是流水線上的排頭兵，決定生產節奏，享有更多的自由。壓力最大的是縫紉和組裝工，她們夾在生產流程的中間，前後端都給她們施加壓力——上游的工人給她們加碼，下游的人催她們更快一些。沒有什麼出錯的餘地：質檢和消費者都瞄準了流水線的下游的部門，因為成品鞋上更容易發現瑕疵。工人們有個說法：
縫紉的罵死了
組裝的乾死了
裁斷的玩死了
1989年裕元開了它在中國的第一家廠，那時候韓國佔據著全球的運動鞋市場。前頭的十年，裕元經常讓工人們幹到半夜，一個月只放一天假。「只要你給這些品牌報一個特定的價格，他們不會在意你怎麼管理工廠，」裕元東莞的阿迪達斯生產運營主管艾倫·李說。「我們不討論給不給加班費，不討論廁所裡放不放衛生紙，工人該不該洗手，或是一間宿舍裡睡幾個人。我們採用高壓的管理辦法：這是你的任務，就算三天三夜不睡覺，你也要幹完。」
中國的勞動力廉價，而且積極性高，很適合縫製鞋子這種勞動密集的產業，在90年代中國成了行業領導者。美國的一些大品牌商因為工作條件惡劣而受到工會和工人權益組織的抨擊之後，耐克和阿迪達斯也開始敦促供貨商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裕元變成了一個每天只上十一小時班的工廠，每個星期日放假。許多工人辭職了，抱怨說加班費不夠。公司為此還設立了一個事業部門監管工作條件，並開了一個心理諮詢室，工人可以去那裡尋求幫助，提交投訴。裕元也改善了安全措施，禁止使用有害的化學品，放棄了軍隊似的廣播體操。但是在各大品牌商敦促工廠善待工人的同時，也對工廠施壓以削減成本。這些目標有時候是自相矛盾的。裕元的阿迪達斯部門過去會免費給工人發制服。但是因為阿迪達斯要求削減成本的壓力，裕元開始向工人收取制服費，但阿迪達斯又同時反對這項舉動。於是裕元乾脆取消了制服，工人們現在上班只穿自己的衣服。
2001年，為了提高裕元的效率並削減成本，阿迪達斯發起了一個精益化生產的專案。工人說他們現在工作的時間變短了，但流水線上的壓力更大了。生產目標被精確的打包分配，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一條流水線被重組為幾個小團隊，這樣工人可以隔幾天換一個活兒，而以前他們可能一整個月做同樣的事。這使得生產更加靈活，但也讓工人們筋疲力盡。同時以效率的名義，住宿安排也重新洗牌，工人們被規定和同一流水線上的同事，而不是和朋友們住在一起。
全球時尚的更迭週期加速增加了壓力。十年前，大的運動鞋品牌給工廠九十天時間完成從訂單到發貨的流程；幾年前這個期限變成了六十天，而現在只有三十天。訂單量逐漸縮小，以備時尚潮流轉變時能快速反應，而工人們就生活在這種難以預測的週期中。只有到星期四老闆才會告訴他們星期六是否需要加班。旺季的時候，鞋底部門要兩班倒；日夜輪流，一個月日班，一個月夜班。他們的生物鐘被打亂了，也變得疲於奔命。
公司的高管們說市場需求只會讓裕元變得更好。「如果沒有壓力，我們就不會進步，」艾倫·李說。「就像達爾文說的，適者生存。」阿迪達斯的一項調查發現，工人們最初會覺得精益化生產專案帶給他們壓力，但過一段時間，這項調查表示，他們就適應了。
8月是灌溉玉米和準備種植冬麥的時節。在裕元的工廠裡，新的一季比預期要來得早一些：這是奔向聖誕節的長距離助跑。夏天的清閒日子過後，姑娘們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星期六也一樣。流水線上，她們幹得更快，話也更少。但是她們的身體開始反抗了。
「我頭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說。「本來應該是淡季的，但是我們有這麼多訂單。」前一天，她剛過二十二歲；她本來打算去看最好的朋友慶祝一下，但後來只能在加班中度過生日。
宿舍樓的j805室裡，賈紀梅剛從家回來。她坐在下鋪，無精打采，面無笑容。
「家裡怎麼樣？」我問她。
她淺笑了一下。「還好。」
「你都做了些什麼？」
「啥也沒做。我想過不回來了，」她慢慢地說，好像剛從夢中醒來。「但是家裡沒事幹。如果家裡附近有事幹，離家近一點就好了。但是沒有事做。回到這裡我很不舒服。我真的不想回來工作。」
上鋪的吳永麗，情緒要開朗一些。她十九歲，五官清秀，小臉，在這個夏天的早晨，她穿一條優雅的黑細帶長裙，脖子上戴了一條有心形小盒墜子的貼頸項鍊。「別管她，」吳永麗說。「她還沒調整回來呢。」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變化：工廠每年都會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為了顧及這一年新進和離職的人，以確保每個生產團隊住在一起，但這讓每個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們在這兒已經有朋友了，」賈紀梅說。「現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們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這樣規模的工廠裡，曾經朝夕相處的姑娘們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們的朋友。許多人從此失去了聯絡。
搬完宿舍後，倩倩消失了，整個9月我都在找她。我多次拜訪她的新宿舍——就在她從前的宿舍樓下第四層，但她的室友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她們也問起我失去聯絡的幾個姑娘的近況。我給倩倩在安徽農村的家裡打電話，她爸爸說她還在裕元工作。根據廠裡的記錄，張倩倩，28103號員工，八廠，b樓，裁斷二組，仍然是一個在冊員工。從檔案上看，她住宿舍，在流水線上工作，為阿迪達斯的鞋面裁斷布料。但她本人卻已經消失不見了。工作日程和秒錶似乎把工廠生活管理得有條不紊，她的消失不啻為一種諷刺。
從裕元廠大門出來，下到主街，穿過飲食攤和商店一溜排開的髒亂小路的迷陣，抵達一個紅磚住宅的街區。住宅樓的門是用鐵皮做的。這裡滿是坑坑窪窪的空地和爛尾樓，感覺太過擁擠，卻又如同廢墟。在珠三角漫長的夏日裡，居民們穿著內衣或睡衣坐在室外搓麻將，雞群就在腳下的泥巴里啄食。
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裡認識的一個姑娘帶我到這裡來。她領著我穿過巷子，來到紅磚住宅，爬了好幾層樓，然後穿過一扇鐵皮門。我們進入一個單人間，裡面放了一張雙人床，一張海報貼在靠床的牆面。
b成功/b
成功感覺離你非常非常遠，而失敗，反而看上去總是跟隨著你。你必須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征服失敗，然後成功就會向你走來。
海報旁是一張從日曆上撕下的圖片，一個半裸女人懷抱一個希臘水甕。坐在床上，穿t恤和牛仔短褲，光著腳的，正是倩倩。她看到我的時候，朝我笑了一下，那一絲微笑轉瞬即逝有點勉強，好像她並不樂意被人發現。
8月的發餉日後，她退出裕元，離開流水線，沒有獲得離職批准，也沒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從那個時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個名叫葛莉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處。她在考慮，是回家還是換一家廠。
「你為什麼離開裕元？」我問倩倩。
「沒意思，」她說。儘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問她幾次，她都不願意再說什麼。
之後的幾個星期，生產的壓力持續增強，因為聖誕節快來了。在農村這時候是立冬，正是為牲口修柵欄的時候。11月一個週日的下午，我路過鐵皮門的紅磚房，問葛莉是否有倩倩的訊息。
她有些日子沒見這個朋友了。「她還在猶豫是要回家還是再進裕元上班，」葛莉說。
「那她到底在想什麼？」我問。
葛莉搖搖頭。「我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我們沒聊過。」葛莉最近離開了裕元，正在打算帶她的新男友回家見父母。她一旦離開，我就沒有辦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許這就是打工界對「失敗」的定義——並沒有什麼說得出的意外或悲劇，而只是漸行漸遠，直到一個人消失在視線之外。
我最後一次去裕元是2005年的1月。打工女孩們身穿薄棉襖，冷得縮著肩膀。受凍看起來是個務實的決定：東莞的冬天不長，花錢買件暖和的外套並不划算。我進去的時候，賈紀梅剛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時候笑了笑。她的頭髮挑染成了深紅色。
聖誕節一過去，廠裡的活兒開始放緩，現在是傳統農曆佔上風。剛來東莞的打工族，總是孤單而茫然地四處遊蕩，那些要回家的人就不一樣。他們昂頭挺胸成群結隊地走著；他們看起來很開心，也認得路。他們口袋裡有錢，手裡大包小包拿著帶給家人的禮物——cd唱機，被褥，給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現在是農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節，但在東莞的年曆上，現在是收穫一年辛苦所得的季節。這才是唯一重要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