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現在感覺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樣，」她說。「在廠裡我是陳華。當有人喊蔣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應過來，這就是我。」
她的主動性很強。她已經上過一個電腦班，還在宿舍的走廊裡鍛鍊，保持身材。她隨身帶一本英語短語口袋書，以便在業餘時間學習——很高興認識你。好久沒見，久違久違。我們吃完飯告別的時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從廠裡圖書室借來的關於推銷的書。她的夢想是在辦公室裡當一名秘書。
課堂上從來不談道德這件事。學生們學習辦公室的世界如何運轉，並運用學到的知識一路說謊，騙到她們本不勝任的工作。如果這種詭計有用——事實也常常如此——事後無法避免的是給以前的老師慌慌張張地打電話：我現在該怎麼辦？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鄧老師一起坐計程車去拜訪一些學校，他的電話響了。
「你好嗎？」他說。「生產力協調嗎？好的。比如說一個工廠有三個生產區，每個生產區每個月能造一萬臺電視機。這就是生產能力。如果其中一個生產區已經滿負荷，但還需要趕訂單，那麼它可以和另一個生產區協調，借用一些生產能力。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掛掉電話之後，他告訴我一個以前的學生剛剛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應該怎麼幹，也不想把自己的無知暴露給同事。「我有些學生一兩年後還在給我打電話要建議，」他說。老師不會直白地告訴學生們不需要誠實；這就是生活的現實。我和鄧老師比較熟之後，問了他這個問題。
「找工作面試的時候，」我說，「女孩們經常被問起她們有沒有經驗，她們說有，但事實上沒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這個話題，鄧老師倒毫不避諱。「是的，然後下一個問題是，‘你之前做過什麼工作？’我們教給她們工廠的細節，這樣她們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們在說謊，」我說。
「是的。」
「要是她們不想說謊呢？」
「這取決於她們自己，」鄧老師說。「但是太老實的人會被社會淘汰。」後來我從他的學生，而不是鄧老師那裡瞭解到，智通學校販賣假文憑。每張文憑外套一個軟皮塑膠殼，就像一些姑娘隨身帶的廉價相簿一樣。一張偽造的大專文憑要花六十塊，而中專文憑的價格大概是一半。正規教育在東莞不受重視，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麼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個夜晚，陳英穿了一條黃色長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來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場諮詢會上發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樣，穿牛仔褲和運動鞋。今天這身行頭是在宣告她現在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辭掉了廠裡的工作，每週有三天去人才市場，希望找到一份文員或者銷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鄧老師說的，沒有必要緊張，」她告訴我。「事實上，我挺喜歡參加面試的。」之後的一次課，陳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淺黃綠色蕾絲邊的紗裙，白色長筒襪，高跟鞋。上課前，我看到另一個班上的女孩走到陳英面前自我介紹。陳英站起來和她握手，兩個人聊了一會兒。
我從沒見過打工者這樣同陌生人握手，說話。甚至城裡人也無法做得如此揮灑自如。中國人不善於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們已知世界——家庭、同學或同事——的一員，那麼通常的反應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們在聚會上簡直無可救藥——只要他們認識誰，就一直跟誰待在一起，像是一個飛行編隊裡的飛機，牢牢鎖定他們知道的唯一位置。
白領班強迫學生從小團體中掙脫出去。在期中，每個人都必須做一次自我介紹。演講總是以同樣的方式開始：我和你們一樣。對於一個開講自己故事的人來說，這有點搞笑，甚至不太真實。但也許只有先確定自己是這個團體的一員，一個年輕女孩才能獲得離開這個團體的勇氣。當陳英那天站起來和陌生人握手，她讓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國人。
學生們終於解除了對於公開表達的恐懼，開始搶著回答問題。她們主動和老師打招呼，跟我說話。大家喧鬧而健談，彼此都是朋友。但是該要脫離這個群體的時間也快到了。現在女孩們互相打招呼的時候，第一個問題是：「你去過人才市場了嗎？」去過的人講述她們在那裡的經歷，就好像剛從遙遠的異國他鄉遊歷歸來，那裡的人們冷酷無情，盤問不休：
她問我，「如果你試著推銷給客戶，但是那個人拒絕了，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說，「碰到這種事情很正常。」
面試的時候她們問我，「如果三部電話同時響起來呢？你會怎麼辦？」
我說，「我會把所有電話都接起來，看看哪一個最重要，先處理那一個。」
一個身材苗條、剪了男生頭髮的女孩，描述她在華為科技公司的面試。
我一直都很想在華為工作，所以我去了他們的招聘會。一群人坐在一個房間裡，招聘總監指著一個人問一個問題。然後她會說，「好吧，你可以走了。」
後來只剩下我和三個男人。那個總監看著我說，「你不合適。你可以走了。」
我想：「這太丟人了！這個總監根本就不認識我。她怎麼知道我合適不合適？」所以我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走。
然後那個總監問其中一個男人，「跟我說說你最自豪的那一刻。」
他很緊張。他說他還在找工作，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成就。
我輕輕地告訴他，「你可以想一下在學校裡有什麼值得自豪的事情。」那個總監聽到我說話，看著我。
最後三個男人都被淘汰了，只有我剩下來。總監看著我，然後說，「那三個都是你的競爭對手，你還在幫他們。為什麼？」
我說，「我不覺得他們是我的對手。如果我們被選上了，以後就會成為同事，我們就要互相幫助。」
總監說，「我跟你說你不合適，但是你沒走。為什麼？」
我說，「你一點都不瞭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適。我本來對華為的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必須說，我對你今天對待求職者的態度很不滿意。無論我會不會成為華為的員工，作為華為的消費者，我很不滿意。」
那個女人笑了。她對我的回答很滿意。我被錄取了。
6月2日一開始上課，教口才的端木老師宣佈了一件激動人心的事。「好訊息。一個學生已經找到工作了。」教室裡炸開了鍋。一個名叫馬曉楠的姑娘找到份差事，擔任前臺接待員。她是全班第一個踏上新崗位的人，這也提醒大家行動的時候到了。那天的課，和之後所有的課程，都把重點集中在求職上。端木老師談到怎樣向招聘者介紹自己，怎樣爭取面試機會，如何識別和避免傳銷。下課的時候，每個女孩都站起來背誦自己的座右銘。
世界上最可悲的，就是沒有目標，沒有夢想的人。
因為年輕，所以自信。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自己。
馬曉楠再也沒來上過課。這是她成功的唯一標誌：她消失了。
蔣海燕也想離開。她開始去人才市場練習面試，但是她在偉易達的老闆反對她這麼做。他很缺人，需要她幫忙。蔣海燕自然而然地求助於另一個謊言——她在深圳的表姐說她廠裡有個前臺空缺要招人——但是老闆懇求蔣海燕留下來。
「我想辭職，」她告訴我。「但是這種事不容易談。」
「你老闆是個壞人嗎？」我問。「他聽起來不像壞人。」
「不，他不是個壞人，」她說。「但是好幾個人都走了，所以他很缺人。」
「如果你做了決定，」我說，「你就得告訴他你想走，他應該放你走的。」在我看來，她的左右為難是典型的中國式的糾結。她靠說謊得到現在的工作，然後在職業階梯上一路說謊向上爬；她對誠實與否毫不顧忌。但是現在她的老闆讓她為離開團隊而產生內疚感，對此她看起來無力應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同他人保持和諧是為人處世的重點。道德羅盤不見得指向對或錯；同周圍人的關係才是關鍵。如果想擺脫這一切，需要耗盡你所有的力量。
一天課後，蔣海燕向禮儀和化妝老師吳晨尋求指導建議。吳老師立刻接過她的問題。「你在哪裡工作？」她問。
「在倉庫。」
「去過人才市場嗎？」
「去過。」
「離開是你的權利，」吳老師說。
「但是他們扣了我一個月的工資，」蔣海燕說。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遇到這種情況，」吳老師輕描淡寫地說。「但是如果你已經想好了，那就應該走。如果實在沒辦法的話，就不要那一個月的工資了。追求目標總會經歷困難。」
這是個大膽的建議，也的確是白領班力圖灌輸給學生的東西。但蔣海燕還是沒法做到。6月一過到了7月；課程很快就要結束，學生們找到了新工作，班級的規模也隨之縮小。蔣海燕買了一張偽造的中專文憑，卻不敢在面試的時候拿出來。她和老闆的談判一拖再拖懸而未決；她還考慮上另一個班，這次是學英語。「做人真難！」她說。
你可以說蔣海燕害怕了，她是有一點。但情況看起來比害怕要更復雜一些。她想知道如何跟別人打交道——本質上，是中國的傳統行為規範如何去適應現代的打工世界。但這超出了白領班課程設定的範圍。
珠三角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勵志講師和管理大師。最高階的市場被臺灣來的企業專家佔領；一些總裁研討會限制嚴格，沒有邀請不得入內。提升自我的言辭充斥於普通的商業生活：直銷公司，獵頭，以及紅娘都用勵志的語言作為推銷的噱頭。東莞的書店裡整面牆的貨架上都是勵志圖書；有些書店甚至沒有其他型別的書。卡耐基系列的書最為熱銷而且長盛不衰，儘管裡面粗心的複製貼上錯誤也顯得很明顯。《如何贏得朋友並影響他人並如何停止憂慮開創人生》。《高效說話的捷徑》。有關中國人創業秘密的書也賣得很好——《溫州人賺錢三十六計》——人們對於數字列表的力量總懷有神秘的信仰。《領導者白手起家的七個秘密》。《決定銷售成敗的五十九個細節》。有些書也對處理男女關係提供意見——《壞女人有人愛》——但商業圖書的量遠超個人生活主題類的，大約是十比一。自助類圖書可能是美國人的發明，但中國人早已將其提純淬鍊，並改頭換面，以反映他們自己更狹義的先入之見：成功學。
2005年5月，一個潮溼的夜晚，我路過公寓附近一個步行區的書店。門前有個臨時搭建的臺子上，一個男人正對一群年輕人演講，其中絕大多數是衣著搭配不協調的農民工。「我曾想要寫一本書，」那個男人說。「我需要等到什麼都懂了才開始寫嗎？不。我邊寫邊學，邊學邊寫。電腦軟體能識別所有我寫的錯別字。編輯不就是幹這個的嘛。」
觀眾發出一陣輕笑聲。這個男人中等身高，略有點謝頂，臉像煮過的餃子一樣又胖，又白，閃閃發光。跟你想象中的成功學演說家大不一樣。
「那麼你們想成為企業家，」他繼續說。「你在等待一個理想的環境。但是會不會有理想的環境？不會。現在行動，你可以把環境變得理想。你現在知道你需要懂得的一切嗎？不。但是你做著做著就會了，而這個學習的過程會非常值得。」
接著，演說發生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轉變。「下面我來談一談模仿。我認為模仿很重要。大家都在說創新有多重要。但是你必須投入很多時間來創新，風險很高。為什麼不把實踐證明有用的東西拿來用呢？這就是模仿。」
這個男人名叫丁遠峙，不久前他還在高中教物理。他的書，《方與圓》，據稱賣了六百萬本。目前丁遠峙正在全國巡迴，教大家如何像他一樣掌控成功之路。
每天你都會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讓你無法停止奮鬥。同樣是人，別人去高檔的酒家、歌舞廳，而自己只能去低檔的……為什麼別人能有高階的物質享受，自己只能享受低階的呢？想想這些，不感到屈辱嗎？……
街上每天都有無數的賓士車駛過。現在我們不擁有，這並不可悲，可悲的是我們不敢向往擁有。
《方與圓》是對美國自助書籍的顛倒。它並不敦促人們去發現自我，超越物質上的成功，或者承認自己事業和兩性關係的失敗。它並不試圖改變它的讀者。相反，它教讀者如何把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雞腸，唯利是圖，互相嫉妒，勾心鬥角，阿諛奉承，巧言令色。《方與圓》就相當於站在東莞街角一字一句地傳授模仿的價值。觀眾早已經屬於你了。
《方與圓》描繪的黑暗世界裡充滿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激烈的職場政治，兩面三刀的友情，腐敗墮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威權的老闆。在上級面前同事間互相拆臺。老闆極盡權力之能事貶低他人或收受賄賂。玩世不恭的男人釣到最漂亮的女人。用金錢和地位來衡量幸福。誠實永遠不是上策。如果政府稍微注意一點，肯定會禁掉這本書——我從未看到有哪本描寫中國社會黑暗面的書能如此平靜地被作為公認的事實。表面上，《方與圓》寫的是外圓內方的處世之道——內心方正，外表圓滑——結合正直品質和人際關係的技巧。但是這本書花了七十頁講正直，社交技巧的部分則長達兩百頁，任何人都能看出它的重點在哪裡。
我一直覺得中國人的社會交往復雜得毫無必要。儒家傳統強調的不是某個個體，而是他在複雜的等級次序裡扮演的角色，看重地位尊卑，克己復禮，畢恭畢敬。中國人在人口密集的社會里生活了幾千年，已經形成微妙的技巧來表達和感受輕蔑，用婉轉的手段施加權力，操縱形勢以獲取利益，所有這一切都披著繁文縟節的外衣。甚至中國人自己都抱怨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很累。以前我沒能領會到底會有多累，直到讀到這本書——其中有整整八頁寫應該怎麼笑，還有四十五頁寫如何引誘他人卸下防備之心。
握手：一握就鬆手表示你對別人漠不關心。
送禮：不要養成別人一幫忙就送東西的習慣。
求人：如果事情不大，先求別人幫一個大忙，讓他拒絕你。當他覺得不好意思的時候，等待機會，讓對方幫個小忙。
阿諛奉承：記住部門領導和長期客戶以及他們的妻子，父母和小孩的生日和重要紀念日。
進一步阿諛奉承：如果有人穿了一身兩百塊的衣服，你就說，「這身衣服至少要三百塊錢吧？」
討價還價：如果想買便宜的衣服，先問貴的衣服的價格。如果想買貴的衣服，先問便宜衣服的價格。
幫忙：幫了別人的忙，不要收人家送的禮，也不去吃人家請的飯……寧願別人欠我的人情。
還有更多阿諛奉承：讓別人感到他們很重要，這是激起他們熱情的有效方法。
摧毀一個人自信的好辦法是，當他跟你說話的時候，目光要轉向一邊。讓下屬辦事，自己少露面，以提高你的重要性。洽談的時候，假裝接到客戶的電話能讓你從供應商那裡得到更好的條件。和下屬分享公司的財務機密最能贏得他們忠誠。生病的時候去看望病人是建立關係最好的辦法。如果一個男人想佔哪個女孩子的便宜，就會在她生病的時候趁機討她的歡心。這一招肯定管用，因為這個時候她很脆弱，最需要安慰。
《方與圓》簡直就是對中國宣揚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美德的逐條駁斥。
學術：成績最好的替人打工；成績平平的當老闆。
謙虛：如果別人還沒有完全瞭解你，你的謙虛就不是美德，而被當作無能。
家庭：（一個朋友）在深圳大學做臨時工，但是他的老婆……催他回家，說「如果你不回家，我們就離婚」。他認為老婆比工作更重要，於是放棄了他的職位，回了家。但老婆還是跟他離婚了。
忠誠：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處得特別好，那你們到現在為止都是真朋友。但如果有一單一百萬美元的生意，你沒有把他踢出局，或者他沒有這麼對待你，那你們的腦子就有毛病。
誠實：有時候很有必要說點「善意的謊言」。比如，對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說實話會摧垮他的精神。謊言能延長他的生命，讓他快樂地度過餘生。
書裡最冷酷無情的部分說的是男女關係。商場兵法一樣能運用到個人問題上來。首先提出一個你的對手能夠接受的目標，這既關係到難纏的談判，也關乎第一次的約會。甩掉女朋友的一個好辦法是「彬彬有禮」：忽然之間他對女朋友非常有禮貌。如果她幫他做什麼事情，他會道謝。離開的時候說再見。這類過度的禮貌使得一個人顯得冷冰冰的，不易接近。這種策略在拒絕朋友求你幫忙的時候也有效。
如果以上招數都不管用，作者建議使用他自己萬無一失的絕招來攻破別人的防線：
為了喚醒別人的良心，激發他人的善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哭……用牙咬住下嘴唇，讓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同時目光直視前方。下一次如果受了委屈，擺好這個姿勢，我相信沒有人會無動於衷。
寫這本肆無忌憚操縱他人心理手冊的作者，身穿短袖襯衫和卡其褲，光著腳在他深圳的公寓裡開門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憂傷，法令紋很深。他領我進了一間很時髦的單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綠色曲線組合沙發——然後給我倒了一杯百事可樂，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
丁遠峙原本是湖北省的一個高中物理老師，1987年他來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職——自然，也是通過耍花招得來的。他打聽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學校的校長是個《紅樓夢》迷。一天晚上，丁遠峙到校長家中拜訪。他沒有明說他的目的；不過，正如他在《方與圓》中所寫道的，他設法吸引校長和他長談這本小說。
我們聊得越久越熱絡，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校長忽然抬頭看了一下，才意識到已經過了十點。他彷彿如夢初醒，問我，「哎，你來找我做什麼的？」
剛剛聊了幾個小時，我已經贏得了校長的青睞，所以我談了一下想到深圳來工作的願望，校長自然找不到拒絕我的理由，答應我可以來學校教書……
我調來深圳的過程中打敗了許多對手。沒有花一分錢。
不久後，丁遠峙和一個朋友決定開一個公關公司。這也是一個經過算計後的行動。「我們覺得，說我們是中國第一家公關公司，這很容易，」丁遠峙告訴我。「我們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關公司是什麼，所以拿到批文會更容易一些。」問題是丁遠峙和他的朋友也不太瞭解公關公司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組織了一場釋出會，但是再也沒有辦法招攬來新生意。然後他們決定給總裁們開辦公共關係培訓課，丁遠峙發現他在這方面很開竅。他開始看卡耐基的書，並開始在電視上露面。
1996年《方與圓》的出版也同樣離經叛道。丁遠峙沒有簽署合法的出版合同；他從一家出版社買了一個書號，自己印刷自己推銷。週末的時候，他跑到深圳大大小小的書店，在店門外拉起橫幅，架起桌子，舉行簽名售書。《方與圓》語言通俗，初中水平就能讀，所以連工廠的打工族都能看懂。「農民工的內心需要安慰，」丁遠峙說。「他們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這些書對他們來說就是安慰劑。」
我問他如何看待在中國銷售的其他成功學書籍。他一本都沒有讀過。「中國所有的這些書都是借鑑國外的想法，」他說。「中國真的沒有什麼原創的思想。」
當我問及他下一個計劃的時候，丁遠峙離開了房間，回來的時候拿來一本麥克·波特的《競爭優勢》中文版。他的下一本書，他直白地說，將會反覆利用這本書的觀點，文字仍然是通俗的中學水平。「我的書基本上會把波特的概念弄成通俗易懂的樣子，」他說。「深圳有很多老闆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是他們渴望學習。」這就是模仿。
同丁遠峙的會面讓人失望。他沒有一丁點成功學老師的資質。甚至連一個精彩的演講師都算不上，也沒有引人注目的觀點；他的公關事業沒有起色。沒有一個見過他的人會把他勾引年輕女性的建議當回事兒。但是丁遠峙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開了一家公司。他去演講。他寫了一本如何成功的書。行動是唯一讓成功人士與眾不同的東西。他寫到，成功和失敗的區別不在於人們想法的優劣，或者能力的高下，而在於他們是否相信自己的決斷以及是否敢於行動。陳英冒著失業的風險去尋新工作，而蔣海燕不敢。最終，那是她們之間唯一重要的區別。
2005年7月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白領文秘技能特訓班的第二期學員畢業。為了舉辦畢業典禮，教室裡的桌椅被擺成一個正方形，中間空出來留給演講和表演的人。每一溜桌子上都熱鬧地撒了一把花生，果凍糖，餅乾和裝了溫水的一次性塑膠杯。老師們身著正裝襯衣，黑色長褲，打領帶。大約有五十個學生參加，有剛畢業的，上一期畢業的，以及註冊新學期開班的學生。劉校長，也是畢業典禮的主持人，伴隨著掌聲正式地一一介紹各位老師。楊老師唱了一首《二十年後再相會》。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
那時的天噢那時的地
那時祖國一定更美
那時的山噢那時的水
那時祖國一定很美
那時的春噢那時的秋
那時碩果令人心醉
「我想如果我們二十年後再相會，」劉校長說，「你們會成為百萬富翁和大老闆。」他念出所有畢業生的名字——大約有半個班——就是這些找了新工作而沒法參加今晚典禮的人。陳英也在名單上。她在一家五金廠找到了文員的工作。「我們希望她們工作順利。」幾位畢業生致辭。
十年來，這是我最驕傲的一刻，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參加過畢業典禮。現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銷售。這個工作很辛苦，我每天都在外面。我學到很多。
我的名字叫葉芳芳，我希望你們都會記住我。你們把我從一個膽怯的人變成了一個自信的人。我學會了如何介紹自己。那就是方與圓的結合。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典禮進行到一半，停電了，一些學生在教室穿梭來去，點燃蠟燭。蔣海燕穿一條長裙，透明長襪，一雙高跟鞋，用她的表演和翩翩風度傾倒整個教室，真讓我感到意外。在《掌聲響起來》的歌聲中，畢業生繞著點燃蠟燭的教室和他們的老師一一握手，神情嚴肅地互表謝意。劉校長宣佈第三期白領班一週後開課。
只有四個找到工作的學員專程回來參加畢業典禮。這就是學校成就的衡量標準：這麼多女孩分佈在珠三角各處，並缺席今天的典禮，她們今天不能來，是因為她們已經向前邁進了。老師們也同樣向前邁進。付老師大學畢業，從白領班辭職，跟隨女朋友一起去了上海。端木老師升職了，肩負更多的管理職責。
接下來的一年，我在智通學校認識的每個人都會經歷人生的重大轉變。陳英會跳槽去一家生產透明膠的工廠做銷售，然後又跳去一家做空調的工廠，在那裡她被任命負責採購和生產，管理手下二十個工人。一年後我和她一起吃飯，她煥然一新；她談吐宜人，背一個時髦的長條形手袋，坐在擺著古董木桌的餐廳裡自信滿滿地點菜。她一個月掙一千六百塊錢，有三個男人同時追她，都是經理。她還和一個朋友打了賭，看誰先買車。「如果你想要我回到過去那樣子，」她告訴我，「我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蔣海燕會回家，短暫出來一段時間找工作，然後又回去幫家裡經營一家食品和文具商店。她的父母不想讓她在東莞生活，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不安全。蔣海燕囿於家庭責任的大網，不願意和父母發生正面衝突。「我不想讓我的家人覺得我一定要做這個，不然大家都不會好過，」我給她家裡打電話的時候，她告訴我。
鄧老師會切斷他和智通學校的聯絡，去追求更賺錢的工作，給總裁們上管理課，一節課五千塊錢。「我四十二歲了，」他說。「我得考慮老了之後怎麼照顧自己。」一天課後的晚上，他把手提箱落在了計程車上，裡面有他的手機，他以前所有的學生從此和他失去了聯絡。
當畢業典禮接近尾聲，教室裡恢復了供電，學生們唱了最後一首歌，《朋友》。音樂聲陣陣響起，鄧老師向學生們發名片，劉校長給學生們頒發證書，封面包紅綢子的小本子。裡面通常寫有學校名字的空格處，印著東莞智通人才智力開發公司的名字和商標。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請你忘記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記起了我，
如果你正遭受不幸，
請你告訴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記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
請你離開我，離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