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老公有幾種途徑，一個打工女孩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之後，嫁人就是她的下一件大事。有些女孩同意家裡幫她們在村裡相親，雖然這也有風險，可能被許配給一個沒有前途、不敢離家太遠的男青年。在東莞住了一陣的女孩，通常會請朋友介紹男友，但是在城市認識一個男人，卻不容易瞭解他的底細，比如他在老家有沒有老婆孩子。一些女孩選用婚姻介紹服務，但許多人覺得這種方式太「直接」了。最大膽的姑娘在網上認識男人。這種途徑的危險性啟發了一首歌的創作，《qq愛》；qq是中國網際網路上最流行的聊天服務。
有位自稱人很帥
心地善良小乖乖
問今年你幾歲
有過幾次onenight
嚇得我發呆
這是什麼e時代？
趕快對他說聲拜拜
哦！qq愛
是真是假誰去猜？
沒人不想找物件。城市生活太孤單，有個人分擔能減輕這種壓迫感。結婚是履行孝道；一個農民工，無論男女，一到二十歲，家長就會不斷地施壓催促他們趕緊結婚。沒有人想變成可怕的大齡青年，這個詞字面意思是說「年齡大的年輕人」，字典上的定義是「二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未婚男女」。農村傳統的時間表和城市的實用主義很相配：一個年輕女孩應該在她價值達到頂點的時候，儘早鎖定婚姻。
東莞交友俱樂部是城裡最大的一家約會機構。俱樂部的初衷是為了幫助女人在這個女性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城市裡找到配偶，目前發展壯大，會員超過五千名。這傢俱樂部由全國婦聯運營管理。全國婦聯是個國家機構，員工都是些善心滿滿的婦女。她們相信自己的職責是「引導大眾」，無論大眾是否真的需要她們引導。俱樂部的女性會員遠超男性會員，達到二比一，管理者指出這比東莞市的性別比例要好得多，女性對男性的比例高達四比一或五比一，也許三比二也說不定——就像東莞的人口一樣，性別比例也是個具有高度不穩定性的資料。
在美國，約會機構讓陌生的會員之間能夠約會。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太不含蓄。這裡的會員每週日下午在俱樂部總部，一樁老舊房子的二樓見面，活動取了一個巧妙的名字，「資訊交流」。俱樂部也組織會員週末出遊。在中國，約會是一項集體活動。
我旁邊的那人站起來。「你好，我的會員號是2740。」他坐了下來。
李鳳萍，管理俱樂部婚介組的中年女人，表示異議。「這就沒了？你得做一點自我介紹。」
那個男人又站了起來。「我是湖南人。本來我只考進大專，但是後來我自學，拿到了本科文憑。」他又坐下來。
2004年秋天一個週日的下午，三十個人在俱樂部的主會議室集合。熒光燈照亮的房間裡放了塑膠椅子，像是個教室，這感覺讓會員們像小學生一樣分開坐，男人在房間的一側坐成幾排，女人則三五成群以求安全感。
「我是廣東人。我做銷售，一個普通工人。」
「我是江西人。我是個很平凡的人。」
一個穿黃綠色毛衣，白色牛仔褲的女人站起來。「大家好。我到東莞有段時間了，我做銷售，是湖南人。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是多給自己一些機會。」
大多數介紹簡短又靦腆得令人難過。每個人報出自己的會員號，籍貫，但不說自己的名字。都說自己「普通」。男人有做電工，律師，廣告主管，流水線工人；女人則是護士，文員，老師，銷售員，流水線工人。有相當比例的會員離過婚。偶爾聽到一個人說話，彷彿是成功學課堂裡來的，房間裡的氣氛頓時就像懺悔一樣鴉雀無聲。
我經歷過很多事情，受過很多傷。今天，我已經挺過來了。
我是個大學畢業生，學電腦，現在是個辦公室經理。我的目標是找一個愛我的、我也可以愛的人。
自我介紹結束之後，李鳳萍說，「現在請大家站起來，走到你喜歡的人面前。」
沒有人動。
一陣尷尬的沉默之後，穿黃綠色毛衣的女人開口說話了。「我有個提議。今後，我們的聚會應該辦得更專業些，大家就不會這麼不自在，也不用浪費這麼多時間。」
「是的，應該計劃得更完善一點，」一個坐在旁邊的男人同意她的說法。看樣子相親會快要演變成一場互相指責的混戰。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觀察中國人在群體中交往，都能從骨子裡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會產生。人們害怕被孤立，但若是有群體安全感的掩護，他們又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向某個人開炮。
忽然一個眼睛烏黑髮亮的漂亮的小學老師站了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她大聲問一個歪坐在靠牆椅子上的男人。
他馬上坐直身子，回答她的問題。
「你是哪裡人？」她問。
「貴州。」
「我很喜歡你。」
她坐了下來。雷鳴般的掌聲。
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坐在我旁邊的——編號2740的男人——站起身來走了。我轉向李鳳萍，建議讓大家起來走一走。「我們能放點音樂嗎？」某個人問道。終究，要在三十個人的眼皮底下穿過房間走到陌生人跟前，壓力太大沒法承受。大多數會員很快從交友聚會逃走。那個被小學老師點名的男人沒有任何行動，而她也一直坐在那裡，神情堅定，目不斜視。
聚會後，我走到那個黃綠色衣服的女人身旁。她比遠看的時候要矮一點——只有一米五出頭——身材很好，曲線曼妙，瓜子臉上有一雙不安靜的黑眼睛；她擦著淡淡的粉色唇膏，頭髮上彆著亮閃閃的水鑽髮卡。她二十九歲，做銷售。「以前，我一心撲在工作上，忽略了個人問題，」她告訴我。「但是現在我開始考慮這事，所以我來了。」
我問她，她看重男人身上的哪一點。
「一個人的教育程度，做什麼工作，一個月賺多少錢都不重要，」她說。「對我來說，感情最重要。」
這個女人就是伍春明。那天第一次見到她之後，我所記住的就是她對在場的俱樂部會員們說的話——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是多給自己一些機會。那句話，以及她的聲音：像鐮刀一樣尖銳。濃重的鄉下口音在城裡住多少年都磨滅不了，她也並不顧忌。也就是這種聲音讓她贏得爭論，闖過建築工地，讓男人們刮目相看。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瞭解到更多春明故事的細節——她在一家玩具廠起步，差一點被騙到妓院，和老闆談判升到管理層，賣藏藥和墓穴一夜暴富。政府取締直銷以後，春明在《中國國門時報》找到一份記者的工作。這家報紙由主管進出口檢驗的政府部門經營，而她的工作，任何正統的新聞從業人員都無法認可。春明先決定採寫關於某家公司的文章，而被她選定的公司因為害怕產品在海關那裡有麻煩，就會付錢給報紙發正面報道。具體價格由版面大小決定，收費標準和廣告一樣。兩千塊可以一筆帶過，特稿則需要花五萬塊錢。靠這種勒索式的新聞報道，春明從中提成，還幹得不錯。之後她在一家建築材料公司的銷售部門做了兩年，2001年，她和男友合開了一家建材批發公司。生意只持續了半年——除去給家裡蓋房子的錢，她所有靠直銷賺來的積蓄，一共十萬塊，全賠掉了。我遇見她的時候，她剛在一家做油漆和建築外牆塗層的瑞典公司找到一份銷售員的工作。
春明的跌宕起伏反映了華南的繁榮與蕭條。但或許她故事裡最不可思議的一部分，就是在這個精明無情的社會里，她還在堅持尋找浪漫——就像那個男人說的，找一個愛我的、我也可以愛的人。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她建材公司的司機。春明一開始不怎麼喜歡他，但他們相處的時間很長，那男人也懂得怎麼去哄女人。她已經二十五歲了，還從來沒有跟男人發生過關係。
他們談戀愛不久，春明察覺那個男人不適合她。他總是向他父母伸手要錢，也沒有春明勤勞肯幹的天性。「他大事幹不了，小事不肯幹，」春明是這麼說的。他們吵了兩次架，他動手打了她。
「他用手，就這麼朝我臉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春明說著，硬邦邦地伸出手，手心向上，做給我看。「他第一次打我，我不停地哭。他答應我以後再也不會這麼做了。第二次打我，我沒有一點反應。我很平靜。有句老話說，男人動過一次手就還會有下一次。現在我明白真是這樣。」那是2002年，但春明還是和男友一起過了一年半。他們在東莞市中心沃爾瑪對面合租了一間三居室公寓。
「只要我跟他提分手，他要麼不理我，要麼就說我在玩弄他的感情。我不知道怎麼甩掉他，」春明說。「我就跟他說，我們必須分手，可是我下班之後他還在那裡。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只能採取間接的手段，在日記裡給他寫信：這次我決定非跟你分手不可。我們沒有未來。墨跡在紙上暈開，因為她邊寫邊哭。她把日記放在廚房餐桌上，但即便他看到了，也從未表露出來。
結果另一個女人解決這件事。一天，一個從他老家來的女人給春明打電話，說她和春明的男朋友好上了。春明鬆了一口氣，當她告訴男友她知道他外遇的事情時，他沒有異議，捲鋪蓋走人。從此之後，春明沒有認真地談過戀愛，但是有不少露水情緣。有時候，這對她來說就足夠了。她夢想，等她以後賺夠了錢，有車有房，想什麼時候找情人就什麼時候找。而有時候，這些隨便的情事讓她感到更加孤獨。「如果你有許多情人，」她告訴我，「就像永遠在海上漂，再也不能靠岸。」
b二十五歲會計覓具備專業技能/b
b有房有愛心有責任感的廣東男士/b
女人想找一個有好工作收入穩定的男人。男人想找年輕健康的女人。女人要男人身高一米七，有自己的房子。男人不在意身高和房產，但需要女人性格溫柔。有些女人青睞廣東本地的男人，因為他們能解決戶口問題，而另一些女人則覺得本地男人有點太強勢。男人不在意戶口身份。女人要求的比男人更多。
交友俱樂部的會員要填一張索引卡，寫下自己的個人資訊，以及想找什麼樣的配偶。卡片上列出會員的職業，婚姻狀況和個人資訊，比如身高、體重、健康狀況；上面的內容也包括一些只可能出現在中國交友申請上的個人特徵，比如政治面貌，住房情況，家人的健康和財務狀況。政治面貌表示一個人是否是共產黨員；顯然這樣顯貴的會員很少，大部分人只是簡單地填上「群眾」。卡片上也提到當事人是否需要贍養年邁的父母或者弟妹——那些沒這種負擔的人自然也竭力指出他們的父母身體健康，弟妹已經成人。
每張卡片後貼有一張照片。女人穿蕾絲裙和高跟鞋，在公園裡擺姿勢，或者身處人工湖中央的石塊上，彷彿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則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無論男女都會站在豪華小區前面照相，可他們根本不可能住在這種小區。有許多照片是在街邊照相館裡拍的，題材無非是站在假的長城邊，或是假的楓樹下，又或是假的美式白柵欄前——這種真柵欄我在中國從沒見過——還要故作自然。一個男人把跳舞列為興趣愛好之一，他的照片是在有麥當勞標誌的城市風景畫前擺出一個跳迪斯科的姿勢。卡片根據會員的性別和出生年月排列，放在一個活頁夾裡：b78女，77女/b。b71女/b和b72女/b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離婚了，帶一個小孩。最年長的大齡青年則共生在一個活頁夾裡，上置冷酷的標題：b四十歲以上/b。
大多數會員不是來尋找愛情的。他們並不渴望在海灘漫步或是乘熱氣球觀光。他們最主要的關注點都很現實。b有事業心。經濟條件好。工作和收入穩定。能吃苦。/b女性尤其迷戀身高這一項：就和人才市場一樣，身體條件是素質的體現——是一個男人身體健康，穩定，有福的保證。雖然很多女人堅持要找一米七以上的男人，還是有幾個人能接受一米六五的物件。沒有人願意和身高才一米六的男人約會。
活頁夾也暗示了以往的戀愛是怎樣搞砸的。b覓28—34歲性格開朗不賭博的伴侶。覓有涵養不酗酒感情專一的伴侶。/b偶爾也有膽大的女人豁出去了：b覓35—45歲伴侶，其他一切隨緣。/b許多女性認為房產是約會的先決條件。這在中國的徵婚廣告裡很普遍，有時候讀起來像是房產廣告，比如說這條面向農村女性的雜誌廣告：
b27歲，男……離異，心胸寬廣/b
b……有五居室磚房一套，/b
b帶傢俱，現代電器，摩托車一部，覓終身伴侶。/b
這種先入為主的房產觀念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唯利是圖。就像身高一樣，有房是一種標誌，意味著一個男人值得託付終身。「這些女人並不是真的要找非常有錢的人，」東莞另一家婚介所的老闆唐翱這麼向我解釋。「她們只是要一點安全感。」
所有和我聊過的交友俱樂部會員多少都對俱樂部有些不滿。有人跟我說，男會員沒受過什麼教育，層次不高。已婚男人有時候會用假身份混進來找婚外情。俱樂部的管理層是「一群老太婆」，春明說。但是每次我路過俱樂部順便進去看的時候，總有一些會員在裡面，正在聚精會神地翻檢b78女/b或是b71男/b的目錄活頁夾，尋找物件。
春明在打工世界一路高升，把不少人甩在身後。早年她在流水線上認識的朋友回家結婚生孩子。大多數像樣點的工廠不會聘用二十五歲以上的女人當普通工人；年紀大的女人通常只在經營不善的工廠幹活，或是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比如清潔工。對一個打工女孩來說，向上流動是生存之道——一旦人生的第一春結束，這才是留在城裡最好的辦法。
春明的朋友們，奔三或是三十出頭的女人們，都在大規模的淘汰中生存下來。大多數人和春明一樣，來自農村，雖然也有一些出生在城市，上過大學。她們通常開些小廠，在東莞到全世界的巨大供應鏈上做一個極小的零件。一個女人和她的老公做手袋的五金裝飾配件；另外一對夫妻做黏合鞋面和鞋跟的膠水。一個二十六歲的女人經營一家做鞋底的廠，另一個則做木地板，還有一個賣建材，但正在考慮轉行做內衣批發。對於春明來說，這個朋友圈就像家庭一樣。做銷售經常出差，她會不提前招呼就在一個朋友家裡住好幾天；她換洗的衣物和空餘的洗漱用品分佈於珠三角各處。有次我和春明在深圳遇到，她已經五天沒回家了，而她帶了一個女用的小手包，只夠放一支唇膏和一部手機。
處在春明的朋友圈中，就好像看那些同時顯現兩個物體的視覺幻象。在東莞，她們看起來很像中產階級。她們有車有房，或正計劃近期購買。她們到駕校學開車，出去度假；她們做指甲，節食減肥，學拉丁舞。她們總是知道最新開的巴西烤肉在哪裡，最好的冰激凌是哪家。在另一些方面，農村似乎給她們的基因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她們的公寓可能裝修得很有品位，但衛生間裡永遠都是蹲坑。她們的醫學知識往往是祖母輩的民間智慧：生病要康復，她們會用人參燉雞肉；天氣冷了，她們喝豬肺湯預防呼吸道感染。她們仍然坐火車和巴士長途旅行，幾乎沒有人坐過飛機。過年回家是傳統觀念在她們心裡最重的時候，一天之內重新走過多年來闖過的長路。
春明很少聊她早年在工廠的事。我覺得她並非以那些日子為恥——只是因為那個在玩具加工流水線上幹過活、寫過日記、拼命學過廣東話、背過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十三條道德準則的女孩，跟她今天的樣子已經大相徑庭。她還在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她公寓裡的書架上擺的幾乎全是自助書籍。《一百個成功故事》，《玫琳凱領導奧秘》，以及書名用英語寫成的禮儀叢書，比如tone（語調）和crass（粗俗）——在品味（class）這個詞的所有拼寫錯誤中，這是最糟糕的一種。客廳的牆上掛了一張巨大的個人寫真，照片裡春明擦著閃閃的粉色唇彩，一個鑲了珠寶的髮卡向後夾住頭髮。這間公寓反映著她的個性——精打細磨，不懈自省。
所有的一切都是學習的機會。從韓國的連續劇裡，春明學會必須左手拿勺，右手拿叉，但是用刀的時候則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也是在韓劇裡，她第一次看到特百惠的碗罐。有一次我送給她一張《羅馬假日》的dvd——她找我幫忙要一些美國電影看——從好萊塢的娛樂片裡她解讀出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教訓。「那個窮記者能靠公主的故事掙很多錢，」她向我總結劇情。「他放棄掙大錢的機會，他的道德提升了。」她不知道奧黛麗·赫本是誰，但卻斷言她「沒有茱莉亞·羅伯茨漂亮」。
她的觀察細緻入微到不可思議；可以說我怎樣注意她，她就怎樣留意我。我們初次碰面時，是她挑的地方——歐式咖啡西餐廳——點了和我一樣的菜，義大利肉醬面。她注意到我晚餐常喝啤酒，一天晚上，她宣稱自己一直在私底下練習，現在能和我一塊喝一杯了。她問我，牛排應該幾分熟，哪個國家的男人最體貼，在美國做母親的怎樣帶孩子。她不停地嘗試更新自己：染頭髮，有時燙卷，有時拉直。她的衣服總是搭得很好，我從來沒有看過她同一套衣服會穿兩次。
來東莞之前，我認識的絕大部分中國人屬於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他們敏銳地感受到我們之間的差異。他們想要知道我認為自己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而當他們發現我不能很好地閱讀漢字，或是我和美國男士約會的時候，毫無例外他們會感到驚訝甚至生氣。他們向我宣講民主，伊拉克戰爭以及外國媒體無法理解中國。他們的國家經歷了一百五十年屈從於西方的歷史，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一聊天，這段多災多難的歷史總會冒出來，擋在我們之間。我祖父和親戚也是這樣，許多中國人仍生活在這個世界中。
春明和她的朋友們根本不關心這些。她們不在乎我的中文不好，或是我不知道著名中國作家的名字；她們也從來不問我對民主的看法。他們出身低微，也沒有受過教育的、尤其是男人身上的那種家國負擔。當我碰到春明的男性朋友時，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通常會浮出表面。一次，春明的一個外科醫生朋友叫阿強的，問我是幹什麼的，我告訴他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外來女工的書。
「《南風窗》有很多關於那個的文章，」他說。「你可以直接用他們的文章，會節省很多時間。」
春明深深嘆了一口氣。「不同的人有他們自己的觀點，」她說。「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別人不一樣，她就想從她的角度來寫。」
我好想站起來為此喝彩。
她轉向我，「對不對？」
「對呵。」
阿強堅持說，「你應該寫一些有關中國憲法的問題，」他告訴我。「我們有這麼美好的憲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層，那些當官的總是反著來。」
「這跟她寫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她拿出手機檢視簡訊，這是結束對話的訊號。
春明本能地理解我。從某種意義而言，她跟我是一條船上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書寫自己的故事。從她出來打工那天開始寫的日記，她都保留了下來。「等到哪天有條件了，我也想寫書，」她告訴我。「我只寫最簡單，最平凡的事。」
2004年12月一個週日晚上，春明請我和幾個朋友去吃湖南菜。有一個叫阿寧的護士朋友，皮膚很白，聲音帶點磁性很好聽，另外有兩個年輕男人，他們是一家工廠的主管。春明穿一身黑色毛衣和格子褲，提著一個仿冒的fendi手袋，看起來很時髦。兩個男人穿著工廠制服。
我一坐下來，其中一個男人轉向我。「在你看來，克里和布什有什麼區別？」
「他想套你話，看你投票給誰，」春明說。
「我投給了克里，」我不情願地說。我不是很想聊天往這個方向發展。
「你認為中國現在能搞民主嗎？」他問。他覺得不行。「如果我們能投票，」他繼續說，「我想投給蔣介石。我覺得他是個好領導。」然後：「你覺得你更像美國人還是中國人？」
桌上來了三瓶青島啤酒。和我聊天的人明顯興致更高了：比起逼我談政治，更過癮的是一面灌啤酒，一面逼我談政治。「那今晚就喝醉吧，」他向我宣佈。
春明來救我了。「我覺得大家互相灌酒很傻的，」她說。
阿寧很快轉變話題。她說，她剛剛在一個健身俱樂部報名參加現代舞班。
「我也想學跳舞！」春明說。「我想學恰恰。」
「我想學瑜伽，」阿寧說。
她轉向我。「你會調酒嗎？」
「什麼酒？」我問。
「雞尾酒什麼的，」她說。
我說我會調幾款最基本的。
「我很想學調酒，」阿寧說。「我甚至想免費給酒吧打工，去學調酒。」
「我最近在酒店和客戶一起參加晚會，」春明說。「那裡有很多外國人，我們喝的是裝在玻璃杯裡冰過的葡萄酒。我握著酒杯的杯身，但是有人告訴我應該拿杯柄。」她睜大眼睛，這是她驚訝或激動時會有的表情。「規矩太多了！但是學這些還不錯，因為人一輩子總會有參加這種晚會的時候。」
那個男人想加入談話，問春明是做什麼的。「我的公司是個外資公司，」她冷淡地說。兩個男人中誰也沒在飯局的下半程說過一句話。飯後，春明和阿寧趕緊讓他們倆上計程車。他們住在東莞偏遠的地方，要坐一個小時的車才能回去。
我們又招了一輛計程車，去看看開瑜伽課的健身俱樂部。春明靠在車座上，嘆了一口氣。那個男人是湖南老鄉，她告訴我。一個朋友想撮合他和春明，就介紹他來。男人那天下午給她打了個電話，說他只在東莞待一天。「他跟我是湖南同一個地方來的；不然我也不會請他來吃飯，」她說。
「他太幼稚了，」阿寧說。
「受不了他，」春明表示同意。「他沒什麼話。還比我小三歲。」
我什麼也沒有說——在這一刻我為那個年輕人感到難過。我也意識到，剛剛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與了一場中國式相親。
在健身俱樂部，舞蹈課結束了，瑜伽課一週只開兩次，教練們都不在。阿寧忽然意識到我們就在交友俱樂部附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沒有什麼活動，我們去看看吧！」我們沿著街走了一段，上樓來到俱樂部。大廳裡空無一人：今晚沒有交友活動。春明和阿寧坐下來翻看男會員的活頁夾。「漂亮女人那麼多，你看看這些男人！」春明說。
她很快地翻過一頁又一頁。「我先看看每個人的照片。」她說。「看照片也說不清這個人好不好，但是可以淘汰最差勁的人。」她指向一個矮胖的男人，一臉衰樣，站在一個假的美式白柵欄前。「只有最低階的人才會去照相館拍這種照片。十年前我才會乾的事情！在公園或者自然環境裡照相比這好得多。」
阿寧似乎和俱樂部裡很多男會員約會過。她給我看一張照片，相片上的男人背靠大樹。「他看起來很高，但是本人不高。只是因為他站在樹旁邊。」
她又翻到另一張照片。「這個男人面相看起來很和善，但他真的不是什麼好人。」
翻。「這個男人四十八歲了。我跟他說，‘就算我能接受你，我爸媽也不能。’」
翻。「這個人腦子有問題。」
阿寧最近離婚了，她正在積極地物色男友。她和俱樂部裡超過二十名會員約會過，曾經一天相了四場親。「我見過一個男人，說他住在八平米的出租房裡過得很開心，」阿寧跟我說。「我說，‘哦，真的嗎？你住八個平米的房子真的那麼開心？’」
跟一個老師的相親也沒成。「他嚼完口香糖，用手指玩起來。我真受不了。這個人是老師！他要教小孩子的！」
「每次跟這些男人見過面後，」阿寧說，「我都好想哭。」
「我跟這些男人見過面後，」春明說，「想吐。」她拿出另一個活頁夾——b74女/b——給我看她自己的照片。這是春明姑娘的黑白照，留著短髮，藝術性的柔焦效果——也許太藝術了，因為只有兩個男人看過她的照片之後給她打了電話。她對物件提出的要求是：b善良，誠實，幽默，有住房/b。春明的卡片是我看過的唯一提到幽默感的。
「房子的要求不是絕對的，」她說。「我們可以一起買房。我只是說如果有房更好。」但是她絕不會跟身高一米七以下的人約會，因為那麼矮的男人沒法給她安全感。
我們離開俱樂部之後，阿寧開始細說那個腦子有問題的男人。「我跟他約會，他告訴我他住了兩個星期醫院，因為有自殺傾向，」她說。「一開始我覺得我應該幫他，因為我是個護士。但是後來我決定不應該攪和進去。」
那個人偶爾還會給她發簡訊。「我不明白一個腦子有問題的人怎麼能當五星級酒店的財務總監，」阿寧說。
「他騙你的，就這麼簡單，」春明說。
我們去天使冰王吃酸奶冰激凌，春明猶豫不決，糾結了半天終於點了一個藍莓芝士蛋糕酸奶冰激凌聖代。阿寧剛好來例假了，春明囑咐她不能吃冰的，所以阿寧點了一份熱草莓牛奶，呈現出工業廢料般化學的粉色。
去交友俱樂部也沒有白走一趟，我們發現這週末有一個新活動，叫「八分鐘約會」。阿寧向我們解釋她聽說的這種速配是怎麼一回事。春明想到要參加這個活動，興奮起來。她熱愛嘗試新鮮事物，天性樂觀。這種性情幫助她在東莞生存了下來，儘管對於約會來說，這有利有弊。
「問題是，」阿寧說，「有時候八分鐘太長了。」
城市生活改變了這些從農村來的女孩對婚姻的期待。調查顯示，外出打工更有可能讓農村女性自己找老公，晚一些結婚，少生孩子，在醫院分娩，追求婚姻關係平等，認為離婚是可以接受的。在一次調查中，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外來女工表示她們結婚目的是「建立美滿的家庭」，或是「找到事業奮鬥的伴侶」，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選擇了「找一個生活的依靠」。
在傳統社會里，一個年輕女性婚後會和她夫家一起生活，受制於婆婆的管教。她也會在公婆家生孩子，表明孩子屬於夫家。但是外出打工讓年輕一代免於履行這些義務：城裡的夫妻往往自己支付婚禮的開銷，而一個打工女孩即將臨盆時大多是回孃家住，而不是婆家。
長久以來，學者們相信，絕大部分的女工最終會回家鄉結婚，生子，務農。許多八九十年代的打工女孩的確如此，但是更年輕的一代正在發生變化。許多姑娘和外出打工者結婚，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安家。如果他們回原籍，常常會搬到省會城市居住，而不是他們出生的村裡。結婚也不一定標誌遷徙的終結：不少年輕夫婦會回家結婚，再一起出來打工。
和春明以及她的朋友們共處的日子，讓我相信傳統的觀點——絕大多數打工女孩最終會回家務農——是錯誤的。在打工族的圈子裡，每個人都離家多年；很明顯，他們不會再回去了。但是因為改戶口花費又多又麻煩，他們也不算是東莞的正式居民。研究返鄉農民工的學者也會去農村調研，但在那裡只能得到結論，認為像春明這樣的人是暫時離開。他們看不到她已經在別處安了家。
春明在交友俱樂部約會了兩次。第一次，一個男人坐計程車從東莞的另一個區域過來。春明下樓到公寓大樓旁的人行道上跟他見面。他們彼此細細打量。
「你好，」他說。
「你好，」她說。
「我覺得你很漂亮，」他說。
「我們還是做朋友吧，」她說。計程車還未離開，於是那個男人又坐那輛車打道回府。
第二次約會是在春明公寓旁的豆漿館。那個男人迷了路，遲到了半個小時，春明就自己一個人開吃。那是早上九點。她的約會物件終於現身，看到春明沒有等他一起吃，很生氣。他試圖掌控局面，給她點了一碗湯，但是春明拒絕了。
「他點了熱湯和冷豆漿，」春明告訴我。「你能想象嗎？熱湯冷水的：那就是他的早飯。」
在湯水的滋養後，那個男人提議一起散散步。「早上九點鐘，他要散步！」
春明告訴那個男人，她有點事要去處理，但他沒有領會這個暗示。「我們還是做朋友吧，」春明說。他終於懂了。從那以後，春明放棄了交友俱樂部。她更相信網上約會，認為網路上的男人層次會更高一些。
一天我在她的公寓裡，春明給我演示qq聊天。上線之後，你可以下拉一個名單，所有線上的人都在上面，然後選特徵，比如籍貫、城市、年齡和性別。她警告我，網上的人經常會聊到性。「在現實生活中不能聊這些，」她解釋說，「所以我們在網上聊。」
上線幾分鐘後，一個男人過來了。他是一個朋友的朋友，有人把他作為備選男友介紹給春明。
你在上班嗎？
是啊，你呢？
不，我在家。
你在哪裡？
這個男人是東莞的城市規劃師，從山東來。他二十七歲，比春明小三歲，所以春明騙他說自己二十五歲。聊天進展得很快，他們開啟攝像頭，讓對方能看到自己。那個小夥看起來很嚴肅，體格魁梧，戴一副眼鏡。
對不起，我很醜。嚇到你了嗎？
春明轉向我。「他看起來像是個老實人。」
哪裡，她寫道。我覺得你看起來還行。
你結婚了嗎？有男朋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