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結婚了嗎？」是他的第一個問題。
「你手機號碼多少？」是他的第二個問題。
約瑟夫輕快踱出教室之後，我問劉以霞，「他從哪兒來的？」
「他說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加拿大來的，」我說。「我從他口音裡聽得出來。」
她想了一會兒。「他還提過另外一個國家，幹什麼達……」
「烏干達？」
「對，烏干達。」
我終於明白了黑人老師的秘密。他們是非洲人，到這種閉塞的地方來，跟沒有分辨力的學校混充母語是英語的人。多年來，有超過三萬名非洲學生在中國讀大學，這是北京政府支援發展中的同盟國家策略的一部分。他們留下來當外教是很合理的選擇。在劉以霞的學校裡，約瑟夫工資比她高，上的課時還比她少。
劉以霞責備我不該把電話號碼告訴約瑟夫。「你得小心點，」她說。「他會一直打你電話的。」她說約瑟夫總是跟女學生搭訕；每當他跟女生要電話號碼，那人通常就再也不來上他的課了。偶爾約瑟夫的學生會去問劉以霞，這句話用英文該怎麼表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不是你的女朋友。
每個星期四晚上，劉以霞在一家日本電子廠教英語課，有一天，我跟她一起去了。課堂上有四男兩女，都是銷售或管理人員，年紀都比她大。
她發還學生的試卷。「不用太擔心今天的分數，」她說，一句話就打翻了千年來對分數的崇拜。「考驗你們英語的不是分數，而是實際應用。」
學生們開始複習上星期的課程。劉以霞轉向坐在前排的一個學生，用英文問道：「你學會了什麼？」
「你要我用英文說麼？」他用中文問道——開始就不太樂觀。他掙扎一番，終於開口講英文了，「我學了一些故事。很有趣。」
「你能用英文給我講個故事麼？」她問。
沉默許久。然後，他用中文說：「我忘了。」
另一個學生說，「我學了幾個新詞和說法。」
「還有什麼？」
沉默許久。然後他用中文說：「我不知道怎麼說。」
「好，輪到你了，」劉以霞對第二排的一個女生說。
她用中文說，「很難講。」
劉以霞改講中文。「學英語就是要說英語。如果你不說，你就沒有學進去。一定不要怕犯錯。我會犯很多錯，但我從來都不害怕。」
沒錯。劉以霞分不清l和r音的區別，她甚至讀不出「發音」這個詞的正確發音——她把pronunciation讀作pronuntion。有時候學生說的話她會聽不明白；偶爾他們說對的時候，她卻糾正錯了。她經常不能準確回答他們的問題。但是說到教學，她的本能是正確的，而且她漸漸摸索出了學習外語的秘訣，就是要從不害怕開始。
課間，學生圍著我。剛上課的時候，我曾用英文做了個簡短髮言，自我介紹，講得很慢，好讓他們能聽明白。畢竟他們讀過大學，而且上這門課已經有幾個月了。但是，我看著他們在課堂上如此掙扎，才明白我前面說的話他們可能一個字都沒聽懂。
男生先開口。「中國和美國，哪一個好？」
「美國的城市更安全，對不對？人的素質高多了。」
「你很想念中國麼？」
「她在中國住了六年，」班裡英語最好的女生不耐煩地回答道。「你還沒聽明白麼？」學生們問了我很多關於美國的問題，可沒有一個人敢跟我講英文。
休息結束之後，他們開始學習一篇關於野外露營的課文。劉以霞要求他們要麼朗讀一篇，要麼用自己的語言講出這個故事。每個學生都選擇朗讀課文——他們讀得不錯，比自由表達時強得多。然後她要求學生複述故事。班裡英語最好的那個女生已經背過了整篇課文，一字不漏。第二名學生試圖做同樣的表演，但當他記不起課文裡某一個詞的時候，就停了下來，一個節拍拉掉，整個唱片就轉不下去了。劉以霞給他提示之後才繼續進行。
坐在東莞的工廠裡，看到年輕人如此受困於自己的膽怯，讓我感覺古怪。這整座城市就是匆忙建起，應付就行；成功的秘訣就是一知半解，誇誇其談混到一份職員、教書或是其他什麼你想要的工作即可。但在劉以霞的課堂上，我看到了這種思路的侷限性。要學好一門外語需要花時間，沒有捷徑。裝模作樣充內行，還是學不會英語。
吳先生算是時運不濟。他跟業主吵架後，學校被科技館趕了出來，大多數學生退了學。他老婆離開了他，九歲的兒子也不要了。他把流水線英語的課堂搬到了自己家裡。學生們擠在一幢四層居民樓的頂樓上課；他的辦公室在三樓，住在一樓。有天我去探訪，發現樓梯上高高堆著的都是垃圾，大多是紙箱和舊報紙。吳先生興高采烈地歡迎我，引我進教室，我們坐在鐵凳子上，頂著暑熱交談，周圍還擺著一堆雜木塊。
他的現實世界被壓縮到了卑微的空間，但吳先生的雄心仍像往常那樣宏大。他最新的創意擺在桌面上：一個完全由橙色和亮藍色塑膠製作的英語教學機，機器是照他設計的模型製作的。流水線英語教學法已經進入工業時代。機器現在可以批次生產了，我聽說吳先生生產了五百臺；都用報紙包好，堆放在他住的公寓裡。他計劃把機器租出去，讓學生自己在家學英語。吳先生的創意廢除了教師的工作，現在連教室也不需要了。
我對他說，我想多瞭解些他教英語的理論。
「這已經不僅僅是學英語用的了，」他打斷我。「這是用來開發大腦的。你可以用它來學數學，歷史，什麼都行。這就是這東西的奇妙之處，」他邊說，邊滿懷愛意地拍拍自己的發明。
吳先生說，假如一個歷史學生想要學習1937年日本侵華的事件。首先，他要去讀一篇印在卡片上、擺在機器活動卡槽上的關於這個事件的課文。另外一組卡片會從面前經過，上面有些問題，以測驗他對課文內容的掌握情況：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深層意義是什麼？會有更多的問題跳出，促使學生產生新的想法，他可以把這些想法寫下來，組織成文。
我問吳先生，為什麼這樣比從印好的書上直接閱讀同樣的內容要更好。
「當你右手在寫字的時候，你的左腦就在工作，」他回答說。「當你的左腦工作時，你的右眼球在工作。當你看書時，你的眼球就只是盯著這一頁。但當你在機器上閱讀時，你的眼球動得很快。」他解釋說，正在為這機器設計一套完整的課程，並計劃找人投資。
「有人感興趣麼？」我問。
有，他說。一個美國人表示有興趣。
「誰？」
「他是西雅圖來的，叫麥克。」吳先生突然有點含混。「我有他的名片。」
他帶我上樓去看他的學校。現在，十臺流水線英語學習機擠在一個狹窄的房間裡，擺在桌面上，每個間隔只有一米而已。五六個學生在朗讀單詞和句子，就像是一屋子的電話接線員，如果你仔細聽，他們唸的，的確有幾分像是英語。這些人都是死忠分子，幾個年輕女子，從科技館跟隨吳先生一直到他家裡。她們身體前傾，被學習的迫切心情推向機器。每個學生面前都擺著她晚上的補給：一瓶水，三顆話梅。房間裡很悶。
我跟在吳先生後面，在屋子裡漫步。我以為他要介紹幾名學生給我認識，但他卻帶我走向了其中的一臺機器。「這些比我的新機器笨重多了，」他說。「要兩個人才能抬動。」
現在已是黃昏，我說這種天色讀書有點太暗了。
「對眼睛沒壞處，」他說。「陽光太亮才傷眼睛。」
「我不是說陽光太亮對眼睛就好，」我說。「我是說太暗了讀書不好。」
「不是這樣的，」他激烈反駁。「只有當你眼球不動的時候才不好。如果你眼球一直在動，多暗都無所謂。」
那天我對吳先生的瞭解加深了不少。他根本沒有任何教育方面的背景；他在開辦學校之前，曾經在採暖裝置廠裡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很差，可能根本就不會——交談中，有幾次我用到英語短語，他都匆忙點頭，然後改換話題。我唯一聽到他說的英文單詞是「okay」，例如「什麼事連上大腦，那就okay」。這個詞孤零零地放在句子末尾，顯得很奇怪。
吳先生不擅長與人打交道。他惹怒了科技館的業主，也惹怒了他的明星學員劉以霞。我打賭是他把老婆趕跑了，雖然很難弄清楚這事兒到底是在他定製了五百臺流水線英語機、堆放在家裡之前還是之後。在我認識他的短暫時間裡，他也惹到了我；跟他這樣獨斷的人交流，實在令人火大。基本上，我看得出來，是人都會讓他沮喪。他寧肯談論人的區域性：眼球，手，大腦。但他無法理解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他們效率低下；他們只用了腦容量的百分之五；他們蠢透了，竟然不懂每天要在機器跟前坐十一個小時才能學習外語。人基本上不管用——就像他們的創造者雖然採用了一流的零件，卻在裝配組合時搞砸了一切。
機器就不同了。總有一天，經過許多修補改進之後，吳先生會造出一臺完美的流水線學習機，可以讓人們足不出戶，就獲得所有的知識。他對技術擁有絕對的信念；他認準了機器就是一切的答案。尤其令人心酸的是，這樣一個人竟然被科技館趕了出來。
劉以霞的自我提升找到了新方向。在東莞圖書館——我以前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她借了《全腦學習》，《猶太家庭教育大全》之類的書。她想要增強記憶力，並根據猶太法典的教義學習經商。她開始服用藥物以增強腦力，因為過分用功，她會長頭皮屑，掉頭髮。她在考慮學日語。
「我聽說中國人要花一年才能學會英語，學日語只要三個月，」她對我說。「我聽說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會一門外語，每個月工資能多拿一千塊，是真的嗎？」
我告訴她說，她還是應該集中精力先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
「我拼命背單詞，增加詞彙量，」她說，「我每天背五十個單詞。」
「每天五十個單詞？」我驚訝地重複道。
「太多了還是太少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劉以霞的時候，她又經歷了一次全新的轉變。她把頭髮染成太妃糖的顏色，還燙了卷。她認為當英語老師，留普通的黑髮，樣子太土，不時髦。「我要顯得洋氣些，」她說。她背過了有五千個單詞的整本六級英語詞彙表。吳先生學校裡的那些女生又一次剃光了頭髮，以表示學習英語的決心。吳先生邀請劉以霞加入他的新公司，承諾三分之一的利潤歸她，但劉以霞不信任他。他的待人處事絲毫沒有進步。
「你這種英語水平，」吳先生最近對她說，「最多還能混混，再幹一年老師。之後這裡就沒你的位置了，因為那時候我佔據了整個市場。但你還可以去別的地方教書。」
「他為什麼會說這種話？」我問。
「我想他是想逼我回去為他工作。」
「太糟了。」
「是啊，」她說，「可我很同情他。他只有靠自己了。」
她拒絕了吳先生的邀請，轉而跳槽去了一家網路公司，經營他們面向外國客戶的英語網站。她就職一個月後，公司垮了，老闆跑路，欠了員工十幾萬的工資。劉以霞跟其他僱員一起打官司追討薪水，可他們都覺得希望不大。
幾個月後，2007年的春天，劉以霞進了一家生產麥克風零件的工廠，在國際貿易部門工作。她負責外國客商，陪他們參觀工廠，參加業內展會。這份工作要求英語六級，還要大學學歷。「證書我沒帶在身邊，」招工面試時她說。現在，劉以霞晚上給同事們上課，或者做英語家教。三份工加起來，她每個月能掙五千元，在東莞算是很高的薪水。她計劃存錢開一家英語幼兒園。那是她的五年計劃。
劉以霞得到這份外貿工作後，發郵件告訴我她新的聯絡方式。那是我們認識以來她給我的第六個手機號碼。有時候我感到很tried（應為tired，疲憊），但有時候又覺得很充實，她寫道。她的英文還是有很多錯誤；她太趕了，來不及糾正。可我又有什麼資格批評她呢？在我認識她的短短兩年裡，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