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敏的手機被盜後，她從頭開始構建新的生活。她給表哥打了電話——那是唯一一個她背得出的號碼——他幫她同姐姐，還有我，重新取得了聯絡。敏回到了人才市場，在一家香港人開的手袋工廠的人力資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資是每個月八百塊，不加班，星期天休息。她十八歲了，這是她一年內換的第四家工廠。
我去敏的新宿舍看她，她的房間很整潔，新刷的白牆，上面貼著中國電影明星的照片。我們在附近小攤上吃麵條，我問她的朋友怎麼樣了。
「你是說我的男朋友麼？」她直截了當，拒絕一般中國人拐彎抹角的說法。「他回家以後，我就沒跟他聯絡過。」
「你不給他發簡訊麼？」我問。
「我忘了他的號碼。」
「所以你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她點頭。「也許我春節回家會見到他。」
我問起敏在從前工廠的兩個老朋友，就是我們一起去看的那兩個人。「一個在常平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家廠，」她說。「另一個回家訂婚了，可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兒。」在村裡，每個人都互相認識，人們以多重方式彼此相連。但敏在城市中的朋友們卻只能通過她一個人來相連；一個不慎，便會失去幾乎所有人的聯絡。「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她說。
於是她從頭來過。在新工廠裡，她遇到了阿杰。他比敏大三歲，瘦得皮包骨，好像一個匆忙勾畫的卡通人物，四肢細長，臉窄窄的挺帥，總是帶著羞怯的笑容；他跟生人講話的時候，臉會一路紅到耳朵邊。他在工廠車間當助理，符合敏對伴侶的大多數要求：心眼兒好，不吸菸，不喝酒，不賭錢，身高一米七以上。阿杰幾乎是立馬就跟敏說，要她嫁給他。敏要阿杰先存點錢；其實，是她還不想考慮結婚的事。「我想存點錢，也許可以做點小生意。如果我太早結婚，就只能待在家裡，」她對我說。「一輩子都在外面工作，比待在家裡好多了。」
她對父母講了新男友的事。「他是哪裡人？」他們問。
「他是廠裡的，」敏含糊其辭。
「他是哪裡人？」他們又問。
他不是湖北人，敏的父母只關心這點。傳統的中國社會，女的會嫁到丈夫的村裡去，通常都距離較近，她可以偶爾回去看望自己的家人。現在的人口遷移使得兩個故鄉遠隔千里的人也可以碰到一起，結為夫妻。對女孩的父母來說，這是種災難：他們不習慣長途旅行，擔心女兒嫁得太遠，就等於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掉。
每當敏遇到一個喜歡的男孩，總是打定主意儘量不問他的出身。「你家裡窮嗎？」她有一次這麼問阿杰。「很窮，」他回答說。她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這就夠了。「我不想知道他們家的情況，也不想讓他們知道我的情況，」敏對我說。「最後我們只有靠自己。」
那年秋天，敏看起來比我見過的任何時候都要安心。她空閒的時候基本都跟阿杰在一起。她姐姐桂敏到了東莞，在敏的工廠貨運部工作。姐妹倆住一間宿舍，每天一起吃午飯。冬天快到了，兩個人都計劃要回家。阿杰想說服敏帶他一起去見父母，但她不同意；她父母那麼反對他們在一起，敏覺得會很尷尬。桂敏跟湖南男友的談判更加火爆。很長一段時間，她一直堅持不想回家，卻又突然改變了主意，計劃帶著男友一起去。父母其實也不同意，但桂敏比敏大三歲，她想挑戰一下。
1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敏在她工廠附近的公園裡散步，然後在籃球場的矮牆邊坐了下來。她穿著為回家買的新衣服——生平的第一條牛仔褲，斜紋夾克，還有一雙粗跟靴子。我們在蒼白的陽光下吃著橙子，計劃著。她邀請我去他們村過年。那天，敏說的都是家鄉。鄉下的蔬菜比城裡好吃，她說。如果野生的蘑菇採到手裡就碎，那就是有毒的，但結實的蘑菇可以吃。豬餓的時候會抬起前腿，直立著尖叫。新年前後會有人偷雞，所以這時候得看得特別緊。護膚的最佳配方是用珍珠粉混合剛下的新鮮雞蛋清敷。鄉下的生活很快活，可你一年到頭也看不到什麼錢。
「你有沒有想過到農村去住？」敏問我。
「中國農村嗎？」我說。「沒有。」
「大概是那裡太寂寞了，」她說。
陌生的旅程讓生活跌宕無著，在農民工的世界裡卻有一個固定的地方：老家的鄉村。如今農業的經濟收益非常低；每家平均只有六畝地，太少，不足以贏利。但放眼中國，家庭的農田還都在耕種，因為人們一直都是這麼生活。土地與其說是收入來源，不如說是份保險——保證人能活下去，不會捱餓。
在大遷徙的時代裡，與家中土地延續不斷的聯絡使中國保持著穩固。中國的城市並未像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產生大片的棚戶區貧民窟，因為那些在城市裡失敗的移民總是可以回到故鄉，找人依靠。年輕人出去打工，父母留在家裡種地；丈夫出去，留妻子在家，再不然就是反過來。也可能夫婦一起出去，把年幼的孩子留給上了年紀的父母照顧。在城市裡，農民工可能看起來很絕望，但幾乎每個人回去都有片農田保底。
冬天回老家過年，在農民工的日程中是一件核心事件——在春節前後的六個星期裡，大約有兩億中國人乘坐火車旅行。隨著新年臨近，即將到來的旅行變成了工廠世界裡最大的當務之急。工人們要專心存錢，穿新衣服回家，因此跳槽的現象大大減少。情侶們開始小心談判：去誰家過年，兩人的關係定位在哪一步？這番算計或許令人痛苦，跟家人不睦的農民工可能會決定乾脆不回家。春節是最關鍵的時刻，整個一年都圍繞它而展開——辭職，休假，訂婚，從頭再來。
回家的旅程常常跟初次進城一樣痛苦難當。中國的鐵路是運輸網路中仍按中央計劃經濟時代運作的最後一環。在今天的中國，有錢人大都乘飛機或是小汽車旅行，這兩種交通運輸方式都市場化了。航空公司改善了服務，降低了票價；公路不斷拓展、升級，以應付工業發展和檔次不斷上升的小汽車主的需求。但鐵路仍是窮人的地盤——有時，建設鐵路彷彿只是為了更高效地將痛苦送達。
節假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按原價買到火車票。鐵路部門會給關係戶留票，或是票流給了黃牛販子，再由票販高價倒賣。由於售票系統沒有聯網，賣票的人完全不知道行程中哪些座位會空出來；除非乘客從起始站坐車，否則根本不可能買到座票。車票預售只會提前幾天開始，焦慮的購票人群只能通宵露宿在車站外排隊。在長達多個小時、甚至多天的旅程中，車上廁所堵塞，水龍頭沒水，人們蹲在過道里，雙手捧著腦袋。乘客們極少抱怨，即便在最糟糕的條件下，他們還是好脾氣，各自集中精力照看著身邊的行李。這是春運列車總是如此擁擠的另一個原因：沒有農民工不帶禮物回家的。
回到家，旅人們又迴歸了農村的慢節奏。鄉村生活等級鮮明：年長的男人當家，集體事務也是他說了算。全家人一起吃飯，一起務農，夜裡孩子經常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張大床上。大孩子管教弟弟妹妹，小的得聽話。不速之客一待就是好幾天，例行的集體吃飯，睡覺，現如今又添了看電視這一項，人都被吸了進去。村子裡沒有秘密。
在城市裡，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經消亡。小家庭跟素不相識的鄰居一道住在高層公寓樓裡。人們跟陌生的人打交道，並且來往。在城市裡，年輕的農民工自由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他們為了工作競爭；喜歡誰就跟誰相好。無論他們多麼留戀地回憶起鄉村的童年時光，事實是，他們再也回不去了。
這事並不新鮮。旅人歸途的刺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經典主題。小學生最早學到的寫於8世紀的一首古詩，說的就是一個男人，一生漂泊在外，終於回到故鄉的村莊，卻發現自己不再屬於這裡：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敏帶回家一件羽絨服，一盒主要成分為驢皮的傳統中藥，一個她工廠生產的dooney&bourke牌粉紅色錢包，雀巢奶粉，餅乾禮盒，兩件男士正裝襯衫，一個裝滿糖果的心形塑膠盒，和一千塊錢——她一個月的薪水，緊緊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帶了手機，mp3播放器，還有一個化妝鏡；其餘的一切都是帶給家人的禮物。這是2005年2月，距離農曆新年還有一個禮拜。
我們去廣州的大巴幾分鐘就坐滿了人。車窗上貼著告示：b歡迎乘坐豪華大巴。因為近期發生乘客物品失竊事件，旅行中請勿睡著，提高警惕。/b大多數乘客聽天由命，立刻就睡著了。公路兩旁閃過一座又一座工廠，但敏的心思早已飛遠了。「小時候，我們要走半個小時去上小學，」她對我說。「有些小孩住的遠，得翻幾座山才能到他們村。那時候有野豬還有狼。狼你看不到，但能聽到它們叫。現在都聽不到了。」
廣州火車站人山人海；每年這個時候，有四百五十萬人返鄉回城都要從這裡經過。火車站前巨大的水泥廣場被警戒線分割成了幾個區域，到處都有警察，舉著喇叭喊著指令，每個字都尖銳刺耳，含混不清。人們一進入中央大廳，就本能地開始奔跑：中國人對此早習以為常，知道什麼都缺，一切都不夠分。多虧了一個跟我們順路的敏的表哥，給大家買到了座票，但我們也開始奔跑。我們在瘋狂的人群裡突圍，終於擠上了7:32分開往武昌的過夜硬座快車。
火車上過的是集體生活，一開出車站，乘客們立刻表現得彷彿到家了一般。他們脫鞋脫西服，脫到只剩內衣為止；他們剝橘子嗑瓜子。手機時常響起，鈴聲歡快擾人：比如「生日快樂」，「迪克西」之類。走道那邊有個男人，往座位底下鋪上報紙，然後蜷身縮排那個狹小的空間，只剩小腿露在外面。乘客擠在走道里，蹲在衛生間隔壁的水槽上，窩在兩節車廂之間的空隙間，穿著暗色衣服，一排一排蹲著，像是電話線上棲著一串烏鴉。
鐵皮小車疾馳而過，每隔幾分鐘就逼得人群重新排列位置。小車賣雞腿、溫啤酒，還有串烤熱狗腸。售貨員喊著：熱牛奶，熱牛奶，有益健康。有錢人才會在火車上購買食物。大多數人都自帶——白煮雞蛋，華夫餅乾，還有盛滿綠茶的旅行杯，裡面液體混濁，看起來幾乎要長海藻。10:45分，來了個打掃衛生的。我們上車才三個小時，她面前的垃圾卻堆積如山，有花生殼，橙子皮，空塑膠瓶。這世界上沒人能比中國的旅客更快地生產垃圾。
對敏而言，時間過得太慢。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長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錶；玩弄手機。她每隔幾分鐘就跟我彙報——我們還有九個小時才到——直到我讓她閉嘴為止。她開啟了那個餅乾禮盒，吃了幾塊——「沒事的，」她安慰我說，「還有很多呢」——然後就消失不見，去看她的表哥了。她回來的時候，帶了塊玻璃紙包裝的鹽焗雞翅和一些訊息：小偷最愛玩的把戲是用一個「撿來的」皮夾子吸引乘客的注意力，趁其不備偷他的包。
午夜剛過，我的手機收到簡訊，歡迎來到湖北，敏的老家。我們勉強睡著了。凌晨三點，走道對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彈簧突然跳起，開始大聲談笑，聲音傳遍車廂，彷彿正是下午時分。6:57分，我們到站了，跟敏的表哥道別，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過了長江，敏突然醒來。公路上每經過一個城鎮，她都會把名字念出來：黃石，梅川，黃梅。「我們快到了，」她說，聲音因為興奮而有些緊張。
敏的媽媽陳美容已經等在大金鎮外的路邊。她四十二歲，眼窩很深，棕色眼珠，顴骨很高——是農村人裡面少見的大骨架美人。她笑得開懷，露出許多牙齒，敏回家的第一天裡，我就沒見她的笑容停過。她們倆見面時並未擁抱——這不符合中國的習慣——但在交談的時候，敏摸著媽媽的手臂，撫弄她的耳垂。她已經兩年沒回家了。
大金鎮是個鄉下小鎮，只有一條街，賣飼料和農藥的店鋪仍然多過於賣摩托車和手機的。路邊的小生意攤反映了決不丟棄任何東西的鄉村哲學：在大金，你可以花錢修表，修鍾，修爐子，修電話或者電視機。在城市裡，這些小生意大都難得一見；城裡人對新產品的質量更有信心。在露天的貨攤上，最醒目的商品是硬殼的旅行箱，提醒著人們，鎮上最好的機會可能是出去。
敏有很多計劃，來改善家裡的條件。她想給家裡買個dvd機。「再買臺飲水機，」她說。「那樣就方便多了。」
時不時，敏的媽媽會越過女兒的腦袋看向我。「這地方太差了！」她熱誠地笑著說。「我們太窮了！」
在通往她們村的路口，敏的媽媽叫了一輛有當地特色的計程車：一輛摩托，後面拖個鐵皮車廂，下面裝兩個輪子，架了幾塊窄窄的木板當座位。裡面坐著五名年輕女子，都穿著緊身牛仔褲和寬鬆夾克——跟敏一樣，也都是回來過節的農民工。車子突突行駛在土路上，敏回頭看著回家的人們。一個年輕女人穿著黑色的皮褲和細高跟的靴子走過稻田；一個穿條紋西裝的男人一手拖著一個衣衫襤褸的學步小兒。一個騎腳踏車的男人朝我們微笑揮手。「這是我小學同學的爸爸，」敏說。「他老了。」
到了一片兩層磚房跟前，我們從車上爬下來。敏的爸爸沿著小路走來迎接我們——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憊——敏發現他也老了。家裡很安靜。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親戚家了；另外一個妹妹在家裡看電視。敏進門的時候她只是抬頭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轉回了螢幕。
我們一邊吃著豬肝麵和煮蛋——敏的媽媽為了歡迎她回家，特地在她的碗裡放了三個蛋——敏一邊聽家人講新聞。她爸爸說想要買輛摩托車。
「要多少錢？」我問他。
「七八千塊，」敏代她父親回答。
「這麼貴啊！」我說。
敏的父親輕輕地插嘴說，不到三千塊他就能買到一輛。
「那不好，」敏說。「你想把時間都花在修車上嗎？」
電話鈴響了。是敏的一個朋友，從東莞打過來，看她是否平安到家了。「我媽看到我高興死了，」敏說。「我爸媽都老了好多，家裡又亂又冷。人除了想睡覺什麼也不想幹。」
電話鈴又響了，是阿杰，他在東莞過春節。「我現在不方便，」她低聲說。「家裡人多。」因為媽媽反對他們倆的事，因此敏採取了最膽小的反抗方式：她撒謊，騙媽媽說已經分手了。現在她把秘密帶回了家。每當電話鈴響起，謊話隨時有可能被揭穿。
再過幾天，桂敏就會跟男友一起回家了。我要帶男朋友回家，桂敏在給我的簡訊裡說，雖然他們不同意我找一個離家那麼遠的人。還有一天，她寫道：我長大了，知道怎麼處理事情。他們真的什麼都不用擔心。在我看來，她正準備開戰。
敏一回到家，就開始引導家人走向文明。有霧的早晨，她在家裡走來走去關窗；她對母親說，溼氣對身體不好。早飯後，父親點上一支香菸，被她一通教訓：不應該抽菸，要用茶水漱口，不然牙齒會變黑。敏在家裡四處檢視，一樣樣指出她想要改進的地方：安熱水器，洗衣機，院子裡鋪上一條水泥道。在農村人家，往地上丟垃圾，滅菸頭，吐痰，都是司空見慣的；每隔一會兒，家裡人就會清掃起來，把垃圾丟到院子裡。敏在孩子們的臥室一角放了個塑膠袋，要求弟妹們把垃圾丟到袋子裡去。我看到她對母親重複這一指令。
桂敏很快就要到了，這讓她很擔心。她怕父母會對姐姐的男朋友失禮。她說，鄉下人不習慣跟生人打交道，他們可能會無意中得罪人家。桂敏的事在全村都傳開了：之前從沒有別的女孩把這麼遠的男友帶回過家。「我姐姐要帶男朋友回家，」敏告訴每一個她碰到的鄰居。
「他是哪裡人？」人們一開口總是這麼問。
「湖南，」她說——然後對話就僵住了，因為實在沒什麼話好往下接。
呂家的房子是1986年蓋的，就是敏出生的那一年。樓下有個大房間，兩廂各有一間臥房；孩子的房間裡有兩張雙人床，電視機整天開著，音量調到最大。大房間裡有一張木質餐桌，桌後是神龕，供著祖先的牌位，敏祖母的照片，還有一幅壁掛，用燙金大字寫著宇宙的等級秩序：b天地國親師。/b神龕旁邊的牆上，貼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得的獎狀。b呂秀獲得全班第五名。呂宣慶獲得三好學生稱號。/b起居室周圍的房間各有不同的功能。樓上的地面有個深坑，用於存放糧食，整塊的生豬肉和鹹魚掛在鉤子上，還有一間房堆滿了齊膝深的棉花——今年新收的，還沒賣掉。房子的一側是廚房，煙火燒得牆壁烏黑，另外一側是牛棚和黑母豬與豬崽的圈。雞在人腳邊走來走去，把蛋下在廚房的碗櫃下面。
為了省錢，用電很省，晚飯多半是摸黑吃的。沒有下水管道，也沒有取暖設施。在湖北冬季陰冷的天氣裡，全家人在屋裡都穿著厚外衣戴著手套，水泥牆面和地板像海綿一樣吸飽了寒氣。坐久了，你的腳趾頭會失去知覺，手指也一樣；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喝杯熱水，用雙手捂著杯子，讓蒸汽溫暖你的臉。孩子們經常站著看電視，有時跳幾下，暖暖腳。
敏開始享受在家的狀態。吃飯的時候，小孩子很快吃完，離開餐桌，敏留下來跟父母和我聊天。她媽媽和妹妹們做飯，打掃，洗衣服，父親餵豬，幹雜活。敏不幫忙做家務。很多時間她都在講電話，計劃去看望返鄉的朋友。阿杰時常打電話來，透露一星半點的訊息：他幫桂敏買到了回家的火車票。他想敏。他夢見敏跟別的男孩跑了。
敏的三個弟妹都住在家裡。三妹三兒今年十六歲；她一頭烏黑的長髮垂到腰間，寬厚的笑容跟媽媽很像。她跟敏唸的是同一所職業學校，計劃幾個月後一畢業就出去工作。四妹秀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宣慶，都在讀中學。孩子們平時都在城裡住校，週末回家。他們對農活幾乎一無所知。一天早晨，敏的父母殺了幾隻雞，在拔雞毛時，秀站在廚房門口看著。「孩子們都不肯幹這種活，」敏的媽媽說。
另一天早晨，三兒拿著一碗穀子到院子裡去餵雞。「咕咕咕……」她喚道。可根本沒有雞過來。
我指著房前空地上的一群雞問她，「那是你們家的雞麼？」
她斜眼瞅瞅。「看著像。咕咕咕……」那些雞根本不理她。
她媽媽從房裡出來。「你這是幹嗎呢？那根本不是咱家的雞！」三兒的媽媽沿著小路找雞去了。三兒咯咯笑著回到了屋裡。
敏回家的第二天，帶著三個弟妹和兩個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乘大巴要一小時的路。她仍然惦記著改善家裡的條件：她想買飲水機，還有吹風機。「孩子們平時哪兒都不去，」她對我說。「我們帶他們進城去玩玩吧。」他們首先在一家網咖停了下來，敏碰到了一箇中學同學，叫胡濤。他生得瓜子臉，留著一點修剪成方形、像郵票一樣的唇髭。他穿著一件灰色斜紋外套，黑色尖頭鞋，神情緊張；看起來像是黑幫的試用成員。胡濤在城裡他叔叔開的飯館打工，但他希望能出去找工作。
「他喜歡我，」等胡濤聽不見的時候，敏說，「但我們之間從來沒產生過感情。再說我已經有男朋友了。他看起來也不大體面，是不是？」
集市上很擁擠，人們都在辦年貨。賣春聯的攤子還擺著毛主席的光輝畫像，配著有點宗教式的標語：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敏帶著孩子們穿行在商鋪間，為家裡買東西：襪子給爸爸，新毛巾給客人，還有洗髮水。她使勁還價，花九十元買了個飲水機，二十元買了個吹風機。她還買了一次性塑膠杯，這樣更衛生；家裡人混用幾個瓷杯，又不常洗。在超市裡，孩子們用糖果糕點裝滿了她的購物車。
在武穴有些東西，是沿海的現代化城市裡見不到的，比如穀倉和部隊的糧站——這都是過去人們依賴政府配給糧食時代的遺蹟。一家商店用oldfogey（老夫子）牌的男式西裝打廣告。敏上次到武穴來是兩年前了。這次故地重遊讓她深感失望。「這城裡一點都不好，」她說。「不如外面的城市那麼發達。」
胡濤消失了一陣，但午飯後又出現了，來帶孩子們去溜冰場玩。他又添了一件黑幫的裝飾——耳朵後面夾了一根香菸，這讓他看起來比先前更加不體面了。他在一個水果攤前停下來，跟一個年輕女人聊天，那女的眼睛很黑很直率，原先染成金色的頭髮已經褪成了毛毛的橘色。她跟胡濤走在前面，敏和孩子們跟著。沒人費心介紹彼此認識。
溜冰場人很多，很暗，只有一個閃動的迪斯科燈球照明。當時是下午三點鐘，敏扶著牆往前走，一邊還照應著那幾個孩子。在溜冰場一頭，幽暗的酒吧區，胡濤在椅子上坐了下來，那個女孩坐在他身邊。「我想我們該走了，」敏對我說。我們把孩子們喊過來，一起出去，沿原路返回。在一個小坡底下，胡濤又出現在我們面前，只有他一個人。他做了選擇，好像跟那個橘色頭髮的女孩無關。
他問起敏的工作。她的工廠生產手袋皮包，有五千名僱員，她說。流水線工人每個月工資八百塊。
「我也想再出去，」他說。「家裡的情況不好。」
「你從前那個廠怎麼樣？」她問。胡濤曾經短暫在東莞工作過。
「不好。你什麼時候回去？」
「年初五，」敏說——隨後她做了個提議。「你幫我們買票，和我們一起去吧。我們廠還在招工呢。」
然後他們各自走了，敏大獲全勝。「他會幫我們買回東莞的火車票，」她說。胡濤會用當地關係去買票，敏可以帶他進城，幫他在廠裡找份工作。在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經把最重要的問題解決了：怎麼樣再出去。
呂姓在烈馬回頭村已經生活了七代。這裡有九十戶人家，幾乎全姓呂，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磚房裡，田間小路上點綴著祠堂寺廟，村民在那裡燒香祭拜祖先。梯田從山谷一層層疊到灰藍色的山頂，彷彿是開啟了首飾盒，露出許多的抽屜。這個村莊唯一不尋常的，大概就是它灑脫的名字——烈馬回頭，名字源於附近一座山的形狀。很多代人生死在此，從不曾走出離家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句老俗話稱頌這種與世無爭的生活：一輩子不用東跑西顛是福氣。
但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年輕夫婦開始違背老一輩的意願，進城打工。當初敏的叔叔還單身，他搬到武穴去開店，家裡人都反對。「我們覺得沒結婚的人不應該出去幹活，因為他們可能會學壞，」敏的父親告訴我說。過去十年來，外出務工已經司空見慣。村裡的孩子中學甚至小學都沒畢業，就走了；男孩女孩都往外走，儘管有些人家希望兒子能離家裡近些。敏的父母都曾在溫州一家鞋廠幹過一段時間，但都沒存下錢就回來了。幾個比敏大一輩的出去打工回來，都開始創業了。年輕的一代沒有人回來：有的結了婚，留在離家很遠的地方繼續工作，還有幾個在附近的城市武穴買了房子。
外出務工已經成了村裡主要的收入來源。敏和姐姐倆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五千元，而父母在家裡養豬，種棉花，一年的收入只有兩千元。她們的錢用來供弟妹們上學，也讓姐妹倆在家庭事務中擁有了發言權。桂敏第一個出去打工，是她說服父母讓敏初中畢業繼續唸書。姐妹倆的教育水平在村裡高得很不尋常。「我們把女兒當兒子養，」一天早晨，敏的媽媽坐在臥室的窗戶下面，一邊縫老式的絨拖鞋，一邊對我說。她和丈夫兩人都是初中畢業，在他們這一代農村人裡，更是少見。
「村裡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樣，」她又說。「他們都說女孩最後總要嫁出去的，用不著上什麼學。但我相信有知識總比沒知識好。」
出生的次序是決定命運的一個主要因素。長女桂敏初中畢業就離家去找工作。次女敏等到兩年中專快唸完才出去，而三兒要畢業以後才會出去跟姐姐們會合。母親希望最小的兩個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學，因為家裡有錢了，供得起。「這是我的理想，」敏的媽媽說。「但得靠他們自己，是不是用功學習。」
敏的表兄妹裡面，有的才十二歲就出去打工了。她小學六年級班上的二十七個小孩中，有十個根本沒上初中，直接去打工。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機：隔壁的一家，要四個女兒每人每年往家寄一萬元。還有一個村民，開了個銀行戶頭，三個女兒都在一家毛衣廠幹活，工資會直接打到他的賬戶裡去。
結了婚的打工者也會遭遇兩難處境。敏的一個舅舅跟老婆一起在東莞當建築工人，但兩個十幾歲的兒子都留在村裡上學，希望他們有一天能考上大學。但兩個孩子無人管教，玩野了。「我兒子十四歲以來，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呂家聚餐時，敏的舅舅抱怨道。「可我怎麼管他們？我在東莞，我老婆也是。」他兒子遠遠站在房間的另外一頭，聽著。「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他父親繼續說，「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話的。可現在年輕人的世界不同了。」
村裡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個想要去讀大學：呂澤娟是敏小學時的朋友。當敏在東莞打工的時候，呂澤娟因為準備高考，學習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了。敏回家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她。呂澤娟坐在電視機前，穿著一件尼龍夾克，前面的口袋上，縫著紐約，第五大道，450號的字樣。她現在很少出門，怕聽見別人說她閒話。敏好歹勸說她出去散步，路上鄰居們斜眼瞅著呂澤娟，試探地叫她的名字，因為已經太久沒見到她了。
外出打工已經深入人心，學校教育反而顯得風險更大。敏的同學，另一個村的吳劍寒來訪，住了幾天。他穿著黑色的西褲，白色襯衫，打著條紋領帶——每天都是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哪怕在幫敏的父親修廁所房頂的時候也一樣。他考上了大學，但他哥哥不肯出學費。「他說現在連大學畢業都很難找到工作。他認為我應該出去打工，」一天早上，吳劍寒一邊清掃呂家門外的雞糞和鞭炮紙屑，一邊說。「那是他的看法。我的想法不一樣。」吳劍寒在北京打工，但他不肯講他做的是什麼工作。
敏和大姐在村裡很受尊重，因為她們升到了辦公室工作。沒有別人去東莞的，雖然更多人選擇去同樣遙遠的地方：溫州的鞋廠，坐大巴要二十二個鐘頭；哈爾濱的美髮廳，坐火車要二十八個鐘頭。「這就是我們的信念，」敏說。「走得離家越遠就越光彩。」
春節前兩天，敏把媽媽惹怒了。敏的一個叔叔邀請全家吃頓團圓飯——不巧這時電話響了，帶來一個更誘人的提議。一個年輕漂亮的阿姨在武穴開了家髮廊，剛回家，邀請敏一起進城逛街。
「為什麼下著雨還出去？」她媽媽只是這麼說。顯然她不滿意敏這麼失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