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堅持不讓步。「是我得罪叔叔，又不是我媽，所以這事兒跟她沒有關係，」她辯解道。
她的阿姨黃彩霞到家裡來接她。她二十五歲，穿著時髦的繫帶夾克，閃亮的緞子褲，還有一雙跑鞋。她一亮相，就先拿出一個絳紅色的手機，可以像粉盒一樣翻開蓋，傳給大家欣賞。在進城的公車上，她和敏討論著染頭髮的秘訣，還跟著敏的mp3哼歌。敏的阿姨記得全部的歌詞。
愛情三十六計
就像一場遊戲
我要自己掌握遙控器。
愛情三十六計
要隨時保持魅力
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敏對阿姨說，希望父親能為家裡建一個室內浴室。「可以在裡面放一臺洗衣機，還可以有地方洗澡，」敏說。「還可以加一點瓷磚，就像真正的浴室那樣。」
「還有電熱水器，」敏的阿姨補充道。
「還有電熱水器，」敏重複道，「冬天也可以洗澡，不會著涼。」
她阿姨算了算，整個工程大概要花五千元。「在城市裡住了一段時間，想法就變了，」敏的阿姨對我說。「你會不停地想怎麼改善農村的生活。」她和丈夫在武穴工作，在當地租了套房子住，但他們四歲的女兒還跟祖父母一起住在鄉下。他們計劃等存夠了錢買房子，就把孩子接到城裡來。他們倆結婚的時候沒跟村裡要耕地；她丈夫的父母還有兩畝地在種著，那就夠了。「村子還是家，」敏的阿姨說。「但我已經住不慣了。」
那天下午，桂敏跟男朋友到家了。她比敏要高半個頭，面容漂亮，輪廓精緻，自有一種大家庭里長女的氣度。她男友進門的時候，迎頭碰上桂敏的父親出來。他低著頭，叫了聲「叔叔」，然後遞上一支菸。就只是這些：沒有介紹，沒有寒暄，只是一支菸——這就是中國男性世界裡通用的名片和貨幣。
吃飯的時候，敏的父母都沒有跟女兒的男友多聊。也許是不熟，也許是無聲的抗議。但這恰恰是敏所擔憂的：他們沒有對一個遠道而來的客人表現出適當的尊重。男友跟我一樣，聽不懂當地的方言，只是禮貌地坐著，不說話。當家釀的酒斟滿之後，敏掌控了局面。她轉向這個私底下已經被稱作「姐夫」的人，「歡迎到我們家來，」她說著，舉起了酒杯。
鄉下的日子大多會被凌晨劃破寂靜的電話鈴聲驚醒：又有人到家了。敏的父母起床很早，在屋裡走來走去，雖然有別人在睡覺，仍然咣噹咣噹地關門，用平常一樣的音量講話。替別人著想不符合農村的習慣：所有的時間都是一起度過，因此大家都很擅長忽視彼此的存在。
幾乎一切都是眾目睽睽之下一起做的。孩子們一塊起床，在院子裡靠牆站成一排，刷牙，口水吐到下面鄰居的院子裡。每頓飯都是大家一起吃——蔬菜，米飯，總是有豬肉，因為一般家裡秋天都要殺一頭豬，然後吃上一個冬天。清潔時間也是集體行動：晚上，家裡的女人們會熱一盆水。一個接一個地清洗私處和雙腳，中間不換水。然後男人們再換上一盆水，照做一遍。時不時地，家庭成員們會擦浴，但通常跟多日一次的洗頭不在同一天進行。最終身體的每個部分都會洗淨，但極少在同一時間。
整天都會有客人來訪，一住就是幾天。有幾個晚上，敏九歲的小堂弟跟我們一張床，睡在我和敏的中間，後來是敏媽媽那邊的兩個表弟來訪，然後是另外兩個表哥。那個穿正裝襯衫打條紋領帶的男孩吳劍寒，待的時間最久；他對敏有意思，但敏完全無視。敏的媽媽搬進女兒的臥室，把自己的房間留給丈夫和男孩們。夜裡，我和敏還有她媽媽頭對腳睡在一張雙人床上，蓋一床被子，一動不動，像洋娃娃一樣躺著。
鄉村生活的焦點是電視。孩子們整天坐在熒幕前；如果你去鄰居家拜訪，通常會讓你坐在前排，接著之前看的電視劇集往下看。人們最喜歡的型別是古裝宮廷劇。看起來這些連續劇是村民們接觸歷史的主要方式，但在這裡面，歷史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巫術、傳奇、神仙、幫派、奇蹟、謀殺，通姦：孩子們統統看得如痴如醉。儘管政府宣揚道德，理性和科學發展觀，但電視娛樂的主要內容卻與之背道而馳。
孩子們腳跨兩個世界，一邊是鄉村生活，一邊是電子遊戲裡的魔幻宇宙。他們會幫媽媽去河邊洗衣服，然後轉身專心去玩俄羅斯方塊。有時候他們看起來就好像剛從電視星球緊急迫降到了地球。當我把相機拿出來換膠捲時，敏九歲的小堂弟湊過來看。「膠捲什麼樣？」他問。「跟電視上的一個樣麼？」
人人都是親戚，關係錯綜複雜到甚至沒有相應的中文稱呼。有一個來訪的男人是敏爺爺弟弟的女婿；一天，我們去探望了她爺爺弟弟的兒媳婦的姐妹和她們的父親。我一直以為坐在敏家電視機前的孩子是鄰居家的，可是有一天我們去另一個村拜訪她的姑奶奶，我發現這幾個孩子又坐在他們家的電視機前：當然，他們是親戚。一個住在隔壁、在溫州鞋廠打工的年輕人經常過來，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看上敏了。我剛想跟敏說，卻發現，他是敏父親的表弟。
村民們對我的反應很不一樣。那些進城打工的會主動跟我聊天，問我北京和美國的情況；他們會瞥一眼我的筆記本，試圖弄明白我寫的是什麼。那些留在村裡的，包括敏的父母，都很客氣，也很膽怯——雖然他們很樂意回答我的問題，卻從來沒有問過我什麼。年長的男人沒一個跟我講話。我是個年輕女人，又是外人，跟他們是雙重不相干。
我從未見到這裡有人看報紙，或是看晚間新聞，也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我在敏家裡住的兩星期內，從未碰到過一個政府官員，法律似乎也伸不到這裡。全國範圍內，要求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到兩個小孩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執行了二十多年，但在這裡的鄉下，一般家裡都超過兩個孩子，敏的父親這麼說。呂家有五個孩子，但村裡有一家有六個，還有一家有七個。那七個孩子的父親是村長。
敏很容易又適應了這個世界，但她仍保有自己的秘密。她從不說起她的男友或是廠裡的事，我還注意到，當事情不合她心意時，她會選擇性退出。她自己安排探望朋友，哪怕有時會拂了母親的意；對她不喜歡的長輩，她講話一點都不客氣。我從未見她做過任何違背自己心願的事。一個姨媽託敏帶她十四歲的女兒到廠裡去，但敏直接拒絕了。還有一天早上，一個老伯伯早飯之後出現在呂家，一眼盯著她父親穿的羽絨服。那是敏送給爸爸的禮物。
「這要多少錢？」那老頭問道。「二十塊？」
「三百二十塊也買不到，」敏回嘴道。「這是羽絨服。」
她對村裡許多年長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們總是問我掙多少錢，要不就是我帶回家多少錢，」她告訴我說。「我覺得這是我的私事。」
年輕的打工者操縱了鄉村的節日生活，享受著金錢帶給他們的權力。他們四處炫耀著手機和新衣，交流彼此的工作情況。他們最熱衷於做媒，既幫自己挑人，也替別人介紹；他們給年老需要照顧的親戚送錢。在過去，這是長輩的任務，但現在長輩們太窮了，無力承擔這些責任。父母們沒什麼好做的，只好聊聊兒女的收入和婚嫁前景，扯些沒用的閒話。
「我希望她工作順利，沒別的，」當我問敏的媽媽對敏有什麼期望時，她說。「將來的事得靠她自己。」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個離家近的男朋友。總之，她看起來已經接受了現實，女兒們早已超出她能幫助或者理解的能力範圍。
對我來說，住在敏的村子裡最難的事就是要過集體生活。沒有誰會是一個人的。如果有人在電視機前坐下，他會招呼所有人過來一起看；要是敏準備好了熱水洗臉，我也必須一起洗。有幾次我無視旁邊又閃又響的電視機，想要讀書時，孩子們會一個接一個過來跟我講話，臉上帶著關切的表情。
住在敏的村裡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國度過了童年，他們的成長環境與此相似。他們在美國用非常不同的方式養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勵我們獨立，讓我們不為家庭所累。父母並不指望我們去走親訪友，也從來沒要求我們在學校裡要學什麼。我在國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從未給我壓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裡，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一點，心裡滿懷感激。
一天上午，一場全家聚餐之後，我一個人出去，沿著泥濘的道路朝城裡走去。我看到了一些從未留意過的東西：一塊黑板上列出了學校的費用，牲畜疫苗的價格，一家商店裡，全部商品只有香菸和爆竹煙花，還有不足四歲的孩子在玩打火機。在相鄰的村裡，我看到一座四層樓、貼滿白瓷磚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個村子所有的房子都會像這樣。而這裡只有一座，指引著未來的變化。
我離開一個小時之後，手機響了。「你在哪呢？」敏追問道。「我們都在等你吃午飯呢。」
我急忙趕回去，意外地捱了一頓批。「你沒吃午飯！你去哪了？」「你一個人跑到路上去幹嗎？」
中國的鄉村並不輕鬆。這裡到處是人情往來，討價還價，誰都有資格評頭論足，你走後還會繼續下去。在敏的村裡住了一陣之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農民工剛進城的時候會感到那麼孤獨。而我也發現，他們開始珍惜在城市裡所獲得的自由，到最後，沒了自由他們就無法生活。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還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給祖先上墳。他們一個接一個穿過稻田——稻子已經收了，地裡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過村民洗衣服的那條小河，沿著小路爬上山坡，經過了棉田和茶園。在一片松樹環繞的空地中間，是敏祖母的墳，她是兩年前去世的，另一塊石碑上還標明瞭她曾祖父母的墓地。這座山就叫呂陵山。「我們所有的老人都葬在這裡，」敏說。
她的母親擺出一碗碗的棗子和花生糖果，這些是給先人的供品。敏的父親燒了些紙錢——上面印著「天上人間通用貨幣」——然後往墳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輕的男子往茶樹上繫了一串炮竹。然後所有的家族成員都跪在潮溼的泥地上，磕了三次頭。土葬，炮竹，焚燒紙錢——這一切都違背政府的規定。為了消滅這些「封建」傳統，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罰幾千塊錢。敏村裡所有的人家，不論多窮，都會付這筆罰款，安葬他們過世的親人。
回家後，敏的父親拿了一方紅紙，認認真真寫上給灶王爺的祝詞。他在大門上貼了對聯。對聯是敏進城買回來的，兩條細長的紅紙上寫著慶賀新年的對子，她連看也沒看過，但詞句卻很應景：
龍騰四海添富貴
鳳飛萬里進財寶
晚上，全家人燃放煙花，看電視播放的春節晚會節目。爆竹整夜響個不停——一聲尖厲的呼嘯，一陣靜默，然後是悶悶的爆炸聲。臥室裡整夜都亮著燈，新年的頭三個晚上，必須得通宵亮著。沒人記得這傳統到底有什麼意義，但還是照樣執行。夜裡，相間的房屋亮著燈，一幢幢散落在山谷裡，冷藍的燈火令人想起東莞工廠，像海上的船，在黑夜裡閃著幽光。
大年初一，孩子們起得很早，一個挨一個去照鏡子。敏把頭髮紮起來，往劉海邊夾了個熒光綠的芭比娃娃髮卡；三個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寶蓮的粉色唇彩。按照傳統，大年初一要去村裡拜年。小點的孩子從這家跑到那家，蒐羅糖果，大點的則留下來，喝著加了糖的熱水，跟大人聊天。在進每位鄰居家之前，敏都要問問三兒，對住在這裡的老人應該怎麼稱呼。她已經忘了自己跟村裡的許多人到底是什麼親戚關係。
在敏媽媽的一個姨媽家，三個女孩商議了一下，然後桂敏掏出一百塊錢，給了那個老婦人；在另外一個瘸腿的叔祖家，她們也給了錢。按照傳統，過春節的時候，是長輩給小輩送紅包，但現在金錢流轉的方向倒過來了。
村裡的打工者樹立了他們自己的新傳統。由於只有大年初一他們所有人才都在家，年輕人都會到山裡的一座廟去聚會。那天早上，天下著小雨，我跟隨敏、桂敏和三兒一起出發。在一個岔路口，有一小群人在那裡等著。他們是村裡的雄鹿：有的已經結婚，有的還沒，都穿著黑色皮夾克，牛仔褲，酷酷地抽著煙，看著我和三姐妹沿路過來。男人們手裡都拿著滿滿的炮竹。一個小夥子用眼鏡腿在腦袋邊上夾了四根香菸——一種有錢人的尷尬。
寺廟是乳白色的，黑色瓦片房頂，角落向上優雅翹起。未進門前，那幾個小夥先點了幾隻炮竹，爆炸聲震耳欲聾。第一個房間裡，一塊匾上寫著為修廟捐過錢的善人名單。在「捐五十元」一欄下面的一大群姓呂的名字裡，敏找到了父親和叔叔伯伯們的名字。
敏躲開那些年輕人，一個人走到廟裡最深處的一個佛龕前。她放了些錢在一個善款箱裡，向一箇中年女尼詢問，是否可以求得好姻緣。尼姑點點頭。敏跪下來，祈禱能遇到命中註定的愛人。尼姑走到敏的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多掙點錢，」她說。「找個好物件。」
這是敏頭一次為自己求姻緣。她說不準到底有幾分信，但也無妨。「即使你不信，」她說，「也得尊重它。」尼姑給了敏一塊紅布——必須收好，這東西會保護她。如果敏能如願以償，一年後她應該回廟裡向觀音還願。觀音是佛教裡象徵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無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護神。
春節後，敏放棄了改造家裡的計劃。飲水機幹了；大家都開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膠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遺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見。敏轉而集中精力準備再次離家的旅程。
一個下雪的日子，她坐了一個小時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學時的兩個朋友。這對姐妹在沿海打工；她們的父母務農，還照顧著一個精神殘疾的十多歲兒子。敏到了之後，很驚訝地發現了一個一歲多剛學會走路的女孩。她把孩子抱起來，像老偵探在案發現場那樣，把情況解釋給我聽。「他們的兒子弱智，所以想再生個男孩。結果是個女孩。當然，他們還是一樣疼她。」她一邊上下顛著孩子哄她，一邊有點替他們辯護似的說。
「你在哪兒上班？」朋友的媽媽問她。
「東莞，在辦公室，」敏說。
「幹什麼？」妹妹問道。
「文員，」敏說。
「真不錯！」媽媽說。
敏轉向姐姐程美琳，她二十歲，溫柔美麗。「你呢？」
「不好，」美琳說。「我在飯店工作。」
「做服務員嗎？」敏問道。美琳轉開目光，沒有回答。她妹妹程麗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在敏看來，她們姐妹處於打工的最底層：服務行業非常累，還得伺候有錢人，受他們的羞辱。
吃午飯的時候，程麗跟敏講了她的工作。她每天要幹十三個小時，每月只有兩天休息，休息日還得扣工資。
「跟我出來，去我工廠幹吧，」敏突然說。「我們做手提包。普通工人工資是每個月七八百塊，星期天休息。」
程麗望著母親，母親說，「看看你父親怎麼說。」
在同一個村，敏還去了另一個同學的家，可她沒在。鄰居說她的同學嫁了個年紀比她大一倍的男人，現在待在家裡照顧年幼的女兒。那個鄰居在家門口，扯足嗓門把細節都喊了出來。「她老公個子矮，又老又醜。她父母不同意他們結婚。」
這訊息讓敏很難過。「她本來會很有前途的，」我們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時候，她對我說。「我以為她會在外面打工幹很長時間。我真的覺得她會有出息的。」
敏和姐姐要離開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電視。桂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廁所，房間裡的氣氛突然就變了。桂敏和媽媽開始壓低了聲音吵架，語速很快——彷彿一場無聲的爭吵已經在沉默中積壓多日。
敏的母親責怪桂敏找了個不是湖北當地的男人。「如果你跟他結了婚，」她說著，提高了音量，「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你了。」
桂敏在激怒中斥責媽媽。「每個人頭上都有自己一片天，」她說。「如果你非讓我跟他分手，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我誰也不嫁就是了。」母親開始哭泣。
男友回來了，又將沉默帶了回來。突然之間那些憤怒的話語都消失了，沒有人再開口。桂敏使勁盯著電視螢幕。母親起身離開了房間。「去幫幫你媽，」父親對敏說。她站起來出去，眼睛睜得老大，激動地閃著光。桂敏開始收拾東西。父親繼續看電視，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
敏試圖跟母親講道理。「每個人得走自己的路，」她說。「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就會回到我們身邊來。如果跟著他很開心，那你就是擋一件大喜事了。」
那天晚上，桂敏跟媽媽沒有再講話，但她們仍然睡在同一張床上，頭腳相對，跟她在家時完全一樣。第二天早上，媽媽幫她準備出發。她們倆像往常那樣交談，就像前一夜的事情從未發生過。男友也表現得跟往常一樣：沒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桂敏和男友沿著泥濘的小路走到大路上。「那我們國慶節放假再回來，」告別的時候，男友對她的父母說。他們點頭微笑，彷彿還是歡迎他的。
大年初五，敏離開了家。她的同學胡濤履行諾言，幫我們買了3:20去東莞的車票。那是趟慢車，十六個小時，沒有固定座位，但在節後返城的高峰時間，他能買到票已經很幸運了。我們跟敏的父母道別，然後爬到摩托車後面，她的一位叔叔騎車送我們進城。告別時母親只說了一句，「抓緊」。
敏和兩個來送行的朋友提前一小時到了車站。火車進站的時候會爆滿，很難擠上車去。候車室氣氛緊張，大家都聚精會神，就像短跑比賽開場前的最後一刻。沒有胡濤的蹤影。敏每次打他的電話，都會收到訊息說他關機了。
2:45分，宣佈了火車停靠的站臺，候車室瞬間跑空了。敏到外面找胡濤。她一個人回來，跟朋友劉麗亞商量了一下。也許我們倆應該先上車，然後再跟列車員說說，補上票。劉麗婭表示懷疑。「他們會馬上把你們踢下來的，」她說。
三點多一點，胡濤出現了，他還是咬著牙毫無表情，一撇小鬍子貼嘴巴上。敏和朋友們朝他直撲過去。
「你去哪兒了？」
「你知道已經三點了嗎？」
他不知道。他手機關機，又沒戴手錶。
「你手機為什麼關機？我們打了好多次，還是找不到你。」
他說沒電了。
「我恨不得抽你兩耳光！」敏說。胡濤一臉茫然，把票遞給敏。
我們加入了候車的人群，等待著穿過一道鐵門到達站臺。警察來回巡邏，大喊著要乘客們不要擁擠。我和敏是最先穿過大門的人，但胡濤落在了後面。「別再管他了，」敏說。火車進站時，人們衝了上去，卻發現幾乎所有的車門都緊閉著。有一扇門開啟，立刻人潮洶湧而來。車裡伸出些胳膊和腿，阻止人群衝撞。乘客們都不想讓更多的人上車，也許因為車廂已經滿員，也許就是他們想給自己的朋友留點地方。有人肚子上捱了一腳；許多憤怒的人高聲講話。火車停留了十分鐘，也找不到警察。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們都消失不見了。
終於，在後幾節車廂，我們發現了一扇車門開著，跑過去，擠了上去。車廂裡滿是人，但一個小時後，我和敏擠到座位邊坐了下來。胡濤找到了我們，敏把自己的位子讓給他，坐到他腿上，兩個人一起聽她的mp3。這種親暱很少見，敏終於來到我身邊。「這個男孩就是我從前的男朋友，」她說。
「什麼？胡濤？」
去年胡濤住在東莞的時候，敏曾跟他交往過——他就是那個敏丟了手機後失去聯絡的朋友。她回家第一天胡濤就打電話了，想跟她再續前緣。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以至於我一無所知，我現在只好費盡腦筋把這些片斷拼到一起。
「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嗎？」我問。
「不知道。」
「你打算告訴他嗎？」
「我想先讓他在廠裡找到工作再說，」敏說。「然後我告訴他，以後就靠他自己了。我們可以做朋友。」她笑自己這麼大膽。「他沒有我現在的男友好，對不對？我男朋友更可靠。」
還有更多的秘密。桂敏沒有像父母想的那樣回到東莞。那天早晨，她登上了一趟去長沙的火車，她男友住在那兒。他們會同居，男友會幫桂敏找工作。「我是唯一知道的，」敏說。「你千萬不能告訴我媽。她肯定會更生氣的。」她沿著走道回去了。後來我看到她坐在胡濤的腿上，他用手指梳弄著敏的頭髮。她透過頭髮和手指望著我，眼神里充滿了快樂與羞愧。
那天晚上，我收到桂敏發來的簡訊。我告訴她我們已經上車了，希望她能解決和父母間的問題。謝謝你，我從來不擔心，她回覆道。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第二天早上八點，火車到達了東莞。南方很溫暖，敏脫掉毛衣，抱怨天氣熱，完全忘了她在家的時候整天受凍的痛苦。她和胡濤走出車站，搭公交車去工作。她會衝個澡，洗淨頭髮，這些事她已拖延多日，因為家裡沒有自來水。然後她要好好睡一覺。她還沒有計劃如何解決兩個男友的問題，但最終，一切都會自然而解。那天上午晚些時候，敏會介紹男友和胡濤認識，他們發現對方的存在，都會暴怒。敏會嘗試，但未能幫胡濤在她的廠裡找到工作。男友會對她說，「如果三天內他不走，我就找人對付他。」敏準備借胡濤三百塊錢。然後他就會從敏的生活裡消失，大概永遠不再出現。
但是現在，在擠滿了返城務工者的公交車上，敏的念頭飛遠了。家裡沒事可做，只是看電視，她說；她又提醒我，家附近的武穴城是如何乏善可陳。她似乎在回想家裡看到的一切，試圖弄明白自己的位置。當東莞那些工廠開始出現在車窗外的時候，她一幢一幢望過去，一言不發。「家裡是好，」最後，她說，「但只能待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