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頭開始囉嗦地道歉。這是中國商務會面中一個常見的標誌，表示會談即將告終。「實在不好意思，麻煩你們這麼老遠特地跑過來一趟！」
「沒事，」春明說。「如果還有問題，直接給賴功打電話好了。賴功，把你的名片給他」——年輕人在電腦包裡摸索著——「他會幫你的。」我和春明出去到公路上打車，要跟她約的朋友吃飯。兩個年輕男子原本可能期望得到邀請，但卻失望而歸，一副看起來很餓的樣子，朝另一個方向，沿路走了。
那天夜裡，我和春明共乘一部計程車返回東莞。「有時候我感覺需要充電，就好像力氣不夠，」她說。「我缺的太多了。我不懂英語，我不懂電腦。我剛進公司的時候，跟老闆講，我要兩年內學好英語。現在我做了快三年了，還是不會。」她在考慮回到流水線英語學校，她曾上過幾次課，後來放棄了。她還想離開這家塗料公司。
「你想幹什麼呢？」我問。
「我的朋友，那些自己開貿易公司的，都想說服我，讓我自己開公司。他們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如果我這麼做，那生活就純粹是為了掙錢了。我想提高生活質量。我想找到新的快樂。」
東莞的一切彷彿都簡化成了數字：銷售額，回扣，語言能力。未來男友的身高。一開始就是數字——你哪一年的？一個月多少？加班費多少？——然後是其他數字記錄著你的進展：薪資，住房面積，新車的價格。但春明在尋找一種無法量化的東西。我們飛速行駛在黑暗的公路上，路過兩邊長安區的廠房。「如果燈亮著，說明有人在加班，」春明說。「那麼多人好多年都在同一個廠裡工作。」已經十一點了，許多工廠還亮著燈，夜色中，每座廠房都發出冷冷的藍光，就像即將隕落的星星。
那之後很快發生了兩次關鍵事件。一是春明的老闆毫無解釋地削減了她的銷售提成，還有是她的一個好朋友劉華春買了一輛別克。她才二十六歲。「她曾經是鞋廠裡的文員，」春明對我說。「後來她用哥哥的投資，自己開了廠，從頭學習，一年之內，就買得起車了。」
這些事件促使春明採取了行動。2005年春天，她跟朋友合股創業，買賣模具配件——生產從水槍到衣架等一切塑膠製品的注模成型機的內部配件。他們投資了十萬元，其中有自己的積蓄，也有跟朋友借的錢。她的新合夥人曾在一家五金廠的財務部工作過半年。春明與模具的唯一接觸是十年前，她在流水線上做工人的時候，生產過塑膠玩具汽車和火車，但她一點都不擔心。「無論做什麼，最後都是做人，」她告訴我說。「做人做得好，做事就做得好。」
她沒告訴老闆說自己要走；實際上，她也沒走。反正她很少去辦公室，陳總也就無從知道他的明星銷售員雖然還從他那裡領工資，其實已經溜走，自己開公司去了。她仍然跟客戶聯絡，每月領著薪水。從各方面來說，這都是典型的中國辦事方式：他沒告訴她為什麼削減了提成；她也沒告訴他不給他幹活了。
春明還開始看牙醫。她的兩顆門牙略微外凸，因此她在考慮要不要做「牙齒美容」，就是把這兩顆突出的牙齒拔掉，換上烤瓷的假牙。做完之後就不能咬硬東西了，比如啃肉骨頭。春明也在考慮做牙箍，但矯正過程至少要一整年——美容則可以一下就做好。一個朋友的朋友做過。「她的樣子全變了，」春明彙報說，「生活也完全變了。」我下一次到東莞的時候，春明給我講了所有事情的近況，但首先是牙齒的事。模具是職業變化，牙齒是美容，但對春明來說，它們是同一個專案的一部分。她又一次脫胎換骨。
新的生意從欺騙開始：兩個合夥人的中英雙語名片上寫著b東莞市煜興五金模具配件公司/b。根本沒有這樣一個機構；眼下只是一家店面而已。「‘公司’聽起來更大些，」春明解釋說。
她與合夥人傅貴正在去深圳的路上。那是第六屆中國國際機械和模具產業展覽的第一天。在計程車上，春明繼續接舊工作的聯絡電話。「如果標籤上寫著‘油灰新增劑’，那你就可以用，」她朝手機裡吼道。「我可以給你看價格表，但你不能拿給別人看。」通話間隙，她還給哥哥打了電話，告訴他老家的壞訊息。「叔叔得了胃癌，」她的聲音略低了些。「我們要馬上寄錢回家。」展會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中心還沒完工，沒有正式落成，但已有眾多的人群在巨大的場館裡到處轉。春明和傅貴加入其中，像兩條小魚被吸進了強有力的漩渦中。
「有些機器價值百萬！」春明說，激動地眼睛瞪得老大。她走向一架正在吐出塑膠衣架的裝置。「哎呀！當初我在廠裡乾的時候，就有這種機器！」一個男人很自豪地遞給她一個藍綠色的衣架，就像新出爐的熱燒餅，滾燙的。春明和傅貴在展臺前逛著，遞出名片，取回一份份產品目錄。他們的目標是要見到部件廠商，或是直接從廠家拿貨的大分銷商，因為他們的報價較低。人人都號稱是主要分銷商，但一報價，你就知道他們在撒謊。
「你是做什麼的？」一個展臺前的男人問春明。她提到一種鋸片，猶豫了一下，又說，「我們有很多種業務。請看我名片。」她偶爾也會討價還價。「多少錢？」她拿起一個鑽頭，在手上掂掂分量，彷彿是在菜場買洋蔥。然後說：「這麼貴？我們來的時候，你一定得給我們個好價錢。」
模具展看得我迷惑極了。一個展臺上的產品看起來好像一個超大金電池，另一個則擺著列滿孔洞的金屬柱，就像老式的捲髮器。還有一堆堆色彩明亮的塑膠螺旋，就像萬能工匠玩具公司的設計產品。展品的廣告也不是太有幫助。廣告牌上印著金屬部件，背景是藍天，或是城市風光，有時是一堆裝置擺成一圈，彷彿沿一定軌道執行。有些說明是英文，但這是一種幾乎統統將名詞硬拼在一起的語言，就像馬克牌大卡車的連環追尾。牽引驅動加速器（tractiondrivespeedaccelerator），轉塔沖床（turpetpunchpress），還有火花電蝕機（electricaldischargemachines），無心磨輪（centerlessgrinding）和合金淬火爐（alloyquenchingfurnaces）。
這個行業裡基本都是些肉肉的男人，一個個看起來很像保鏢，偶爾有廠商銷售部門的女性臨時頂班。展廳裡最熱門的展臺屬於億和精密工業模型。三個年輕女子身穿緊身裙散發傳單，身後螢幕上播放著展示裝置零件的錄影，還伴隨迪斯科音樂。
上午才過了一半，春明和傅貴已經拎著裝滿產品目錄的重重購物袋，走不動了，就像是兩個疲於奔命的聖誕購物狂。她們收拾好戰利品，繼續逛。到中午，春明打電話給一個也想入行做模具生意、曾邀請春明入夥的朋友。那個朋友根本還沒出門。於是春明知道，跟傅貴合夥，她選對了。
她們的新店面開在長榮國際機械五金廣場，這座位於步步高電子廠附近的商城裡都是些賣機械配件的商店。店開在一排一模一樣的商鋪中間。樓下是會談區，貨架上擺放著樣品，二樓是她們的生活區；地板上鋪著一張床墊，傅貴就睡在這裡。一個月後，春明搬了進來。她和傅貴將牆壁重新刷成潔淨的白色，小廚房裡擺滿了春明的鍋碗瓢盆和電飯煲。她們將春明的雙人床搬上二樓，添置了電視機、傢俱和沙發，佈置成一間舒適的起居室。「如果住的地方不乾淨舒服，我就沒法工作，」春明說。但無論怎麼佈置裝扮，也無法否認她現在住在一座機械配件城的事實。如果說生活中有比掙錢還重要的事，從這裡是看不出來的。
關於她的新生活安排，春明有一點不滿意——「我不能再往家帶情人了」——但她似乎並沒有因此減少約會。她曾跟一個從事金融業的男人在一個海濱度假村住過一天；而在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這個男人的婚姻狀況從「他結過婚」變成「他結婚了」。她在一家飯店裡遇到了一個很帥的男人，雖然對方有女友，他們還是開始了一段關係。當這個男人開始裝修房子時，春明跟他斷了，覺得這表示那個男人快結婚了。她還跟網上遇到的一個人發生了一段韻事。
「他是個外科醫生，」她告訴我。「他很胖，但心很好。他肯定結婚了。」
「他肯定結婚了？」我問。
「我不知道。他不肯說。」
「你沒問他嗎？」
她問過。「你結婚了，對嗎？」她問。
「如果你認為我結婚了，」他回答道，「那我就結婚了。」
冒充未婚的已婚男人是東莞約會的頭號風險。春明的合夥人傅貴曾跟一個這樣的男人交往過；劉華春，那個最近買了別克車的朋友，也曾被騙過兩次。在一個人們條件反射性地為了工作而撒謊的地方，欺騙也就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了人際關係。撒謊經常是出於實用原因，因為能幫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最終你的謊言可能會倒戈砸到你自己，但極少有人會想得那麼長遠。
在這種事情上，春明有她自己的原則。不能有人受傷害，雙方都不能提要求。「當然，我想找個合適的人結婚，」她對我說。「但既然還沒找到，那麼跟不愛的人在一起也沒什麼。還是可以享受在一起的過程。累的時候，需要安全感的時候，可以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曾問過春明，有沒有碰到過比她大但沒結婚的男人。問題一齣口我就覺得很傻——當然有啊——但她的答案卻不是這樣。
「很少很少，」她說。她想了一陣。「我從前的老闆。」然後她做了個鬼臉。「那些沒結婚的都很差勁。」當然，這並不是說結了婚的就不差勁。
春明和傅貴住在機械配件廣場的時候，設計了一個辦法釣男人。她們在一個本地網站上貼出了一個虛構的二十四歲女性的個人資訊，旁邊還放了一張從網上下載的美女照。「她身高一米六五，講英語和法語，從事外貿行業，喜歡爵士樂，」春明告訴我說。她停了一下。「我連爵士樂是什麼都不知道。」男人們爭相拜倒，來跟她聊天。很多人春明都認識，其中有一個曾跟她短暫相好過，還對她說，他從不在網上結識女人。當春明捉到這個人跟她虛構的爵士樂迷在網上調情之後，就不再跟他聯絡。她交往過的那個城市規劃師——他很醜——也曾來搭訕。但春明拒絕了他；她發現那個人曾經跟別人吹噓，自己跟春明睡過。「我們吸引男人來跟我們講話，然後就打擊他們，」春明解釋說。「但他們臉皮很厚，因為他們還希望有機會接近你。」
她給我看了虛構女子和城市規劃師最近的一段交談。
我覺得你大概跟豬一樣，她寫道。肥豬。
實際上，我更像是老鼠。
老鼠？那不是更噁心？
她又管那人叫了幾次肥豬，而那個男人則想盡辦法讓談話繼續。後來，我又看到春明同時作為兩個人上線，一個是她本人，另一個是那個虛構的女孩。那個女孩立刻被各種資訊包圍了。
你是湖南人麼？
你在幹嗎？
你的照片看起來都不到二十四歲！
春明無視這些。她本人在跟一個可能的約會物件聊天，可這個人實在是個太不可能的物件：四十二歲，離婚，有一個年幼的兒子。
你明天有空麼？
有，你呢？我們見面好嗎？
我明天要去看朋友。
那後天一起吃飯怎麼樣？
她同意了，但又寫道：如果見了面我們沒感覺，那就不要一起吃飯了。
春明還採取了其他的預防措施。她從不把手機號碼給陌生男人；因此如果情況不好對方也無法找到她。她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沒告訴他，而是編了個假名字叫玲。春明解釋了這些原則和她的詳細計劃之後，她說，「現在我想認識一個從來沒上過網的男人。」
「誰沒上過網？」傅桂說。
「自從有了網路，」春明嘆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假了。」
「自從有了手機，人跟人的關係就變假了，」傅貴說。「隨時可以撒謊，不說你真的在哪兒。」
下次見到春明，我問她跟那個四十二歲男人的約會怎麼樣了。
她皺起了臉。「不好。」
「他哪兒不好？」
她指著自己的頭頂。「他腦袋頂上，有一塊……」
「什麼？一點謝頂？」
「有一塊地方頭髮很稀，」她說。「我不喜歡頭髮少的男人。從他發給我的照片裡，一點也看不出來。」那個人還有個十七歲的女兒，在網上聊天的時候他也沒提過。一塊禿斑，一個長大成人的女兒——在春明看來，任何一條都足以讓她放棄這個人。一個男人若以為這兩者能瞞多久，他本身就值得懷疑。
不出意料，春明不再管塗料公司的工作之後，跟老闆的關係繼續惡化。到2005年4月——大概跟她搬到機械配件廣場同時——陳總削減了她五百塊月薪，並且禁止她在深圳接新的客戶。5月，她正式被解僱了。6月，她瞭解到公司不打算付她當年頭幾個月的業務提成。算上遣散費，公司一共欠了她一萬一千元。春明試圖找陳總接觸，但在這件事上，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電話。要保持頭上有光環，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須儘量少露面。一次她跟我和另一個朋友一起吃午飯時，考慮了自己面臨的幾種選擇。「現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給我多少錢，」她說。「如果不夠，我就告他。」
「要起訴他太麻煩了，」春明的朋友說。「有別的辦法幫你拿到錢。」這個人的臉很瘦，兩頰皮膚很緊，頭髮很短，臉上永遠有種受驚嚇的表情。他從事海運。
「什麼辦法？」我問。
他說他有個表哥曾被客戶欠款。「有一天，我在這個客戶公司的停車場，看到一輛賓士停在那裡。‘這是公司總裁的車麼？’我問別人。是他的車。」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點調查，然後給公司總裁打了電話。「我報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幾個孩子的年齡。公司立馬付掉了百分之九十的欠款。」
幾個星期後，春明決定去省會廣州的勞動局提交申訴。「這種申訴對公司內部有很大影響，」她告訴我說。「一旦勞動局開始調查，所有的僱員都開始琢磨，‘那公司欠我的錢怎麼辦？’公司就不得不對他們更好。」她很興奮，我也一樣。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春明比誰都明白。但她相信，她個人的遭遇很重要，因此寧願上法庭去尋求公正。我本沒料到會是這樣。
下禮拜一上午，我們乘大巴去了廣州。春明跟往常一樣打扮入時，一件苗條的黑毛衣，卡其褲，高跟鞋。我們乘地鐵到了省勞動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區勞動局。
辦公室裡有很長一排低低的櫃檯，兩邊配有椅子，來訪者坐外面，公務員坐裡面。這種安排應該是為了讓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實際上，從來不是一個申訴者對著一個公務員，每張椅子邊上，至少圍著五六個人，推擠著尋找機會開口。等著的時候，他們都在聽別人的案子，時不時評論一二。我們到的時候，一箇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長篇大論地解釋，他的老闆如何沒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擠到前面，蹲低了身體在他面前，就像網球錦標賽上的球童，隨時準備。那個人喘口氣停下來的時候，她跳了出來。「對不起，我就問一個小問題。」
那個公務員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勞動合同，退工單，公司的營業執照影印件。這些檔案明白顯示了為什麼一個普通工人幾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訴的原因。他們極少籤勞動合同，更沒有辦法像春明一樣，拿到公司的註冊證，春明能拿到是因為她的客戶有時要求看這些檔案。那個公務員告訴她，她必須拿到公司廣州分部的營業執照才行。
但時間已近正午，滿城的政府機關都關門了。在一個幾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裡，中國的公務員們享受著兩個小時的午飯和午休時間。當春明路過一個機構，諮詢一個簡單問題的時候，大門口的門衛看起來好像挺生氣。「他們還在睡覺呢。」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裡，喝著湯，就著米飯，春明透露了她的備用計劃，她開啟了名片夾，抽出一張名片。bgoranwidstrom，集團總裁。/b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總，總部在瑞典。幾年前，他曾到東莞的辦公室來過，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錯。
「陳總不知道我有韋斯特靈的名片，」她照著這個瑞典名字的漢字音譯來稱呼他。她用手指撫摩著名片的邊緣。一旦韋斯特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會幫她把錢要回來。春明問我能否給他打電話。我看看手錶，這個時間瑞典人還在睡覺，就像中國那些公務員一樣。我們耽擱一陣，又喝了幾杯濃茶。
「有時候我不懂，我為什麼要賣力做事，」春明說。「我在一本書裡讀到，說成功就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可我現在感覺不是這麼回事。」
「你想要做什麼？」我問。
「我想學習。我真的很想學英語。」她的眼中突然充滿了淚水。她用紙巾去壓，很使勁。
又一次，我毫無防備。「你已經做了很多事了，」我說。「讀讀你自己的日記，就知道你已經走了多遠。」
「別管我，」她說。「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覺得我很怪。」她最後一次抹抹眼睛，對我微笑，然後站起身來，去跟官僚主義做鬥爭。
那天下午，春明為了尋找前公司的分公司執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裡，省裡又推到區裡。沒有兩個公務員說的話是一致的。最終，區工商局的一個女人說，付六十元，就可以把執照影印給她。談話裡一旦提到錢，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終於拿到營業執照，跑到市勞動局去提交申訴的時候，已經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過的牌子上寫著請勿喧譁，吸菸或吐痰。但她又一次跑錯了地方。一個公務員告訴她說，是區勞動局，而不是市局，處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給了春明一本小冊子以說明這個問題。
春明趕在五點前到了區勞動局——這是一天內她第三次到這裡來了。坐在同一個矮櫃檯後面的同一個公務員第三次拒絕了她。「你得去市勞動局。他們處理外企案子。」
「他們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駁道，把那本小冊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來；在中國，書面檔案總是更更讓人肅然起敬。那個公務員讀了小冊子，然後放下。慢慢地，他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今天他總算得做點工作了。他指點著讓春明去櫃檯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寫表格的時候，意識到仲裁可能比她預計的要更復雜。她得跟從前的老闆見面，談判解決，這是她最不希望發生的。她將需要回到廣州來談判，不論是否能拿到錢，都得付仲裁費用。但沒有時間讓她想清楚，因為她忙著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頁，還是雙份。那些公務員已經準備下班了，女人們拉上皮包拉鏈，事兒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訴，」春明喊道。
辦公室剩下的最後一個女人站起來，關掉電腦。「5:28了，你兩分鐘內能填完嗎？」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幫幫忙嗎？」我問。「我們今天一大早特地從東莞趕過來的！」
「我住的也很遠呢！」那個女人說。
最後春明終於放棄了；她只能改日再來。「這些人辦事一點責任感都沒有，」當勞動局的鐵門在我們身後咣噹一聲關閉的時候，她對我說。
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開始疑慮了。仲裁太複雜了。起訴的話可能會給韋斯特靈帶來麻煩；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很容易受到攻擊。她更相信個人干預，哪怕是找一個住在七個時區之外、她幾乎不認識的人。「一旦我跟他通上電話，他一定會記得我，」春明說。「然後我們就可以談事情了。」
我告訴她，最有可能會是他的秘書接電話。韋斯特靈可能會很忙，我說，她不該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中國見到他的時候，他舉手投足不像個很忙的大人物。我覺得他是個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她對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很有信心。她終於打通韋斯特靈、一個瑞典的塗料公司全球總裁的電話時，滿心以為兩人能像平等的朋友一樣交談。當然，恰恰是這種盲目的自信，才能讓春明走到今天的地位。
我撥通了名片上的號碼。正如我所料，對方是應答機，是秘書的聲音。我說了春明要我講的內容。
我代表東莞銷售部的伍女士打電話來。2003年底，她在東莞一次公司大會上碰到您。她已經離開了公司，但一直非常仰慕您。
現在她無故被解僱了，公司還欠她提成款未付。她想提交勞動仲裁，但不知道這會對您和您的公司造成什麼影響。她希望您能幫她。
韋斯特靈始終沒有回電話。
春明沒有再回廣州提交仲裁。她的前老闆提出，要付部分欠款給她，對她來說，這就足夠了。她的生活裡發生了太多的變化。她決定放棄模具公司，把股份轉讓給傅貴，讓她以後償還春明的投資款。公司已經有兩個固定客戶，收支打平了。「我們還沒有掙大錢，」春明說。「但是即便我掙到很多錢，也不會滿意。掙錢，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義。」
她計劃著中秋節要回家。在城裡住了這麼多年之後，春明仍然通過傳統節日記錄著時間，用這些日子將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劃分開來。當她回到東莞之後，會花兩年時間學習英語。她對我說，她已經下定了決心。「我想學英語，為了更快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