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跟阿杰分手，」她說。「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反應。」
「你什麼意思？」
幾天前，林佳曾收到陌生人打來的電話。「跟你沒關係的事你別摻和，」一個男人的聲音警告她。「別跟敏說阿杰配不上她什麼的。」用威脅恐嚇他人的方式來維持戀情：我倒沒料到阿杰有這麼大膽。
「那你就什麼都不打算告訴阿杰麼？」我問。
「我離開廠之後再給他打電話，」她說。「我會告訴他我要走了，叫他別去找我。」
「他能接受麼？」
她聳聳肩。「不知道。但他不知道上哪找我。」她計劃什麼都不帶就離開工廠，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她徹底辭職。「我只要帶套換洗衣服，還有我這一年獲得的經驗，」敏嚴肅地說。「其他東西我可以再買。」
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8月初，我收到敏的郵件，她還在原來的廠裡。我的新朋友挺好，她寫道，但我們之間的情況不太好。也許我和他更適合做朋友。她的妹妹三兒從中專畢業了，也想來東莞工作。敏發現廠裡的貨運部有個人老家在他們村附近的鎮上；這個人會幫三兒找工作，當運務員。問題是：三兒才十七歲，就是說她年齡太小，不能就業。敏出了三十元，給一個專門幫人改身份證上出生日期的人。三兒新處理過的身份證上顯示，她出生於1986年6月，但敏是同年2月出生的。如果有人認真看看這姐倆的身份證，可能就會起疑。不過從沒人這麼做過。
現在我感覺壓力沒有從前那麼大了，真的，敏寫給我的信中說。
那是2005年9月底，逐漸涼爽的天氣是她新的訊號。三兒來了一個月以後，敏又跳槽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五金廠的採購部當助理。這裡距離妹妹工作的地方，乘大巴要兩個小時。敏沒有解決跟阿杰的事就走了。她跟另外那個男孩也不再聯絡。對這種情感糾葛的解決方法她唯一懂得的技巧是：一走了之。
這次她找工作比較容易，因為她終於拿到了畢業證。她父親早就從學校拿回來了，但拒絕郵寄給她；他還想阻止女兒換工作。敏騙他說廠裡有新規定——沒有文憑的人都得開掉。父親一聽到這個，馬上就慌了，多付了些錢，用快件把她的文憑寄了過來。敏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哈哈大笑。
敏的新工廠生產電源、電腦顯示屏以及dvd機的金屬零件。她的工作時間長達十一個小時，隔週才休息一個星期天。她每月收入有一千元；如果好好做，可能會提升她當獨立的採購員。她開始讀一本題目叫《生產計劃與原料採購》的書。
過去一年裡，她寄回家五千元，但她父母認為這太少了。「別人家的小孩上學沒你多，」她父親說。「怎麼人家寄回家的錢比你多？」
「別人家的爸爸掙的錢夠用，孩子不用出去打工，」敏反駁道。
如今她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幾分批判。20世紀90年代晚期，敏的父親曾在溫州一家鞋廠短暫地工作過，但因為生病回了家。她母親也曾出去過一年，沒存下什麼錢。敏正在他們失敗過的地方取得成功，她第一次看清了這一點。「他們嘗過出來打工的滋味。他們應該知道這有多難，」敏對我說。「可他們卻覺得我們在外面工作，掙錢好像很容易的。」
敏在這裡幹了五個月之後，升職擔任了廠裡的鑄件採購員。這是她的一大突破：從前擔任這個職位的女孩回家探親，被她父母發現她在城裡交了個男朋友。「他們把她關在家裡，再也不許她出來了，」敏說，「所以我才有機會。」新工作一個月的工資是一千兩百元，還有每月六千到一萬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頭半年，她一共存了三萬元，寄回家一萬一千元。她第一次違背父母的意願在城裡開了一個銀行戶頭。他們希望她把錢都寄回家。
「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肯定會立刻解僱我，」敏對我說。
「可是大家都這麼幹，不是麼？」我問她。
「是啊。可是這種事我們從來不說。」
我們坐在她的廠子附近一家商業廣場的麥當勞裡。敏點了冰咖啡和薯條；她現在經常出去吃飯。我記得兩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麥當勞的情形，她低垂著頭，湊到巨無霸漢堡跟前，從上往下，一層一層地吃掉了她的漢堡。她四下打量一番，確定近旁沒有同事，壓低了聲音跟我談起她的工作。供貨商一般會將貨款的百分之十作為回扣；敏跟他們約在廠外見面收錢，都是給現金。她的開戶銀行離廠子很遠，這樣存錢的時候就不會撞見熟人。廠裡幹採購的人總是會招人嫉恨，因為他們的工作油水太足了。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時候，總是主動打招呼，幫他們付錢，收買人心。
成功給她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過去如果我不喜歡我的工作，只要走就行了，」她說。「現在我就擔心，萬一公司不要我了可怎麼辦。」
一旦掙錢多了，敏跟父母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抱怨她寄回去的錢太少，而開始夢想著怎麼花掉她的積蓄。他們想在附近的武穴城裡買套價值十二萬元的套房。她父親還想飼養小龍蝦，這個計劃需要三到五萬。去年他種棉花賠了錢，沒有本金。敏把兩個計劃都否決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掙到錢，」她教訓父親道。「你必須一步一步來。」
敏這麼快就顛覆了家庭的權力結構，這在我看來非常不可思議。敏居然能遠端遙控家裡的事務了。她監控著父親的購買計劃，否決了他的商業計劃，就因為寄回家的一萬一千元讓她獲得了這樣的權威。
像敏這樣的農民工來自社會的最底層——如果他們在城裡取得了成功，立刻就能一躍超過所有的家庭成員。很快，敏就開始積極指導弟妹的生活了。她向弟弟許諾，如果他在學校好好讀書，暑假就帶他到東莞來學英語。她的經濟條件改善了，也改變了妹妹秀的命運。秀沒考上高中。當初她的三個姐姐考學失敗，都去唸了中專，然後外出打工。但現在敏付得起額外的錢，秀就能上高中了——三年之後，她就會參加高考。
「你成績怎麼樣？」敏打電話回家的時候，問妹妹。
「我不知道，」秀說。她很害羞。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工，才能供你上學嗎？」敏問道。「你得好好學，不能讓我失望。」
「我知道，」妹妹回答說。「我會的。」
對姐姐的處境，敏的話也很有分量。桂敏的工作和戀情都不成功，她又回到東莞，在一家鍛錘工廠工作。敏認為姐姐年紀太大了，不能太頻繁地跳槽。「你得在一個地方待下來，有所發展，」敏對她說。
2006年夏天，敏回了一趟家。她給家裡帶了一臺長虹彩電、dvd機，還有五千元錢。她給父親買了一件價值八十元的襯衫。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一件襯衫，敏在家期間，他一直都穿著。敏的父親剛剛過了五十歲大壽，去算了個命。人家說他五十歲以後，運氣會轉好。多虧了二女兒，好運真的來了。
2007年春節，我回到了敏的村莊。她請了兩個星期的假，因為家裡有人結婚。敏的一個叔叔，也是隔壁鄰居，要跟一個住在幾個村子之外的女孩結婚。他在遙遠的烏魯木齊——坐火車四十四小時——幹建築工，而女方則在三小時車程之外的武漢工廠裡縫衣服。他們是去年經媒人介紹認識的，然後立刻就訂婚了。接下來一年裡，他們通過電話談戀愛。在我看來，順序剛好反了——你先訂婚，然後才開始交往——但儘管如此，這仍是與現代方式達成妥協的結果，一對夫婦結婚前還可以相互瞭解。
我到的那天晚上，敏帶我到隔壁去看那位叔叔。兩年前，他家房子裡的主臥還是一個空殼子，只有光禿禿的水泥地板。現在這個房間裡鋪上了瓷磚，塞滿了傢俱：大衣櫥，沙發，茶几。雙人床上鋪著粉紅色床墊，上面用花哨的英文字母寫著很大的happiness（幸福）。床上方掛著表親和未來新娘的影樓照片，新郎穿著象牙白的三件套燕尾服，新娘身著低胸禮服裙。
「她真漂亮！」敏讚美道。
「她明天就不會漂亮了，」她叔叔開玩笑說。
「你說什麼哪！」敏說。「新娘子一輩子最美就是結婚這一天。」
儘管按照傳統，兒子婚後應該跟妻子一起住在男方父母的家裡，但敏的叔叔和新太太只能住幾天，然後就得再出去工作。在中國的鄉村裡，遍佈著數不清的像這樣的房間，花了相當多的錢裝修，配傢俱，然後註定一年到頭大多數日子裡都空著。
第二天一大早，村裡的年輕男子一起出發去新娘家，扛著傳統的藤編籃子去搬嫁妝。幾個世紀以來，農民都用肩膀扛重物，但這些年輕人的工作生涯都是在城市裡打工，多半在工廠裡幹。只有一個年紀大些的男子看起來挑竹扁擔還算在行。新郎穿著藍色條紋西裝，漆皮皮鞋，還在一路拼命貶低自己未婚妻的長相。「等你今天見到她，」他對我說，「肯定會嚇一跳。」敏和姐姐兩個要陪伴新娘到新家裡來。她們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鄉村婚禮。
在新娘家裡，鄰居們擠在泥濘的院子裡看熱鬧。主房間堆滿了她的嫁妝，看起來就像是一場家用電器商場大甩賣：冰箱，空調，熱水器，洗衣機，高畫質電視機，立體聲音響，還有卡拉ok機。隔壁房間裡，新娘坐在床上，頭低垂著，母親、祖母和姑姑姨媽們在一旁哀慟哭號——用這種傳統儀式表示痛惜女兒的離去。
小夥子們輪流跑進房裡去「偷」嫁妝，而新娘的親朋好友則作勢要趕他們走。過了一個多小時，所有的東西才搬到了院子裡，或裝進籃子，或捆紮結實，固定在竹竿上。新郎官被迫戴上了一頂紙做的高帽，臉上被畫了眼鏡和鬍子，脖子上掛了個夜壺。他就這樣走在最前面，領著人馬出了村子。當初「文革」的時候那些受迫害的人就是這樣遊街的，只不過他滿臉帶著笑。
在新娘家的婚禮午宴有一定的規矩。一共有十二道菜，上菜式中間要放鞭炮。宴席包括每桌有一條全魚，一隻旁邊圍著十二個白煮蛋的雞，還有甜甜的糯米圓子——圓形象徵圓滿和美。菜是一道一道上的，還沒等吃完就撤掉，表示這對新人將過得很富裕。
下午，新娘出發前往新郎的村莊。敏和姐姐給她當伴娘，但許多婚禮客人跟上來，阻止新娘被帶走。人群只能走幾步就停在路上，大家逼著敏和桂敏唱歌。就這樣，人群慢慢前進，停下，要求更多的懲罰。村裡的大多數人都跑出來，參加逗弄敏和桂敏的遊戲。
唱大聲點！
一首歌不夠！
這都是遊戲，卻感覺很嚴肅。兩個壯漢還有幾個中年婦女帶頭髮起攻擊。敏和桂敏有點慌了神；她們用孩子式顫抖的嗓音唱著歌，眼睛盯著地面。突然間，我感覺自己像個外人——孤單地，隔著一定的距離，望著這熟悉的場景：中國人，被困在自己的群體之中。甚至連集體相親這樣看似無辜的小事似乎也指向這個民族特性中的缺陷，沒有能力掙脫出去，採取個人的行動。我意識到，「文化大革命」就根植在中國鄉村的機體中，各種儀式都是為了保障這個群體的安全。孤單一人是危險的；在群體中，你會獲得信心和力量。當村民們對敏和桂敏大喊大叫，要她們大聲唱，或是咒罵她們的表演時，最極端的聲音總是能夠佔上風。兩個女孩站在人群的中間，頭低垂著，等待這一切的過去。
最後，我們看到新郎的同黨出現在路前方。小夥子們一個接一個走上前來，談判釋放新娘的條件，敬菸，即興表演，儘管村民們繼續著恐嚇和侮辱。最後，新郎官衝進人群，抱起新娘，送進了等在一旁特地租來的黑轎車裡。
在新郎家，大家坐下來享用又一場宴席，儘管還沒來得及消化前面那一頓。我一直等待著某種儀式，或者正式宣佈兩人結合，但始終沒有。在這些儀式中，婚姻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兩個家庭之間互換財產，兩個村莊之間的對抗和競爭。但所有這些傳統都沒有突出新郎和新娘之間的協約；兩個人的結合看起來幾乎無足輕重。斟上酒之後，桂敏轉向叔叔和他的新婚太太，說了句傳統的祝酒詞：「早生貴子。」
我餘下待的時間過得很快。敏全家爬上山，去給祖先上墳。她去參觀一位叔叔靠外出打工當建築工人掙錢蓋的一幢三層瓦房；那幢房子將會空置，直到明年他回來才能有錢裝修。另一天，她去拜訪一個在城裡賣衣服的阿姨，談談看有沒有可能合夥開店。一天晚上，另一個叔叔帶來一個男孩，想介紹給敏的姐姐。整個晚上桂敏一個字都沒跟那男的說，直到他上床去睡覺後，她才宣判了人家死刑：「他腦子轉得不夠快。」男孩早餐沒吃就走了。
最後一天早晨，敏送我去公交車站——她要再過一個星期才回東莞。她穿著一件西瓜紅的繫帶外套，黑色七分牛仔褲，還有高跟靴。胡濤，那個兩年前她帶到城裡去的前男友，又跟她恢復了聯絡。他想複合，那天還想介紹敏認識他的母親。
「如果我找不到別人，幾年後我總可以跟他結婚，」敏說。另外一個老鄉男孩，在城裡開店，也想有機會跟敏交往。敏似乎不太擔心嫁人的前景。家裡的四姐妹應該按順序出嫁，就像簡·奧斯丁的小說裡那樣。只要桂敏還是單身，就不會有人給敏施壓。
在車站，我買了票，坐上了開往武漢的大巴。我從車窗裡向外揮手；敏笑了，也朝我揮手。天開始下雨，她衝到附近的小店裡去躲避。我的車開走時，我看到敏正專心地往手機裡輸簡訊。她在琢磨下一步應該怎麼走，跟往常一樣，她總是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