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者的橫濱
撰文許知遠
對於試圖改變中國面貌的革新者,橫濱似乎是個絕佳的落腳點。
一
這就是現代中國政治與思想革命的搖籃嗎？
我從「朝陽門」進入中華街。在紐約、曼徹斯特、墨爾本、舊金山，我都見過這雕龍刻鳳、藍紅交接的高大牌樓，它們就像「天下為公」的口號、玻璃櫥窗裡的燒鵝一樣，是唐人街最顯著的標誌。
比起從倫敦到曼谷，橫濱的中華街似乎更為興盛，僅僅牌樓就有七個，有著「朱雀門」、「玄武門」這樣的威武之名。料理店、雜貨店一家接一家，人群擁擠，活力四射。倘若你從橫濱疏闊、寂寥的海邊大道轉入，更是會被眼前龐雜、喧鬧、元氣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它不是仍勉強存活的博物館，而是新興的旅遊景觀。
我在街道上穿梭，興奮又茫然：哪裡才是那群「亡命者」的蹤跡？
孫中山的興中會成立於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卻是從這裡才開始的；梁啟超在此編輯了《清議報》與《新民叢報》，捲入了一場浩瀚的知識冒險。直到1905年中國留學生大批湧入東京前，這中華街才是新的思想與行動的匯聚地。
這似乎也是歷史的必然。橫濱常被稱作日本現代文明的搖籃，最早的使館、第一份報紙、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電報，都在這裡誕生。倘若長崎代表了幕府時代日本與世界的聯結，橫濱則是明治時代的象徵。自1863年開港以來，西方力量正是從此港口湧入日本的。與香港、上海一樣，橫濱上演了一幕從小漁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戲劇——因為缺乏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它們反而在新浪潮中脫穎而出，更順利地接受了一套嶄新的價值、制度、思維方式、生活習俗。
中國人也是橫濱的第一批抵達者。他們以英國、法國洋行的翻譯、買辦、隨從的身份到來。在這個新口岸，他們成為了西方人與日本人的「中間人」。他們在廣州、香港接受了東西方商業交易的訓練，與日本人分享同樣的漢語教育——即使不能交談，卻能用筆談。移民緊接著湧來，他們大多是廣東、福建的底層人群，以「三把刀」——裁縫刀、剃刀、菜刀——在此展開生活。
與前往舊金山或是南洋的華人不同，橫濱的華人面臨更富戲劇性的情緒。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的崛起恰與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崛起的日本進而在1895年的戰爭中擊敗了清國，又在1905年擊敗了俄國。對於中國來說，這既是屈辱也是希望的來源——倘若一個長期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島國都能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完成轉變，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可以？
對於試圖改變中國面貌的革新者，橫濱似乎是個絕佳的落腳點。它逃脫了清政府的控制，又與上海、廣州的距離足夠近；它的碼頭通往南洋、歐美；它也處於昔日的漢文圈的影響中。日本的政客與浪人中，仍有不少漢文化的欣賞者。或許出於對未來中國影響力的現實需求，又或許出於對西方勢力的焦慮，也可能是出於對中國的文化情感，他們資助與鼓舞這些來自中國的「異端人物」。
很少有人記得、關心這些往事。先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然後是1945年的轟炸，中華街兩度被夷為平地，中斷了它與昔日的聯絡。只有在少數地點，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緒。會芳亭令人想起19世紀末那個著名的餐廳會芳樓，而關帝廟、中華會館與橫濱中華學校猶在。
二
「你有我的四本書嗎？」每當聽不清我的問題，或是對自己的記憶不確信時，王良就會重複一句，然後指著桌上紙袋裡的四卷《國父與橫濱》。在封面上，孫中山穿三件套西裝，兩手插在口袋裡，英氣勃發，正是國民黨正史中的典型形象。你很難想象，除去少部分時刻，他的一生是無窮的失敗。
王良身材高大，東北口音濃烈又洪亮，灰色西裝得體而隨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讀書人。若不是行路時需要略微攙扶，你根本想不到他已經九十三歲。當地人說，若你要問那些革命遺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曾是當地華僑中學的老師，編纂過橫濱的華僑志，是本地華僑社會一名公認的知識分子。
在橫濱的中華會館裡，他如約而至。牆上懸掛著各式的孫中山紀念海報，還有一張馬英九的照片——端莊得令人乏味。一個曾經生機勃勃的革命黨已變成一個陳腐的執政黨。
他是個堅定的國民黨員，隨著海外漂泊的時間，這信念愈發堅定。他是遼寧人，十一歲時日本人佔領了東北，隨即將遜位多年的溥儀扶上皇帝之位，他作為滿洲國的子民，接受日文教育。在哈爾濱的一所大學讀書時，班裡的同學既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韓國人，他們相處無虞，像是某種新的東亞秩序。「日本人在東北的統治很正常，沒什麼殘暴的記憶。」他說。
但他不相信這種秩序，十九歲時秘密加入了國民黨。那是1939年的哈爾濱，東北正處於日本統治的高潮時刻，國民黨領導的內地中國是不折不扣的敵國，他為此付出了兩週監獄生活的代價。
他經歷了國民黨的輝煌一刻。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國民黨是領導者。但接下來，形勢變得被動，迅速興起的共產黨獲取了優勢。作為一個縣級的國民黨書記，他跟隨潰敗的軍隊逃往北京，然後又逃往南京，進入中央訓練學校，蔣介石是他們名義上的校長，他對他充滿崇拜。但這位校長的潰敗不可遏制，他還算幸運，登上了一艘前往臺灣的船隻。在新竹與臺中，他成了教育界的一員，每日聽到與看到「反攻大陸」的講話與標語，心中暗暗明白恐怕回不去了。
他的命運在1964年再度發生轉變——應朋友之邀（也是一個東北人），他來到橫濱的中華學校任教。身處風雨飄搖中的臺灣，這是個不壞的選擇，他往日的日文教育也有了用處。
這可不是普通的華僑學校，它的創始人正是孫中山。當一群橫濱華僑在1897年想創辦一所中文學校時，華人在此地生活的歷史已經接近四十年，高峰時期有七千人之多。華僑們期望這所中文學校能提高華人子女的教育水準，當地已經有了關公廟、媽祖廟、中華會館，卻沒有一所學校。他們找來孫中山商議，在失敗的廣州起義之後，孫中山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講、募捐，說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華僑支援一場他們無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時刻，說服他們依靠的是鄉情與血緣，而非政治理論。華僑們大多來自廣東一帶，跟他說同樣的語言，吃一樣的叉燒飯。
孫中山給學校起名為「橫濱中西學校」，期望它能溝通中西文化。他深知教育對於政治動員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不過，他無暇顧及具體教學，便推薦了一位廣東青年梁啟超來任教。當時的梁不過二十四歲，卻聲名顯赫。兩年前，他輔助老師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如今正在上海忙於編輯《時務報》。
最終，梁啟超的同學徐勤前來任教。他也是康有為的忠實信徒，他將校名改為「大同學校」，以呼應老師的思想與著作——康有為著迷於他「世界大同」的理想。
徐勤延續了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向，學生們既學日文也學英文，他還通過恥辱教育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在教室黑板與課本上都書寫十六字口號「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學生牢記讀書的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讀書，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報國」。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中就包括蘇曼殊與馮自由，他們日後都成了中華民國的重要人物。
但分裂也自此開始。儘管孫中山與康有為都以締造現代中國為己任，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個人性格更是大不相同。康有為仍是既有秩序中的異端，當他寫作《孔子改制考》時，仍期望借孔子之口來推動變革，他以光緒皇帝的顧問自居，不管是在百日維新的北京，還是日後的流亡生涯，他總將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但孫中山卻是不折不扣的反叛者，他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的西洋教育，而非在儒家典籍中成長。他曾短暫地將希望寄託於李鴻章這樣的洋務派身上，但很快就發現，這個清王朝不是變革的推動者，而是變革的阻力，是一個必須被推翻的物件。
學校就變成了流亡海外的「革命派」與「保皇會」的鬥爭之地，他們都希望爭取到海外華僑的支援。這鬥爭也延續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長，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無皇帝可保了，但鬥爭仍在繼續。
當王良1964年來到橫濱時，鬥爭的雙方不再是「革命黨」與「保皇會」，而變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橫濱中華街陷入了分裂。共產黨佔據了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只有臺灣一島。但當時臺北才是聯合國的正式代表，外交關係是在東京與臺北之間，而非東京與北京之間。海峽兩岸的軍事行動結束了，他們的爭奪卻又延續到了海外的華僑社群。每年的十一與雙十，都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紅旗，然後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雙方都爭相讓自己的遊行、舞獅活動更精彩。有些時候還會大打出手，教師與學生變成了戰士，爭奪或者保衛學校。王良仍記得「文革」中那些激烈的場面，作為一名國民黨員，他要捍衛「自由中國」，即使它是在別人的國土上。
他開始了對當地華人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時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史研究。他尋找到那些支援過孫中山的家庭與個人，也遍訪昔日革命者的遺蹟。這也是一次新的發現旅程，被不斷的革命、戰爭與動盪左右的中國，從未認真對待自己的歷史遺產。即使當臺北與北京都宣稱自己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時，它們也都對這源頭缺乏知識與興趣。這也像是命運的另一種輪迴。他在一個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長，將日語當作了另一種母語，然後加入反對這秩序的力量，最終他又來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的努力最終匯聚成這四本文集。
「總是揹著手一個人在屋裡走來走去，低著頭想」，他也「不抽菸，很少喝酒，喜歡吃鳳梨、蘋果」……在王良的《國父與橫濱》中，我讀到這些斷片。這是一個名叫溫惠臣的華僑對孫中山的回憶。如今人們都熟記孫中山所說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卻忘記了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樣充滿猜忌地看待這些革命者的。在1895年的廣州起義後，孫中山不過是一名被懸賞通緝的在逃犯，即使1897年他因在倫敦的蒙難而揚名國際後，也仍是這些海外華人社會中的「異端」，只有那些最大膽、異想天開的人才敢接近他。
溫惠臣十五歲時成為第一期同盟會會員，負責給孫買日用品，偶爾也去船上扛東西，後來他才知道那是軍火。他剪掉了辮子，卻又需要辮子。「辮子是假的，縫在帽子上，到外面去時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丟，變成了光頭。不然的話，當時的華僑社會會指著鼻子罵。」流亡中的孫中山陷入習慣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當地的暗探，要憂慮下一次起義的武器與經費，要與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黨爭奪影響力……
他也生活於中日兩國政府的夾縫裡，個人的際遇隨時因為兩國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康有為因為北京的壓力而離開日本，流亡者們則隨時處於日本的監視之下。
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革命黨關係（含流亡者）》中，你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報告：神奈川縣知事淺田德向外相青木周藏報告「清國流亡者梁啟超於昨7日下午6時許由東京來濱，投宿於居留地139番清議報館內，估計本日將住在本地」，或是「清國人梁啟超昨17日來濱，於原居留地139番清議報館投宿中，本日下午11時35分乘當地始發火車回京，滯在中無異常」。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比保皇者梁啟超遭遇了更嚴密的監視。
三
對我來說，梁啟超比孫中山更富吸引力。「《清議報》的第一至三十一號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電氣；第三十二至七十號則是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如今是自衛隊橫濱募集事務所……」在王良的書中，我查到了這些資訊。
當《清議報》在1898年創刊時，梁啟超剛剛從一場政變中逃離出來，成為一名被懸賞的流亡者。聽聞昔日的改革盟友慘死刀下，得悉光緒皇帝被囚禁於瀛臺之中……他必定陷於悔恨、憤怒、無能的複雜情感中。他失去了真實的政治舞臺，卻創造一個虛擬的舞臺。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發明東亞學術，以儲存亞粹。」在發刊詞中，梁啟超為《清議報》設定了這些宗旨。在封面上，他還起了英文標題thechinadiscussion，發行日期以孔子紀年——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這英文譯名與紀年方式都顯示了這份雜誌身份與視野的多樣，它想沿襲中國文人的清議傳統，也想建立現代意識的公共討論空間；它承認現有王朝的合法性，又期望將自己與更漫長的儒家傳統相連。
幾乎從第一期起，這份旬刊就建立起穩固的敘事。「勤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一個新知識世界的探索。中國在19世紀末開始的轉型，不僅是政治制度、軍事和技術上的，更是知識、思想與價值觀上的。梁啟超的雜誌是這新知識的主要來源。在20世紀初的中國，每旬出版、欄目眾多的雜誌不啻為一項嶄新的衝擊。他的《清議報》與之後的《新民叢報》被偷偷運回上海，然後在全國的知識青年中廣泛流傳。科舉制度已遭普遍唾棄，四書五經不能應對外部挑戰，中國日後的締造者，不管是胡適之還是毛澤東，都是他熱情的讀者。
日本是梁啟超新知識的主要來源。倘若美國學者任達的判斷沒錯，那麼1898至1907年的中日關係是被遺忘的「黃金十年」。這十年間，日本在中國的現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的角色」。這些在日本的中國流亡者，也正是「建設性力量」的一部分。
但他們的影響有多重要？任達相信，這些流亡者「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們的角色到底只是邊緣性的……他們僅能以有限的訊息影響有限的聽眾，沒有參加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動。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萬萬不知名的人們……（他們）把中國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了世界歷史的主要舞臺上」。
四
王良感慨於本地華人對歷史的無知，只關心物質利益。
走在這喧鬧的街頭，我心生疑惑：這就是那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中華街嗎？他們是怎樣將這些小業主動員成為政治行動的支援者的？每夜用算盤計算一日進賬的人，為何能一次次傾囊而出，去支援一項他們很難理解的政治設計？
從開港以來，華人就是這座城市最大的外國人群體，如今其他外國人社群早已消失，中華街卻繼續興盛，成了橫濱最重要的景觀之一。但它似乎僅僅是景觀，它漫長複雜的歷史、龐大的人群沒有轉化成某種更持久與更具創造性的東西。三把刀中的剃頭刀與裁縫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卻變得更重要了。比起一個世紀前，中華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廣東菜，四川、上海、臺灣菜也隨處可見。尤其是四川的麻辣，因為新移民與中國遊客的湧入而迅速興起。橫濱中華學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圍像路易威登店的重慶飯店。
如何將一群去政治化的華僑動員為「政治人」，是孫中山的志業。而對於梁啟超來說，只有徹底將中國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締造出一個富強的中國。
也正是在此地，梁啟超寫出了《新民說》。他意識到，倘若不能建立現代國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他要喚醒那些沉醉於個人利益、狹隘鄉情、缺乏公德的海外華人社會。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還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將這些底層人動員起來，讓他們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質、人員的支援。而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動員者，都來自相距不遠的廣東鄉間，他們也都是清國龐大的學者官僚系統的邊緣人。當他們試圖從權力中心改變這個國家時，都慘遭失敗。他們在海外龐大的邊緣人群中再度恢復元氣，獲取支援，並進行無休止的內部鬥爭。
很有可能，中國沒有變成他們期待的樣子，他們的革命與改良之爭似乎在一個世紀後仍未過時，橫濱的中華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來的樣子——關公廟的香火仍舊旺盛，在華僑心目中，這位財神實在比任何神靈都更重要……
夏多布里昂的碎鏡子
撰文覃裡雯
人到中年，一切都變得無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鏡子裡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鏡子的背面，滿足的願望也隨即被遺忘。
一
lemidi，法國南部，古法語的正午，也是南方，正午和南方都是太陽所在的地方。初相遇不久，l就想要帶我重返這個他心中的期許之地。那時我熱愛粗糙新鮮的奇遇，一直沒被他描述的度假聖地打動，置若罔聞地領著他在我的路線上繞圈子。但領隊人漸漸發現，無論去到哪裡，他都會發現那些讓他想起法國南部的地方，從慕田峪夏日閃亮的栗子樹葉，千島湖響亮的蟬鳴，蘇梅島春季的繁花，到義大利北部的旖旎山路。他愉快地享受著廣大世界的款待，一路卻撿起某些碎片放在眼前端詳，通過那細碎的映象，夢想重回lemidi。
十年之後，我用光了拖延的理由，l終於能催促我早早定下假期，跟朋友借了他們位於聖馬克西姆（sainte-maxime）的度假公寓的鑰匙。
lemidi，這個20世紀浪漫的最高符號，並不包括整個法國南部，而是一個環繞地中海、與西班牙和義大利接壤的帶狀地區，包括亞奎丹，南部——比利牛斯，朗格多克——魯西永，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科西嘉島，隆河——阿爾卑斯和普瓦圖——夏朗德。聖馬克西姆雖然與尼斯、戛納都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區域，但遠不及後二者的名氣。戛納在中國廣為人知，原因除了著名的戛納電影節，還有2012年的一場政治風波：那裡的一座臨海別墅壓垮了中國政壇的一位梟雄。買家為此製作的「幻燈片是動感的，三秒鐘切換一張圖片，有英文的詩，還有音樂伴奏」，可能是貧瘠的革命年代孕育的中國權貴子女最高的審美想象，也到底落了「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中國式結局。
若從戛納的故事開始引入了不起的法國文豪和可疑的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倒是一個好的開端，那裡有過更值得歷史銘記的野心。曾任拿破崙時代和波旁王朝外交官的夏多布里昂，則留下了這段歷史中最蕩氣迴腸的親歷記錄，以至於雨果在小學作業本里寫下：「要麼成為夏多布里昂，要麼一無所成。」夏多布里昂在1797年拿破崙離世後曾到戛納參觀，在那裡，有一個客棧主人曾接待過從流亡禁錮中登陸戛納、重返法國的波拿巴。他領著夏多布里昂路過拿破崙曾棲身其下的橄欖樹和他上岸時存放衣物的廠棚，他們在海灘上看到「水面似鏡，波瀾不興……海灣裡只停泊了一條大船、兩條小舢板。左邊看得見昂蒂布燈塔，右邊看得見萊汗群島，正前方是朝南，朝那個羅馬城敞開的深海。波拿巴一開始打發我去的就是羅馬。」
在他龐大而優美的《墓畔回憶錄》裡，夏多布里昂解釋了這些島嶼的來路。萊汗群島是古代歐洲人躲避蠻族入侵時開闢的新定居所。西元5世紀，古高盧人（高盧即今日的法國）聖奧諾拉「從匈牙利逃出來，登上這裡的一座礁島，爬上一棵棕櫚樹，劃了一個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這也就是說異教消失了，在西方誕生了新的文明」。傳說聖奧諾拉所建的島上修道院裡的最後一個獨居者，就是著名的鐵面人。
暮年裡回憶自己曾站在戛納海灘上的時辰，夏多布里昂的惆悵層疊潮湧。當年他面對拿破崙離世後一個行將消逝的世界感到悲愴，但幾十年後從跌宕的人生中又回想起那個沙灘上的時刻時，複雜的情緒讓他難以自持：「我目擊了兩三個王朝的覆亡……見過華盛頓與波拿巴這兩個人物……我為什麼要比我生活的時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我沒有勇氣繼續下去。」
那些在非洲遇到的無憂無慮的阿拉伯老人，「他們……兩眼望著藍湛湛的天空，目光隨著那沿著迦太基廢墟飛翔的魅力的火烈鳥移動……波濤的輕聲細語在給他們催眠，讓他們依稀忘記自身的存在，輕輕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們就要死去。」是的，即便是貪婪者也並不讚美貪慾，而更願借身於雄心的光輝斗篷，但最終，被權力和財富的性格吞噬的個人也會感到悲傷，這些對戛納而言都不是新鮮事。
二
我們到底沒去戛納，而是在7月下旬到達距離戛納不遠的海港尼斯，從那裡駕租來的車沿海邊棕櫚大道向東南緩行，全球各地湧來的遊客讓南法所有的公路都擁堵不堪。沾了鳥屎的車窗外，天空、沙岸、腳踏車和女孩身上的比基尼、孩子手裡的皮球，34攝氏度的陽光和淡淡的水汽把一切都調成了糖果色。蔚藍海岸（côted’azur）像一張巨大漫長的美國60年代牙膏廣告畫，無辜、甜美而新鮮。
朋友的公寓在聖馬克西姆一個有圍牆和電動鐵門的封閉小區裡，外面看起來和中國十多年前的建築差別不大，但喘氣的狹窄電梯洩露了它半個世紀的高齡。樓下花壇裡的薰衣草已經被陽光烤枯，但密集的夾竹桃開得正旺，略帶危險的悶香。公寓的塑膠地板裝飾了紅磚紋路，條紋布沙發已經褪色，老式的實木桌椅也已開始剝漆。沙發上有一幅印象派畫的海報，畫的像是南法的咖啡館外景，正中一個優雅的女子正在招手叫服務生，餐桌上的鏡框環繞著仿中世紀的水果靜物油畫。沙發旁有個小書架，放滿了德文書，中間夾雜一些英文小說和一本《法國當代藝術史》。這景象雷馬克在《凱旋門》裡寫過：「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不好不壞的，他看著都無所謂。」
但這時l使勁把陽臺的木製遮陽板拖開了，結束了這個無所謂。呼啦啦的一陣，帶香氣的風撲了進來，帶著樓下游泳池裡孩子的喊叫。層疊的橙色屋頂之後，地中海託著隱隱綽綽幾艘遊船，像一汪果凍，去往聖特羅佩（sainttropez）的渡輪正在離開視線。這邊對著的是緩和起伏的丘陵，大傘一樣的金松和高瘦的棕櫚之間，蘑菇般地長滿義大利北部風格的別墅。最美的一座，有長長的涼臺延伸向海，上面掛著古羅馬庭院裝飾的白色幔帳。在後來近半個月的時間裡，我們幾乎每天都坐在陽臺上，看著日落時分的海光山色吃晚飯。
當星空從山後顯現，慢慢籠罩海灣，安託萬·德·聖埃克絮佩裡的名字就會在腦子的角落裡微微閃亮。法國南部是這位貴族作家兼飛行員無數次飛過的地方，但他對此幾乎一字不提。他越過平緩的群山和地中海，去往北非的沙漠。在埃及，他駕駛的郵政飛機曾墜毀，差點兒喪命。貝都因人偶然拯救了嚴重缺水的他和機械師，當時他們已經產生了幻覺，這些幻覺構成了此後《小王子》中的片段。這本童話的過度成功，遮蔽了他作為騎兵和郵政飛行員的過去，以及他作為記者為《巴黎晚報》、《瑪麗安》和其他媒體做的那些動人的戰地報道，還有印度支那和遠東、地中海、蘇聯和莫斯科，以及子彈橫飛的西班牙內戰——這些都收集在《鏡子中的碎片》裡。
因為不像海明威一樣自戀，炫耀武器、情史和傷疤，他常被不求甚解的讀者誤認作一個內心柔弱、逃避現實的小知識分子。但這或許正是作者想要的，富於同情、與弱者在情感上結盟，使他們不感到孤獨，能保衛他們。1939年，在被遣離法國軍隊之後，他來到紐約，希望說服美國軍隊一起抵抗納粹，以《告美國人書》為歐洲面對納粹時的軟弱做出辯護：「這些人是弱小的，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很清楚我們為弱者而戰，我們並不期望在敵人剛剛發起進攻的時候他們就被派往前線。」但是他提醒強大的美國需要負擔自己的責任，「你們，是一個強大的傳聲筒，受到海洋的保護，你們的海軍、軍隊、人民是強大的，你們什麼也不怕，難道你們不該像蓬斯·比拉特一樣，建議你們的同胞洗刷這一與你們可能並無關係的恥辱嗎？」
1944年春季，他駕駛偵察機回到法國，盛夏時節就連人帶飛機消失在這個海域，六十年後飛機殘骸才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的首府馬賽附近的海底被找到。「每一顆星星都有一口井，上頭都有一個生繡的滑輪，每一顆星星也會為我沁出甘醇的井水給我止渴。」高貴的靈魂……他的飛機失蹤的日期正好是我們到達這裡的整整七十年前。關於佈滿酒莊的南部法國，他沒有留下什麼可資銘記的字句，這只是他飛向更廣大世界的中間地帶。
強大的美國海軍、軍隊和人民到底來到了南部法國，在藍色海岸地區，美國依然是親切和值得尊敬的二戰盟友，而不僅僅是令人鄙夷的喧鬧遊客和不上檔次的好萊塢電影產出國。聖馬克西姆是盟軍登陸的地方，迄今尚有紀念碑。夜晚在市區中心海灘和停滿小遊艇的港灣散步，露天酒吧和露天演唱臺上，留著長卷發的歌手還在一首接一首地唱《一切為你》（[everythingido]idoitforyou）和《我心永恆》（myheartwillgoon），聲震雲霄，趕上了中國縣城卡拉ok的聲勢。
或許這會讓返回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和他們的後代感到親切，就像在東南亞的酒吧裡「懷舊老歌」撫慰著美國駐軍和水手一樣；在車程一個小時的勒拉旺杜（lelavandou）還有一家與紐約著名的cottonclub同名的夜總會。戰爭留下的要遠遠多於廢墟和彈藥的碎片，但或許這些流行文化只是所有人出於念舊而心甘情願地共同貧瘠，是一種令人心暖的異化……我們並不總是明白文化、行為和習慣的後果：人如何被他遙遠的想象所塑造，最後變成他的想象本身，就像聖埃克絮佩裡越過地中海，想象自己消失在沙漠的星空。但法國又塑造了他人的想象：在從勒拉旺杜乘船前往克羅港（port-cros）島的渡輪上，一個義大利女人忽然登上船長室，從喇叭裡向她的愛人求婚。面對這精心策劃的想象中的法式浪漫，乘客們鼓起掌來，男人衝上去把女人領下來擁吻，法國人家的六七歲男孩倦怠而又好奇地看著，海上的盛夏陽光讓他眯起了眼睛。
三
每天傍晚，總有一輛垃圾車會在我們散步時出現，有時候是6點，有時候是8點或者9點，甚至10點。不管我們什麼時候吃完晚飯，只要一齣門，垃圾車就會像前東德的斯塔西一樣準時出現，轟鳴著，慢悠悠地開開停停。副駕駛座上跳下來一個英俊的小夥子，把路旁的各色塑膠垃圾桶拖到車後，機械臂自動把垃圾傾倒在卡車的大肚子裡，小夥子把垃圾桶拖回原位，再跳回副駕駛座。他幹這些事的時候就像在度假，輕鬆而散漫，車子在整條街留下了一長條固體般的酸臭空氣。路旁有一家設在巴士裡的披薩店，深夜都有顧客，其中有一個男人每天帶著五歲左右的兒子前來，孩子手裡總是抱著一個褪色的綠色布制恐龍；老太太們都在發胖，穿著從街邊小店或超市裡買來的衣裙。l說，法國老太太從前是不發胖的，她們曾經個個優雅纖細，這些年一定發生了什麼。
聖馬克西姆充滿了這般家常夜景，雖然從街上的汽車和生活狀態上看得出此地的安康，但也只是個相對富足的中產城市，海港附近大量建於60年代至80年代的普通公寓樓也證明了這一點。長長的海灘上除了私人別墅和豪華酒店，還有很多為普通家庭保留的沙灘（連帶細心搭好遮陽篷的免費停車場）和度假拖車「旅館」，也就是收費供停拖車和安營紮寨的沙灘。l說起自己第一次到這裡獨自度假的遭遇：「那時候我還是高中生，沒錢住旅館，就帶著帳篷到停車場轉悠。有一家人同情我，給我在他們的帳篷中間留了個地方。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保安趕了出來，沒面子透了，哈哈哈。」聽起來好像這讓他很愉快似的。
從有漂亮白色燈塔的港口坐船半小時，就能到達被巴黎的朋友形容為「blingbling」（金光閃閃）的聖特羅佩。渡輪迫近港口時，巨大的私人遊艇就會像《星球大戰》裡的帝國軍隊飛船一樣出現，悄無聲息，龐大而陰險莫測，高及四層小樓。它們大多數懸掛英國國旗，頂著武器一樣尖銳的船頭駛進港灣，排隊羅列在遊人擁擠的港口，俯視著目瞪口呆的遊客和他們身後售賣廉價旅遊商品的店鋪。英俊如蠟像、曬得膚色深棕的服務生在甲板上忙碌，給斜躺在船尾柔軟大沙發上的富豪和女人遞送酒水，後者假裝沒有注意到自己在被岸上的遊客排隊拍照，享受著他人嫉羨之心的撫慰。這場景如此荒誕，反倒有些意外的詼諧和親切。聖特羅佩最早只是一個美麗的小漁村，和歐洲許多度假名城一樣，也是在「二戰」後的復興階段才為人所知的。這還要部分歸功於五六十年代新浪潮藝術家們的湧入，過去半個多世紀裡，這裡慢慢成了中產階級參觀的富豪動物園，以及富豪們炫富的一個競技場。
一個被抽脂留下印記的女人搖曳著走進小巷，她長長的雙腿看上去像凹凸不平的木棍，穿著流蘇及地的皮靴，像一頭受傷的動物。她走過成排的奢侈品店鋪，向可可香奈兒酒店長滿棕櫚樹的院子裡仔細凝望，店鋪裡頭髮向後梳得油亮的經理面無表情地看著她的背影。
owningahomewithnosilverspoon
我有個住處但不是鉅富
i’mdrinkingchampagnelikeabigtycoon
我喝著香檳就像個大亨
soonerthanwaitforabreakintheweather
等著吧就在天氣轉好之前
i’llgathermyfar-flungthoughtstogether
我就會收回胡思亂想
speedingawayonawindtoanewday
乘快風開始新的一天
——pinkfloyd,「san-tropez」
平克·弗洛伊德，《聖特羅佩》
被羅馬的尼祿皇帝在比薩城砍頭的那位殉道者聖特羅佩的屍體和一隻狗、一隻公雞一起漂流到這個海岸，給這裡留下了名字。羅馬的古老爪痕印滿了整個南部法國，除了高架引水橋、圓形劇場、城牆和別墅的廢墟，還有聲震四方的古代戰場。就連「普羅旺斯」（provence）這個名字，都來自古羅馬拉丁文「行省」（provincia）。西元前121年，羅馬人征服了阿羅布洛及斯族，在外高盧南部建立奈波高盧行省，簡稱行省，沿襲至今。高盧是羅馬得以成為帝國的一個重要臺階：愷撒大帝是靠征服高盧積累的勢力和財力，才得以從守舊的貴族手中奪取權力，推動羅馬走向帝國的關鍵改革。帝國邊緣孕育的力量改變了帝國，但邊緣的命運卻由帝國決定，一同繁榮，一同衰落。
本想到普羅旺斯一些著名的羅馬廢墟舊址觀光，但南法丘陵和群山遍佈，山路崎嶇漫長，一日往返還是有些吃力。我們秉承悠閒至上的度假原則，選了較近的艾克斯城（aixenprovince），即便地圖上看著不過一指距離，單程也是兩個小時。車子在狹窄的山路上跟呼嘯的本地車輛擦肩而過，讓我膽戰心驚。在全世界你都會看到這樣的情景，常在山區裡出沒的司機，因為習慣了山路駕駛，會產生一種過度的安全幻覺。而南部法國又充滿不太在乎法規的飆車狂，讓路況更富挑戰性。l的一個侄子前兩年在南法租了一輛車，上山路沒多久，左邊後視鏡就「啪」地被對面來車撞飛了。他只好回到租車行，重灌了一個新的後視鏡，接著上路，沒開幾分鐘，啪的一聲，後視鏡又被撞飛了……
如果一個古羅馬人看見這個場景，一定只會捧腹大笑，因為現代人的衝突大多也就僅止於此。羅馬人的生活則只是戰爭的副產品，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裡有七百二十一年在跟波斯開戰，更不要提四面八方從未止歇的其他征戰和應戰。這些，普羅旺斯當然也熟悉。
從聖馬克西姆越過群山去往艾克斯，會經過一個決定性的羅馬戰場——埃奎亞·塞克斯提亞（aquaesextiae），那裡如今只是車窗外飛速掠過的一個白雲悠悠的美麗山谷。西元前122年羅馬人率先在艾克斯建城，十來年後，北方（今日斯堪的納維亞南部和丹麥境內）的日爾曼條頓人、辛布里人和阿姆博人部落就大舉南遷至此。這些日爾曼部落，後來德國人的祖先，也就是羅馬史書中所說的「北方蠻族」，一路攻城略地，鼓動當地部族反抗羅馬人的統治，重創羅馬強兵，史稱「辛布里戰爭」。不過，日爾曼人最終在埃奎亞·塞克斯提亞被精明的羅馬執政官馬略（gaiusmarius）擊敗，300名被俘的日爾曼女性集體自殺，羅馬人還寫入史詩，以此歌頌日耳曼人的英雄精神，而條頓國王被俘後遭示眾處決。這些戰爭中的英雄後來引發了希特勒對「日耳曼民族英傑」的狂想，不過更重要的是，曾令羅馬人膽寒的「北方蠻族」從此一蹶不振，直到他們當中被俘奴隸的後代發起了斯巴達克起義……
到達艾克斯時是正午，汽車繞著舊城區寬大的米拉波大道盡頭的噴泉轉了兩圈才找到棲身地，塞尚、左拉和海明威曾頻繁光顧的「兩個男孩」咖啡館百年不變的墨綠遮陽篷下也坐滿了遊客。艾克斯是普羅旺斯低調的文化中心，也是畫家塞尚和法國大革命裡出身貴族的「平民領袖」米拉波的故鄉。在1940年搬往紐約與他相會之前，聖埃克絮佩裡的妻子龔蘇蘿就在普羅旺斯的阿維尼翁（avignon）和艾克斯之間的一個小鎮奧佩德居住。
在南法的徘徊讓人更清晰地意識到文明的斷裂特徵。羅馬衰落之後，無序降臨整個地中海沿岸，那個「少女懷揣黃金可以遊歷整個帝國」的時代中斷了近千年，異族入侵、百年戰爭、黑死病、宗教戰爭輪番蹂躪，直到12世紀的「好國王勒內」（他手持桂冠和權杖的雕像正立在大道盡頭的紀念柱上）為它尋回秩序，愛好奢華的路易十四則帶來它的文藝興盛。17到18世紀，這裡成了法國的貴族城市，被二戰轟炸機饒過的舊城區裡，迄今佈滿16到19世紀的巴洛克建築。未被古老橡樹和梧桐遮蔽的木製高窗裡，看得見陽光穿過樓梯的雕花扶手留下的迷人剪影，彷彿仍徘徊著大蓬裙下淑女高跟鞋的篤篤之聲，但鐵門上可能曾經屬於議員先生的黃銅門牌，卻早已換上了律師事務所的名字。
逛完舊城時間還早，順便在本城知名的葛哈內（granet）博物館排個隊。19世紀末的一位紐約集裝箱大王把自己的寶貝珍藏在這裡，梵高、畢加索、莫奈、羅丹、米羅……相比之下，半地下室裡米拉波的雕像自然被遊客們忽略了。大理石做的米拉波挺著大肚子，指向前方，他醜陋的面孔散發出某種強烈的吸引力，夏多布里昂說他的醜陋是以他佛羅倫薩家族的特殊美為基礎的：「產生阿里愷提的同胞米開朗琪羅的《最後審判》中那種剛毅的面孔。天花在演說家臉上留下的痕跡，更像燒傷後留下的焦痂。大自然塑造這樣的頭顱，要麼是為了帝國，要麼是為了絞架；它雕琢的這雙臂膀，要麼擁抱一個民族，要麼劫掠一個女人。」
被貴族踢出行伍的米拉波以演說征服了平民，成為第三等級的代表，卻又鄙視他們；他希望廢除對君主制的迷信，卻又希望以對君主制的崇拜取代。從他身上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裡所有激烈的情感和變化，「他的精力來自他的墮落；而這種墮落……有深刻的、熱烈的、疾風暴雨般的情感作為支撐」。當選國民議會議長後，他幸運地早逝，在他調和君主制和平民意願的努力註定失敗之前——或許他正是被這個即將到來的失敗壓垮的。夏多布里昂把他列為那個偉大時代三個將會留存的人之一，「米拉波代表貴族，羅伯斯庇爾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專制」，「因為不能承認這三個人的名聲德行，法蘭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代價或許沉重，或許完全出乎意料，羅馬在蠻族之間過早播下的民主種子，在19世紀的歐洲各國結出各色異果；米拉波這個貴族後代和國王的秘密顧問，又會被馬克思贊為「革命的雄獅」……從古羅馬到法國大革命，整個世界都或多或少被19世紀開始的一系列誤解波及。我的詩人朋友鄒波說：「變的不是路而是目標，真正異化的是目標，並沒有這樣的事，目標恆定卻充滿彎路，有的只是異化的目的，導致真正無歸的歧途。」多麼令人不安的結論，但又無法反駁，人類的群落在荒原上游蕩，隨心所欲地從歷史中掠奪自身行為的合理性證據。正因如此，面對他人時無法謙和自省的群落顯得尤為愚蠢和野蠻……
四
越過群山返回聖馬克西姆時，漫長的白晝熬不住倦意，漸漸向西方淡去。蘋果園里長青苔的低矮石牆罩上了陰影，鳥鳴也變得遲疑，風聲掩蓋了遠山中暗藏的修道院裡橡樹子掉落的聲音，越過無數酒莊打出的大招牌（效果就像好萊塢的山頂銘牌那麼顯眼）。白日馴服的莽荒在傍晚就露出危險的臉色，這缺少水源的乾燥地理環境，開始令人焦灼。
l說起他少年時代和幾個朋友一路開車從漢堡南下，晝夜不停，黃昏時進入這片山野。他們唯一有駕照的一個朋友來當司機，已經很疲憊，最後這一段兩小時的彎曲山路簡直快要了他的命。滿車的少年把性命都寄託在了一個比他們大不了多少的朋友身上，「我們全都緊張極了，」他說，「不過我們一路給他加油，一起給他買了份大禮感謝他。」那或許就是富裕社會的少年成長擔當起群體責任的時刻了吧。
離開南法前，我們的最後一個遊覽地是附近的古城弗雷瑞斯（fréjus），也是愷撒興建的從羅馬通往西班牙的adrianway的樞紐，興盛時期約有上萬人口。看城市規劃圖先進整齊，猶如長安，城牆外有個圓形露天大劇場，可惜廢墟如今被醜陋的金屬板子覆蓋著。和許多南部法國小城一樣，弗雷瑞斯也被千年的各路戰爭、海盜和強盜反覆劫掠，但古羅馬城門、高牆和高架引水橋的廢墟仍在，另有一座13到15世紀羅馬教會鼎盛時期建的st.maximinus大教堂。本地博物館裡有一個別致的雙面赫爾墨斯雕像，以及一個羅馬貴族室內牆面裝飾，讓人疑心愛馬仕絲巾從羅馬牆面設計得到了不少靈感。
回來的路上，我們選擇了擁堵的海邊馬路，慢慢駛過那些白色耀眼的沙灘。地中海的夏季是最為奢侈的夏季，氣溫永遠合適，略微的炎熱總是瞬間被微涼的柔風吹走。海水透明純淨，陽光不太刺眼，和其他擠滿白髮蒼蒼的老者的歐洲度假勝地不同，南法到處是漂亮的年輕人。大自然沒有任何挑戰身體的詭計，一切都在取悅於人。這不正常，對來自氣候總有多種挑戰的中國的我來說，總覺得哪裡不對，彷彿瞬間會被奪走。這或許也是我無法坦然徹底地享受和擁抱它的原因，我不信任這沒有憂慮的快樂，這溫和無罪的富足，這沒有挑戰的享樂，它讓我如坐針氈。當l躺在陽臺和沙灘上心滿意足時，我卻四處拉著他去尋找歷史幽暗的證據，因為那是我更熟悉的邏輯。
那時我終於明白了南法對l的真正意味：這是他少年時最先體會到長大成人的自由樂趣的地方，我們所有人都一樣，想要重新體驗這種快樂——所有新奇的生活許諾剛剛展開，我們還不能想象自己將要造就的錯誤和浪費。人到中年，一切都變得無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鏡子裡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鏡子的背面，滿足的願望也隨即被遺忘。我們本可以不同嗎？還是在荒原本無方向可言的漫遊中徒然地奔跑，自以為在前行？誰能回答這些問題……在南法，我理解了另一個人的遙遠青春，和我們之間無法跨越，卻豐富了我們共同生活的鴻溝。
弗羅茨瓦夫：一場風暴的結語
撰文劉子超
電車轟鳴著駛向老城，載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夜幕一旦降臨，弗羅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種憂鬱感——那是中歐的味道。
一
波蘭，總讓我感到一種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種天然的雌性氣息：憂鬱、纖弱甚至帶點受虐意味。給我這樣印象的國家，除了波蘭，還有烏克蘭。它們都不幸夾在德國和俄羅斯這兩個雄性掠食國家之間，註定了坎坷的命運：國境線總在變遷，人民總在遷徙，總是成為戰爭和殺戮的犧牲品。對它們來說，無論親近德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是什麼好的選擇。所以1944年，英國旅行作家odettekeun寫道：「對於波蘭，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國。」
但他顯然高估了帝國的運勢——從印度到加勒比，從馬來半島到埃及，帝國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不過三十年之後，作家簡·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中追憶帝國的榮光了。
「這他媽的是怎麼回事？」記得在印巴邊境城市阿姆利則，一位懷有帝國情結的英國佬紅著眼問我。他的目標是走遍英國所有的舊殖民地。
「對不起，他喝多了，」他的馬來籍妻子說，然後又要了一瓶冰鎮翠鳥啤酒，「他就是三瓶的量，喝到第二瓶時就愛胡言亂語。」
我開著菲亞特panda從蘇臺德山區衝出來，進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亞（silesia）平原。我發現，理解西里西亞成為各方角逐的物件，就像理解英國醉漢的憤怒一樣輕鬆。窗外的土地委實過於平坦，過於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國嘴邊。它一望無際地伸向遠方，與波蘭大平原連為一體，直至波羅的海沿岸。在那裡，它又將與俄國的「飛地」加里寧格勒相遇。這真是命中註定的悲劇。像所有悲劇一樣，難以置信，但又千真萬確。
同樣難以置信又千真萬確的是，這條通往弗羅茨瓦夫的鄉野公路居然堵車了。很多車調頭轉向，但這似乎並未使現狀有所改觀。我跟在車龍後面，除了田野和樹木，周圍幾乎看不到什麼像樣的房子。前面的司機開啟車窗，抽起了煙，後面的司機戴著墨鏡，打起了電話。我反覆撥弄著收音機電臺，幾乎所有臺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蘭語脫口秀，而這無助於緩解焦慮。我把收音機關掉，無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薩爾一篇描寫堵車的小說。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麼波蘭邊境線附近的小路！
我總算看到路邊有家孤獨的小超市，馬上像個逃兵一樣溜出隊伍。超市裡的貨物都帶著一副陳舊的歷史感，只有熟食櫃檯擺滿香腸。旁邊有張鐵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時只有一個留著濃密八字鬍的老頭坐在那裡喝啤酒。他的眼睛溼漉漉的，已經喝到對周圍熟視無睹的程度。我聞到熟食櫃檯裡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沒吃什麼東西。我身上沒有波蘭茲羅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歐元，一邊比劃一邊向店主指著櫃檯裡那條最誘人的香腸。他賣給了我，還找了我幾枚茲羅提，這樣剛好又夠買一小杯啤酒。
我在老頭對面坐下，他並未看我一眼，這讓我對他的興趣激增。我切了一截香腸，把盤子推到他面前。他不動聲色地把啤酒喝完，起身離去。他像個修士一樣，輕手輕腳地推開門，走進室外的一片白光中。門關上了，彷彿野獸把光線重新吞噬。
因為開車，我把啤酒當作烈酒，只是偶爾呷上一口。等我把香腸吃完，我就走出這家小超市。大地一片寬廣，一隊大雁飛過天空，車龍神奇地不見了，彷彿堵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或者是在另一個平行世界發生的事情。
「這他媽的是怎麼回事？」我心裡嘟囔著那個英國佬的話。毫無疑問，這是比大英帝國的衰落更難解釋的事情。
我再次上路，經過一座小城，城外有幾家大型超市，之後是住宅區，然後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殘存的18世紀建築——一座歐洲內陸小城的標配。生活在這裡是便利和安靜的，又是沉悶和無聊的。每個路人都面無表情地走著，儘管陽光耀眼，卻有種陰沉的一致性。他們的靈魂大概也都皺著眉頭。難怪歐洲人會喜歡東南亞，那裡火熱的生活，熱帶的生命力，瘋長的藤蔓，一定讓他們大為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