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沒有的就是好的——人類的天性。對他們來說，東南亞是這個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連神佛都是歡喜、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臉的受難相。
人總得不時換換口味吧，這有助於身心愉悅，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個街面，嚐嚐新館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後天義大利菜……不過吃來吃去，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披薩就是餡餅，義大利麵就是米線，乳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東北大拌菜，海鮮飯就是潮汕砂鍋粥……旅行的意義，就此變得虛無。我見過不少遊蕩半生、間隔年數次的旅行者，最終變為熟視無睹的「廢人」。
我知道，我必須延宕自己成為「廢人」的過程，就像足球運動員維護自己的職業生命。延宕的訣竅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儘量把自己置於不熟悉、無情調的境地。強烈的衝擊容易讓人懈怠，平淡無奇反而能讓厭倦來得遲緩一點。
比如，我訂的酒店在弗羅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對於一座中歐城市，這已經算是城郊了。我把車停在酒店空曠的停車場，成群的烏鴉正黑壓壓地飛過，呱呱叫個不停。
房間在十六層，可以看見一定程度上的風景——不是美麗的奧得河，不是老城鱗次櫛比的屋頂，而是一座半荒廢的體育場，一片社會主義氣息的住宅區，駐滿鳥巢的行道樹，以及停著我那輛菲亞特panda的停車場。讓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間同樣以毫無特色的極簡主義風格取勝——白牆、白床單、原木寫字檯，而不是什麼精品酒店時下流行的洛可可風。
我離開房間，在大堂裡碰到一群參加宴會的波蘭人。餐廳經理正忙得團團轉，所有人都忙得團團轉，連門童都被動員起來擺桌子。前臺女孩告訴我，今晚會有一百人在這裡用餐。我祝他們好運，推門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著回來的理由。
外面空氣冷冽，但並非不可忍受。我沒有開車，而是沿著馬路步行。街道很乾淨，波蘭女人的水準明顯高於匈牙利。電車轟鳴著駛向老城，載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夜幕一旦降臨，弗羅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種憂鬱感——那是中歐的味道。
二
我跳上一輛電車，看到一些人提著購物袋，才意識到新年快到了。如無意外，我會在弗羅茨瓦夫度過這個沒什麼特別之處的特別日子。我望著窗外漸漸暗下去的街景，試圖回想自己上一個新年是在哪裡過的，但腦海中一片空白。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節日於我變成了無足重輕的苦行。我唯一的期望，變成了儘量不動聲色地把這些日子度過去。我不會去參加什麼集會，也不會刻意買那些根本用不上的禮物，我也儘量避免在那個日子去餐廳。找機會放縱自己一把？算了吧，我寧願把放縱留在平時。我想象著此刻的北京，熟悉的街道一定已被節日的燈火點燃——可以想象的人群，可以想象的場景。然而，在弗羅茨瓦夫，車窗外的世界是如此沉寂。那都是一些沒多少歷史的建築，連教堂也是新建的。我知道，1945年弗羅茨瓦夫迴歸波蘭時，只剩下一個空殼。「二戰」的炮火把這座城市70%的建築夷為了平地。
雕刻天使笑容的人們，現在他們的子孫正在推動加農炮彈。
——茲比格涅夫·赫伯特
在這輛馬力十足的電車上，我突然想到1945年的新年。那時的弗羅茨瓦夫還不是現在的名字，它叫佈雷斯勞（breslau）。從1740年被轉交給普魯士時算起，它就叫這個德文名字了。長久以來，它是一座種族混雜的城市，但95%以上的人口是德國人。到了1945年，經過納粹的清洗，它成了一座徹頭徹尾的德國城市。
1945年初，佈雷斯勞的居民不會有任何喜悅，他們即將成為納粹「要塞」（festungen）政策的「炮灰」。這一政策要求佈雷斯勞承擔騎士時代要塞堡壘的功能：主動被盟軍圍困，然後儘可能拖住盟軍的兵力，為柏林贏得時間。
沿著此刻電車行駛的道路，平民首先被撤離到城市南郊。因為德國人相信，為了合圍柏林，蘇軍會從城市北部發起攻擊。那一年的天氣寒冷，大雪紛飛，僅僅是步行撤離，就讓一萬八千人喪命，其中大部分是兒童。
撤離的人群中有愛爾莎·布勞恩——希特勒情婦愛娃·布勞恩的姐姐。她坐火車回到柏林，被愛娃接進豪華酒店（如今的凱賓斯基）。她訴說她在佈雷斯勞的見聞，抱怨希特勒正把帝國拖進深淵。愛娃憤怒地指責姐姐不知感恩，應該被拉出去槍斃。
蘇軍的大規模進攻從城市的南部發起，這出乎德國人的預料，也讓那些剛剛搬遷過來的平民成為炮火的犧牲品。我正穿過的這片街區就是巷戰的主戰場，這就是為什麼放眼望去，所有的建築都是新的。
負責圍困佈雷斯勞的是蘇聯元帥伊凡·科涅夫。他急於拿下這座城市，希望搶在朱可夫元帥之前攻佔柏林。這將是載入史冊的戰役，也會讓他和朱可夫一生的較量中佔據上風。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就殘酷性而言，佈雷斯勞之圍可以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相提並論。轟炸是前菜和甜點，炮擊和巷戰是主菜。城市交通很快被切斷，所有彈藥和物資都靠駐守波西米亞和巴伐利亞的德國空軍空投。愷撒大街被整體推平，勞工和戰俘用生命鋪建出一條飛機起降跑道。
最初，容克-88型轟炸機像天使一樣美麗，但人們很快發現，那是被盟軍繳獲的戰機，投下的不是補給，而是炸彈。蘇軍同樣傷亡慘重，當他們最終佔領城市南郊，士兵們展示了戰爭激發出的人類的全部獸性。正在軍中服役的索爾仁尼琴回憶：「士兵們都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德國女孩都可以被任意強姦，然後殺掉。」
1945年5月7日，在將近三個月的圍城之後，佈雷斯勞終於投降。它是納粹德國最後一個陷落的城市——在柏林投降後，又撐了五天。
倖存的佈雷斯勞居民從地窖中爬出來，發現眼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到處是彈孔和廢墟，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建築。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財產和親人，也將丟失這座城市的名字——名字和命運往往聯絡在一起。
如果失去廢墟，我們就一無所有。
——茲比格涅夫·赫伯特
我下了車，穿過車流，進入老城。這是一塊鵝卵石形狀的區域，在奧得河南岸，也是弗羅茨瓦夫的歷史中心。市場廣場非常宏大，是波蘭第二大廣場，僅次於克拉科夫。它的氣魄和風格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者。我看不出什麼戰爭遺留的痕跡,如果有什麼蛛絲馬跡，那它們也被暮色和粗俗的鐳射燈遮蔽了。無論市政廳、聖伊麗莎白教堂，還是別的什麼古蹟，都有一種涅槃重生的光輝，彷彿一個二流的童話場景。
現在，市場廣場上正搭建巨大的舞臺，燈光和吊臂攝影車已經就位，大概明天晚上會有一場盛大的跨年晚會。
他們開始測試音響。重低音炮突然響起，讓腳下的石頭髮出震顫。所有人都受驚似的抬起頭，尋找聲源。
——難道蘇聯人又來了嗎？
人們的臉上帶著催眠過的神情，然後隨著強勁的音樂節奏變為漠然。只有一隊德國老年旅行團饒有興致地駐足，彼此興奮地說著這裡曾經的母語。
氣溫比白天明顯下降了，我能感覺到風透過羊皮手套，順著指尖往上鑽。跨年的時候，氣溫肯定會降到零度以下吧？晚會的歌手和舞蹈演員將何以自處？還是對波蘭人來說，冰點根本不算什麼？
我換了些錢，一身輕鬆地走出來，想到自己早上還在捷克的奧洛穆茨，而此刻已經懷揣鉅款站在波蘭的廣場上，不由感到一陣塵埃落定的愜意。我很快為此付出了代價。
廣場一側是一串以低價酒水為噱頭進行惡性競爭的酒吧。我幾乎沒過腦子地走了進去，點了一杯啤酒，一份波蘭餃子，然後才仔細端詳選單。
毫無疑問，這是一家僅僅從選單就能看出不怎樣的餐廳。無論哪個國家，遊客集中的區域都有這樣一些餐廳，它們唯一的資本是佔據了核心位置，靠哄騙傻傻的外地（外國）遊客維持生意。在這裡，你能有幸享受到這個國家最不地道的食物、最差的服務，以及最名不副實的價格。每次路過這樣的餐廳，透過窗戶看到那些可憐的用餐者，我都會忍不住怒吼：「這樣的餐廳之所以還活著，就是因為你們這群遊客！」然而現在，我竟然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非常遊客地坐在遊客中間，吃著莫名其妙的波蘭餃子。
在旅遊已經相當普遍的今天，「遊客」（tourist）似乎已經變成一個格調不高的概念，暗含著淺薄、低俗之意。「逼格」更高的說法是「旅行者」（traveler）。
因為「travel」一詞來自古老的拉丁語，與宗教朝聖中的苦行和精神昇華有關。在古代，旅行的最初形態和唯一目的就是朝聖……
我憤憤不平地胡思亂想，然後突然意識到，我竟然把餃子吃完了，甚至還包括籃子裡的麵包，以及那盤不太新鮮的生菜沙拉。這讓我想起一則笑話：
這裡的東西太難吃了，而且份量太少。
——伍迪·艾倫
我旁邊是幾個剛剛相識的年輕人，有男有女。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杯螺絲起子。顯然，這裡廉價的酒水讓他們手舞足蹈，眼睛放光。
「這裡的酒太便宜了。」
「對了，你們知道哪兒能搞到葉子嗎？」
「我認識個人。」
「他能搞到臭鼬嗎？」
……
原來，他們都是英國人，居住的城市相距不遠，又在弗羅茨瓦夫的酒吧相遇。他們來這裡的唯一原因，是酒便宜，而且能搞到葉子——與歷史無關，與文化無關，與旅行無關。
他們臉上長著青春痘和雀斑，張揚著年輕的神色，放縱著青春的活力。這將是他們飛翔的一夜，酒精不過是調情物，葉子不過是助燃劑，性愛不過是水到渠成，高潮將像銀河一樣氾濫。
他們旁若無人，又喋喋不休，我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一種硬物感，像懷裡揣著一塊鐵。一方面，我坐在一群外國人（英國人）中間，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們所談論的話題，是我無法參與和加入的，這又是另一個層面的格格不入。
我要了一杯螺絲起子，然後又要了一杯。酒精就像籌碼，在快樂的一端不斷加註，直到徹底壓過失落的一端。這時如果你繼續喝下去，快樂看似會繼續增長，但失落最終會在第二天早上反敗為勝。
我走出酒吧，穿過廣場，經過佈景舞臺。很奇怪，酒精沒讓我暖和起來。或許那裡面根本就沒有多少酒精，不過是兩杯加了冰塊的橙汁。我在電車站等車，天上是一彎下弦月，一顆人造衛星快速地飛過。
電車來了，載著我穿行在夜色中的城市——安靜極了。那些飛馳而過的街道，那些閃爍的燈光，又像在召喚過去，召喚幽靈。我突然意識到，世界上至少有兩個弗羅茨瓦夫——在平行的世界裡，它們並行不悖。
三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常工作，但多少有點怠工。天空陰沉沉的，像給城市加了個黑白濾鏡。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舊照片中的）弗羅茨瓦夫更接近。停車場上，我的菲亞特panda鶴立雞群，因為根本沒有別的雞。它孤零零地停在那裡，結滿冰霜，好像荒原上一隻被凍僵的駝鹿。我把它喚醒，而車廂裡積蓄一夜的寒氣也徹底喚醒了我。
這是一年的最後一天，路上幾乎暢行無阻。那些戰後才建起來的房子氣色看上去不錯，因為又過了一年，它們都高興於自己成為越來越有歷史感的事物了。店鋪大都沒有開門，到處偃旗息鼓。節日在國內是黃金週，是商機，是報復性消費，在歐洲卻是一年中最肅靜的時刻。
我把車停在古城的巷子裡，在人還不多的廣場上溜達。白天，市政廳看上去氣勢更加宏大，裡面有市民藝術博物館，陳列著黃金工藝品和弗羅茨瓦夫的民間傳說。廣場上棲息著鴿子，有一面建築被刷成了四五種顏色，像積木一樣矗立著。廣場西側的兵工廠是一座15世紀的建築，如今改建為軍事博物館，但也因為假日不開門。開門的只有那一串照顧遊客的酒吧，現在又順應時勢地變為經營歐陸早餐的咖啡廳。
我發現，每個酒吧門口都三五成群地站著一些「異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麼就是兩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們都有莫西幹頭，髒兮兮的辮子，黑皮靴，鐵鏈子，鼻環或唇環。但他們有本事將這種傻氣轉換為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一種無畏，一種近乎精神病的優越感。世界的每個角落似乎都少不了這群人的身影，以至於我常常思考：什麼樣的僱主會僱用這些人？他們究竟以何為生？
我很高興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裡，有昨晚那幾個英國孩子。有了「異人」的映襯，他們正常得就像倫敦城市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顯而易見，他們狂歡了一夜沒回酒店。現在，兩個男孩在抽菸，一個女孩半裸著癱在牆邊，還有一個女孩——那個自稱能搞到葉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盤算著她去哪兒了，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她搞葉子把人搞丟了；
b.她沒搞到葉子不好意思回來了；
c.她搞到了葉子但決定據為己有；
d.她被能搞到葉子的人搞走了；
……
我聽到一聲喧譁，有什麼事正在發生。一個朋克用酒瓶爆了一個嬉皮的頭。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邊是一地碎玻璃。這事突如其來，沒人知道為什麼，答案也不在風中。所有人都望著案發現場，包括那個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誰都無辜，彷彿不明白那個酒瓶子怎麼會從手裡飛出去。
我想也許會有一場幫派混戰、械鬥或者火併。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聲不響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繼離去。沒人憤怒，沒人動手，沒人過去看看那個倒地的小夥伴。就像一幕先鋒話劇倏然收場，每個演員都酷酷地拒絕闡釋，而把解讀的權利交給觀眾。
我從嬉皮身邊走過，他側伏在地上，頭頂是一小灘血，身體還在隨呼吸起伏。他好像睡著了，又像在練習剛從印度學回來的瑜伽術。我看到廣場較遠的地方有兩個巡警走過來，我向他們招了招手。
「這個人受傷了。」我對他們說。
「你看到是怎麼回事？」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謝謝！」巡警對我說，好像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幹得不錯。
他衝著對講機說著什麼，裡面一陣蕪雜，然後他站在那裡，望著虛空。
「這種事時有發生。」另一個巡警微笑著對我說，我也回應以微笑。
四
在聖伊麗莎白教堂附近一堵不太起眼的牆邊，我發現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後來，我又在閒逛中發現了更多小矮人雕像。據說在弗羅茨瓦夫這樣的雕像有七十多個，散佈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它們的個頭只有一本書那麼高，有時候在地面上，有時候在窗臺上，像是遺落人間的小精靈。這些小精靈定格在某種身體姿態，某種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們可能隨時甦醒，拍拍翅膀，飛回天空。
這些小矮人是為了紀念波蘭共產黨執政時期的一個反政府組織「橙色道路」——它被認為是最溫和、最具原創性的反政府組織，反抗手段是用藝術的方式讓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他們向市民散發當時炙手可熱卻極度短缺的日用品——衛生紙；號召民眾穿著俄國水兵服在警察局門前散步；發動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體出現在廣場上。這就是為什麼在「鐵幕」最終落下後，弗羅茨瓦夫把這些小矮人請回了城市。監視無處不在時，反諷也就無處不在。監視與控制越多，也就給了反諷越多的空間。直到有一天，反諷像這些小矮人一樣，入侵整座城市，滲透進每個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樂此不疲地進行尋找小矮人的遊戲，最終一共找到了二十八個。我不知道別人的紀錄是多少，但我猜二十八這個數字並不出眾，而且一定有人把四處逡巡的我當成了圖謀不軌的小偷，或者丟了鑰匙的倒霉蛋。
我在奧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著，旁邊是弗羅茨瓦夫大學美麗的校舍，有著嫩黃色的牆壁和灰色的屋頂。此前，我剛在一家韓國餐廳吃了午飯，那條街上還有一家義大利餐館和一家印度餐館。想到這居然是我在波蘭僅有的午餐選項，我就笑了。
我選擇了韓國餐館，表面上是因為lg在附近有家工廠，其實是覺得可能會在這裡碰到一張東方面孔——一個獨自旅行的東亞姑娘。結果什麼都沒有，我是這家餐廳唯一的顧客。服務員是個手腳靈便的金髮波蘭小夥子。他說這裡是弗羅茨瓦夫最正宗的韓國餐館。我問他是否還有其他韓國餐館，他說還有兩家日本餐廳和一家中餐廳，「它們都賣石鍋拌飯」！
我走過一座橫跨奧得河的鐵橋，對岸是沙島和大教堂島。島上教堂眾多，都有著雄偉的哥特式尖頂。河水並不寬闊，在冬日呈現深青色。一位運動員划著皮划艇，分開一道人字形的漣漪，河水搖晃著岸邊的老城。有一瞬間，我突然感覺自己正走在塞納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讓我想起波蘭詩人茲比格涅夫·赫伯特。作為哥特藝術的熱愛者，他在「鐵幕」低垂的年代，費盡周折到法國旅行，遍覽了那裡幾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與同為波蘭詩人的米沃什不同，赫伯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蘭。他曾在一家生產紙袋的合作社裡當會計，還做過銀行職員和安全服設計師。沒人知道這位詩人精通法文、義大利文，擁有經濟學、法學和哲學學位。年輕時，赫伯特曾為了一個女人和別人決鬥，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別人當著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覺得除了決鬥別無他法。對方的長劍兩次擊中了他，而他差點將對方的耳朵割下來。
赫伯特的寫作持續了大半個世紀，卻無法在波蘭出版。人們在圖書館裡也找不到他的著作。蘇聯解體後，赫伯特的生活狀況依然沒有改觀。他跟很多朋友斷絕了來往，與曾經的好友米沃什也漸行漸遠。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陰影下——他無法苟同他們中任何一個。在他看來，政治和文學在語言和精神上迥然不同：「對我有益的對他們有害，適合他們的我卻覺得難以消受。我們是兩種涇渭分明的風格。」
赫伯特經常懷念他在法國、義大利和希臘遊歷的日子。儘管在旅行中，他也像是一個來自東歐的工薪階層，寒酸又驕傲。他乘火車到達巴黎時已是深夜，因為整趟旅行只有一百美元的預算，他沒住進旅館，而是在塞納河畔徹夜遊蕩。
他記敘參觀拉斯科巖畫的旅行，卻提筆先寫一段松露傳奇，描述松露美妙的味道——原來那天早餐他咬牙點了一份松露煎蛋卷。
他在阿爾勒旅行時聽說有一位親眼見過梵高、喜歡美國香菸的老人，便在老人常去的咖啡館守候。老人對這類問題毫無興趣，赫伯特只好拿出一包美國香菸「賄賂」他。老人告訴赫伯特：「梵高總是扛著一塊大帆布去田裡畫畫，他像狗一樣活著，孩子們都朝他扔石頭，他的頭髮像胡蘿蔔一樣下垂。」
但是在精妙的藝術面前，赫伯特的喜悅常常讓他顯得驕傲十足。這種驕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國籍和現實處境。考察拉斯科巖洞後，他激動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羅馬和希臘的繼承人，而且是幾乎整個無限的繼承人」。遍訪哥特教堂後，他回到巴黎的圖書館，當他發現並沒有哪個學者寫過相關領域的綜述文章後，他就自己動手寫出《一塊來自大教堂的石頭》。
五
在參觀完沙上聖母教堂後，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怎地走進了一片住宅區。我經過了照相館、咖啡廳、麵包店。我經過畫滿塗鴉的樓房。我看到幾個孩子正圍著一輛老款大不列顛綠的甲殼蟲放鞭炮。我拐到另一條路，發現街角有一家小小的書店。透過窗玻璃，我赫然看到赫伯特的一本波蘭文著作擺在桌子上。我走進店門，留著齊耳短髮的中年女店主正在清掃地面，大概就要關門了。我拿起那本文集，封面照片上的赫伯特正凝視遠方，風拂動著他灰白色的頭髮，眼角佈滿魚尾紋，後面是一條河和空無一物的曠野。我的心瞬間被這詩人的形象擊中了。我拿起書，去收銀臺結賬。
這本書七百多頁，收錄了赫伯特絕大部分的隨筆，包括他的遊記和對古希臘神話的解讀。我抱著它走出店門，內心充滿喜悅。赫伯特一生都在寫作，他覺得政治壓制和經濟貧困都不算什麼，「會弄走那些非一流的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不會停止寫作。他去世前患有嚴重的哮喘，但依然完成了詩集《一場風暴的結語》——這也是他一生的結語。
我經過附近一棟看上去頗有氣勢的樓房，樓前荒草悽悽，圍著鐵絲網，信箱上的銘牌也已脫落。很多年前，這可能是一棟公寓，如今人去樓空，形同鬼宅。
在波蘭，時間總像一個未癒合的傷口，展示著善良所引發的卑微希望。希臘神話中，潘多拉開啟盒子，飛出憂愁、疾病、災難、悲傷……只剩下希望留在盒底。後來，赫爾墨斯將希望送給人類，這樣無論遭遇多大的苦難，只要有希望，人類就不會被摧垮。我想，這也正是弗羅茨瓦夫、西里西亞，乃至整個波蘭的動人之處。
是的，如果城市和人一樣擁有性格，那麼弗羅茨瓦夫是那種可以坐下來喝一杯的朋友。晚上，我去了一家古色古香的波蘭餐館，白餐布上搖曳的燭臺，映照著牆上的油畫和老照片。我看到萊辛1841年的畫作《西里西亞風景》；德皇威廉二世1906年訪問時的照片；1945年廢墟中的弗羅茨瓦夫大學；1982年戒嚴期間波蘭坦克進城；1997年教皇保羅二世造訪……我一邊觀看，一邊喝著波蘭雪樹伏特加，像穿過一道時間的走廊。
廣場上，跨年晚會已經開始，動感的音樂響徹夜空。人們裹著大衣，戴著帽子聚集在外面，臉上帶著難得的笑容。攝像機的吊臂劃過人們的頭頂，捕捉著臺上歌手不太靈便的舞姿和吐出的白霧。旁邊一個姑娘說，他是當地很著名的歌手。在接近零度的氣溫裡，他穿著皮夾克，喘著粗氣喊：「everybody！讓我們一起跳舞！」
舞臺兩側，一群青少年瘋狂地扭動著身體，我旁邊的姑娘小夥兒們也開始蹦躂起來。
夜空清朗，廣場一片通明，如一個巨型露天迪廳。我跟著節奏跳起來，想在開車回家之前，儘快把身體裡的伏特加揮霍掉。
在伊斯坦布林等待
撰文梅根·戴翻譯董帥
等待變成了一種社交現象，藏著很多小心思：等誰，等著做什麼，等多久，或不等誰，多不耐煩，付出多大的代價去等。通過觀察耐心和不耐煩等待的人群，流動性與停滯的區域，你可以大概看出這座城市的層次等級分佈。
下班後，回家的巴士載著我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緩慢爬行，我不禁懷疑是否走路會更快，儘管我從沒試過。在伊斯坦布林，再短的距離都會堵車。在1980代，這座城市人口約三百萬，之後的幾十年裡，人口數翻了五番。一場史無前例的移民潮正在湧入這座城市：來自安納托利亞的移民，來自周邊地區如巴爾幹、高加索、中亞和中東的經濟移民，還有一陣一陣來自附近紛爭地帶的難民，其中大多來自敘利亞。然而，這座城市的基礎設施並沒有跟上移民湧入的空前速度。不斷攀升的人口密度造成的最明顯的後果，就是堵車。
大興土木也沒起到作用。在土耳其總理（伊斯坦布林前市長）埃爾多安的指導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建築專案——2013年建成了一條水下鐵路隧道，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第三座大橋正在建造中，同時還有第三座機場。這些專案都被宣揚為緩解交通擁堵的良方，但事實上，它們只帶來了更大程度上的城市擴張，為伊斯坦布林吸引來更多的人口、貨物、建築，還有機動車。與此同時，土耳其經濟趨勢良好，汽車保有量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而不斷攀升。因此，伊斯坦布林整座城市湮沒於遙遙無期的交通擁堵之中。
等待變成了一種社交現象，藏著很多小心思：等誰，等著做什麼，等多久，或不等誰，多不耐煩，付出多大的代價去等。通過觀察耐心和不耐煩等待的人群，流動性與停滯的區域，你可以大概看出這座城市的層次等級分佈。越是富裕的片區，就有越多的計程車；越多計程車，就越堵；越堵，付不起打車費的人就會選擇去坐公交車。一張不可預見的網把這座城市的所有人連在一起：一輛車抄個小道，就會導致另一輛車進退兩難。不公平，是人們在堵車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體驗。
去年冬天，埃爾多安政府捲入了一樁大範圍的城市建設腐敗醜聞。2013年12月，警方拘留了九十多名政府工作人員和承包商，他們大部分都是城市規劃官員，其中二十六名被以有關腐敗、欺詐、賄賂、洗錢的罪名逮捕。一部分房屋署的官員被指收受承包商的賄賂，令他們在無需申請分割槽許可證的情況下進行施工。這些暗箱操作使得大筆錢財直接流向官員的腰包，而不是進入城市財政庫，更非給予真正需要錢的弱勢群體。這件事又一次證明，一個人抄個小道，就會對其他人造成很大的麻煩。
從2013年5月一直持續到初夏的戈茲抗議活動，其矛盾中心就是戈茲公園和塔克西姆廣場周圍的建設。這些市中心的公共地帶曾被提名建成大型商場，理論上說，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對公共空間的威脅使得成千上萬的伊斯坦布林市民走上街頭，成功逼迫政府將這項發展計劃暫時擱置，至少是暫時。
真正的民主是緩慢的，它包括收集意見，爭取共識，積極尋求儘可能公平的解決方案。它要求佔社會主導地位的群體慢下來，即使他們看到了可以衝鋒的機會，也要等一等。這長達數月的抗議活動產生的最大象徵意義便是，公義並不會追隨金錢的膨脹速度。
從一開始，警察對示威遊行的鎮壓便毫不留情。在6月中旬，埃爾多安已經給示威者下了最後通牒：「我們的耐心是有限的，不會再等下去了。」在此之後，警察群體中僅有的一點同情反應也沒有了。埃爾多安承諾：「我們會清理整個戈茲公園，要快。」
八千人在鎮壓運動中受傷，其中十一人失明。到夏天結束時，已有五人死亡。我的前室友是一名記者，由於多次受曝於催淚瓦斯，生了一種皮膚病，為此他必須每日服用一種手指尖大小的藥丸多次，每服用一次他都要禁食一小時，這導致他每日的進餐時間變得很詭異。醫生告訴他，自從抗議活動以來，很多人生了很嚴重的皮疹，尤其是那些在化學煙霧中徘徊過久的記者。
現在，塔克西姆廣場已經清理完畢，乾淨得簡直可以咬上一口。去年夏天的塗鴉都被灰色塗料覆蓋，每一顆翻起的鵝卵石都被重新鋪回平整。附近一部分割槽域被鋪上了水泥，水泥不像鵝卵石，不能被輕易撬起來作為攻擊警察的武器。而去年夏天的抗議活動留下的唯一證據，便是到處可見的警察。
要說在現在的伊斯坦布林市區誰等待的時間最長，答案一定是警察。廣場上的阿塔圖克文化中心曾是一間優雅的歌劇院和演奏廳，現已被改造成一個執法總部，穿著制服的警察整日整夜地在那裡徘徊，等待著每一絲騷亂的訊號，隨時準備搬出催淚瓦斯和水炮。這種情況每個月也許會發生個一兩次，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就只是站在那裡等著。警察在塔克西姆廣場和戈茲公園附近幾處地方都停了幾輛墨色窗戶的白色大巴，數十名警官就在那裡待命。他們平日裡喝茶，在智慧手機上打牌，順便盯著廣場。有時候他們玩單腿蹦，互相踢對方的小腿，抓對方的頭髮。在一個文化中心的停車場，我曾見到一名警察舉槍瞄準一隻流浪狗，也許是因為太無聊。
有時警察喜歡聚在加拉塔薩雷高中附近的狹窄巷子裡，遠離城市主幹道。有時候我買好東西想避開擁擠的商業中心，便會選擇走這條小道，轉過街角就發現自己被警察包圍了。為了穿過這條巷子，我不得不與他們擦身而過。我甚至能聞到他們鬚後水的味道，能碰到他們制服上繡的星星和新月。有時與他們目光相接，我臉上會呈現出下意識的畢恭畢敬表情，但馬上又會後悔。有時我會帶著不安瞄幾眼他們的武器。但大多數時候，我只是強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他們的靴子上，迅速閃人，越快越好。
今年2月，人們再度走上街頭，人數比戈茲事件時少了一些。這是一個溫暖的星期六夜晚，埃爾多安的網際網路審查計劃離具體實施又近了一步。這項計劃主要是為了隔絕民眾瞭解並參與腐敗醜聞的訊息傳播。於是又一輪抗議開始了，而警方的反應迅速而粗暴。我和女朋友去塔克西姆廣場，想去看看到底在發生什麼，結果我們一起被掃進一個擠滿示威者的巷子裡。示威者中的很多人都戴著去年夏天置備的防毒面具。當催淚瓦斯襲來時，我們湧進街角的小餐館，在那裡等待濃煙散去，而爐上還嗞嗞地烤著肉，我們似乎在那兒卡了無限長的時間。門外的人群四處奔跑，一片混亂，而門裡的廚子看完了一場球賽。
當我們鼓起勇氣離開那家小餐館，立刻就陷入了催淚瓦斯的迷霧。一個陌生人把我們帶進一棟老建築的狹窄樓梯間，我們站在那兒咳嗽了十五分鐘，等待下一個行動間隙。一個經驗豐富的示威者在一條印有球隊標誌的圍巾上潑了醋，讓我用它捂著臉，直到我的肺和眼睛不再有灼燒感。一對年輕的夫婦一直在咳，他們點起一支香菸，來回傳著抽。示威就是這樣：瓦斯，疏散，再集合，瓦斯——無限迴圈下去。這個過程裡有很多重複，很多期待，很多瘋狂的舉動，也有無所事事的等待。
示威在晚冬和早春間歇性地發生，關於腐敗醜聞和網際網路審查的憤怒不斷升級。緊接著，一個在戈茲事件中受重傷的男孩死去了，整座城市被憤怒和悲傷橫掃。每隔一個週六，我公寓門口的垃圾桶就會消失，被示威者運走當作抵擋警車的路障。午夜時分，抗議運動會暫時停歇，一些年輕人會在住宅區遊蕩，用彈弓嘲弄警察，警察則還之以橡皮子彈。
我從公寓視窗看著外面的腳手架，喉嚨仍因催淚瓦斯而發癢。我經常在騷亂結束之前就上床睡覺，但第二天醒來街道就已被打掃乾淨，不久牆上又會出現新的塗鴉。民眾的參與逐漸減少，衝突更多集中在激進的左派和警方之間。而其他人，那些為戈茲事件建立了龐大和多樣的群眾基礎的那些人，則更多的是在為週末節省精力。
上個夏天的抗議運動產生了一個清晰的目的：那個保護公園的任務為這座城市帶來了一種道德上的自律感。一旦這場戰鬥輸了，警方贏得了公園，那麼這個目的也就很難再維持下去。現在，每當一場示威貌似要爆發的時候，警察會首先封鎖公園和周圍所有的街道，一方面可以阻止示威者在那裡聚集，另一方面也想淡化那個廣場的象徵意味。戈茲事件發生一年後，這座城市已相對平靜，暴力事件偶爾會有，但這種平靜感覺上是暫時的、過渡性的。
伊斯坦布林的一部分已經形成超具體的街區，代表著這座城市重商主義的傳統。扎堆的油漆店，成排的窗簾店，卡拉柯伊的幾個街區只賣花灑噴頭，而在相對貧窮的多拉普代雷，只有人體模型出售。裸體的假人在櫥窗像兵馬俑一般成排陳列。到了晚上，它們被身後的安全燈照著，表現出一種期待中的警惕感，彷彿下一秒鐘就會活過來。